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敌人而写：第三帝国统治下的法国文化生活｜艾伦·莱丁

作者｜艾伦·莱丁（Alan Riding）

英国记者、作家，一九四三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十二岁返回英国就学，并在布里斯托大学主修法律。毕业后，他决定从事新闻工作，曾被伦敦《泰晤士报》先后派往巴黎、马德里、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市担任办事处主任，而后转任《纽约时报》驻欧洲特派员，负责文化新闻的采访和报导，此外还出版著作《远在天边的邻居》（Distant Neighbors）。目前他与妻子定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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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被迫生活于纳粹统治下的法国艺文人士当中，作家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因为他们的文字书写必然会使他们以最清楚的方式表达自身的立场。画家、作曲家、电影导演和演员可以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而毋须以言语来赞许或悲叹法国当时那种备受贬抑的处境，人们在战后顶多只是根据他们交往的圈子来评断他们是否政治正确。然而长期以来，法国作家始终认为自己有权利对政治发表意见，尤其从一九三○年代开始，法国民众已逐渐习惯听到他们如何针砭时政。当然，在占领时期只有那些极右派作家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可以继续维持他们惯有的高调，可以适应那段人们以种种方式赞美贝当、激化反犹太主义、合理化德国的占领、甚至替纳粹魔头希特勒辩护的时期。当这些作家采取这种作法时，等于是以书写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留下文字纪录，因此在法国解放后，他们从前那些不当的行为就没有可以让他们闪躲的模糊空间：因为，所写下的文字都已印刷在纸页上。吊诡的是，对于反纳粹阵营的作家，情况也是如此：他们所发行的地下刊物《法兰西人文报》以及其他的禁书，虽然读者较少，但印刷文字的魔力─也就是对于纳粹德国和维希法国的谴责─却使他们有权力评断敌对阵营里那些已遭众人唾弃的同侪。幸运之轮快速地转动着。在文字比行动更有影响力的法国里，左、右两派的作家才经过四年，便已轮流体验到身为作家的特权和危险！

虽然这些作家以激烈的言词相互攻击，不过，恶徒和英雄之间的界线却经常是模糊的，而且还随着时间的递嬗而有所变动：彻底的法西斯主义者、维希政权的支持者、反纳粹的国族主义者，以及习于讥讽的投机分子都在战后成了失势的一方；许多共义者以及人数较少的、遵奉某种原则而非意识形态的人士则属于胜利的一方；至于旧派的保守分子、反左者以及积极宣扬天主教价值与精神的教会人士则介于其中，他们在战后的处境不好也不坏。此外，还有些法国人在占领时期改变了自己原先的立场，尤其是那些早期支持贝当的人士。当他们后来对维希政权不再怀有期待时，有些人便公开支持纳粹，有些人则从事反纳粹的抵抗运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的私人情谊却往往胜过彼此在政治立场上的歧异。

在政治方面，拉荷歇和马乐侯从一开始便站在敌对的立场，不过，他们一直都是朋友，而且始终维持朋友的关系。一九四三年，马乐侯的么儿出生，拉荷歇还当了这个孩子的教父。左派作家波朗和右派作家儒昂多的关系也大抵如此。反纳粹的波朗与亲纳粹的儒昂多从未断绝来往，即使儒昂多的妻子曾经告发波朗是“德军的军事警察”（Feldgendarmerie）。那时亲纳粹作家费南德兹和反纳粹作家莒哈丝（Marguerite Duras）正好都住在圣杰曼德佩区圣邦瓦街（rue Saint-Benoît）的一栋住楼里，住在楼上的费南德兹从未向纳粹举报抵抗分子在莒哈丝家的集会，同样地，莒哈丝也试着不去理会法西斯主义者固定于星期天晚上在费南德兹家的那些喧闹聚集，而且这两位立场截然不同的作家还雇用同一位清洁妇为他们打扫住家。就吉特里和考克多来说，他们都愿意利用他们与德国人的交情来协助其他陷入纷扰的作家。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作家原本是交情不错的朋友，后来却因为双方交恶而关系破裂，比方说，拉荷歇和阿拉贡两人在战前交情匪浅，但在德国占领时期拉荷歇却很讨厌阿拉贡。

如果撇开政治立场不谈，知名作家在被占领的巴黎里，其实彼此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作家不用工作就能过着优渥富裕的生活，有些人在出版社上班，有些人固定为报章杂志撰稿而赚取稳定的收入，另有一些人在高中教书。他们通常不像其他的巴黎人，会因为冬天缺乏取暖的燃料而受冻，或一年到头都因为食物短缺而挨饿。在这些作家当中，许多人出身资产阶级的家庭，而且还上同一所中学或大学，尤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座培育杰出法国知识分子的摇篮。人们会看到他们在利普啤酒馆享用中餐或晚餐，或去听七星音乐会的演出，或去巴黎贵妇所举办的沙龙聚会社交。这些文人会阅读并批评别人的作品，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打造自己的小圈圈，虽然私下侮辱他们的敌人，却也和他们在公开场合握手，以示友好。

