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埃文斯｜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

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为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学术院院士（FBA）、皇家文学学会成员、皇家历史学会成员、威尔士学会成员。他曾任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席教授，现任伦敦格雷沙姆学院院长。他的著作包括“第三帝国三部曲”、《汉堡之死：霍乱之年的社会与政治，1830-1910》（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惩罚的仪式：德国死刑史》（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企鹅欧洲史·竞逐权力：1815—1914》（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霍布斯鲍姆传》（Eric Hobsbawm: A Life in History）等。

19世纪30—40年代，影响最广、破坏性最大的当属民族主义思潮。通常把民族主义定义为根据某一特定人群的主权意愿提出建国诉求，但19世纪上半叶的很多民族主义者远没有走到接受这一激进观点的地步。一些民族主义者寻求使自己的民族挣脱外国桎梏，其中最执着的是波兰人。18世纪时，沙皇俄国、哈布斯堡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瓜分了波兰，此后波兰人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不懈斗争。但此类中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不过是想在一个更大的政治体制内享有更高程度的自治，或争取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哈布斯堡君主国内的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属于这一类，两个民族都没有积极推动君主国本身的解体。芬兰境内约翰·维尔赫尔姆·斯内尔曼（Johan Vilhelm Snelmann, 1806—1881）领导的芬兰化运动从未提出脱离俄国独立的要求。斯内尔曼本人是教师和哲学家，他主张在学校里用芬兰语取代瑞典语（但他本人只会说瑞典语）。还有一类民族主义者，他们追求德意志民族、意大利民族这种分散在数个独立国家中的单一民族的统一。这类民族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争取彻底获得主权。当然，以上不同特征的民族主义之间并非毫无关联。统一意大利意味着推翻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半岛北部的统治，统一德国意味着与丹麦和哈布斯堡君主国（特别是后者）达成安排，后两国的疆界将德意志邦联的部分领土包括在内，但它们本国大部分国土和国民不在德意志邦联内。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把后来的独立诉求与19世纪30—40年代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等同起来。19世纪中叶以前，很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既是目的，也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在“神圣同盟”和梅特涅亲王治下德意志邦联警察体制维护的保守秩序下，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实现开明政治和宪制改革。

同样，认为19世纪30—40年代的民族主义就有了后来欧洲民族主义所含的侵略性和利己主义，也是不合适的。朱塞佩·马志尼是他所处时代最著名的欧洲民族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由自由和独立的各族人民以自愿结合的方式组成。1831年，意大利北部城市起义者由于内部不团结，很快被奥地利人镇压下去，因此，马志尼坚信，必须用一个真正的民族组织来取代他参加的烧炭党，这一组织应当首先致力于把奥地利人从半岛逐出。马志尼藏身马赛，创建了“青年意大利”组织，很可能是仿效了此前不久出现的“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青年意大利党仍带有密谋性质，但有一个明确纲领：在民主及共和基础上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该组织还编写了成员名单，收取会员费，使用交通员保持全国各地城镇成员之间的联络。青年意大利党的成员很快增加到数千人，马志尼坚持不懈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撰写的大量小册子深深打动了他们。马志尼相貌英俊也是一个原因，许多见过他的人说，马志尼是他们见过“最美的人”。梅特涅把参加青年意大利党定为死罪。1833年初，在马志尼的影响下，12名军官密谋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皮埃蒙特—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公开将这些军官处死，马志尼本人也被缺席判处死刑，判决书在热那亚他的家门前得到了宣读。梅特涅说服法国把马志尼驱逐出境。马志尼在瑞士继续指导青年意大利党的活动，他针对皮埃蒙特策划了一个又一个密谋。其中一项密谋——和泄露给皮埃蒙特当局的众多密谋一样——涉及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朱塞佩·加里波第。一次，加里波第奉命远行黑海，途中结识了一名青年意大利党成员，之后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加里波第也被缺席判处死刑。他逃到南美后，参加了巴西的“破衫汉战争”，此后又投身乌拉圭内战。

