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首任主任。
谈到世界史，人们不禁会想，这就是帝国史——由一个个帝国构成的历史。许许多多的历史著作让人们很容易认为帝国是非自然的产物，是强行入侵非帝国世界的不速之客。帝国的兴起要归功于特殊的环境条件，或独特人格的狂热力量。帝国的衰落是可预期的，因为让帝国兴起的特殊条件无法持久。这一观点很吸引人，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随意一瞥世界史，就可看到实情正好相反：大部分时候，就政治来说，除非有外力干预，否则帝国强权是常态。帝国是打破或无视种族、文化以及生态区分的势力体系或统治架构。帝国的无所不在，源自一个事实：不论就全球范围还是某一地区而言，建造强大国家所需的资源分布都极不均衡。这不只在于有没有可耕种的平原或可通航的河流，还在于社会是否团结、文化是否一致，以及政府是否能轻易调用人力和物资。就是这种“现代性”，使庞大的秦帝国得以在2000多年前的公元前诞生。要抗拒帝制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或有形力量很难，除非有地处偏远或内聚力超乎寻常这样的因素。即使是躲过帝国征服的那些国家，都必须在帝国强权之间小心周旋，以免死于巨人足下。帝国既普遍常见，也变化多样。历史上的大部分帝国会让今日的我们觉得不过尔尔，它们人口不多，版图也不大。即使将目光局限在那些较大的帝国，也可以发现它们彼此差异颇大。今人有时称为“古典”帝国的那些国家乃是大型的农耕文化政治体系。它们的基本特征是对土地和农作物剩余产品的掌控。帝国组织并吸纳人才，形成一个相对集权的官僚体系，以增强皇帝权威、削弱地方利益团体或土地贵族的力量。这些官员负责收税以及执行帝国法律。皇帝的威望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得借由隔离、仪式、典礼予以细心保护。西方的罗马帝国覆灭后，古代中国是人们了解顶尖帝国运作方式的最佳范例。在其他地方，情势通常不利于帝国的形成：宗教、生态或地缘政治环境，使这些地方无法走上中国那样的帝国统治之路。在欧亚中心地带，统治者转而求助于马穆鲁克，也就是从帝国边陲征募的奴隶兵。马穆鲁克人，作为靠埃米尔宠爱而生存的外族人，或是改信伊斯兰教者，不会受到地方人脉、部落或亲族关系影响而有损于对统治者的忠诚。相对于帝国内由城镇、部落，以及地位牢固的农村精英阶层所形成的地方势力，他们成为一股制衡力量。而这两种帝国与欧洲人在15世纪末期开始打造的海外帝国都大不相同。当然，这些“殖民”帝国以多种形式出现。它们通常不是由官方政府，而是由享有母国政府授命或特许权的民间冒险家打造而成的。一些帝国靠征用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劳力来维持；有些靠非洲的奴隶劳力来维持；有些试图复制（甚至优化）其原本的那种欧洲社会。这些“殖民”帝国都是不折不扣的移民社会，奴隶和原住民大体上被排除在外。不消说，这些殖民形式在亚洲几无进展。近200年的时间里，欧洲对亚洲的入侵，只限于临近海岸、远离内陆的各种基地、仓库、据点，以及军事前哨，其中包括孟买、果阿、本地治里、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巴达维亚及澳门。这些殖民帝国形成了环绕亚洲诸国的商业海洋帝国的一部分。它们支配的地方，是渺无人烟的荒凉大海。欧洲人从18世纪末期开始侵占领土（主要在南亚）时，更倾向于沿用之前亚洲统治者的旧制，而不是按照“欧洲”的范式打造新秩序。莫卧儿帝国受到控制与约束的税收体系，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之役（1757年）后的百年里，有资金打造其在南亚次大陆的统治政权的原因。我们不应夸大“欧洲”道路和“亚洲”道路之间的差异，但在漫长的100年中（1815—1914年），工业力量使局势发生了改变。工业技术使欧洲人能够以远胜以前的速度和规模向外殖民，进入新市场，击垮传统生产方式下的竞争者。它增强了欧洲人搜集并高效利用情报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它使欧洲人能以更低的成本将军队运送到更遥远的地方。在汽轮和铁路相继登场后，偏远地理位置的战略优势大大降低。当欧洲军队可进抵南京（一如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时英国人之所为）的时候，亚洲似乎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安全无虞。结果之一就是产生更多“小印度”：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开始广泛分布于亚洲和1880年后遭瓜分的非洲。另一个结果则是产生第三种帝国，“无形支配”的帝国：将统治者只享有名义上统治权的地区和国家，系统地纳入支配范围。在某些地方，欧洲银行家、外交官、商人、传教士享有特权地位，管理大量海外贸易，掌控着外国投资，且在其利益受到挑战时能以封港或炮轰作为威胁，因此大费周章去统治这些地方反倒显得多余或无益。