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嘉珉｜“原强”：严复的行动与达尔文登场中国

作者｜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

巴克纳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东亚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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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使中国人对日本感到恐惧，而是使他们对西方感到恐惧。日本人羽翼丰满，而且首次试图与西方帝国主义周旋，他们厚颜无耻的倒戈足以使中国的爱国志士因为愤怒和挫败而痛哭流涕，但这并不足以使中国人惧怕日本能够征服中国。还没有人能够相信中国会在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中输给日本，如果中国愿意发动这场战争的话，因此，许多人对朝廷选择赎买这种卑躬屈膝的和平怒不可言。

然而，朝廷可能并非如康有为以及在他的“万言书”上署名的1300多位士子所认为的那样愚不可及和自私自利，因为旷日持久的对日战争的确有可能招致外国的入侵，而康有为认为这种入侵只是投降而产生的结果。和、战都并非好的出路，虽然选择了和平，但朝廷肯定对康有为的下述观点所揭示的事实感到焦灼不安：“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贵，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葡、荷皆狡焉思启。”

这并非言过其实的恐惧。因为至少在另一个十年里，中国的最大威胁依然是西方而非日本。有种种理由可以解释人们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即时反应而发出的这种激烈呼声：“如果我们连小日本都不能制服，那么我们怎能抵抗无耻的西方人呢？”

1895年的根本问题仍然是西方人初次来华时就困扰着中国的老问题。此前，严复写道，“自以谓横目冒耏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叩关求通。所请不得，遂尔突我海疆，虏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

强大就是问题所在——到目前为止，“富强”目标里更为迫切的“强”已经在数以千计的文章中表述出来。而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人们现在比从前更加紧迫地追问这个问题——自然是：西方人从哪里获得他们的强大？他们那可恶的秘密是什么？

当然，中国人很早以前就承认，如果中国想要驾驭西方人的话，那么某些事情就必须转变。中国人没能使西方人转变，也没能使他们像恭顺的臣仆那样举手投足都符合中央王国的外交礼节，在这些情况出现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才进一步承认那个事实，虽然不太情愿。所以，他们尝试用传统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士兵，在此过程中，他们及时发现了一支异常强大的军队。但他们同样发现，新式的军队并不足恃，而且新式的军队本身就需要进一步的转变，一种武备与技术的转变。当这种发现也被证明是不足恃的时候，中国人转而对制度感到绝望。

当康有为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发出“变法”呼声的时候，那就是他们在1895年所处的境地。严复敢于最先碰钉的行动支持了那种呼声。然而，当严复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初次行动就把他摆在这样的立场之上——虽然也没有被立即察觉出来——这个立场比任何最先鼓吹制度变革的人们的立场都更为激进。因为，虽然他也致力于探讨西方的强大之谜，但他发现那个秘密最终不在于制度，也不在于其他人所认为的武备之中。对于严复而言，西方的强大之谜在于制度以外，它更深地隐藏于人们的心智之中。西方人的秘密在于他们的心态和哲学。

虽然严复没有卖弄自己的专门知识，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以非凡的权威口吻发言，因为他曾经在西方人的国土以及他们的书本中寻找西方的秘密。严复宣称：“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所以，西方的秘密在于进步的信念。中国人相信周而复始的循环体系，因而毫无进展。西方人相信进步，所以他们获得发展。但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是积极思考的力量吗？仅仅因为念叨着“我认为我能够做到，我认为我能够做到”，西方人就遥遥领先了？因为更加努力奋斗，所以西方人就出类拔萃了？许多人将会有这样的看法，严复似乎也不能免俗。严复说，西方之所以更加强大，那是因为“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但支配世界的正是这种“天数”。严复开宗明义说道，这是他对中国说的第一番话：“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如果连圣人都不能转移“运会”，那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还能做什么呢？可是，如果我们无能为力，那它怎样能够成为使我们变得或强大或弱小的信念和行动呢？

严复的初次行动因此使他身陷于困惑之中。当然，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对他有所指摘，因为身陷困惑也许是我们的自然状态，但我们必须注意，严复的独特矛盾——这出现在他的著作的开首——是所有近代中国人思想里最持久的困惑之一，它从康有为一直延续到毛泽东。这是所有未来的决定论者“命定”的困惑，这些人同样想去相信：人类的决心是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

也许像大多数严肃的思想家那样，严复被一种两难（或者用中文表述，“鱼与熊掌兼得”）的欲求所困扰。他坚信西方人的心态使他们变得强大，但他并不是以相对主义的方式来相信这种观点。而康有为一度以这种方式使自己相信：西方人的强大在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而且，只要中国人能以相似的热情信仰儒教的话，中国人也会变得同样强大。康有为深陷于自己的困惑之中，这种困惑完全削弱了他的主张，即孔子之道是真正之“道”。他落入这样的陷阱之中：他不是把宗教力量当做真理而是当做社会统合的推动力来颂扬，这最终意味着宗教不是一种特定的信仰而仅仅是团结的力量。无疑，任何信仰可能具有的精神力量在历史上是容易辨别的（即使是无法解释的），但许多人（比如义和团民）已经认识到：人们不是单凭信仰就可以生存的。但信仰的精神力量并非严复的要点。西方人的进步信仰（而非基督教信仰）赋予他们以力量，因为进步信仰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进步的原因就在于此。

