李伯重，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等职。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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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教授的演讲从全球史视角出发，围绕17世纪危机，以盛世危机、应对策略、危机结局与意义影响为讨论中心，将同处近代前夜的中、英两国之共性作了比较性阐述。就“17世纪危机”下的中英政治背景而言，近代早期，即人类社会发生近代转型开始的时代。这一转型有着诸多起源，因而学界对其起止有着多种界定。在此转型过程中，工业革命带来了西方超越东方的“大分流”，又引发了西北欧领衔欧罗巴的“小分流”。因此，作为工业革命中心的英国的转型过程就尤为重要。而英国的近代转型肇始于都铎-斯图亚特王朝（1485-1688），这一时期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极大发展。而同一时期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正处于晚明时期（1573-1644），不同于过去对晚明“腐败”、“庸暗”的刻板印象，一种新的观点已然流行：“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是在晚明起步的”。这就把中英两国的近代化的起点放在了几乎同一个位置上。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史景迁在其著作《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提出了明清易代的问题，即文化艺术、城市商业以及技术水平都繁荣发展的明朝为何在短时期内就被满族人的八旗骑兵所颠覆？有学者研究认为，明朝的灭亡是由于皇帝的昏聩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阶级矛盾造成的。赵世瑜先生总结了海外学者对明清易代的讨论，有王朝更替、民族革命、阶级革命、近代化和生态灾害史五种解释模式。但是如果观察世界上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那么，在这些原因之外，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才能导致类似的事情同时发生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因此，李教授认为，应在全球史的视野下考察明清易代问题。17世纪危机，是全球性危机，涉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并非一隅一地之事，如中、英两国都有波及。经过巨大震荡与调整，中、英两国皆以“易代”收场，在新秩序下重新走向繁荣。但相比之下，英国光荣革命开创了一种可以自我完善的、较为开放的政治体系，而清代中国仍沿袭明代传统，希望确立万世不易之法，拒绝积极应对新鲜事物，二者在政治、经济基础理念上存在着重大差异。考察、对比17世纪的中国与英国社会出现的类似危机和当时君主的应对措施，我们会发现，最后的结局很相似，即君主丧命、外族入主，而他们对危机的解决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单个人作用的结果，而是一个更大范围的事情，受到整个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17世纪全球总危机的时代，气候恶化导致全球动乱频仍，李伯重教授特别对比了两位末代君主，查理一世与明思宗是如何面对此次危机的，两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看到国家面临的危机，力图用重振皇权（王权）的方法来消除前朝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病。对于现有的政治运作机制（包括决策机制），他们都持有不信任的心态，力图绕过甚至对抗这些机制，恢复君主独断朝纲，以达到求治的目的；但他们破坏了原来的决策机制，结果跌下了王座，断送了王朝。然而动乱之后两国却走向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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