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林載爵:辭長不殺,真非得已——由短序變專書:余英時先生與聯經的因緣
我曾在「燃燒的七十年代:《歷史與思想》二十年」(聯合報,1996.7.1.)一文中提到,1975年是台灣思想發展很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林毓生先生首度返台任教,在五月份的《中外文學》發表了一篇長文:「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點燃了沉悶氣氛下青年學生重探狂飆年代的興趣。隔年(1976)一月,余英時先生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九卷一期發表了「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接著《聯合報》副刊陸續刊載「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三篇文章,為當時爭論不休的「一人專制」問題提出了非常有説服力的解釋,引起了許多辯論。特別是明清思想轉折由「尊德性」到「道問學」的「內在理路」說,彰顯思想本身有其內在生命的觀點,更是為知識界帶來極大的震撼,因為當時普遍接受的看法是思想的變動來自外在因素的影響。
1976年9月,余先生將上述文章及其他論文結集為《歷史與思想》,由聯經出版,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
1984年5月,聯經出版了三百多萬字由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為此而在1983年邀請余先生撰序,沒想到余先生在閱讀編校稿後竟然完成了一篇將近五萬字的長序,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根據《長編》詳述了胡適思想革命的各種問題。聯經於是將此序文另外單獨出版為專書,與《長編》同時發行。這個奇特的經驗沒想到竟然開啟了此後余先生為聯經的大套文獻由短序發展成為專書的奇妙經歷。這個情況很像1921年梁啟超為蔣方震的《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孰意下筆不能自休,待序言初成,篇幅竟達五萬言,與《歐洲文藝復興史》相當,可是「天下固無此序體,不得已宣告獨立」,梁啟超將此序文自己定名為《清代學術概論》。
載爵兄:
謝天謝地,總算寫完了最後一個字。
此文寫得如此長,實非始料所及。我心裏十分焦急,真怕誤了你們的作業。但我又不能潦草結束,有首無尾。只好拼老命日夜趕工,也不知究竟連累你們到什麼程度,現在後悔已不及矣。一個月寫了八、九萬字,此亦平生第一次的經驗,以後再不敢嘗試了。
載爵兄:
近寫「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決」一文已成,一再斟酌,終於定稿。‧‧‧我自覺此文發掘了胡先生生命史上重要的一頁,為從來所不知,不僅澈底澄清「學位」問題而已。我的胡適研究至此已終結了。
把「知識分子」改為「知識人」,我越來越不喜歡把「人」看成某種「分子」,所以再不用「知識分子」了。請注意。
載爵吾兄鑒:
顧《日記》序總算寫畢,勉可交卷。近一兩月事忙,不能專力於此,屢作屢輟。初只欲寫一簡要序言,提綱挈領,以為讀《日記》者之一助。但因材料太多,頭緒紛繁,愈整理則頭緒愈多,終至辭長不殺,真非得已。全稿完成後,回顧前面一、二節,又嫌過簡,結構嫌散,因此復改寫多頁。若有時間,從容再刪定一次,當比目前之稿為好,但實已不可能矣。此序內容甚新,因《日記》為初刊材料,我對於顧本人,從未暸解到如此深度,新史料才能成新史學也。
國瑞吾兄道鑒:
近日屢得在電話中承教,至以為慰。茲有一點想法,經深思熟慮而得之,亦得內人淑平熱烈贊同,向兄鄭重提出,務乞俯允,並助弟完成一種誠摯之心願。此次為《顧頡剛日記》所撰序言,及另印單行本,弟擬獻於王惕吾老在天之靈,不受稿酬及單行本版稅,此書版權全部讓給聯經公司,即以此為憑。如聯經另有法律合同,需弟簽字,請寄版權轉讓(贈送)文件,弟必立即簽字後寄上,以完備法律手續。弟此意極誠極堅,務請兄垂鑒。無論如何,弟決不收任何酬報,如聯經寄來,弟亦只可退回,為此往復,大可不必。弟之微意,請兄體諒。此即昔人所謂「秀才人情」,殊不足道,然在弟則等於向惕老墳前燒一柱香也。