但严复在这里陷入了困境。他想要赞扬西方人掌握了正确的世界观，并且以此为行动的依据。他想要赞扬他们脚踏实地的行动努力，但他也想去相信：实际上，宇宙统驭着万物，因此那些轻举妄动的人们注定要绝望的。因此，人类行动的真正力量——据说西方人已经相当成功地依赖于这种力量——从一开始就受到最严重的质疑。宇宙推动力也遭遇同样的困境。

决定论（determinism）和决心论（determinationism）的相互冲突使严复的情感和逻辑出现紧张，这种紧张在他对“圣人”的激烈抨击之中表露无遗。毕竟，他在《论世变之亟》的开篇就声言圣人对命运无能为力。圣人仅仅在表面上左右了变化，严复开始讲道：“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故后天而奉天时……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

圣人的力量并非人类进步的动力。而且，在另一篇论文《辟韩》里，严复尝试将这种观点表述得更加清晰。他抨击了唐代著名学者韩愈，因为韩愈采取的立场与更早以前的《礼运》章节（这些章节使康有为激动不已）的立场几乎相同。“韩子《原道》之篇，”严复写道，“其言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如韩子之言，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必皆有羽毛、鳞介而后可，必皆有爪牙而后可……则未及其生，未及成长，其被虫蛇、禽兽、寒饥、木土之害而夭死者。”

我们很想知道，已经被达尔文深深打动的严复怎么可能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呢？他本来可以大声疾呼：圣人的祖先乃至我们自己的祖先可能身披鳞介（否则就是羽毛），而且，在他们不再需要这些东西时，鳞介和羽毛才开始脱落。但严复没有这样说，此事实就是我们最初的证据，即从一开始，严复对达尔文的兴趣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兴趣，而非人类学或生物学的兴趣。后来，那些对人类血肉之躯的早期形态更为好奇的人们会再次打量韩愈的那些不适应的（ill-fit）和无毛裹体（ill-feathered）的朋友们。然而，在这篇论文里，严复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他的目的是相当政治性的。他想去质疑圣人，因为他觉得崇信圣人的危害已经造成而且继续造成中国的苦难。他想一劳永逸地破除这种观念——即，进步是由近乎超人（supermen）的人物灌输给人类的，因为他想要证明进步来自于人民。

但在这里，经过反复的争论，严复从两个方向越出了自己的逻辑。一方面，当他求助于“运会”以破除圣人之力的神话时，他掌握了一种在逻辑上对人民之力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另一方面，还不到三个段落，严复就将两千年来能够扭转“运会”的可怕的破坏性力量（negative power）交还给圣人，从而突然摧毁了“运会”。因为不满足于仅仅收回圣人对于中国进步的荣誉，严复还将中国落后的事实归咎于圣人，而且大加谴责。然而，在此过程中，他又重新赋予圣人以力量。

这些圣人究竟是谁呢？在文章里，他们骤一看来不仅仅是哲学王（philosopher-kings）和哲人，而且是所有中国统治者。因此，严复的发作不仅仅是对儒教的亵渎，而且几乎危险地接近于叛逆。周朝的一统，秦代的销兵器焚典籍，以及科举制度，这一切都是“平息争端”和妨碍进步的“圣”道。严复声呼：“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

圣人使我们沦落到此田地。他们告诉我们不要争斗，而严复在他最初的异议中声明：争斗是必要的、自然的，甚至是于人有益的。他给出的理由正是马尔萨斯的理由，虽然他没有提及马尔萨斯。“夫天地之物产有限，”严复宣称，“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寖多，镌镵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

严复对康有为后来发出的“保教”呼声显得非常冷淡，那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这段话里，严复对儒家道德（或其中的部分道德）作出了一种近乎尼采式的攻击，因为儒家道德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他敢于公然抨击“守本分”的古老美德，因为它同样使中国故步自封。在他宣传达尔文的思想之前，中国首位达尔文主义者就已经质疑儒教的美德，这种质疑不可思议地接近于尼采提出的尖锐问题：“如果‘善人’不仅是退化的征兆，而且是危险、诱惑、麻醉剂的征兆，这些征兆使得现在能够以未来为代价而存在，那世界将会怎么样呢？也许会变得更加舒适、更加安宁，但也会变得更加卑贱、更加低微——因此，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无法企及自身能够到达的辉煌顶峰，那么道德本身应该对人类负责？”——或者道德本身应该对中国无法重新获得“中央王国”的地位负责。

