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教授
稍稍熟悉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人都知道，文化史至今仍是一个边界不清、脉络不明的领域，究竟怎样写文化史，换句话说，文化史的重心和主轴是什么？实在是一个很犯踌躇的事情。最近，我集中阅读了一些西洋文化和东洋文化的历史著作，也读了一些有关文化史甚至新文化史的理论著作，在我粗略的感觉中，似乎这些域外论述，文化史的主轴和重心倒是很明确，即文化史首先关注的是“文化”如何型塑一个“民族国家”。因此，族群、宗教、语言、学校、阶层、传播等等，这些在历史上造成国家形成与国民认同的内容，在文化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为什么？因为所谓“文化史”既是从这个“民族国家”的形成才开始逆向追溯的“这个国家的文化史”(the culture history of this nation-state)，也是叙述这些在历史上逐渐导致这个“民族国家”的形成的文化要素。因此，编撰者心目中应当对此非常清楚。例如，让-皮埃尔·里乌(Jean-Pierre Rioux)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主编的《法国文化史》第三册结语《法国人的愿望是要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就说：如果说，文化首先是被作为国家的和独特的现象而被察觉到的，那么一部文化史就需要追问，一个群体居住的领土，一份共同回忆的遗产，一座可供共同分享的象征的和形象的宝库，一些相似的风俗，是怎样经由共同的教育，逐渐形成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当然，这里对文化史宗旨的撮述与归纳，很简单也很粗疏，但是，我想说明的就是，文化史一方面叙述某个国家的文化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与流变的，另一方面需要叙述这些原本散漫复杂的文化是如何逐渐汇流，并型塑出一个国家，以至于它成为“某国”的“文化”的“历史”的。请允许我回到中国文化史上来。过去百年来，中国文化史著作很多，这些文化史著作各有各的结构，各有各的重心，各有各的脉络，似乎至今也没有形成一种有关“文化史”写法的共识。如果粗粗地区分，现在大多数中国文化史或者文明史著作(在中国学界，“文化史”和“文明史”似乎还没有自觉地划出各自的领地)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分门别类的平行叙述，政治制度经济思想学术文艺风俗，甲乙丙丁，一二三四，逐一开列出来，这是名为文化史的“(中国)文化常识”，其重心落在“文化”二字上。二是以时间为纲的纵向叙述，顺着历史(或王朝)写各个文化领域的转变，比如，最早译成中文的日本高桑驹吉所著《中国文化史》就是这样，重心放在“史”上，可是，各章里面还是一样，仍然一一陈列叙述。可是，因为“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口袋，所以用这两种方式写出来的书，无论哪一种都会显得庞大无边，也都会有些力不从心。所以，1930年代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包括民族、伦理、音韵、文字、骈文、韵文、俗文学、目录、交通、医学、回教、道教、算学、婚姻、商业等等在内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然而，无论是重心在分门别类的“文化”，还是重心在时间贯穿的“历史”上，似乎它们都把“中国”当作不言而喻的基础。因此，迄今为止的各种中国文化史著作，都不够重视“国家”的文化型塑和“文化”的国家认同。这样的文化史虽然面面俱到，但我总觉得缺乏一个贯穿的“主轴”和清晰的“重心”，以至于各种中国文化史著作，仍然过于“膨大”而无法“瘦身”。自1930年代以来，这两种文化史的写作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这两种文化史体例的困境，学者也一直都在反省。连最早动念撰写文化史的梁启超也不例外，1926年到1927年间，他在北京清华学校讲历史研究方法，他特别论述了“文物的专史”即“文化史”的写法。有趣的是，他对于这种“文物的专史”，一方面追溯到“旧史的书志体”(类似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写法)，一方面比照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的“文化史”(类似前面所说的第二种写法)。虽然那时他已经在清华学校讲过一轮“文化史”，可这次讲到“文物的专史”，他仍然感慨说：这两种方法都有问题。他指出，如果一段一段地按照时代顺序，即按照朝代分开在政治史之后说上几句，“那么，作出来的史，一定很糟。这种史也许可以名为文化史、文物史，其实完全是冒牌的”；可是，如果按照过去旧书志的方法分门别类，“多是呆板而不活跃，有定制而无动情，而且一朝一史，毫无联络”。他觉得，这种“文物的专史”，似乎“都不能贯彻‘供现代人活动资鉴’的目的”。然而，他在这次重新讨论“文物专史”的时候，仍然不得不把它分为政治专史、经济专史、文化专史，而在“文化专史”中又分门别类，分成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在学术思想史中再分成道术史(即思想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可是，如果这样写，文化史究竟与通史如何区别？文化史真的要如此庞杂地包罗万象吗？为什么文化史没有自己的重心，为什么很难确立它的主轴，也很难设定它的边界？下面，我想先从“文化”“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这些最基础的问题开始，讨论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有一个新的“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2007年，我曾经在香港举办的一次论坛中提出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当时只是为了表示一种担忧，即随着“膨胀”，会出现重返传统，强调国学，高唱爱国的极端趋向。那个时候，我心中的疑问只是，现在讲“国学”会不会窄化为汉族之学，讲“传统”是否会把汉族中国文化窄化为儒家一家之学？这会不会导致一种危险趋向，即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1928- )在《战略思维》(Strategic Vision)中所说的“崛起之后的自我错觉”？如果是这样，它很容易和现在中国的所谓“汉服运动”“祭炎黄，祭女娲”“尊孔读经”等社会潮流结合起来，不由自主地把尊重传统和强调认同，在所谓“文化自觉”的论述下，推动民族主义甚至是国家主义。