“非正式帝国”（如果以成本和回报为评断标准的话）乃是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理论上，各种帝国都不可避免会遭遇过度的压力、负担，以及突发的危机，并最终垮台。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帝国能永久不灭。帝国覆灭的原因非常多样。倚赖被征服地区精英的合作或效忠来维持的帝国，一旦在令人感到棘手的时间点遭遇叛乱或反抗运动，帝国的声望和权威就可能受到无法修复的伤害。安抚不听话的盟邦，也可能使帝国的控制力受到较缓慢但致命的侵蚀。如果帝国的统治需要得到“本土”民意的认同，或是带来了人力或财富上的新负担，来自帝国中心地区（而非边陲）的反抗也可能成为帝国垮台的关键因素。新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也可能摧毁帝国在伦理和政治上的声望，也就是帝国确立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帝国正是借此使人们认为这种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同样常见的威胁，乃是帝国日益臃肿而失去灵活性：帝国已然不堪重负，但就此舍弃整个帝国，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帝国的过度扩张会分散、消耗国力，引来对手的入侵。帝国也难以抵御经济、环境变迁带来的风险。帝国所赖以保持统治稳固的资源和科技，也可能会枯竭、过时。物质财富和技术优势可能会流失，或转移到条件更有利的地方。最糟糕的或许是帝国会被卷入相互毁灭的战争，原本小小的冲突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促成改变世界局势的剧变。即使未走到这天下大乱的地步，大部分帝国体系里仍然潜藏着危机：帝国的领导权力几乎会不可避免地落入扎根于帝国体系的权贵之手。他们会将帝国渐渐改造为半私人的领地，为各自派系牟取利益。他们会拉拢其他派系，结成联盟，捍卫他们的既得利益。但这种不愿改变的心态是致命的，因为帝国要存续下去，就必须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来自国内、殖民地，以及外部的压力，并迅速利用文化与经济活动上的一切创新。19世纪末期，情势的确让人觉得，使帝国衰败、瓦解的诸多根源将使世界改头换面。在西方大部分观察家看来，结局已显而易见。亚非境内仅存的大大小小本土帝国，覆灭之期已不远。它们与欧洲诸帝国艰难共存的日子即将结束。经济的停滞、文化的衰退，以及体制的腐化已摧毁它们的统治意志。它们无力保住边界，也面临着境内少数民族的反抗。经济挫败加剧了社会冲突。文化死气沉沉，助长人们对外国思想的渴求，但这相应又会孕育出愤怒、排外以及狂热的情绪。混乱与毁灭已在眼前：这些帝国已是“垂死的国家”，名存实亡。相对地，欧洲的殖民列强及其北美兄弟，似已找到永远进步、帝国永续（吉卜林极力警诫的狂妄野心）的窍门。它们已打破帝国兴衰的循环。工业化、有机燃料（煤）、数千英里外的遥远资源基地，使过去的环境制约变得无关紧要。它们的商业和文化将引来众多新子民（至少是新群体中的精英），而那些子民或精英的效忠（或合作），将使帝国的运行成本永远低廉。帝国“本土”的情势也已好转。“低成本”运作的帝国和人民对外部市场的日益依赖，为推广“帝国”意识形态，营造了更有利的环境。“国族”（state nation）在国内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强化了“民族”群体的概念（以及在必要时保卫海外帝国的意愿）。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或许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提倡经济、政治活动中的自由竞争），似乎使政治从此不致受到权力私有化的侵蚀，使变革不致受阻于顽固的抵抗。这一进步精神被认为根植于“民族”——一个融合了生理、社会与文化层面特征的混杂产物。这是欧洲人（至少是部分欧洲人）得以发现社会演化奥秘的原因，他们也因此认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永恒主宰，是对他们伟大发现的应有回报。最有可能的结果（至少看起来如此）乃是大权集中于少数“世界大国”之手的全球新秩序。剩下的非西方世界国家和帝国将被瓜分，即使勉力留存，也会成为西方严密监管下的半附属国。它们境内的“改革派”和“进步人士”，将会得到“世界大国”的支持，来粉碎其广大落后偏僻地区的反抗。代价则是它们不得不接纳欧洲的规则：保持商业与文化的对外开放，制定新的法律规章以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而这种监护期将会持续很久，甚至在不断重复的失败抗争中无限期持续下去。不过事态并没有按照这种可能发展。原因之一与地缘政治有关。欧洲要将势力伸入亚洲，势必要先确保欧洲境内的和平，避免大战爆发。19世纪中期、末期欧洲的帝国对抗看似激烈，实则得到巧妙的管控：抱怨和吹嘘取代了实际的冲突。但这个多种势力竞争共存的权力真空期，在1914年被永久地终结了，战后欧洲想要恢复该状态，但几无所成。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差不多还未开始就夭折了。欧亚世界的各个主要地区，在某个关键时刻都遏止了西方的入侵，但地缘政治只是部分因素。