有些加入文学界抵抗组织的作家甚至还跟“良善”的德国人有不错的交情，有些德国人会因为热爱法国文化而被这些作家视为“良善”人士，尽管他们曾公开反对犹太人，甚至本身还是纳粹党员。至于德国大使阿贝兹是否算得上“良善”的德国人？这一点恐怕还有争论，不过，他会说法语，他的妻子是法国人，而且还会设法让一些被纳粹监禁的作家获释。当然，几乎巴黎所有的文人都知道黑勒这号人物。他当时年约三十，态度亲切友善，是德方负责审查文学作品的“特殊领导人”。起初，他在巴黎宣传局主持文学部门，后来由于文化活动自一九四二年夏天改由德国大使馆负责，因此，他所负责的文学部门便改隶于德国大使馆。德国协会会长艾普汀和他的副手布雷默都能说流利的法语，而且在法国人眼里，他们都是对法国文化怀有好感的德国人。

那时，还有一位德国人曾以更不可思议的方式穿梭于法国的文学界：一九四一年四月，四十六岁的德国小说家允尔被德国军方派驻于巴黎。让这位德军上尉一举成名的半自传小说《在枪林弹雨中》，就是他根据一战的亲身经验所撰写而成的。他因为身负重伤而退伍，并获得德国政府颁授荣誉勋章，后来还自行修习语源学。由于《在枪林弹雨中》大大地受到读者的肯定，他所拥有的名望和权威便让他有机会表达自己对于公众事物的看法，不过，他应该算不上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曾批评德国的威玛共和政体，还在〈关于国族主义和犹太人问题〉（Über Nationalismus und Judenfrage）这篇文章里，暗示犹太人对德国内部的团结是一大威胁，而且还赞同纳粹对个人的英勇和牺牲性命的狂热崇拜。然而，他却从未加入纳粹党，也婉拒纳粹邀请他担任德国语言暨文学学院（Deutsche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院长一职，甚至人们还可以把他那部完成于一九三九年的中篇小说《在大理石峭壁上》（Auf den Marmorklippen）视为允尔对第三帝国的讽喻。当他抵达巴黎后，便深深厌弃反犹太主义，而且还对纳粹头子希特勒相当不以为然：他在日记里曾用“克尼艾勃罗”（Kniébolo）这个怪异的名字作为希特勒的代号。虽然，他只在私人日记里披露与纳粹背道而驰的政治思想，不过，许多巴黎重要的作家却很快地认定他是“良善”的德国人。

允尔当时在马杰斯提大饭店的德国军事指挥部（MBF）工作，住在附近的拉斐尔大饭店。如果他未受邀前往高档餐厅或私人寓所用餐，就有许多空闲时间到剧院或歌舞秀场观赏表演。他曾有几次获派执行军事任务，比方说，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当天，他曾在日记里钜细靡遗地描述自己如何监督一名德军逃兵被枪决的情形。允尔身为一位严肃小说的创作者，他的声望就形同他的名片，后来他还成为巴黎社交场合的焦点。他在维希政府驻巴黎代表布希农举办的一场晚宴里，认识了阿蕾蒂和吉特里，后来吉特里便邀请他到自家的豪宅用午餐。他还在作家莫杭的家中认识法国出版业钜子伽利玛，以及后来和他成为至交的考克多。他曾在布雷克于橘园美术馆举办大型雕塑展前夕，拜访这位纳粹御用的雕塑家，而且大师毕卡索也曾在巴黎的画室接待他。他当时经常觉得，和他讨论文学的法国作家可能就是反纳粹的地下抵抗分子。

在巴黎陷落后，人们在阅读媒体的报导时仍未发现，某些人士的表现已出现些微的差异：亲纳粹人士和外来的当权者交好已不会受到挑战，而且某些右翼作家和记者已肆无忌惮地抱持“我就是这么告诉你的”这类专断的态度。难道他们在战前不曾对第三帝国的无可救药提出警告？难道不曾提醒大家，法国会因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共产党员而卷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难道不曾预察英国是不可靠的盟友？因战败而被占领的法国正在付出代价！他们当时认为，只要法国能承认本身的迷妄和错误，并清除内部的敌人，就可以重新建造一个健全的法兰西社会。

一些立场温和的作家都相信维希政权所承诺的国族革命─至少在拉瓦尔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再度担任维希法国总理之前─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贝当身上。曾在战前担任左倾的人民阵线内阁的教育部长尚·杰伊当时对许多作家如何背叛自己，感到相当痛心。他在《回忆与孤寂》（Souvenir et solitude）这本回忆录里写道：“唉，一九四一年的法国文学界，有多少人已变得卑躬屈膝和自我放弃！当时一些杰出作家会借由沉默的威严来维护自己的荣誉，不过，也有许多人─其中有不少作家─急于为那些新的神祇效命，而已忘记自己曾写下的作品以及过往的种种。”

