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因此，历史学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给它以生命。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历史学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有别于科学的东西。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或不仅仅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历史学家不但应该重视科学性，同时还更应该重视其中非科学性的成分。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两者虽然都可以用“历史哲学”一词来概括，但大抵前者即相当于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而后者则相当于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我们通常说的“一部中国史”，可以是指中国过去所发生过的种种事件，也可以是指对这些事件的阐述和解说。史实并不等于我们对史实的理解。事实本身并不能自行给出理解，否则的话就没有进行任何历史学研究的必要了。我们可以认为有如此这般的事件发生过，它就是历史。这个历史是客观存在着的；但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则是仅只能在我们的思想之中进行的，它本身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如果说史实作为材料乃是客观给定的，那么有关它的理论，或者说其中的道理，归根到底都是我们思想构造出来的产物。它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而是我们思想劳动的结果。有人认为我们的思想就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它即使没有完全地、精确地反映客观的真实，至少也是不断地在趋近于那个真实。那个真实我们习惯上就称之为“真理”。不过，这就要涉及到一部例如《真理论》之类的煌煌巨著了。就目前和我们这里的主题有关的而论，这里只想明确一点，即：所谓的真理并没有一种客观意义上的定位。真理不是北极。如果你是走向北极，你可以向北走，走到了某一点，你就可以说：瞧，这就是北极，再走任何一步就都是脱离了北极而在朝南走了。但是，我们大概永远都不能说：瞧，这就是真理，你再多走一步就背离真理了。人们的认识永远是在前进的，是一个永远无休止的积累历程，它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上而不再前进。它永远都在脱离它原来所已经达到的那一点，不断地在超过它自己，有时候甚至于是革命式的超越，革命性地推翻原来的体系，另起炉灶。这种情形就连最严谨的自然科学也不例外。能说我们的认识尽管目前还没有完全精确地反映真理，但却不断地在趋近真理吗？北极，你可以确切地知道它在哪里，你可以确切地给它定位；因此你虽然还没有走到北极，却可以知道你是在不断地趋近于北极。但真理不像北极，我们无法给它定位，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资格指着某一点说：瞧，这就是真理，再多起一步就是背离它了。如果我们无法肯定这一点是在哪里的话，我们又根据什么来肯定我们是在不断地趋近于这一点呢？我们历史认识的进步或改变，是受到三个方面条件的制约的。正由于这三方面条件本身都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所以历史学本身也就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而不可能是一旦达到某一点就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三个方面的条件如下：一是新材料的发现。这一点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无待多说。二是已往的历史事实并非就已经死去了。它们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在起作用。我们往往要根据它们的后来的效果去理解和评论它们。历史是个不断的长流，已往的史实（例如孔子）对后来直迄今天和今后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断在变化着的，从而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看法也就随之而变。盖棺并不能就论定。三是历史学家作为已往历史事件的解说者，要受其本人思想意识的制约。一个历史学家永远不可能超出他自己的思想水平之上和感受能力之外去理解历史。或者说，一个历史学者之理解历史，要取决于他自己的水平和能力。犹忆自己作学生时，姚从吾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总是要我们读《资治通鉴》，我读起来总觉得满书不是老子杀儿子，就是儿子杀老子，毫无趣味可言，远不如看那些缠绵悱恻的小说令人销魂。只是后来自己年龄大了些，生活体验也多了些，才愈来愈感觉到看什么小说都不如看《资治通鉴》那么真实感人，它比什么小说都更加引人入胜。世上没有人能掌握全部知识的奥妙，历史学家不是万能，无法掌握历史的全部真实，何况人类知识又是不断进步、永无止境的。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的灵心善感能够是如此的广博而又深切，足以领会全部的人类思想感情。历史终究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能领会前人的思想感情（如老子杀儿子，儿子杀老子之类），那么最多只能说是他知道了（Kennen）历史事实，但不能说是理解了或懂得了（Wissen）历史。