因此，我在很多场合反复说明中国文化的复数性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容摄性与开放性。几年过去了，我仍然持这样的想法。但是，这里更希望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通过中国的文化在几千年中不断叠加，凝固，叠加，凝固，再叠加，再凝固的历史过程，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为什么是复数的，也想通过中国文化在晚清民初以后的百年渐渐处于断续之间的状况，来说明复数的中国文化传统，在今天为何仍然需要持开放的胸怀，接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再次“叠加”。特别是在文化史研究和撰述上，我想提醒的是，如果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化的复数性”，在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得不关注中国文化在融汇、凝固、叠加过程中的复杂性，从而建立文化史的主轴。请让我从“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讲起。这些年来，我曾在很多场合批评某些论述中国文化的方法，因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论著常常是用一种概论(或者说宏观)方式，高屋建瓴地，也是笼统地，或者抽象地介绍所谓“中国文化”。可是我觉得，要讲清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两字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文化”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你只有讲清楚，这个文化是中国特有(或比较明显)，而其他国家没有(或者较不明显)，或者说华人世界特有(或比较明显)，其他民族没有的(或者较不明显)，这才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文化，你不能把那些“非典型的”东西统统叙述一遍，就算是中国文化了。那么，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的”文化？这里先以汉族中国的文化为主来讨论，必须承认，自古以来汉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脉和核心，特别能呈现汉族中国的文化的，简单地说，或许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用汉字思维。古代传说中由于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这虽然是神话，但是正说明汉字对于型塑中国文化的意义。使用象形为基础的汉字，而且至今还使用这样的文字来思考和表达(其他各种文化大体上已不再使用象形为基础的文字)，这在汉族中国人的思考方法和意义表达上，确实影响深远而巨大，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化，甚至还影响到周边即所谓“汉字文化圈”。第二个是古代中国的家庭、家族、家国结构，以及这种在传统乡村秩序、家族伦理、家国秩序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儒家学说，也包括儒家的一整套有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政治设计(它与希腊罗马城邦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相当不同)，和延伸出来的修齐治平的思想，构成了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传统。第三个是所谓“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传统中国有所谓“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的说法，儒道佛各种宗教彼此相处，互为补充，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性的绝对和唯一，因而也没有超越世俗皇权的权威，彼此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可以兼容。由于在皇权的绝对权威之下，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存在着可能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宗教，佛教、道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都只有渐渐向主流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屈服，改变自己的宗教性质和社会位置，在皇权许可的范围内作为辅助性的力量。当然，同时它也使得宗教信仰者常常没有特别清晰和坚定的宗教立场，形成所谓“三教混融”的实用性宗教观念，虽然宗教没有那种信仰的绝对权力，但也很少宗教之间的战争，这大概是世界其他很多区域或国家都罕见的。第四个是理解和诠释宇宙的“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以及从这套学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知识、观念和技术。这种学说的来源相当之早，发展到后世，其影响不仅波及中医、风水、建筑，甚至还包括政治、审美等等。最后一个是在“天圆地方”的宇宙论影响下，形成的古代中国非常特殊的天下观，以及在这种天下观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看待世界的图像，在这样的天下想象下，古代中国还形成了以朝贡体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如果你拿这五个方面跟基督教文明比，跟伊斯兰世界比，甚至跟东亚、南亚也相信佛教，或者也用儒家律令的区域比，你会发现这才是“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一直希望，不要用“放之四海皆准”的宏大概念和空洞语词(比如中国文化强调“中庸”、讲究“伦理”、重视“家庭”等等)，来抽象和泛泛地定义中国文化。