本書所有稿酬及版稅一律轉贈「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余英時親筆
2006.12.18於普林斯頓
繼國瑞先生主持聯經的是林載爵兄,我和聯經的友誼關係也通過載爵兄而延續了下來。他和我是歷史學的同行,思想上的溝通也一向順暢。事實上,自從他在1987年擔任聯經的總編輯以來,我們之間的往復已日趨頻繁。關於我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2001)和八十歲生日(2010)的兩部論文集,篇幅既大,又不可能暢銷。載爵兄竟一本聯經傳統,毅然出版,使我十分不安。我只有將這種深厚情誼永藏胸中。
但我和載爵兄之間,作為作者與編者,卻有兩度最愉快的合作。載爵兄在出版《胡適日記全集》和《顧頡剛日記》之前都先後邀我寫「序」——延續我為胡適《年譜》寫序的傳統。他並沒有要我寫長序,然而我為了不負他的信託,兩序都是下筆不能自休。這是限時交卷的工作,不容我有所延誤,因此我夜以繼日,寫得非常緊張,也非常暢酣,是我寫作史上兩次最難忘的經歷。現在寫出來作為我們之間友誼的紀念。
載爵吾兄台鑒:
今日得讀友人康正果先生《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的「導言:從價值轉換到歷史還原」,甚為感動。康先生書中所收論文弟亦讀過若干,今合在一起,弟認為是「紀念中華民國百年」最上乘的作品。所以我寫此函致兄,請細心一讀。但康先生並未托我,他是最正直最有尊嚴的學人,從不求人為他的著作之出版向任何方面說情,⋯故弟特寫此函,誠心誠意作客觀之推薦。
此函緣起如下:康先生今日在電話中偶然提到他此書不易找出版者,已得一網上出版家同意出版,其中「導言」一篇,因丘慧芬介紹與錢永祥兄,並云兄看過亦覺有興趣。弟以此請康先生暫勿與網上出版家簽約,並請他傳真「導言」與弟一讀。今讀後甚為感動與佩服,故敢逕與兄相商。倘聯經能出版,則為大好事。但弟完全尊重兄及出版社之決定,只望能予此書稿一「鄭重而嚴肅的考慮」之機,決無私毫強說人情之意味。如兄與出版社經考慮後不願出版,弟絕不介意。康先生本無此想。弟慫恿他一試,故事無不諧,他也決不致見怪也。
「我嚮往的生活和絕大多數現代人大概沒什麼不同,即一個「和而不同」的多元社會。在這種社會和文化安排下,人與人之間能互相尊重、容忍,過的是有人情味的共同生活。我絕不主張極端的個人主義,但我相信社會必須以個人為本位。只有如此,所有不同的個人才都能發揮他(她)的天賦才能和追求一己的理想。
中國古代有一首民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這一嚮往在今天更為迫切。『帝力』代表政治力量,作為維持群體的『秩序』,不能不存在,但它應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使人不覺其存在。政治力量對人生各方面的干涉,越少越好。這樣便會出現一種『有自由的秩序』或『有秩序的自由』。
一百多年來,中國絕大多數人都在追求這樣一種合理的秩序。在這一追求中,知識人的責任最大,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所以中國知識人在自己的專業之外,還必須發揮公共知識人的批判精神,不為『勢』或『錢』所屈服。但是這是指建設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毀一切文化傳統———包括中國的和外來的,撕毀一切則最 終必將陷入虛無主義。」(2006.12.15.,上海《東方早報》,陳怡專訪余英時:《今古逍遙知識人》)
大函收到,共兩張:一即信,另一目錄一頁,未列各書名稱。我年邁,記憶不佳,請貴社開列一詳實書名,當一次寫成寄上。承介紹新總編輯涂豐恩先生,以後當有領教的機緣,先此致謝。
最後,我必須鄭重聲明:我和聯經之間從一開始便遠遠超出了作者和出版家的契約關係。我每次在聯經出版一本書,都覺得是一次友情的交流。
—End—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欢迎读者点击关注,出版机构、媒体合作可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