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
一九七九年，我和几位传教士朋友搭机飞越新几内亚一个偏远盆地，那里布满沼泽。我注意到相距几公里的几间茅舍。驾驶员向我解释，就在下面这一大片泥淖中，不久前一群印尼鳄鱼猎人碰上了一群新几内亚游牧民。由于是不期之遇，双方一开始都很惊恐，最后印尼猎人开枪射杀了几个新几内亚人。我的传教士朋友猜测，这些游牧民属于一个从未和外界接触过的法玉族（Fayu）。外界透过吓坏了的奇里奇里族（Kirikiri）的描述，才知道他们的存在。奇里奇里族和法玉族是邻居，过去也过着游牧生活。现在奇里奇里族人已经接纳了传教土的帮助，和文明世界有了联系。外人和新几内亚的族群接触，总是有危险的，印尼猎人的遭遇，更不是个好兆头，不过我的朋友道格还是坐直升机飞进了法玉族人的地盘，想建立友善的关系。道格老兄安全归来，却吓坏了。他的“法玉族传奇”，值得一谈。原来法玉人平常生活在单纯的家族中，各个家庭散居在沼泽中，一年聚会个一两次，商量交换新娘。道格正巧碰上了这么一场盛会，大约有几十个法玉人聚在一起。在我们看来，这几十个人的聚会和一般小型集会没啥差别，但对法玉人而言，这种聚会是少见的，而且是个充满威胁的场合。例如谋杀凶手与死者亲戚突然间照面——一个法玉人认出了杀父仇人，于是他提起斧头就往仇人砍去，但被同伴压制在地；他的仇人不甘示弱也抡起斧头，但也被朋友制住。这两个人都给压在地上，不断咆哮；直到精疲力竭没有干架的气力后，同伴才释放他们。两伙人则不时对骂，愤怒和沮丧得身体发颤，用斧头猛敲地面泄愤。在几天的聚会当中，紧张的情绪未尝稍歇。这位道格老兄只能祈祷自己别卷入。法玉人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大约有四百人，分属四个宗族，地盘有几百平方公里。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本来有两千多人，因为自相残杀才花果飘零。那里没有政治或社会机制可和平解决严重的争端，我们对那些机制都以为是天经地义的。后来，由于道格造访的结果，有一群法玉族人邀请了一对传教士夫妇和他们一起生活。这对勇敢的夫妇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十二年，逐渐劝服法玉人放弃暴力。就这样法玉族给带入了现代世界，前途未卜。许多新几内亚族群和亚马逊印第安人，先前从未和外界接触，都是传教士带领着进入现代社会的。随着传教士而来的，是教师、医师、官僚和军人。历史上，政府和宗教的势力范围多有重叠，无论那个势力范围是以和平手段（如法玉族最后归顺了）还是武力拿下的。使用武力的例子，往往是政府先用兵，宗教再来辩护。虽然游牧族群和部落有时能击退有组织的政府与宗教，过去一万三千年的历史趋势是：游牧族群和部落输了。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时，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类似法玉族的社会中，没有一个族群组成更为复杂的社会。到了公元一千五百年，全世界的土地，由国家占领的——由官僚根据法律治理的——不到五分之一。今天，地球上除了南极之外，所有的土地都由国家划分治理。最早组成中央政府和有组织的宗教的社会，他们的子孙因而抢了先机，主宰了现代世界。政府和宗教因此是基本历史模式的四组近因之一，另外三组分别是：病菌、文字和科技。政治和宗教到是怎么起源的？法玉族这个队群社会和现代国家，代表人类社会形式的两个极端，两者之间有许多不同程度的中间类型。现代美国社会和法玉社会的不同，在于美国有职业警力、城市、金钱、贫富差距，以及其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那些制度是同时出现的？还是有先后之别？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利用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比较组织程度不同的现代社会；第二，研究考古证据与史料，观察过去的社会；第三，观察一个社会中的制度如何变迁。文化人类学家为了描述人类社会的多样性，经常将人类社会分为不同的类型，可以多达六种。任何在演化或发展过程中划分阶段的努力，都注定失败，无论那是音乐风格、人类生活的阶段，还是人类社会。首先，由于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发展出来的，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分野必然是武断的（例如十九岁，该算是青少年还是成人？）。其次，发展顺序并不是不变的。因此列入同一阶段中的事例必然是异质的（今天布拉姆斯〔Brahms〕和李斯特〔Liszt〕都被列为浪漫派作曲家，要是他们地下有知，必然起身抗议）。然而武断的阶段划分，能帮助我们讨论复杂多样的音乐与人类社会，只要我们谨记它们的限制。我们对今天身处的国家，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再熟悉不过了。这种统治方式几乎主宰了全世界，唯一的例外是南极。