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定义的概念，以上所说的各种文化现象，虽然贯穿中国历史数千年，一直处于主流位置，但仍然只是汉族文化，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并不只是汉族中国，上述“中国的”文化传统，仍然无法简单地认为它就是“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考古和历史证据表明，自古以来，各个王朝的核心区域(中国)很小，但与当时王朝之外(域外)的文化，有着或密切或疏远的交换关系。即使在过去认为相对封闭的上古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与周边的文化、种族、宗教、物品上的交融也相当密切。上古三代，各王朝血统都未必像古史传说中“黄帝之苗裔”那么单纯，比如商代，它真的是一个“汉族”或“华夏族”吗？傅斯年(1896-1950)就不那么认为，他说，殷人就是“夷人”，殷商建立的王朝，是东夷与西夏冲突交融，甚至是“夷人胜夏”的结果。他还提醒人们，向来被认为是后来中国文化源头的齐鲁，其实也是夷人的中心。还有人更说，殷商的文化渊源“与日后的通古斯族群文化，有相当的关系”。即使这些说法只是猜测，但那个时代各种文化的交融一定是很频繁的。以目前发掘与研究最为成熟的“殷墟”为例，李济(1896-1979)就在1932年一篇有关安阳殷墟考古的报告中说，过去认为夏商周一线单传，纯粹是古代中国的殷墟文化，其实是多元的。比如骨卜、龟卜、蚕桑、文身、黑陶、玉琮等等来自东方，而青铜、空头锛、矛等来自中亚、西亚，稻米、象、水牛、锡等来自南亚。即使到了所谓华夏礼乐成熟的周代，南蛮北狄西戎东夷仍然频频进入华夏，过去传说中“断发文身”的越族，“信巫鬼重淫祀”的楚人，也渐渐进入周王朝的文化范围。虽然“礼乐”成为周代文化共同体的同一象征，但北方的三晋、东边的齐鲁、南面的荆楚、西面的戎秦、中原的郑卫，却各自发展着各自的文化，只是在封建诸侯制度的约束下，共同构成复杂、多元和松散的周文化。在我看来，那种整齐同一、秩序井然、边界清楚的“周文化”，恐怕更多地是后世的追怀和想象，就像把周礼归之于周公制作一样。其实，大体能够称为周文化核心的，主要是两个传统的交织，即“礼乐传统”与“巫史传统”。现在看来，春秋战国之前，人们对于所谓“文化”或“传统”，其实处在一种并不“自觉”而只是“自在”的状态，看上去“混沌”的和谐，其实包孕着种种“七窍”的差异。正因如此，“礼崩乐坏”的时代，恰恰成为“文化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便导致“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的分化现象，孔子、墨子和老子等学者，儒、墨、道等等潮流，加上各种各样冲突的知识、信仰和风俗，正是在这个多元而分裂的时代产生的，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正是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也恰恰提供了后世各种思想与文化的无尽资源。因此，秦汉一统王朝继承下来并且扩而大之的“中国”，原本是一个杂糅了各种种族、思想、文化和地域，彼此混融交错的空间。不过，汉族“中国”的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文化取向，却在秦汉大一统时代，将这些杂糅的元素第一次凝固重铸起来，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的思想兼容(即所谓包容百家的“杂家”)，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的思想整合(即罢黜百家的“王霸道”)，开始形成“中国的”文化世界，而“中国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来自“匈奴”“西域”“西南夷”等等的压力下，开始浮现。应该承认，由于秦代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想象与传说中“九州”为中心区域的“中国”开始出现，以“华夏”为核心的汉民族开始形成，以天下中央的意识、阴阳五行的观念、王霸道(儒法)杂之的政治、汉字书写的习惯、宗族伦理的秩序等等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开始成型。那个时代的“中国”，既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的“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指向北开窗才能见日的极南方)，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也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汉兴海内为一”一句以下对中国的自我描述，说明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认知，到了司马迁那个时代，西面是关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龙门碣石、辽东、燕涿，东面是海岱、江浙，这已经大体划出“疆域”，它表明“中国”的初步形成。长达四百余年的两汉，似乎确立了“中国”的文化世界。但是尽管如此，中国与周边的文化接融仍然没有停歇。实际上，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四方辐辏、彼此交融的情况更加明显，特别是东汉之后到隋唐时期，更是一个各种异文化重铸中国文化的重要时期。请允许我用最粗略的方法简单叙述：(一) 从民族上来说，秦汉时代，西方与西域三十六国、北方与匈奴，南方与百越，南北朝时期与鲜卑、羌，交往都相当多，各种种族互相融合，以至于西晋时代充满焦虑的汉族文人士大夫江统要写《徙戎论》来警告人们，警惕这一种族混融杂居的状况。不止是北方有胡汉的交融，南方也一样，有着汉族文化的南侵和蛮族文化的加入，谭其骧指出，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的汉人，都杂糅了很多异族血统，现在湖南地方的汉人就融入很多“蛮族”的文化。到了隋唐，突厥、吐蕃、回纥相继崛起，波斯、天竺人迁入，粟特、沙陀人处处皆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胡、汉混融的文化共同体，胡人未必会有外来异族的感觉，而汉族也未必就有绝对的优越感。就连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都特别好“胡风”，喜爱突厥语言与风俗。而胡人则很多人都在中国的中心区域并进入上层，所以，元代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的时候曾经感慨：“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不妨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印度的瞿昙氏，可以几代成为唐王朝的技术官僚，波斯萨珊王朝君主与贵族、僧侣，也可以成为大唐臣民甚至长安市民。