探讨18世纪中叶后“帝国”的历史著作，大部分都有相同的预设：日本于19、20世纪之交开始借用西方的殖民观之前，重要的帝国只有欧洲人的殖民帝国。欧洲势力在非洲的角逐博弈，给人们留下了帝国主义猖狂、势不可当的不实印象。但如果更仔细检视亚洲，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欧洲人在亚洲的沿海边陲地区四处蚕食，直到19世纪结束时才以缓慢而迟疑的脚步往亚洲内陆挺进，但欧洲人对亚洲的支配，除了印度这个例外，充其量也不过是局限于小块的局部地区。可以说，在漫长的19世纪，面对欧洲人的进逼，亚洲其实屹立不倒，并未被击败。中国就可充分说明这点。虽然遭遇改朝换代、内战等种种动乱摧残，中国在1913年前仍保持着惊人的统一局面。经过1911年帝制的终结，接近40年的动乱、占领和战争接踵而来，中国的国家概念仍然存在。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还保住了庞大的边疆地带，包括中国东北、内蒙古、新疆以及西藏地区。虽然经历20世纪30、40年代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的边疆版图也只失去了外蒙古这一块。今日中国的版图，和19世纪30年代欧洲势力强行闯入清帝国时的中国版图相差不远。日本面对欧洲人挑战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尤令人瞩目。日本彻底改造其君主政体，为新政治秩序的建立提供意识形态纽带，最终打造出国力强大到足以抵御向西方开放的冲击并很快致力于帝国霸业的国家。在中央欧亚部分地区，也可看到类似的模式。西亚的几大伊斯兰国家，虽然无力抵御欧洲的经济与军事入侵，却未沦为殖民地。奥斯曼帝国虽在1913年失去其在欧洲境内的诸省，又在1918年被迫放弃其阿拉伯领土，但帝国的安纳托利亚核心地区却躲过了遭欧洲列强瓜分的命运，进而成为新的土耳其人国家。伊朗帝国的版图，在萨法维、卡扎尔两王朝统治期间，略有消长。但现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版图，涵盖了古代伊朗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德黑兰、马什哈德四大城。即使是政治面貌因欧洲干预而发生剧烈改变的中央欧亚地区（例如埃及或印度），也仍保有或建立起不受殖民文化束缚的独特文化认同。何以致之？原因之一，如前文所述，欧洲人缺乏资源，有时也缺乏动机，去打造完整的全球帝国。他们的帝国外交，在1914年前无意瓜分中国、伊朗或奥斯曼帝国。1918年后，欧洲人之间的对立加剧，因此更难瓜分。但这只是复杂因素中的一部分。亚洲诸大国政治、文化上强韧的自主传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它们像一堵阻隔外部势力的无形之墙。现代初期欧亚世界的建国浪潮，更是加强、深化了这些传统，其影响力散播到“旧世界”各地，而非局限于欧洲境内。明朝的革新、德川幕府的承平、萨法维王朝的妥协、奥斯曼从军事国家到横跨欧亚非大帝国的转变，都是与欧洲新式君主制同样突出的成就。它们创造出在重重压力下仍能屹立不倒的政治组织形式。在中国改朝换代（明灭清兴）、18世纪伊朗动乱的时期，欧洲人或有机会消灭这些不稳固的政治体，特别是语言隔阂较多、部落联盟林立的伊朗。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现代初期这些重建运动，有一深远影响。它们促进了传统治国方法的存续，使中央政府在来自欧洲的压力变得更加强烈时仍然稳固。欧洲人所面对的国家，乃是需要翻新的“旧制度”，而非号令不出中央、已然四分五裂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官员往往知道自己国家的弱点，知道需要“改革”。但他们所认定的改革，乃是将新的政治方法嫁接到原有的体制主干上，而非施行缺乏认同、与现实不相容的改革计划。这一差别十分关键。凯末尔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奥斯曼帝国革新的基础上，而非凭空构想出来。该共和国的“官方”版历史，不谈土耳其对欧洲的屈从，而是强调土耳其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该共和国的政治教父（不管暗地里如何与他切断关系），乃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约1876—1909年在位），在他治下，奥斯曼中央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得到大幅提升。礼萨沙·巴列维（即礼萨汗，约1921—1941年在位）利用伊朗的古老君主制传统，得以确立其对叛乱地区和部落的统治，强化国力。