所有现代国家的上层阶级都是知识分子，许多早期的国家也是。到了现代国家，大多数的民众都读书识字，以汲取知识的力量。消失的国家也留下许多明显的印记，如庙宇的遗迹、大小不同的四种聚落，以及散布在数万平方公里内的陶器作品。我们现在已知国家约在公元前三千七百年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出现在中美洲，二千年前在安地斯山、中国和东南亚生根，一千年前在西非茁壮。到了现代，更可以不断看到从酋邦蜕变成国家之例。因此，我们对过去国家的了解远超过过去的酋邦、部落和队群。原始国家就是超大型酋邦再更上一层楼。队群扩大成部落，部落又坐大成酋邦。酋邦的人口少则几千人，多达数万人，但现代国家的人口很少不超过百万，中国更是破十亿。超大型酋邦酋长所在地进而成为国家的首都。首都外人口集中的地方就成为城市。酋邦就没有城市。城市的指标有公共建设、统治者的宫殿、国库（贡品和税收）等，也是人口集中地，却不是粮食的集散地。早期国家世袭的领袖头衔约和国王相当，就像大酋长，垄断资讯、决策和权力。即使是民主时代的今天，重要机密也是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已，这少数人就是政府和决策的主导人。例如一九六三年古巴飞弹危机发生时，是否要发动核弹攻击，完全看甘迺迪（Kennedy）总统和他指派的国安会十人小组，接着甘迺迪又把决策限定在以他自己为首和三名内阁成员组成的核心组织。国家和酋邦相比，中枢的控制范围更大，经济的重新分配（税收）形式也更广。再者，国家的经济分工极细，甚至连农夫都无法自给自足，很多物品还得仰赖其他行业。因此，国家的政府一崩溃，对社会的冲击极巨，后果难以设想，例如在公元四○七年和四一一年间的不列颠，罗马军队、行政官和铸币厂全数撤退后的情景。即使是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国家，中央对经济仍有主控权。美索不达米亚的粮食生产者主要有四：种植谷物的农夫、牧人、渔夫和种植果菜者，他们把收获贡献给国家，国家再供给他们自身不生产的东西，如生活必需的粮食、物品和工具等。例如，国家给农夫种子和可以帮忙耕作的家畜、从牧羊人那儿取得羊毛，再和远方国家进行交易，换取金属等重要原料，也供给负责水利工程的劳工粮食。或许大多数的国家比酋邦更仰赖奴隶。不是因为酋邦比较善良，肯放俘虏回到他们的老家，而是和国家的经济分工有关。国家的大量生产和众多的公共工程都需要奴隶。除此之外，国家因常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虏获的奴隶更为可观。酋邦的行政阶层不多，国家行政组织则复杂得吓人，只要看到任何政府的行政组织体系表就一目了然。除了从上到下有不同等级的官僚，水平的分工也不少。夏威夷酋邦的官僚无所不管，国家的政府则分成许多部门，各有所司，如分别掌管水利、税收、兵役等，每一部门也有自己的阶层划分。小国家和大酋邦相比，行政组织还是复杂得多。例如西非的马拉迪（Maradi）虽是个不起眼的小国，中央行政职务却有一百三十种以上。国家内部的冲突越来越依赖司法和警察系统。由于多数国家的统治阶层都是识字的精英（印加帝国除外），法律通常有明文规定。书写系统的发展和早期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的兴起时机相当。相形之下，早期酋邦完全没有文字。早期国家有宗教和形式一致的庙宇，当时许多国王都被神格化，地位崇高无比。例如印加帝国皇帝出巡时，都有人沿途先撒上稻草，走在皇帝之前的奴仆再一路清扫。日语在称呼天皇时，也用独一无二的代名词。古时的国家，宗教领袖不是祭司就是国王本人。美索不达米亚的庙宇不仅是宗教中枢，也是经济、文字和工艺技术的中心。这些特质已大幅超越部落到酋邦之间的变化。此外，虽然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和酋邦不同，最根本的差异就在国家是有组织的政治实体，领土有一定界线，不像队群、部落和原始的酋邦主要系于亲属关系。而且队群和部落的种族和语言总是相同，酋邦通常也一样，但国家（特别是帝国）是一个混合体，或开疆辟土把其他国家击溃并纳入自己的国土，因此种族和语言都很复杂。国家官僚的选拔不像酋邦，都是酋长近亲，而是选贤与能，着重专业、训练与能力各方面的表现。后期的国家，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家的领导人很少是世袭产生，酋邦的父子相传已不多见。这一万三千年来的人类社会大趋势就是走向大而复杂。当然，人类社会千变万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从新闻得知，大的政体也有分化成许多小单位的时候（例如前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二千年前亚历山大（Alexander）的马其顿帝国（Macedon）不正是如此？而且大而复杂并不总是能取胜，也有俯首称臣的例子，如罗马帝国屈居在蛮族之下，中国被蒙古酋邦统治都是事实。但人类社会的长期走向，还是趋于大而复杂，以国家形态为主流。国家的优势何在？她是如何征服比较简单的政体的？主要凭恃先进的武器、科技和众多的人口。