1837年后，在青年意大利党的支持下，马志尼在伦敦以通信方式发动了各民族的民族运动：“青年奥地利”“青年波希米亚”“青年乌克兰”“青年蒂罗尔”，甚至还有“青年阿根廷”，都存在过一段时间。“青年波兰”在19世纪30年代的起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所有这类组织中，生命力最强、最重要的一个是“青年爱尔兰”，这个名字是英国报刊给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 1775—1847）于1840年发起的运动安上的，有嘲讽的意思，该运动与马志尼并无关联，马志尼认为爱尔兰不应该独立。“青年爱尔兰”不赞成暴力和起义，它的奋斗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新国家，而是废除1800年与英格兰签署的《联合法案》。马志尼通过亲手创立的一些组织改写了民族主义的内涵和策略。民族主义者学会了在各自的国家里相互配合，不再止步于高谈阔论，而是变得更加实际。除了波兰人外，其他民族均认识到，仅仅靠起义不可能成功，组织秘密团体也没有出路。民族主义者需要有自己的纲领，有正式的组织，拥有自己的宣传机器，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

梅特涅主导的哈布斯堡帝国依然是各个民族主义运动前进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对意大利、波希米亚、德意志和匈牙利而言都是如此。哈布斯堡帝国、俄国和普鲁士则是波兰民族运动的最大拦路虎。奥地利率领欧洲诸国推翻了拿破仑，1815—1845的30年里，奥地利称雄欧洲。拿破仑一世废除了封建等级代表制等旧立法体制后，普通百姓几乎找不到抒发不满的渠道。皇帝弗朗茨一世拒绝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统治区内引入任何新的宪政安排。他说：“我的帝国好似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子，若拆掉一处，天晓得房子会不会塌。”在意大利中部，1831年当选的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是教皇国的统治者，他靠一支私家军队压制一切批评教皇国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意见。在他统治下的地区，管理混乱不堪，格列高利任教皇的最后10年里，政府甚至没能拟定出一份国家预算。在从19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皮埃蒙特国阿尔贝托因惧怕密谋和革命，一直与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人结盟。他对未来颇为悲观，1834年他写道：“充其量只能推迟这场大危机的到来，但它必然会发生。”

19世纪4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的温和自由派改革者力求避免这场危机。一如欧洲其他地方的自由派，他们首先以英国为榜样。米兰改革者卡洛·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 1801—1869）原是烧炭党人，后来采取了较温和的立场，他认为“各国人民永远都应当做彼此的镜子，因为人类文明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各文明相互依存”。从长远看，皮埃蒙特影响最大的温和派人士是加富尔伯爵卡米洛·奔索（Count of 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他是一名新教徒，曾游历英国和法国，支持发展经济、修建铁路、政教分离。随着自由思潮在知识阶层中传播开来，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告诫奥地利驻英国大使，做出让步的时候到了：“当公众舆论发出呐喊时，我们四处劝说，希望见到让步、改革、改良，我们认为自己很保守。而你们却什么都不肯做。”1846年6月16日，乔瓦尼·马利亚·马斯塔伊—费雷蒂（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 1792—1878）当选为教皇庇护九世，这似乎预示了意大利变革的降临。新教皇大赦了一批政治犯，放宽了书报检查制度，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改革教皇国的行政、法律和教育规则。他还召开了一次咨商会议，意大利各地为之震动。其他地方也开始改革。1847年5月，托斯卡纳部分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几个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后，召开了议会会议；1847年9月，大公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1797—1870）任命了一个温和的开明政府。1847年10月，皮埃蒙特的阿尔贝托接受了各地选出的地方委员会，放宽了对书报检查制度的限制。1845年，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梅特涅拒绝放宽书报检查制度，但丝毫不起作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刊物从境外大量涌入，包括英、法、德等地的报纸。一场危机似乎正在逼近。维克托·冯·安德里安—韦尔堡（Viktor von Andrian-Werburg, 1813—1858）曾在政府内任职，他写了一本探讨这个多民族君主国前景的论著。该书观点悲观，但影响很大，他警告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恰似1788年的法国。”

