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劳斯·费舍尔（Klaus P. Fischer）
1942年生于德国慕尼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获得文化与知识史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亚市阿兰汉考克学院。
在魏玛共和国的中期（1924—1929），也是人们通常认为兴旺的或者黄金般的20年代，出现了国内繁荣的短暂回归和同时发生的国际关系的宽松。借助后见之明，现在我们知道主要依靠美国的巨大借贷——总数超过了二百亿美元——同时依靠西方列强对德国承担债务义务的更为宽松的态度，德国出现了和平和富裕。1924年，正如上述所说，德国达成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劝告法国从鲁尔区退出，减少赔款支付，安排德国从国外借贷更多资本的机会。在随后的几年，许多西方的借贷流入德国，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使许多人相信1923年的危机已经消失的繁荣。德国将借来的资本用于两个有效益的领域：赞助公共行业的计划和投资工业的现代化。1923年，德国的工业产出跌到了1913年的水平，但是，到1929年它超过了1913年水平的四倍。繁荣的回归相应地带来了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提高，这部分是因为西方列强认识到：在国际联系不断加强的经济秩序中，经济的繁荣依赖于合作，而不是对抗。这部分是因为一群更温和、更有能力的政治家现在主持着西方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他们是德国的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英国的拉姆齐·麦克唐纳。1925年，德国在洛迦诺签署了几个条约，发誓放弃以武力作为解决与比利时、法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争端的方法。1926年，德国参加了国际联盟。1928年，它还和六十四个其他国家一道，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个公约呼吁对国际问题进行和平仲裁，谴责诉诸战争。国际关系的这种缓和氛围连同向繁荣的回归，也降低了德国政治的温度。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在1924年的选举中，右翼的纳粹党和左翼的共产党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尽管由独立派汉斯·路德领导的新内阁倾向于右翼，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但是这一选举产生了一个更为温和的国会。1925年，在弗里德里希·埃伯特死后，魏玛共和国因为将德高望重的保罗·冯·兴登堡选为总统而重新获得人们的尊重。尽管兴登堡具有君主主义的信念，但是他依然小心地恪守他对共和国的誓言。当然，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依然不稳定，也不成熟。在1924至1929年，政府一直是中间派和温和的右翼政党脆弱的联合。马克斯主持了三个内阁，路德主持了两个内阁，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穆勒主持了一个毫无生气的内阁。在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忠诚于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似乎获得了新的生命，同时共产党和各种民族主义政党失去了重要的席位。纳粹党几乎全军覆没，只获得81万张选票和国会中的12个席位。新闻界以大幅标题的胜利姿态宣布“希特勒完了”，“纳粹党已经终结”，“鼓手没有敲响战鼓”。确实，希特勒的政治生涯似乎到1925年已经停顿不前。在慕尼黑，纳粹党只剩下七百名成员。在1925至1928年期间，希特勒几乎生活在半退休状态，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消磨了大量的时间。1928年，他在上萨尔茨堡的山坡上先是租用后来又购买了一处舒适的别墅，他大规模地修葺，并将其命名为伯格霍夫。他为自己建了一道围墙，只与党的亲信或喜爱的女人交往，并沉溺于对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爱恋之中。尽管希特勒这些年可能被放逐到政治的荒野之中，但是曾经使他在政治上崛起的条件原本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从表面上看，魏玛共和国似乎是繁荣和稳定的，但是许多确定无疑的迹象表明在深层存在着一些断层，这些断层一旦加重就会撕开共和国脆弱的生命线。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政治上的分裂、文化和代际的极端对立，以及我们所认为的德国社会的阴暗面。共和国的出现是偶然的，几乎没有什么德国人理解或喜爱它的民主宪法。它的对手用凡尔赛的污名玷污它，而令人束手无策的社会经济问题又使它不堪重负。共和国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支持者，以至于一些愤世嫉俗者有理由将这个新政府称为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随着能够提供统一感和历史延续性的君主制的衰落，德国人变成了孤儿，他们分裂成敌对的党派、团体和组织。作为保守的民族，许多德国人更倾向于支持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共和制。甚至那些乐意支持共和国的人——如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克斯·韦伯或者托马斯·曼——也只是出于善意，而不是出于热切的信奉共和主义的原则才这样做的。真正将他们同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他们拒绝了所有现存的选择。其他许多涉及政治的人也是这样的，因此，人们可以认为，共和主义政府所建立的统治，对相关的每个人来说是受到最少反对的。不断增加的反共和主义集团相互仇视，其程度远超过它们对共和国的仇恨。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使得共和主义对于所有的德国人来说成为最没有分歧的选择。不幸的是，当德国人开始信奉极端的和单维的意识形态，同时放弃政治的合作以寻求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认识或重视。这种极端化在党派政治的领域尤为明显。政党反映了传统的社会、宗教和地区的分裂，这种分裂在过去将德国人民相互隔离。甚至在政治光谱中，相近的政党也发现它们的差异远超过相似之处。在政治的左派当中，社会党人为国家和政党的未来走向相互厮杀。好战的左派（独立派社会党和其他党派）谴责多数派社会党将革命出卖给德国军事—工业的精英，同时在整个共和国期间拒绝和后者合作。甚至当共和国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也是如此。反之，多数派社会党也谴责好战的左派企图毁灭议会民主以寻求苏维埃的全权主义。只要还存在着一个可行的民主的中心，声称拥护共和国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民主党、中央党——之间就可能形成可以发挥作用的联合。