史料或事实本身并不能自行给出一幅历史学家所悬之为鹄的历史构图。历史学家心目之中的历史乃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幅历史构图，而这幅图画最后是由历史学家的思维和想象所构造出来的。如果同样的史料或史实就自行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只要根据一致同意的史料，历史学家就不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了。史实本身也不能自行给出任何理论来，理论总归是人的思想的产品。历史事件之作为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别，但是历史学作为对史实的理解和阐释则有高下之别，它是以史家本人思想与感受能力的水平为转移的。因此，对历史学的形成（即根据史料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累。各种史料都是砖瓦，建立起来一座已往历史的大厦的，则有待于历史学家这位建筑师心目之中所构思的蓝图。那是他思想劳动的成果，而不是所谓的事实在他心目之中现成的反映。历史学是科学吗？大概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会显得是多余的。因为多年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也许可以称之为唯科学观点，即一切都应该以科学性为其唯一的准则，一切论断都须从科学出发，并且以科学为唯一的归宿。只要一旦被宣布为“不科学”，这条罪状就足以把一切理论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历史学仿佛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是科学，完全地而又彻底地（正有如柏里所声称的“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历史学比科学既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历史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因为是科学的，所以它不是反科学的；又因为它是非科学的，所以它就不是、或不完全是科学的。恰好是这两个方面的合成，才成其为历史学。凡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或应该成为科学的人，于此都可以说是未达一间，正如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所表现的那样。尤其是，有些史家虽然号称高擎历史学的科学性这面旗帜却没有认真朝着科学性的方向迈步。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观点和方法，我国史学界不但很少有人问津，甚至于显得是不屑一顾。例如，定量化是每一种科学的必由之径，可是它在我国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尚未真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还谈不到有什么重大成果为史学界所普遍重视。正如在物质生活史的层次上，我国史学界对自然科学的大多数观点和方法是绝缘的；在精神生活史的层次上，我国史学界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大多数观点和方法也大抵是同样地绝缘。历史乃是自由人所创造的自由事业，不是大自然先天就规定好了非如此不可的必然。否则的话，人们的“决心”、“努力”、“奋斗”、“争取”之类，就变成毫无意义的空话了。人既然是历史的主人，是所谓“创造历史的动力”，他的全部精神能量及其活动（即历史）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已往的历史研究大多只限于表层的记叙，只把历史现象归结为某些抽象的词句或概念，就此止步。但历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灵，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体现，历史研究最后总需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幽微，才可能中肯。一个对艺术缺乏感受力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艺术。但是不理解一个时代的艺术，又怎么有可能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呢？一个对权力欲盲然无知的人，大概也不大可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专制帝王以至现代大独断者的心态。他尽管知道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杀了多少万人，但是他还需要能充分解释（理解）何以法西斯对于异己的人们怀有那么大的仇恨（并且还煽动了那么多的德国人）？历史学家当然不需要亲自去体验那种生活，何况亲自体验历史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必须有能力领会那种精神的实质，而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多年来史学界虽然也研究过不少历史人物，但超越概念而论及他们具体的心灵活动的，仍然十分罕见。对历史学家而言，看来理论思想的深度和心灵体会的广度要比史料的积累来得更为重要的多。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重建历史的乃是历史学家的灵魂能力。