但国家和酋邦有两个相同的潜在优势：第一，决策操在一人之手，可集中运用军队和资源。第二，利用国教和爱国情操使军队视死如归，愿意为国捐躯。这种“高尚的”情操是如此深植于现代国家人民的心中，加上学校、教会和政府的鼓吹，我们因此忘了先前的人类历史并非如此。每个国家都有教人民勇于献身的一套，如英国的“为了吾王吾国”和西班牙的“为了伟大的上帝和西班牙”等等。十六世纪阿兹提克帝国的战士，也是在同样的感召下“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在沙场上，没有什么比得上光荣的死亡。把美丽的鲜血奉献给赐与我们生命的天神辉兹罗波奇利（Huitzilopochtli）：我遥望祂的身影，内心满是渴望。”这种思维和感情都是队群和部落无法想像的。新几内亚朋友叙述给我听的部落战争，完全没有“忠君爱国”这码子事，也没有“马革裹尸”的壮烈。他们对敌人的突击通常是利用埋伏或以优势兵力进攻，令人措手不及，尽可能避免我方伤亡。这种心态使得部落战争大受限制。和国家发动的战争相比，简直是小儿科。此外，以国家之名或宗教的名义发动战争的狂热分子，往往用不着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算计的是以一小部分同胞的牺牲来歼灭敌人。这种狂热使得基督教和回教国家拿下了许多地区，但这不过是近六千年的事，在酋邦以前，还没有人知道如何运用这种意识形态。至于国家起源的问题，有好几个理论。最简单的一个理论是，根本不认为国家的起源是个“问题”。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就主张，国家就是人类社群的自然状态，毋需解释。他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因为他看到的社群，也就是公元前第四世纪的希腊，都是国家。然而，正如我们已知，直到公元一四九二年，这世界还有许多地区是酋邦、部落，甚至是队群的地盘。国家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的确需要解释一下。第二种解释是大家最熟悉的，也就是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提出的社会契约：众人衡量自己的利益后，达成共识，认为国家带来的福祉超过其他较为简单的社群形态，因此自愿选择国家。这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并考察历史记录便会发现，难以找到这么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超然绝俗的国家。小的政体不会主动愿意放弃主权，和大的政体合并，总在被征服了或外力的胁迫下，才不得不如此。第三种理论就是国家的出现和大型灌溉系统息息相关，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华北和墨西哥等地。这个理论根据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至今仍受到一些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青睐。唯有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才得以建设大而复杂的农田水利系统，并维持这个体系的运作。从时间来看这个理论的因果关系，便会发现这个假设不够缜密。想像这种情况：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华北和墨西哥等地的居民，在数千里内从未见识过大型水利系统的好处，但还是有这种远见，因此决定团结，放弃有限的小酋邦，进而组成得以兴建大型水利系统的国家。这种“水利理论”和上面的社会契约论犯的错误大同小异，也就是只专注在复杂社群演化到最后的阶段，跳过了从队群到部落到酋邦这漫长的一千年，回首一看，地平线上已出现一座巨大的水坝。关于这个理论，难以从历史和考古学上的资料找到有力证据。美索不达米亚、华北、墨西哥、马达加斯加等在国家兴起之前已有小型的水利系统。大型水利系统的建构和国家兴起并不是同时，而是国家在先，大型水利系统则是日后的事。在马雅地区和安地斯山区，大多数的国家都靠小型水利系统，也就是当地居民自己兴建、维护。虽然那些地区后来出现复杂的水利系统，但已远在国家形成之后。我们不得不再接再厉，继续探讨其他原因。我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似乎是一地人口的数目。人口越多，社群必然越复杂。正如前述，队群只有几十个人，部落几百人，酋邦从数千到几万人，国家则大都在五万人以上。各种社群形态之间，依人口多寡而有复杂和简单之分，在每一种社群形态内，还有更细的分别，例如一样是酋邦，人口众多者，则越倾向中央集权，社群分层越多，且越趋复杂。本文选编自《槍炮、病菌與鋼鐵》，注释从略。特别推荐阅读此书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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