哈布斯堡帝国匈牙利诸省份的情况似乎尤其如此。改革派领袖塞切尼·伊什特万崇尚英国，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他希望“以尽可能不声不响的方式”改变祖国现状。塞切尼追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调和，他认为赛马可以促成这一目标——他去过一次纽马基特后就迷上了赛马。为此，他于1826年创立了匈牙利德比赛马会（Hungarian Derby）。继波兰起义和1831年发生的灾难性霍乱疫情后，匈牙利议会在1832年开会，提出了一项改革方案，然而皇帝否决了议会通过的哪怕是最温和的改革措施。1837年，律师兼记者科苏特·拉约什（Lajos Kossuth, 1802—1894）因煽动叛乱罪被逮捕，他公开了匈牙利议会报告。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严重危机。议会里支持科苏特的议员迫使梅特涅退让，于1840年5月释放科苏特及其他被囚禁的自由派人士。同一届议会还取消了限制开办工厂的法律条文，批准修建匈牙利第一条铁路，放宽对匈牙利犹太人求职和居所的限制。此后的改革又给予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平等的公民和法律地位，宣布跨宗教之间的婚姻为合法。然而，自由派人士并不满足。科苏特与温和派领导人戴阿克·费伦茨（Ferenc Deák, 1803—1876）联合发表了一篇声明，阐述他们的目标。1847年，新一届议会召开会议，科苏特高票当选为议员。梅特涅被迫做出让步，包括取消奥地利在匈牙利边界设置的海关关卡，但他的让步为时已晚。以上措施未能平息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反对声浪。匈牙利自由派人士与维也纳的君主国政府之间分歧不断加深，最终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几个月后，双方的矛盾演变成一场公开冲突。

在瑞士，温和自由派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新教徒所在的各州城镇，他们通过的改革措施遭到邦联内天主教徒为主的农村地区的强烈抵制。自由派通过了一部有中央集权色彩的宪法，着手关闭天主教修道院，几个保守的州采取了反制行动，于1843年组建了分离主义组织“宗德崩德”（Sonderbund），这一举动违反了1815年的《联邦协议》。双方开始调兵遣将，1847年11月，冲突爆发。邦联军队攻克了宗德崩德的要塞弗里堡，成立了一个自由派政府。如同各地自由派改革政府惯常做的那样，新政府马上把耶稣会会士驱逐出境。在吉锡孔战役中，37名士兵阵亡，100余人受伤，这也是瑞士军队卷入的最后一场激战。在世界军事史上，马拉的战地救护车首次进入战场带走伤员。双方又打了几仗，1847年11月29日，宗德崩德投降。几周后，瑞士通过了一部自由色彩更浓的新宪法。

瑞士内战预示了欧洲其他地区即将爆发的冲突。梅特涅在德意志邦联大部分地区采取的镇压措施并没有完全抹掉19世纪30年代初的革命成果。不少邦国现在都选出了为自由派政治家提供活动场所的立法议会。保守的统治者并不喜欢政治气候发生的这一变化。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上英国王位后，因受到《萨利克法》限制，无法继承汉诺威王位。她的叔叔坎伯兰公爵欧内斯特·奥古斯特（Ernest August, 1771—1851）在汉诺威即位，他早已因惯于在英国上院发表极端保守的观点而臭名昭著，即位后马上废除了《1833年宪法》，要求所有国家公务员对他宣誓效忠。哥廷根大学的7名教授因拒绝宣誓效忠被学校开除，里面有编写了著名民间故事集的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 1786—1859）。从短期看，他们的举动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宪法依然处于被废止的状态，但是，他们的遭遇引起了德意志各地自由派的同情。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登上普鲁士王位，自由派人士开始对改革寄予希望。反对派俱乐部和社团在各地涌现，自由派人士纷纷当选为此前沉睡的市议会的议员。这些议员开始向国王请愿，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威廉为了缓和局势，于1847年召集由各省三级会议成员参加的“联合省议会”。19世纪40年代末，普鲁士遭遇经济危机，国王召集联合省议会也是为了增加税收。威廉对呼吁立宪的要求置之不理，议会大多数议员也拒绝了他提出的税收改革方案。国王旋即解散了议会，但联合省议会已经表现出了它作为宪制改革核心的潜在作用。