对历史的理解是以历史学者对人生的理解为其基础的。或者说对人生的理解，乃是对历史理解的前提。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对于人生一无所知的人，对于历史也会一无所知；虽说他可以复述许多辞句，但是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决不是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史料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历史学家对史料的理解则不断在变，因为他的思想认识不断在变。历史事实是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布鲁塔斯刺死了恺撒，一旦发生了这桩事，就永远都是如此，永远是布鲁塔斯刺死了恺撒，而不是恺撒刺死了布鲁塔斯。但是对于它的理解却永远都在变化。例如，布鲁塔斯是个反专制独断的共和主义者，抑或是个背叛者和阴谋家？恺撒是个伟大的领袖和君主，抑或是个野心家和大独断者？这里，历史学本身就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历史学Ⅰ在如下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客观的和不变的，即大家可以对它有一致的认识（例如，是布鲁塔斯刺死了恺撒）。但历史学Ⅱ也是客观的和不变的吗？我们对史实的理解和诠释，乃是我们的思想对历史学Ⅰ所给定的数据加工炮制出来的成品，它是随着我们的思想的改变而改变的。假如它也像是历史学Ⅰ那样地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那么他就不会因时、因人而异了。在这种意义上，它是思想的产物，而并没有客观的现实性。然而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却全有待于历史学Ⅱ给它以生命。没有这个历史理性的重建，则历史只不过是历史学Ⅰ所留给我们的一堆没有生命的数据而已。历史学Ⅱ也包含有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二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它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认同于艺术、从而有别于科学的东西，或者不妨说是某种类似于直觉的洞察力的能力。因此，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又不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性之外的某些东西。没有科学性就没有学术纪律可言，它也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但是仅仅有科学性，还不能使它就成其为历史学。历史学的世界是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统一体。我们对外在世界（客观存在）的认识需要科学，我们对内在世界（主观存在）的认识还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这里的“某些东西”，即我们对认识历史所需要的那种心灵体验的敏感性，那实质上类似于艺术的敏感性。我们对外界的认识要凭观察，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还要凭人生的体验，否则就做不到真正的理解。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是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为避免与科学一词相混淆，我们姑且称之为学科而不称为科学）的根本分野之一。科学研究过程的本身，在价值上自始至终都是中立的。科学家作为人可以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但他的价值观并不渗入到研究过程里去。而历史研究的性质却与此不同。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学Ⅰ的研究时，在价值上也是中立的，这一点和科学并无不同，因为这时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科学的工作。例如考订一件古物的年代，那推理方式和操作方法，其性质就完全是科学的。然而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即历史学Ⅱ时，那情形便不同了。这后一种工作就需要历史学家以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正如有的诗人是以自己的心灵去拥抱世界。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历史学家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这时候对前言往事的理解，其深度和广度大抵上就要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在思想或感情上一定要同意或同情古人的思想或感情，但是他必须理解他们。历史学家是以自己的心灵境界在拥抱世界和人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家对过去所构思出来的那幅历史图象，乃是他自己思想的外烁。如果他是积极进取的，他所描绘的历史图象也必然是美妙动人的，如果他是消极悲观的，则他所描绘的历史图象也必然是阴暗惨淡的。史家治史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方面是认识史料，即上面所说的历史学Ⅰ。