很多异族或者异国人后来都融入中国，不仅成为中国人而且成为所谓京兆人或长安人。正因为异域血缘融入汉族，才出现了陈寅恪所说的“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的大唐盛世现象。(二) 再说物品的交流，看过谢弗(Edward H. Schafer)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的舶来品研究》(中文翻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以及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名著《中国伊朗编》的人们就会知道，在中古时期，不仅各种珍奇、药物、香料、葡萄、紫檀、莲花，也包括百戏、胡舞、胡服、胡粉等纷纷进入中国，就出现了所谓“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稹《法曲》)的现象，这一点无需多说。(三) 再看宗教方面，来自印度与西域的佛教、本土崛起的道教、来自中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三夷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纷纷涌入中国，无论在西域，在敦煌，还是在长安，各种宗教既互相冲突也互相融合。各种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的程度有多深呢？这里也举一个例子，8世纪中叶大约在四川成都编成的禅宗史书《历代法宝记》里面，就记载了佛教与摩尼教、景教冲突的故事，说明在罽宾(今新疆)就有来自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三教之冲突，而这种冲突的故事，不仅已经传入内地，还刺激着内地宗教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纷纷涌入中国的各种外来宗教，一方面引起了传统儒家的危机感，一方面也在危机感中产生的抵抗中，渐渐彼此汇合生成新的思想与文化。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反对过去把古代中国视为“封闭”“内向”和“保守”的说法，也反对把近代中国看成是由于西方冲击，中国被迫回应的观点，开始强调中国的一贯开放性。2000年有两本书很有趣，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出版的一本中古中国史新著，书名就叫“开放的帝国”(The Open Empire)，她认为，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外向的，生机勃勃的帝国。而同一年，另一个美国学者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他的近代中国史著作中，也讨论了早期中国的世界主义，从政治、宗教、商业各个方面来反驳中国史封闭和内向的说法。不过，中国文化史在宋代有一次深刻的变化。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讨论过“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说明古代中国原本对于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开放心怀和叠加状况，在宋代逐渐转变，经过中古时期叠加了很多异族色彩的汉族中国文化，也在这个时代第二次重建、清理并且再次凝固，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汉族中国文化传统，当然，这是一个既旧且新的新传统。8世纪中叶以来，突厥、波斯、粟特、回鹘、吐蕃、沙陀等等各种非汉族人因为战乱大量涌入，一直到10世纪中叶的五代十国，各种异族纷纷进入内地，不仅带来族群的问题，也带来宗教的问题，这对传统居于中心的汉族文明有很大的威胁。虽然宋代初步一统，然而宋代的北方异族政权辽(契丹)、夏(党项羌)、金(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都对汉族政权虎视眈眈。正如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所说：“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前期雄踞天下、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东亚从此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于是，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这种情况影响到了中国文化史的巨大变化，即全力捍卫汉族文化、强行推广汉族文化。对异族文化的高度警惕，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这个时代的“国是”，即上下一致的思想与文化共识。“中国”在“外国”的环绕下，凸显出自己的空间也划定了有限的边界，从而也在文化上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汉文化”在“异文化”的压迫下，不再像唐代或唐代之前那样，满不在乎地开放自己的领地，大度地容纳各种异类，而是渐渐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与清晰的边界。这个重新强化汉族王朝的权力，捍卫汉族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潮，是从中唐就开始的，从韩愈以来，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可以称为“尊王攘夷”的趋向，就在危机感很深的知识群体中浮现。为什么韩愈如此重要？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是因为韩愈在建立儒家道统、扫除章句繁琐、排斥佛道以救政俗、排佛申明夷夏大防、改进文体以利宣传、奖掖后进促进学说流传等六方面有其历史意义。从文化史的角度说，这就是重新建立汉族文化的权威和排斥异族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取向一直蔓延到宋代，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前期朝廷重建礼仪，经学家以《春秋》之学鼓吹尊王攘夷，史学家对于唐代兴亡和五代社会问题进行反省，于是，在“澶渊之盟”即11世纪以后，出现从石介的《中国论》到欧阳修、章衡、司马光关于“正统”之讨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潮流？