在巴伐利亚，1825年即位的国王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 1786—1868）逐渐失去民心，他手下的大臣卡尔·冯·阿贝尔（Karl von Abel, 1788—1859）推行亲教会的高压政策，路德维希在位期间，近千人受到政治审判。然而，真正动摇路德维希一世权威的，是来到慕尼黑的西班牙舞蹈家洛拉·蒙特斯（Lola Montez, 1821—1861）。她跳“蜘蛛舞”很有名，在带有情色意味的舞蹈达到高潮时，她会撩起裙子，让观众看见她里面没穿内裤。洛拉是风月场上的老手，曾与著名钢琴家兼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和小说家大仲马（有可能）有过恋情。貌美的洛拉其实根本不是西班牙人，虽然她有着深棕色皮肤，颇具异域风情。她是爱尔兰人，真名叫伊丽莎·吉尔伯特，父亲是科克郡的法官。国王路德维希对她可谓一见钟情，初次见面即被她的魔鬼身材迷倒，问洛拉她的乳房是不是真的，据说洛拉当即扯下紧身胸衣，证明不是假的。很快她成了国王的情妇。路德维希馈赠了她无数礼物，给她一份慷慨年俸，还封她为兰斯费尔德女伯爵。阿贝尔提出异议时（他劝诫国王，“谋反分子会喜笑颜开”），洛拉怂恿国王将其解职。民间流传的小册子和传单痛骂路德维希，很多人不禁想起当年对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谩骂——1789年，法国君主制因此名誉扫地。同一时期，德国其他邦国的君主也因丧失了合法性而地位不稳，只是没有闹剧色彩。符腾堡的威廉一世（Wilhelm I of Württemberg, 1781—1864）拒绝改革，一股生机勃勃的自由反对派力量因而兴起。黑森—达姆施塔特顽固不化的大公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II, 1777—1848）顽固抵制改革，结果，律师、前学生协会成员海因里希·冯·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 1799—1880）领导的自由派运动在1847年的邦国议会选举中获胜。

英国的自由国家体制是各国改革派崇尚的楷模。德国的百科全书编撰者卡尔·韦尔克（Carl Welcker, 1790—1869）称英国政体是“出自上帝和自然之手的杰作，亦是人间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件艺术品”。英国政治体制对欧洲大陆自由派的吸引力源自它有能力对自由诉求主动让步，从而避免革命。辉格党在1832—1841年执政期间通过了改革《济贫法》（1834）法案，修改了刑法，成立了以选出的市议会为基础的新的统一市政府体制（《1835年市议会组织法案》）。1832—1849年，一百多个王家委员会成立，负责审查专家资格、编撰资料。这些委员会的报告作为“蓝皮书”公开发行，在全国各地销售数千册，为公开辩论提供了详尽的事实依据。1841年辉格党败选下台后，面目一新的托利党上台执政。新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勤勉高效。在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 1770—1828）和威灵顿公爵手下任内政大臣时，他简化了刑法，1829年又建立了身穿蓝色制服的伦敦警队，警察的民间俗称“Bobbies”和“Peelers”都和皮尔爵士的名字有关。皮尔寡言少语，不喜张扬，为人正直，擅长理性思维，但又有很强的新教意识，一个例子是，19世纪20年代，他反对赋予天主教徒平等权利。皮尔政府统一了货币，所有钞票一律由英格兰银行发行。《1844年公司法》规定，公司必须注册登记，账目公开。在一个疯狂投机铁路建设的时代，这一举措十分必要。皮尔还制定了所得税政策，理顺了国家财政。政治阶层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所得税。