这方面的操作程序是纯科学的，或者说是完全科学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确认史料之后，还必须对它做出解释，这个工作是理解的工作，仅仅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此外，还需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的理想或精神贯彻始终。人文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固然是古已有之，但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本身就构成历史和历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甚至于是历史精神的核心。科学不能自行给出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它虽然不是科学，但是没有它，科学就无所附着，就失去了依托。此外，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而外的第三个方面，便是史家对人性的探微。人性探微自然也是古已有之，然而，只是到了近代哲人们的手里，它才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才知道原来人性里面还有那么多幽微的丘壑和阴影。这种探讨有一部分和科学（如心理科学）重叠，但大部分却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以上三个方面的综合就构成为近代的历史学和史学思想。而每一个方面如果没有结合其他两方面，都不足以单独支撑起近代史学的大厦。我们正是凭籍它们，才能分析和掌握过去的历史，而且正是因此，我们的理解才能不断前进。所以历史研究的工作，最后就归结为历史学家根据数据来建构一幅历史图画。每一个个人、学派、时代都是以自己的知识凭籍和思想方式来构思的，因而其所构造出来的画卷必然各不相同。他或他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知识和思想的能力之外和水平之上去理解历史。当然，科学家之理解世界也要受到自己知识和思想的制约，不过他们不是作为思想和行动的主体的人在从事于了解自己的本性，也没有人文价值的问题，所以科学之间就有一种一致公认的规范和准则，而人文学科则没有，也不可能有。人文学科（历史学）认识的主体（人）是要了解人自己的思想和活动（历史），这种了解是彻头彻尾受到他自己的生活体验、心灵感受和价值观的制约的。这就使得历史学不断地改写历史。实证派的史学家们每每喜欢标榜“客观如实”。而他们恰好就在这个“实”字上面绊倒了。历史学Ⅰ所给定的数据可以为有一个“实”，即一个大家一致（或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但历史学Ⅱ并没有。数据提供给我们若干个点，而我们构思所用以扫描这些个点的曲线却不止于一条。虽则它们之间也可以有高下和优劣之分，但这种区分大抵相应于历史学家对人生的知识和思想，没有哪一条有资格可以声称是最后的、唯一的。历史学Ⅱ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构造过程，它受到历史学家个人思想的制约。一个画家画竹，须是胸中先有成竹。竹子只是同一株，而每个画家胸中的成竹则各不相同。历史学家的成竹就是他心中所构造的那幅历史图画。他的工作的完成，就在于最终把它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看到他所构思的那同一幅历史画卷。这里的这个“传达”工作，严格说来，乃是一种艺术表现；因此也就并没有所谓的“如实”。诗无达诂，读者所理解或感受于原诗的，未必即是作者的原意；同理，读者由阅读史书而理解的过去的历史，未必（甚至于必然不会）就是作者所要传达给读者的那同一幅画面。同样地，无论是作者或读者所构思的画面或者是所理解的历史，也不会就吻合人们通常所假设的“历史的本来面貌”。所谓本来面貌只不过是片断的数据，而不可能呈现一幅完整的画面。所谓历史的本来面貌实际上乃是史家所企图传达给读者的那幅面貌。这里面已经经过了历史学家的理解、诠释和他的表达以及读者的理解三重炮制。而最后在读者心目中所呈现的那幅图画，才可以称为是历史学最后所得到的唯一结果。数据只是死数字，是经过了以上的重重炮制才赋给它们有血有肉的生命，使之转化为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活动。这些都是由于历史理性在进行思维（历史学Ⅱ）的结果。上述的“传达”，就是历史学的第三个方面。历史是一个故事，讲述这个故事就是历史学。但历史学只是在讲述故事，而不是历史故事本身。历史上有一个鸿门宴的故事，但我们所知道有关鸿门宴的故事则是根据史家（如太史公）的表述。而历史学家的表述则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这样被表述的故事本身，自然也要受到史家思想的制约。可以说历史学Ⅱ自始至终都是受史家本人思想水平和表达能力的约束的。迄今为止，历史学的载运工具基本上还是日常生活的语言文字。这是一种极大的局限。以日常生活的语言文字作为载运和表达的工具，从根本上说，就还没有（而且不可能）摆脱古来文史不分的传统而使历史学跻身于科学之林。（历史学不是科学，但又是科学。这里我们是就后一意义而言的）。假如将来有一天我们能找到或者发明另一种有效的符号系统来表达历史学的涵义，有如数学符号之应用于数学上那样，那么也许可望历史学能摆脱艺术表现形式的藩篱；不过直到今天它还只能不但是以艺术的形式来传达，而且也以这种方式而为人所理解，——无论是史家对历史的理解，还是读者对史家著作的理解。这种理解的性质也就是我们对于艺术作品（例如对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理解。我们大概永远不会达到“历史的本来面貌”，正如我们对外在世界永远也达不到最终的真理。我们对于前史所能做到的，仅只是我们目前思想认为是可以满意的答案。理性主义的思潮，曾经为人类文明史做出过了不起的贡献。