确实，在它成为“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之前，这种深深的疑惑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现在，让我们只是关注严复最终将圣人乃至全人类摆在怎样尴尬的位置之上。一方面，严复援引了郭嵩焘的话，严复曾经和他在英国首次深入地思考西方人的秘密：“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这也许是近代中国人最先喊出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西方格言——“你不能抑遏进步”（You can't stop progress）。然而，另一方面，严复声称圣人曾经抑遏了进步，从而导致中国的生存岌岌可危。“你不能抑遏进步”这句话常常用来对着那些似乎抑遏了进步的人们怒吼的。他们的存在表明：人类，据说是“运会中之一物”，依然有力量去抑遏进步，如果不是永远抑遏，至少可以长时间抑遏。因此，虽然严复打算促使他的国民去乐意追求一种新式的、“科学的”自然哲学，但他还是使人类陷入近乎超自然的境地——这种境地至少足以使上述的努力化为乌有。

所以，严复莫明其妙地前后矛盾。圣人先是没有力量，然后拥有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力量。他们仅仅在表面上统治着世界，因为凭借先见之明，他们能够顺天而行。可是，他们表面上的力量要受到使中国脱离进步轨迹的谴责。另一方面，西方人被视为能以建设性的力量去从事似乎与圣人相同的工作。他们有能力去取得进步，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正在进步。可是，严复加上另一个令人困惑的要素，西方人的认知力量（knowledge-power）之所以能够起作用仅仅因为他们是“自由的”：“你不能抑遏进步”，但“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

在严复的早期论文里不存在解决这些矛盾的逻辑方法。但这不要紧。含混是严复所具有的影响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正是通过上述令人难以忘怀的含混，严复为达尔文的登场搭起了舞台。正是凭着富有感染力的激情，而非逻辑，严复就像康有为以及被译介过来的麦肯齐那样，将进步描绘成人类的前景。当然，进步仅仅搭建起半个舞台背景。另外半个舞台背景似乎远为阴森灰暗，它以深色调把潜在的厄运描绘出来，这一切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所有国家和民族“日趋颓败”的图景。

对于许多人来说，达尔文能够把这两幅图景合而为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两幅图景都会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幻景的组成部分。但考虑到如此容易就可以用中国式措辞去描画出第二幅达尔文主义的图景而无须提及达尔文，那么中国人本来也无须严格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就能够创造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其实是相当容易的。

在1895年那个令人沮丧的冬天，康有为暂时忘却了“大同”的光明，他为强学会的新杂志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编辑导言。在文章中，他描述了如下来自自然世界的警告：

号物之大者，曰驼、象、骡、马、牛，皆彭亨庞巨，倍于人体。然而槛之，挚之，服之，乘之，甚至刲之，炰之。驼、牛、马宛转悲啼痛苦，受挚、缚、驾、乘、刲、炰，而呼号终莫救，仇怨终莫雪者，何哉？为其弱也。牛马无罪无辜，服勤供役，劳亦甚矣；而不免宰割者，何哉？为其愚也。书曰：“兼弱攻昧”，既弱既昧，自召兼攻，奈之何哉？

康有为随后深入研究了记载有大量关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事迹的中国历史。被征服者与骆驼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只要看看西方，从亚历山大远征到最近粗暴地瓜分非洲：“异种殊族皆以愚弱被吞食者。”

这段话的寓意是：“天道无知，惟佑强者。”其推论一清二楚：“抑其甘沦异类耶？”如果不想，如果中国想保种保教，并避免象、牛的命运，那么只有一条出路：《易经》告诉我们要“自强不息。”《洪范》曰，六极，弱居极下：“盖强弱势也，虽圣人亦有不能不奉天者欤？然则唯有自强而已。”

这里有两类强大，即精神之强和体质之强，而头脑能够制服肌肉（那就是为什么人能够制服老虎），所以中国必须加以学习。然而，荀子揭示出另外的秘密：“物不能群，惟人能群。”（此外，康有为认为，甚至虫孓也能惊天动地，更何况大象呢。）所以中国必须认识到“物单则弱，兼则强”。中国幅员辽阔，但其民“散而不群，愚而不学”。因此，“学则强，群则强”。

上述的句子是纯粹中国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号：“天佑强者”，紧接着附上“团结就是力量”的古汉语版本，两者对于任何重整社会的努力都是强有力的信念。但事实证明，康有为的纯粹中国式的版本无法与严复的达尔文主义版本相抗衡。康有为从自然和人类历史之中挑选他的范例——其实，他声称自己的口号代表了自然法则——但他的中国自然法则不具有西方自然法则的权威性。由于西方技术的展示以及条约口岸的早期报刊杂志的努力，无论中国人多么不情愿，他们也开始相信西方人是真正理解自然法则的。他们开始相信“科学”，尽管他们还是借用理学术语来指称它。那就是达尔文具有权威性的原因。达尔文是“科学家”，而科学家说的话很可能是正确的。

虽然如此，康有为与严复的初期态度还是大同小异的。毕竟，在1895年，他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康有为向强学会展示“物之大者”。严复则请出达尔文来回答这篇论文的题目：《原强》（“强”之根源？）。严复声称达尔文知道答案。

—End—

本文选编自《中国与达尔文》，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依据内容提炼拟定。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原书阅读完整内容。转载须注明原始出处及间接来源。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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