但是，由南部德国人和天主教徒占主导地位的中央党内部就是四分五裂的，它经常发现自己很难和多数派社会党合作，因为多数派社会党缺乏强烈的民族主义或中产阶级的立场；另外，它的马主义意识形态总体上来说是与中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尤其是与中产阶级的宗教信念相对立的。中间偏右的政党，诸如德国人民党、德国国家人民党，甚至都不倾向于同多数派社会党或中央党合作。由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建立于1919年的德国人民党坚定地支持财产权和教育的政策，将社会民主党贬为一个至今依然没有成功放弃革命原则的马主义政党。尽管施特莱斯曼希望德国人民党成为富有活力的、现实的自由主义政党，有能力与中间派和温和的左派结成联盟，但是，这个党却不断向右发展，在反动的德国国家人民党那里找到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德国国家人民党是一个扩充了的战前的保守主义政党，其主要成员是西部的德国人，他们是城市的上中产阶级，思想观点特别反动。最初，它由前帝国的财政部长卡尔·黑尔费里希领导，在他死后，这个党落入顽固的出版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手中，他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和财富不仅使自己的党变得更为民族主义，而且对纳粹运动给予支持。德国国家人民党由一群心怀不满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分子组成，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混乱中漂流，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或影响广泛的讲坛，但是他们一直能够接受一个复辟的君主制度或者一个保守的专制统治。在纵览极端化的德国政党体制的时候，一个事实是十分突出的：在十个主要的政党中，没有一个是真心对共和国承担责任的。共和国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后来又得到中央党和德国人民党不冷不热的支持。处于政治光谱两个极端的政党逐步地蚕食了温和的党派，特别是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它们公然地宣称自己盼望着共和国的毁灭。愿意支持共和国的党派所组成的有效联合，从根本上说有三种可能性：一是社会民主党和支持德国国家人民党左翼的强有力的政党；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政党，包括德国国家人民党；三是支持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党。到1930年，由于进一步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共和主义政党承受的沉重损失，以及极端的政党——左翼的一个党和右翼的纳粹党——在得票上的惊人增长，这些联合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德国精英体制和集团的攻击，包括司法界、大学、军队及重工业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法官对共和国缺乏同情，他们经常大胆地表述充满偏见的右翼观点，作出让保守主义满意的判决。另外，政治案件的法官作出的判决是因人而异的，对右翼罪犯通常是仁慈的，甚至作出无罪判决；对左翼罪犯则是严厉无情的。对应该放逐到奥地利的希特勒的仁慈判决就是一个代表。德国司法机关所发生的事情和德国执法机关所发生的如出一辙。执法机关的领导人在政治观点上即使不是反革命，通常也是保守势力的。大学是制度化的保守势力和精英主义的堡垒。进入上层阶级以及成为精英学校的毕业生依然受到限制，同时，对共和体系的全面控制依然保留在具有坚定的保守和专制倾向的国家权力机构手中。如同过去一样，在整个共和国的年代里，得到强调的依然是纪律、秩序和对权威的服从。在学术界，反犹太主义相当盛行。在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的职位、工作总体来说极度稀缺，这又加剧了反犹太主义。学生们特别易于受到国家社会主义吸引力的影响，纳粹党在学生会选举中获得惊人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佐证。当然，军队是反对民主化最有力的壁垒。尽管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国防军自称位居政治之上，但是在戴着单片眼镜的鱼眼将军汉斯·冯·泽克特的领导下，国防军设法保留了它的传统结构和保守主义精神。当泽克特在1926年失去权力之后，国防军越来越放弃了它公开宣布的中立性，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新的思想得到了国防军政治局局长库尔特·冯·施莱歇将军的集中体现，他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以及在国防军和具有保守主义、集权主义倾向的政党之间进行政治合作。施莱歇本人就是一个十分醉心于独裁体制的人，他认为这种体制能够回避他所认为的令人讨厌的、自取灭亡的议会民主程序。这也是纳粹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因此施莱歇和军队在纳粹运动中发现了某种他们认为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利用的因素。但是，这样做就意味着积极地和纳粹党进行合作。实际上，人们认为这就将军队变为共和国的掘墓人，同时使它成为纳粹全权主义兴起的参与者。国防军从来就不能使自己脱身于同国家社会主义的致命合作，因为它的精神气质具有同纳粹党共享的全权主义价值观的色彩，尽管它的领导人并非一直如此。尽管国防军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一个组织人数不多，但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有凝聚力的力量。总体上说，它不是一个非工人阶级的军队，它所招募的人来自城市和保守主义的地区，它的军官主要来自军官家族，这就使它成为一个实际上的“非社会主义的”军队。我们应该记得，在战争期间，军队出现了最有力的反民主的起义。老一辈的思想融入军队气质中，并且在1919至1923年自由军团的精神气质中得到强化，最终在冲锋队中产生了彻底的反民主思想。重工业的领导人也要求废除魏玛共和国的体制，因为它支持一个消费性的福利国家。《魏玛宪法》第163条承诺所有的德国人通过生产劳动获得生计，并且特别指出，如果没有工作的机会，国家将为工人的生存提供必要的措施。民主的奠基者甚至规定了基本福利的购物清单。尽管共和国依靠劳资双方的协议在社会经济方面得以运作，依靠共同决定、集体议价、强制仲裁以推动经济民主，但是德国的大企业逐渐以减少工资和福利的方法来反击劳工。从性格上来说，大企业的领导人执著于封建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这在根本上与战后的现实是不合拍的。他们依然视自己为家庭的主人，犹如长官要求士兵一样，希望得到雇工们的尊敬和服从。反过来，企业主也以家长制的方式对待他的雇员。1918年君主制度的废除并没有改变专制的习惯。尽管亨利·特纳的观点——是军队而非大企业在带头反对共和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大企业对魏玛共和国和整个社会政策是毫无爱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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