都是由于理性主义信念的引导，人类才摆脱愚昧、敢于启蒙、敢于认识，人类才有了近代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人类历史从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和历史上其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理性主义也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的。理性主义之弊、之失就在于它恰好忽视或抹杀了人生中非理性成份的地位和作用。能够理性地正视非理性的成份，这才是真正科学的理性主义者。非理性的成份在人生（从而也就在历史）中，乃是同样必不可少的。人终究并不是（或不完全是）一架计算机；除了合理地运用工具理性而外，他还要受到种种心灵的、感情的、愿望的、理想的乃至欲念的支配。忽视这些因素，恰好不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科学地对待历史学，就必须承认历史学中的非科学成分。只有科学地承认这些非科学的成分，才配得上称为真正科学的态度。以“不科学”的罪名把科学以外的一切成份一笔抹杀，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是一种唯科学的态度。真正的“科学”或“客观”，就不应该“唯科学”或“唯客观”。当代哲学中的分析派和生命派两大潮流各行其是，当代历史哲学也有分为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两大潮流分道扬镳的趋势。分析的历史哲学视思辨的历史哲学为形而上学的呓语。这种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如果我们不科学地分析我们的历史知识以及有关的概念和命题的意义及其有效性，就迳直武断地肯定历史的实质是什么，那诚然无异于痴人说梦。一切历史学的概念和命题，都必须先经过一番逻辑的洗炼，才配得上称为有意义的和科学的。这一点大概是我国史学界（从传统到当代）所最为缺欠而急需补课的一方面。但是历史学却不能到此为止，它终究还要继续探讨历史本身的客观性以及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思辨的历史哲学不能跳过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步，然而历史学又并非是到此止步，而是在跨过这一关之后还需要为历史本身锤炼出一套思想体系来。如前所述，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知识论，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只有经过知识论锤炼出来的形而上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也是真正的历史哲学。人文学科之不同于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在于它的人文性。其中包括我们上述种种伦理道德的、审美的、欲念的以及个人的和集体的好恶和偏见。历史学家永远都渗透着、饱含着种种非科学的、非纯理性的格调和色彩。即使是历史学Ⅰ中的原始数据，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到这些人文因素的加工或扭曲。历史本是无限丰富多彩的，但历史学家的知识总是有限的，他的思想不可能总结万有、包罗万象。他的历史构图注定了只能是限于一隅，他那宏观的世界历史构图充其极也只能是一孔之见的管窥蠡测。历史学家应该在自己的无知和无能的面前低下头来，这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而且这也就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提高自己的历史理解，因为历史理解是以理解者的思想境界为转移的。所以未经批判的、武断的决定论，就是对克里奥女神最大的僭越和不敬。已往号称是懂得了历史的历史学家们，不知有多少豪言壮语式的历史预言都相继——破了产——这正是克里奥女神对于无知与狂妄的惩罚。历史学家的理解终究只能是限于他本人的体验与思想的范围之内、他本人所可能思想与理解的经验对象之内，他那历史构图只能限于他的思想水平之上，他的表达只能限于他的表现能力之内。读者则只限于以自己所可能的理解和感受去接受（或改造）他的陈述。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和理解则是人的思想的工作。那既不是天生来就有的，也不是客观世界所给定的，而是我们心灵能力所构造的。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知识和理解的性质是什么？倘若不首先认真考虑并确切回答这些问题，就迳直着手研究历史；那种历史知识就必然是盲目的而又混乱的，有如盲人摸象。那样的历史学就连所谓“科学的”历史学都谈不到，更遑论“人文的”（它是科学与非科学兼而有之，所以是超科学的，但不是反科学的）历史学了。当代我国史学界有人喜欢侈谈中国历史的特点以及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之类，而对于作为其先决条件的，即什么是历史的和历史学的本性和特点，却毫不措意，这又怎么能够把历史学和历史认识建立在一种健全的基础之上呢？历史理性批判这项工作乃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项前导或先行（Prolegomenon），不首先进行这项工作，历史学就等于没有受洗礼，就没有资格侧身于学术的殿堂。我国近代的新史学，从梁启超、王国维一辈奠基人算起，迄今恰已满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作为我国历史学的主导，（至于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究竟是不是、以及有多少是马克思主义，则另当别论），亦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它们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们的缺欠和不足则有待于我们继续前进和超越。