同时，宋代士大夫在面对新的国际秩序挑战之外，还要面对国内的合法性危机冲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新王朝已不再是天生拥有权力的贵族政权，赵宋王朝为什么合法，皇帝为什么是神圣的和权威的，都需要重新进行论证。这就是为什么宋王朝从建立之初，就要一方面祭天封禅、祀汾阴、制造天书事件，一方面要重回三代，制礼作乐，制定新政策，保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原因。特别是，古代中国始终是以“三代”为最高理想的，因此，宋代不仅是皇帝(如真宗与徽宗)对于文化的复古更新很有热情，官僚士大夫无论保守还是激进(如王安石和朱熹)，也极力支持“一道德，同风俗”，这一理想连一般士绅也受到鼓动，这对人们重新确立这个帝国的文化边界与思想路标，尤其有明显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代开始在国家(朝廷)和士绅(地方)双重推动下，逐渐重新建立了以汉族传统、儒家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同一性，“中国文化”再一次“凝固”。正如我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中所说的，正是在国家用“制度”，士绅以“教化”，两方一致的推动中，一些儒家原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确定下来，按照这种原则建立有序生活的制度也被认同，并逐渐推广到了各个地区。像家庭、宗族秩序的基础“孝”、国家秩序的观念基础“忠”，都成了笼罩性的伦理，就连原来是化外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也必须随时注意皇权的存在。来自古老儒家仪式的礼仪制度，也渐渐扩展到各个区域的民众生活中，成了新的习俗，一些被“文化”拒绝的生活习惯与嗜好被确定为错误，比如所谓的过度饮酒、贪恋美色、聚敛财物，以及个性强烈的表现，即酒色财气，越来越被当作可耻的习惯。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在汉族中国国家空间中，伦理道德的同一性被逐渐建构起来，普遍被认同的文化世界开始形成，并奠定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文化”似乎在宋代再一次型塑成“汉族中国的文化”。前面我们所说的“中国的”文化的特点，就是在这个时代再次被塑造、被奠定、被日常化的。正如国际学界都基本承认的“唐宋变革说”所指出的，在唐宋之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宋代中国的文化与此前的汉唐中国文化，其实很不一样。由于有了“他者”，它开始有了“排他性”，因而，这是“中国的”文化，是“汉族的”传统。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A. Bol)那部有关宋代思想文化史的著作用了This Culture of Ours为题，相当有深意。毫无疑问，这个文化，是后来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主流，但是它并不是一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历史相当诡异，宋代重建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文化，再次确定了儒家为基础的伦理，形成了汉族的中国意识。但值得文化史特别强调的是，尽管宋代重建了汉族中国文化，形成了新的传统，并且影响深远，但是，后来中国历史又有两次巨大的转折和变化。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蒙古与满清两次进入汉族文化区域并统治汉族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更多民族血缘，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异族文化，也给中国拓展了原本的疆域，因此，在此后的那些时代，所谓“中国的”文化传统就越发不容易界定。13-14世纪，蒙古文化随着政权更迭进入汉族中国，它对于中国文化世界的影响其实很深，至今我们对这种“蒙古化”的研究还不很充分。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说“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所谓“上下无等”“辫发左衽”等等异族风俗，确实影响很深。据说，当时华北的汉族中国人包括士大夫，已经对胡汉之分很不敏感，所谓“天下污染日深，虽学士大夫，尚且不知此意”，这已经导致“宋之遗俗，消灭尽矣”。异族文化再次叠加在汉族文化之中。蒙古人的“辫发椎髻”“胡乐胡舞”“胡姓胡字”，在汉族中国流行了近一个世纪，以至于人们“俗化既久，恬不为怪”，而草原民族带来的“驰马带剑”之风，上下无别的礼仪，和进入城市后的奢靡生活，也给汉族文化传统带来威胁，甚至蒙古、回回与汉族通婚，婚丧礼俗也影响到汉族的家族伦理。经历一个世纪的蒙古统治，宋代“一道德，同风俗”的努力，似乎遭到很大的消解，异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错融汇，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在汉族传统观念中，最重要的文化象征(衣冠、风俗、语言)上面，最重要的社会秩序(士农工商、乡村宗族)上面，都出现了问题。因此，在汉族再一次取得政权的明初，在皇权的推动下，新政权曾经有过一个“去蒙古化”的运动，不穿胡服，不用胡姓，重建儒家礼仪，恢复儒家秩序，强调汉族经典，文化重心转回本土十五省，似乎明代中国又一次重回汉家天下。明代人曾经认为，明代初期的文化变革，是“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习……真可以远追三代之盛，而非汉唐宋所能及”。似乎中国文化再一次凝固，并且他们也守住了传统汉族文化的边界。但是，历史的再一次曲折又打断了这个重建汉族中国文化传统的进程，1644年满清入关以后，正如我在另一部书中所说，大清帝国逐渐包容了满、汉、蒙、回、藏、苗诸多民族，成为一个“多民族大帝国”，各种异族文化诸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语言形式等等，又再一次容纳到“大清”这个大帝国文化系统之中，使得文化再一次出现叠加现象。一直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推翻帝制的人们接受了帝国时代的国土，原先呼吁“驱逐鞑虏”的革命派接受了《清帝逊位诏书》提倡的“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共和制国家继承了大清帝国遗留下来的民族与疆域。