用欧洲大陆上的说法，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都是温和自由派，但英国也有欧洲大陆上出现的那种激进派和民主派。19世纪30—40年代，英国新兴工业地区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工人自助组织，比如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这样的互济社团。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于1844年，在各地开办合作商店，会员可以低价购买商品。此类团体中，政治倾向最强的是宪章运动，这个名字源自1838年5月一批激进议员起草的《人民宪则》。与雅各宾派、卡托街密谋者和空想社义者不同，宪制派成员主张议会制度，想通过无记名投票和选区平等的方式民主选出下院议员。爱尔兰人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Connor, 1794—1855）是宪章运动内一名魅力四射的演讲家，他当过议员，鼓动废除《联合法案》，身高超过1.8米，语言诙谐风趣。被他吸引的不是上流社会成员，而是“胡子拉碴、满手老茧、身穿粗布外套的劳动人民”。奥康纳在一连串集会上用低沉有力的声音对成千上万的宪制派成员发表演讲，用雄辩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1839年2月，宪章派成员在伦敦举行国民公会，把宪章运动推向高潮。在这次大会上，温和派与激进派（他们中有些人头戴弗里吉亚帽）争执不休，暴露了宪章运动内部的严重分裂。1839年7月，一份有128.3万人签名、敦促下院通过《人民宪则》的请愿书被当局拒绝，此后激进派更加激昂，几位激进派领导人被当局以煽动性诽谤罪名投入监狱。在蒙茅斯郡的纽波特，宪章派人士约翰·弗罗斯特（John Frost, 1784—1877）组织了一次抗议示威活动，结果演变成一场起义。数千名矿工手持短棍和火枪向当地监狱进军，释放了里面关押的宪章派成员。当局调动军队镇压，士兵对群众开枪，打死了20余人。截至1840年，已有500余名宪制派成员被监禁。第二份请愿书的签名人数超过325万人，1842年被下院拒绝，此后宪章运动逐渐平息，奥康纳转而全力推动土地改革。反谷物法同盟成为英国最有影响的游说组织，它呼吁废止对谷物征收进口关税，得到了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反谷物法同盟发动了一场组织严密的运动，在1846年以胜利告终。辉格党内的贵族虽然与地主利益一致，但认识到需要做出让步，于是与皮尔一道投票赞成废止谷物关税。然而，托利党内一小批议员在善于投机的年轻小说家兼政治家本杰明·迪斯累里的率领下，投票支持《谷物法》，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辉格党人再次执政。由于经济状况好转，加之皮尔推行了对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宪制运动受到了削弱。英国的辉格党人和皮尔领导的具有改良色彩的托利党内的温和自由派显然暂时遏止了民主派和激进分子。

法国的情况最能说明温和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法国温和自由派在1830年革命中上台执政。弗朗索瓦·基佐是一位信奉新教的历史学家，其父在“恐怖统治”时期被送上了断头台。1840年，基佐设法建立了一个稳定政府，连续执政到1848年，结束了19世纪30年代的长期政治动荡。随着岁月的流逝，基佐日趋保守。他表示：“一个人20岁时不想成为共和党人说明没同情心，30岁时仍是共和党人说明没头脑。”基佐崇尚英国，翻译过莎士比亚作品，还出版了一套31卷的英国历史文件集。他是英国式立宪君主制的头号吹鼓手，坚定支持现存秩序。一个批评家说，基佐的最大愿望是“被每一个国家的梅特涅小集团接纳”。有人对因为自己一年收入不足1 000法郎而没有投票资格表示不满，基佐听说后说：“让他们去发财致富！”这充分暴露了七月王朝的实利主义本质。一直到这届政府结束，对选民资格的限制都没有取消。英国的情况与法国的不同，早在1832年改革前，英国按人口比例计算的选民人数就已超过法国（英国选民占人口的3.2%，法国选民只占0.5%）。两年前在法国发生的事情在伦敦引发了对革命的恐惧，为此英国大大增加了选民人数，此后很多年，民主运动一直不振。

基佐的政绩主要体现在教育领域。他定了一个原则：每个社区或社区群都必须有一所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居民人数超过6 000的城镇还必须有一所中学。1835年，基佐对出版自由施加限制，将近2 000人被逮捕，164名记者因煽动罪公开受审，基佐因此受到抨击。基佐称，要求推行社会改革是“异想天开，只会导致灾难”。1841年颁布的《工厂法案》禁止使用机器的工厂雇用8岁以下的儿童，此后直到1874年都没有再出台相关新法案，而且，1841年法案的漏洞很多。同一时期，却出台了一批推动铁路建设的法案。19世纪40年代，修铁路的步伐加快了。无怪乎巴尔扎克把七月王朝形容为“富人针对穷人拟定的一份保险合同”。基佐政府丑闻缠身，尤其是在1847年公共工程部部长让—巴蒂斯特·泰斯特（Jean-Baptiste Teste, 1780—1852）受贿事件曝光后。前部长阿梅代·德潘—屈比埃（Amédée Despans-Cubières, 1786—1853）将军为了获准延长一家盐矿特许权，送给泰斯特10万法郎贿金。19世纪40年代末期，七月王朝因腐败而渐失民心。

本文选编自《竞逐权力：1815-1914》，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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