历史学家不应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上，原地不动；而前进的第一步就应该是认真反思历史和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历史哲学之区别为思辨的和分析的，并非是说这两种路数的区分就是穷尽的和互不相容的。相反，在历史学中，史实和对史实的理解以及对这种理解的反思，在历史学家的思想意识里是交互为一体的，它们统一于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观，而任何人文价值的理想（如人人平等）都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它不可能由经验加以证实和证伪，它也不是一种可能经验的对象，所以也就不是历史或历史学的对象。然而它（或它们）对于历史学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历史学家的思想，而历史学也就无由成立。对于这种前提，任何纯理性、纯科学或纯技术的操作都是无能为力的。那些操作可以有助于澄清我们的思路，但不能提供我们的思想或价值观。那些操作并不干预人文价值的理想，双方各自独立、并行不悖而又相互无关。但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则已恰在一切操作既已完成之后，最后还要联系到并归结为人文价值的理想。一切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体验（历史学）都要由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的理想加以统一。在这种意义上，每个历史学家首先都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历史学的对象是一堆史实，历史学家则是用自己的哲学按自己心目中的蓝图把这一堆材料构筑成一座大厦。因此，历史学家就其本性而言，就既不可能是实证主义的（科学的），也不可能是理性主义的（逻辑的）。对历史的理解，取决于历史学家对人性（人所表现的一切性质）的理解，其中既有经验的因素，又复有非经验的因素；这两种因素大抵即相当于人们确实都做了些什么（史实）以及人们应该都做些什么（人文价值的理想）。一个艺术家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理解，取决于他自己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亦然。通常的看法总以为所谓历史学就是（或主要的就是）历史学Ⅰ，而不知道历史学之成为历史学，其关键乃在于历史学Ⅱ，而不在于历史学Ⅰ。历史学Ⅰ是科学，历史学Ⅱ是哲学。就此而言，历史学家的哲学思想就远比史料的累积更为重要得多。史料学不是历史学，也不能现成地给出历史学。任何科学或学科都包括材料与理论二者的统一。历史事实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而无可更改，但历史学（即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诠释）却必然不断地在更新。一旦我们的思想观念更新了，原来的史料就被转化为新史料并被给予新的诠释而获得新的意义。我国传统史料的积累之丰富，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但是在现代史学理论的开拓上则未免有点相形见拙。友人庞朴先生尝谈到，历史学界今天的当务之急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我自己也有同感。理论和材料（数据）从来相辅相成。我们不应该把理论看成是现成的、给定的、永恒不变的，而历史研究的任务则只不外是再多找几条史料来填充这个理论的框架而已。科学的进步，当然包括历史学在内，这一点好像很多人并没有怎么意识到；而历史学又不仅仅是一种科学而已，同时还是一种人文学科，这一点好像就连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还不曾意识到，好像是一种传习的势力在引导着历史学家们只满足于研究形而下的器，而不肯去思考自己事先所假定的形而上的道，（即王国维所说的“其本身所赖以立论之根据”）；于是也就不能不受到形而上学的惩罚。历史学不是经学，它那研究不能出之以说经的方式，所以我们既不能以经讲史，也不能以史证经；但历史学同时还是一门人文学科，所以它就不能出之以实证的方式，它既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证伪什么。（如有的历史学家喜欢说的，这就证明了什么什么云云。）历史学所研究的，一是人性所扫描的轨迹，二是历史学本身。历史学可以说是对人性的行程——那是一场永不休止的实验——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它也必须反思这种反思自己。这里需要的是历史的一种觉醒或者警觉性，同时也就是历史学的一种觉醒或者警觉性，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以及历史学的一种灵心善感。缺少了这一点，死材料就永远不可能呈现为真正具有生命的活历史。并不是有了活生生的历史，就会有活生生的历史学；而是只有有了活生生的历史学，然后才会有活生生的历史。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02期），转自“百度文库”，已经过重新编辑，欲求详细内容请查阅原刊。其他公号如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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