于是，这种被称为“中国的”文化，显然已经再度突破了上文所说的具有五个特征的“汉族中国的”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复数性”，是否要兼容满、蒙、回、藏、苗的文化？可是，现在中国很多文化史著作面临的问题就在这里，它面对本来是复数的文化，却作了单数的选择。五、“中国的”文化史：传统帝国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特殊性现在，很多人热心提倡“国学”，有人说“国学”就是五经儒家之学，有人说“国学”就是胡适当年提倡的“国故之学”，还有人更说，由于现在中国已经包括了各种民族、继承大清、民国形成庞大的疆域，那么应当有“大国学”，因此，这里我还得再次说到“中国”。2011年，我出版了一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其中开篇的绪论，就是《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讲的是现在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面临很多挑战。所以，我们不得不考虑，“中国”作为一个特别的(多)民族国家，究竟同时是否也是一个(多)文化世界？我的一个看法是，尽管我们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也希望在历史研究中超越固执的“国家边界”，但仍然要看到，“国家”(或者“王朝”)对于“文化”的型塑力量还是很强的。这是东北亚诸国的一个特色，在中、日、韩等国，政治的力量要比欧洲强很多，国家的疆域也比欧洲稳定得多。欧洲民族国家都是到近代才逐渐形成，而中国的中心区域从秦朝开始就很清楚(尽管边缘在不断变化)，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的种族与文化的空间也是如此，既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疆域、又凌驾皇权之上的宗教，也缺乏便利的自由流动和交流条件，更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东亚知识人共同体。在东亚，大与小、内与外、我与他的界限相对清楚，国家(王朝)的作用非常大，大到有区隔文化和制造认同的功能。它不像欧洲那样，各种人员来来往往，各国王室彼此通婚，知识也互相流动，不仅共享一个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而且那里的宗教力量很大，教皇权力在世俗王权之上，人们可以共享一个信仰世界。因此，我虽然很赞成把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环东海、南海的区域看成是一个“彼此环绕与交错的历史”，把这个区域联系起来研究，但是，也有些担心学界为了“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而忽略了国家、王朝与皇帝的“区隔”历史和“塑造”文化的作用。同样，也不能为了套用新理论，而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来源悠久的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帝国)，不仅是一个稳定的历史空间，而且是一个稳定的文化世界。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文化世界，“中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逐渐从中心向四方弥漫开来，又从四方汇聚中央的空间。“中国文化”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而是一个以汉族文化为核心，逐渐融汇各种文化形成的共同体。不过，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由于秦汉、宋代、明代文化世界的三次凝固，它逐渐形成汉族中国文化的主轴和重心，特别是在宋、明两代，那种有关“中国”(汉族中国)的意识，以及有关“外国”(周边蛮夷与异域)的认识逐渐形成，“华”与“夷”之间开始有清晰的界分。在宋、明两朝朝廷与士大夫的合力推动下，变得相当稳定与牢固，使得中国核心区域(即传统说的本部十八省)始终固守着这种文化，并且逐渐扩散开来，辐射到周边，形成一个特点相当明显的“文化世界”。从这一点上看，汉族中国文化是这个文化世界最重要的核心，无论是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族，还是日本、朝鲜、安南，都曾经被这个汉族文化影响，就是中国的历代王朝，无论是辽、金、元或者清，都曾经以汉族文化为既合法又合理的新文明来标榜和建设。但是，另一方面，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必坚持所谓“汉化”或者“华化”的说法。过去，陈垣先生写过《元西域人华化考》，说蒙古占领中国之后，很多来自西面和北面的异族人却被汉人华化了，前些年去世的美国华人学者何炳棣也曾经坚持，由于满清“汉化”，才能够统治中国的说法。对这种说法，你要仔细体会其背景和心情。陈垣先生骨子里是个汉族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无论是他的《通鉴胡注表微》还是《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都是在抗战时期民族危亡之际撰写的，都有民族自尊的含义。而何炳棣先生是身处异国，总强调本民族文化力量的美籍华人，他与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的论战中，显然也带有汉族中国人的感情色彩。在今天，后一方面尤其需要强调，为什么？因为文化的渗透、交融和影响常常是交错的。从历史上看，虽然你可以说元西域人华化的倾向很严重，满清汉化色彩也很浓，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蒙古统治下中国汉族传统变化也很大，而满清帝国也给汉族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以时髦的“现代性”一词来说，我总觉得，中国城市商业、娱乐与市民生活方式，即现代性发展最快的，可能恰恰是在两个所谓异族统治的时代，即蒙元与满清两个王朝。什么原因呢？因为汉族的儒家文化是以乡村秩序为基础的，城市的生活样式、日常秩序和价值取向，在汉族的儒家世界是被批判和抵制的。可是，恰恰在蒙元时代城市发展很快，也许就是因为儒家伦理暂时不那么有控制力的缘故。