天皇发布的五条誓文，使明治日本得以稳步走向强化中央集权的体制，使反对明治维新者失去意识形态根据。在中国，清朝的覆灭代表与过去更为全面的决裂，即使如此，新兴的民族主义仍在20世纪20年代重启监管户籍的旧制，以恢复对社会的控制。除去政治领域，这些地区在文化上也保持着延续性。宗教、语言、文学对欧洲诸国民族认同的作用，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为何1914年前民族国家观念在欧洲比在欧亚其他地区发展得更为迅速，原因有几个，其中1789年至1815年间蹂躏欧陆大部分地区的革命与战争的影响尤不能忽视。在欧亚大部分地区（包括东欧大部分地方），文化与国家的联结并未与西欧的模式保持一致。对领土主权国家及其统治者绝对效忠的观念，与穆斯林社群（乌玛），以及那些享有《古兰经》和伊斯兰律法诠释权威的群体，都扞格不入。在被较小、较弱国家或藩属所环绕的广大中华帝国，塑造欧洲民族主义的那种以王朝冲突和建国为特色的斗鸡场心态，显然也并不存在。在日本，两百年的锁国强化了对外国人的强烈猜忌。但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却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去将日本特性与强大中央集权国家联系起来。但尽管欧洲人对民族国家（文化与政治的结合体）的执着，在其他地方没什么意义，欲以共同价值观和习俗（从饮食、衣着直到历史和宇宙论）统合社会的行为，却在整个欧亚世界得到同样程度的重视。在欧亚其他地区，一如在欧洲，知识传统都通过老师传授和典籍来维持、传递。以知识传统为核心，凝聚起享有社会威望和文化权威地位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在伊朗和中国，这一阶层与官方思想密不可分。从萨法维王朝时代起，乌里玛就申明，伊朗政府的首要职责乃是保护什叶派免受敌人攻击。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居少数地位，使这任务变得更为急迫。在中国，士人既是帝国体系的文化精英，也是行政骨干（而在接下来的“民族主义”时代他们似乎仍扮演这角色）。英国从18世纪中叶起逐渐将印度纳入统治，即使如此，印度前殖民时代的传统仍存，因为那些传统已牢牢根植于印度各地繁荣的本土文化里。地区性的家乡情感、公正政府的观念、另类的历史观，以及殖民政权的文化机器，在此维持着不稳定的共存关系。19世纪末期，印度各地方言被改造为条理井然的文学语言，人们获得了强有力的新工具，来表达其本土文化情感的社会关切与政治关切。没有这一基础，甘地尝试将印度的民族主义打造成的全民运动，就不可能在1914年后如此迅速发展壮大。这些情形的重要意义，在于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冲击在19世纪末期达到高峰时，面临着组织日益完善的抵抗。但在欧亚世界其他文化体的守护者和“看门人”眼中，救亡图存似乎是场胜负难料的竞赛。他们忧心自己的文化传统会彻底瓦解，被西方的现代性浪潮淹没。他们担心下层社会会脱离其掌控，并为此大为苦恼，因为他们认为保障下层社会的道德与文化福祉乃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理解欧洲科技领先所代表的意义，了解社会上、文化上的创新乃是欧洲得以维持优势的因素之一，但对于那些创新对道德、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态度却很矛盾。因此，他们对于欧洲某些关于现代性的观念情有独钟，这些观念虽孕育于西方，却强烈反对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帝国主义主张。甘地唤醒群众的运动，源于托尔斯泰自给自足的乡村乌托邦观念。马主义的魅力，在于其所提出的愿景：工业得到发展，而又不致发生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社会冲突。两者似乎都提供了一条不致失控的通往现代性之路。在1918年后伊朗、土耳其、中国的政权，以及1947年后治理印度的政治领导阶层中，对外来文化的严格监控似乎和建立工业屏障以抵御外国生产力的冲击一样重要。为达成这一目标，官方通过教育、广播、宣传以及审查制度广泛而深入地施加影响力。如果形成这种文化上的“受困心态”，那么20世纪大部分时期横扫全世界的强烈意识形态风暴，使开放社会变成命运赌博的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选编自《帖木儿之后: 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原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出版机构及公号名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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