那些在战前支持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到了占领时期，仍一贯地赞扬极右派纳粹的胜利。对他们来说，维希法国所倡导的天主教精神似乎已失去意义，那位年迈的元首及其所领导的平庸政府显然无法拯救法国。他们认为，法国反而因为战败而得以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也就是在希特勒的“新欧洲”里，找到本身的定位！如果犹太人被剥夺权力、苏联所主导的共产国际受到挫败、英美能维持中立的立场，法西斯的法国终将因为国家的完整性而恢复本身的实力和尊严！法国的法西斯分子都是法西斯主义忠实的信仰者，如果撇开少数的例外不谈，一九三○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在德国占领时期仍是法西斯主义者，只不过德国纳粹不一定会接受他们。

像《巴黎晚报》、《马丹报》和《小巴黎人报》这些发行量庞大、由德国人直接掌控的日报都极力推崇法西斯思维，诸如纳粹的武力和优势、英国的背叛、各国犹太人阴险的合谋以及左派组织成员的不可信任。纳粹官方所设立的法语电台─即巴黎广播电台─也会强化这些讯息，虽然同样致力于政治宣传的伦敦BBC广播电台每天都会批驳这些内容。当时有几份周刊为了争取更多高知识水准的读者，而与纳粹当局发展出更细腻的合作方式。这些周刊会把本身形容为“关切政治的写作”，而这个标签也适合套用在许多法国知识分子身上。此外，这些亲纳粹刊物也会基于不同的编辑方针而支持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拥护维希政权、或赞同纳粹德国、或反对犹太人─不过，它们都能为各派文学评论保留自由的空间。

相较之下，法兰西学院仍保有向来的自主性，所以，维希政府无法直接干涉其内部运作。一六三五年，枢机主教黎希留创立法兰西学院，这个机构的宗旨在于维护并促进法国的语言，然而，在两次大战的承平时期所选出的院士却是基于他们对政治、军事和教会的贡献，而比较不是他们的文学才能，因此，德国于一九四○年六月征服法国的时候，不仅贝当元帅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连法国枢机主教暨巴黎天主教大学（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校长波德利亚以及一些将军和高阶神职人员也赫然在这群“不朽者”之列。

当时一些立刻表态支持贝当、并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院士，却都不是杰出的作家，比如后来担任维希政府教育部长的博纳尔、决定在自由区生活且终生领导法兰西行动党的莫哈，以及法兰西学院常任秘书长安德烈．贝耶索（André Bellesort）。贝耶索甚至还公然为反犹太周刊《我无所不在》撰写专栏，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过世为止。他们三位以及其他的右翼院士那时都在滥用法兰西学院的社会声望：博纳尔、波德利亚、阿贝．埃尔芒（Abel Hermant）和皮耶．贝努瓦（Pierre Benoit）都加入了合作团队的荣誉委员会（comité d‘honneur）。博纳尔、埃尔芒还在枢机主教波德利亚所主持的祈福场合里，一起祝福准备前往苏联东线战场和德军并肩作战的法国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团。

法兰西学院有两位犹太裔院士都幸运地逃离这伙同事的势力范围：埃米尔．荷索（Émile Salomon Wilhelm Herzog）是重要的作家，以笔名安德烈．莫华享誉法国文坛。当法国被攻陷时，他在伦敦，而后移居美国，并于一九四三年前往阿尔及利亚参加戴高乐所领导的法国自由军。另一位犹太裔院士则是备受敬重的哲学家暨一九二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柏格森，一九四一年一月，他在巴黎自然死亡，那时纳粹才占领巴黎没多久。

此外，仍有一小群院士致力于挽救法兰西学院的声誉。比方说，莫里亚克和瓦勒里曾试图劝阻院方不该赞同贝当于一九四○年十月与希特勒会面时，决定与纳粹合作一事。年迈的诗人瓦勒里曾毫不避讳地在柏格森葬礼上致词表示，这位哲学家已被法国所承受的这场“全面性灾难”所击垮，当时瓦勒里这番直率的言论还被赞许为勇气十足的举动。不过，维希政府却不信任他，因而解除了他在地中海学术中心（Centre Universitaire Méditerranéen）─即尼斯的多功能文化中心─的主任职位，其实瓦勒里向来不涉入政治，从未支持知识界反维希、反纳粹的抵抗运动。莫里亚克是唯一积极加入抵抗组织的院士，相形之下，法兰西学院仍有不少立场模糊、只作壁上观而不表示意见的院士，而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至少可以让这个崇高的殿堂不至于沦落到与纳粹合作的境地。

—End—

本文选编自《盛會不歇》，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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