蒙古人并不完全用儒家思想来治理生活世界，举一个例子，元代戏曲发达，跟城市发展有很大关系，也和士大夫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有关，士大夫做不成大官，去当市民，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暂时从“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中脱离出来，有人就进入了“游民”“市民”“清客”“浪子”行列，可就是他们促成了戏曲的创作、演出与欣赏的兴趣。同样，清王朝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满、汉两个文化世界的并存，也暂时在某些方面淡化了儒家伦理在生活世界的控制力(尽管表面上清朝皇帝还是倡导儒家学说的)。前面提到，何炳棣曾经特别强调清代的汉化，与美籍日裔学者罗友枝激烈辩论，现在看来，两人各有道理，太强调一方都不对。我曾经看了很多朝鲜使团到北京朝贡贺岁的记录资料，很多记载证明，正因为是满人当国，所以虽然上层社会和汉族士大夫仍然秉持传统价值观念，但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却在清代城市里大发展，比如，商业之风大盛，连大学士都可以到隆福寺做生意，汉族风俗渐渐衰落，朝鲜使者看到，北方中国居然男女混杂、主仆无间、生活奢靡、娱乐繁盛、丧礼用乐、供奉关公和佛陀而冷落孔子等等，这让朝鲜人觉得满清入关以后，导致了汉族文化传统的衰落。所以说，一方面汉族同化了异族，可反过来你也可以看到另一面，异族统治淡化了汉族儒家伦理的控制，那到底是汉族胡化了呢？还是胡族汉化了呢？现在的中国文化，仅仅是传统的、来自孔子时代的汉族文化，还是融入了种种“胡人”因素的新文化呢？那么，“中国的”文化史，究竟应当如何叙述这个复杂过程呢？传统在不断延续，影响着今天的生活。经典也在不断被重新解释，至今还是我们精神的来源之一。中国跟欧洲很不一样，欧洲历史上，由于中世纪神学笼罩，文化曾经有过断裂，所以，才会有所谓通过重新整理和发掘古典，来进行“文艺复兴”的过程。欧洲近代，原本是建立在古希腊罗马传统、基督教信仰基础上的文化，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的建立，曾经各自分化、凝聚、成型。然而在近世，中国却是国家从核心向四周弥散，文化从一元向多元发展。其中，中国古代汉族中国的传统和经典几千年来在不断地延续，它没有被打断。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一，圣贤和经典的权威很早确立，并且一直与政治彼此融洽，这保证了文化和观念的传续；第二，借助王朝的权力，借助各种考试制度，主流读书人始终要通过这些知识的考试来进入上层，并且依靠它确立身份和位置，所以，读书人在维护它的存在。第三，我们的官学和私学，像私塾、乡校这些教育始终很强大，加上政治制度始终在支持它。因此，正如几年之前我所说的那样——至少在晚清民初，我们仍然在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延长线上。不过，15世纪之后西潮东渐，19世纪之后更因为列强的坚船利炮，渐渐改变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走向。尤其是1895年以后，中国开始整体加速度地向西转，“追求富强”的焦虑和紧张，形成一种不断地激进的潮流，经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文化革命”，逐渐改变了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正如西方谚语所说，“过去即一个外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似乎传统文化离我们很远了。现在，一般人都会同意当年张之洞的说法，自从19世纪近代西洋文明进入中国，使中国经历了一次“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似乎与传统有了“断裂”。(一) 虽然中国仍然使用汉字，但是，现代汉语中的文字、词汇和语法有很大的变化。今天的汉语不仅由于蒙元、满清时代口语有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使得传统口头语言成为书面语言，而且羼入了太多的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无论在报纸、信件还是说话中，既有好多“经济”“自由”“民主”这些看似相识却意义不同的旧词，也有“意识形态”“电脑网络”“某某主义”“下岗”这些过去从未有过的新词，如果语言还是理解和传递意义的方式，那么通过现代汉语理解和表达出来的世界，已经与传统大不一样了。(二) 虽然在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变化了。今天的中国拥有了太多的现代城市，现代交通、现代通信、现代生活，已经瓦解了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过去的生活空间是四合院、园林、农舍，人际是家庭、家族、联姻的家族，这些血缘所形成的亲族关系和家庭家族中的亲情，是相当重要的和可以依赖的，所谓“血浓于水”这个词就可以形容这种关系，“男女有别，上下有序”基础上建立的伦理秩序，使得家庭、家族和放大的家国能够和谐相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就说，中国和西洋的基本社会单位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清楚的柴，各自立在那里，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但是，现代的城市、交通与媒介却改变了一切，现代的法律又规定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和自由结婚离婚，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民主化思潮和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建立在传统社会上的儒家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基础。(三) 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渐渐退出真正的信仰世界，很多宗教实践也不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虽然现在儒道佛三教，也包括其他合法宗教如伊斯兰、基督教等仍然可以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和谐共处，但是这种“合一”并不是唐代以来那种观念、知识和信仰上的彼此容纳，而是在政治高度控制下的分离。(四) 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为基础的观念、知识、技术，在近代西方科学的冲击下，渐渐淡化，并且分化为各个不同的领域，逐渐退出对于政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一般性解释，只是在一些科学尚不能到达的地方，如医疗(中医)、地理(风水)、饮食等等领域仍然保留着。现代中国人已经不再坚持过去的阴阳五行观念，甚至也不再按照传统的时间观念，相信四季、二十四节气的意义，中国不再用王朝与皇帝的纪年，而改用西洋的公历了，按照传统的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历法改了，这就是“改正朔”一样的天翻地覆。(五) 从“威斯特法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以来，近代欧洲奠定的国际秩序与条约关系，随着西洋进入东方，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尽管现在中国仍然残存着“天下中央王朝”的想象，正如许倬云所说，“正因为中国中心论，几千年来，中国不能适应与列国平等相处，直到近代，中国人似乎还难以摆脱这层心障”，但是，毕竟世界变化了，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古代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下的世界认识和朝贡体制下的国际秩序，已经不再有效了。毫无疑问，经历了晚清民初帝制王朝变成共和制国家，经历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浪潮，经历了种种政治变更尤其是“文化革命”，现代中国的文化已经不是传统中国的文化了。为了接续传统与回应现状，最近，中国出现了“传统文化热”，其背景与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有三个背景与心情十分重要：一是“回到起点”，即超越近代以来笼罩着我们观念、制度和信仰的西方文化，回到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能够重建现代中国价值的基础；二是“寻求认同”，就是在信仰缺席的时代，重新建立“中国”国民对于历史、文化与价值的认同，特别是试图形成国家的凝聚力；三是“学术新路”，即在百年来影响中国的西方学术制度中挣脱出来，无论是在知识分类，还是在表达术语，还是在研究制度上，找到一个新的路向。看上去，这些背景与心情似乎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传统不是固定的，中国也不是单数的，我要指出的是——首先，文化在历史中形成，而历史一直在对文化做“加法”与“减法”。所谓“加法”，就是对于不断进入的外来文化，借助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正如中古时期中国知识人对印度佛教知识的“格义”，使外来观念变成中国思想)；所谓“减法”，就是对于本土固有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进行消耗性的遗忘或者改造(如古代中国对一些不吻合伦理秩序的风俗进行改造，或现代中国以科学对迷信的批判)。因此，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文化传统。其次，我要提醒的是，古代中国的历史说明中国文化是复数性的，古代中国文化中曾有多种族群与多种文化因素，虽然秦汉帝国逐渐形成汉文化主轴，但经过中古时代异族与异文化的叠加，已融入相当复杂和丰富的内容；到了宋代，由于国际环境与外在压力，经由国家与士绅的努力，汉族中国文化凝聚成形，开始凸显中国文化世界的“内”与“外”“我”与“他”的界限。但是蒙元统治时期，中国再次融入异族，文化又叠加并形成混融的新文化。经由明代初期的“去蒙古化”，汉族中国文化虽然再度凝固，可是满清帝国建立之后，疆域和族群再度扩大，文化再次叠加混融。既然古代是一个“众流汇聚”的文化共同体，而现在中国又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我们一定要承认中国文化的复数性。再次，在晚清民初，中国文化经历了“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界定中国的文化传统处在断续之间。现在当然需要重新认识与发掘传统，但是我们要了解，既然传统是一直在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用现代价值重新“组装”传统文化，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正如前人所说，“传统是死人的活资源，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枷锁”，以“原教旨”的方式刻舟求剑，固守想象中的文化传统是固步自封的做法。因此，我们如何讨论“中国文化”，如何写作“中国文化史”，真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文化史的“主轴”，可能不像欧洲那样，朝向近代，由语言、民族、伦理与艺术的整合，而各自形成现代民族国家与文化，而是朝向国家、民族与疆域的弥散与兼容，逐渐形成各种文化的融合与变异。因此，中国文化史的“重心”，当然也不是在叙述这些国家文化的逐渐清晰与凸显(当然也包括了自我与他者的日益分离)，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很早就形成一个文化主轴，因此可以叙述这一国家文化的逐渐混融与丰富(当然也包括了文化的冲突与杂驳)。这当然只是一个笼统观念或者宏大设想，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它如何落实到文化史写作中，把各种文化现象整合进历史叙述，使这个历史显示出它的“主轴”，呈现出这个文化的整体趋向？也许，我们的文化史被历史上过于丰富的文化所缠绕，很难分身清理出一个文化史的主轴，总是担心丢三落四，生怕忽略了自家宝藏，以至于左右支绌，忙于叙述那些类别各异的“文化”。可是，如果我们清晰地设立文化史的重心，清理文化史的主轴，有一些并不构成重大意义的文化内容，虽然很精彩、很值得自豪，是否可以不必进入文化史呢？而另一些真正型塑“中国”的文化现象，一些事关“认同”的历史事件，由于没有清晰的“主轴”和“重心”而被我们忽视了呢？“主轴”与“重心”在文化史中的凸显，也许，意义非常重大，它一方面关系到中国文化史是否能够给读者一个“民族”“国家”与“文化”相互型塑与彼此纠缠的历史脉络，让人们了解，自己为何会习惯甚至认同这样一个文化；另一方面则关系到中国文化史到了今天，是否可以自我调整与自我转型，在恪守传统与文化的同时，以最平静和最理性的态度，拥抱各种异质的文化，形成一个共同的文明。本文原载于《文史哲》（2014年第2期），注释从略。推荐购买此刊物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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