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马奇｜理解“决策与权力”
当兴趣和身份不一致时，引发决策话题的最常见的一个观点就是权力。权力的概念反映了人们对斗争最直觉的观点：结果是由相互对抗的力量之间的相对实力决定的。有些人似乎总能比其他人得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个体和团队都有意识地追求权力和有关权力的信息。等级制度是最深入人心的组织设计特征之一，它假定权力存在差异，并把差异强加于权力之上。
日常生活中总能听到关于权力的隐喻，很容易得到普通行动者的理解。人们在日常谈话和故事讲述中提及权力，在专业文献以及机场的免费借阅图书中也随处可见。人们对权力很熟悉，在日常生活中面对这个术语很从容，这种情况意义深远。人们通常能轻易判断出谁拥有权力，并且赞成彼此的判断。有关权力的讨论对他们来说具有现实意义，这些讨论听起来都很正确，但与此同时，因为人们熟悉权力观点，所以难以运用权力来理解决策过程。对此需要进行细致的定义和精确的改进，这样一来，从一般意义上解释决策时，权力就丧失了它作为决策的万能解释的部分魅力。
一、随心所欲的权力
面对不一致性时，决策的基本思想是不同的人想要得到不同的东西或者实现不同的身份，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偿所愿，因此，个体（和集体）之间相互竞争合作，力图满足各自的偏好和身份。权力就是获得想要的东西或者实现身份的能力。
尽管这一假设可能产生误导，但大多数的决策理论都假设人们希望获得权力，并且都希望决策与他的偏好和身份相一致。因此，社会上的权力分配，就是在追求符合个人价值观的生活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对民主的标准假设是权力的平等。对个人抱负的标准假设是对权力的追求。对决策的标准假设是对权力的争夺，通过运用权力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研究权力的学者采用两种模型来研究决策。权力的力量模型（force models of power）把决策描绘成各个参与者意愿的加权组合。权力的交易模型（exchange models of power）把选择视为自愿交易的结果。他们把“权力”一词当做是交易利益（trading advantage）的另一个称呼。
二、权力的力量模型
在权力的力量模型中，集体决策被看成是各种社会“平均”过程的结果。这些过程把相互冲突的意愿整合起来形成了折中决策。将要形成的这种折中取决于各决策方的相对力量。此类过程的细节有许多变量，但其根本目的是把不一致的观点汇集起来以进行统一决策。
1. 简单的力量模型
最简单的力量模型假设，决策是个体参与者意愿的加权平均，其权数是各参与个体的相对力量。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每个个体参与者都有自己的意愿，它可以用一个数字和一定数量的权力来表示。当个体借助权力来实现其意愿时，该体系所产生的决策反映了（力量竞争的）净效应。
该模型对标准的力量概念进行了简单而有效的改变。如果某个特定的决策结果和决策者最初的意愿是已知的，就可以估量出具体决策者的权力大小。另外，如果权力和决策者的意愿是已知的，就可以预测出决策结果；或者已知权力和决策结果，可以估计决策者的意愿。
要把简单的力量模型作为理解决策的基础，决策参与者的意愿必须是显而易见的；在对结果的反复观察过程中，对权力的估量也必须是稳定可靠的。该模型的主要问题是它显然不符合多个决策者的相关数据。如果从两个不同的决策估算出权力指数，得出的指数是不一致的。
2. 模型的复杂化
通过不同的决策对权力进行的估量并不可靠，这有很多原因，而且每个原因都对基础模型进行了详述。
权力既关乎地位又关联着行为。某个特定地位或者特定角色所带来的效力经常和源自于某种特定风格或精明行动的效力混淆在一起。这两个方面不可能完全相关，而且无论如何都必须分开进行估量。
权力具有领域特性。在某一领域内很有权力的人，在另一个领域未必如此。对某个决策者来说，不存在单一的权力指数，不同的决策领域对应着不同的权力。权力的领域特性，不仅仅体现于政府，还体现在公司、家庭，甚至教堂里。必须对力量模型进行特别解释以反映相关领域。
必须激活决策过程中的潜在行动者。潜在的权力并不总能得到实施。注意力也是不确定的。精力可能转而投入到其他方面。于是，力量模型应该把权力分解为潜在的权力和已激活的权力，它们合在一起才产生了现有的权力。但是，一旦分解之后，该模型要求对潜在的权力或者是激活的权力进行独立估量，以利用决策数据来估算另一部分。而且，由于注意力会随时间而变，该模型要求给注意力标明时间。
使用权力会影响权力自身。有证据表明权力会发生损耗（depletion）。经常可以观测到的结果是，权力被浪费，甚至被消耗殆尽。一般的假设机制认为，权力的实施会耗尽良好的声誉或曾经的好感，如果权力不会减弱，则这些必须得到更新。权力这种固定的资源会随着权力的实施而减弱。也有证据表明力量会发生条件作用：权力像技能一样，随其实施而增强。这种机制可能使能力增强或者获得声誉。特别地，权力的实施可以使权力得到其他人的承认。
所有这些对基础模型的附加解释都是似是而非的，每一个都是以对真实决策过程的观察为基础。遗憾的是，随着该模型变得越来越实际，该模型也越来越难以凭经验使用，尤其是已不可能通过经验数据来对各种因素进行估测了，必需的数据量要比想象的多出好几个数量级。
其结果是，力量模型和隐喻非常普遍，但无助于证实或证伪。可以把权力视为一种对意愿进行加权从而决定某个结果的力量，但这个概念并不十分有用，除非可以对权力进行独立估量。
3. 意愿在个人权力中的作用
尽管存在那些经验方面的困难，权力的力量模型在揭示可能被轻易忽略的权力的来源方面还是很有用处的。这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认为权力来源于个人意愿和他人意愿之间的关系。与那些有权力的人在偏好和身份方面保持一致是有好处的。这种好处使权力的衡量（识别出“真正”有权力的人和变色龙）变得复杂，但现实的确如此。如果决策者想得到的东西也是别人想要的东西，他们如愿以偿的可能性会更大。
更一般地，如果意愿距离系统其他部分的“重心”比较近，会带来大量好处。相反，意愿远离“重心”的个人将在很长时间里远离权力。有趣的是，从民主政治理论的观点看，即使给那些因此而处于弱势的公民以更多的资源控制权或决策权，也不会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例如，当偏好或身份被转化成意愿后，它们是如何影响对权力的感知（从而影响到权力）的。假设个体的权力是由别人对他的权力感知而决定的。进一步假设：每个行动者通过观察个人意愿和相应结果以及推断个人的权力指数（通过假定得偿所愿者的权力更大）来估测其他每个行动者的权力大小。尽管可以想象出，声誉的形成过程会增大权力的初期声望，但是在相当一般的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权力感知决定着实际结果，那么通过观察结果来更新感知的过程实际上趋向于一种权力感知的稳定分布，这种分布根本不依赖于权力感知的初期分布，而仅仅依赖于意愿的分布。
在考虑如何平均社会体制里的权力时，力量模型的这些特征意义重大。比如，它们认为，降低权力不平等程度的策略不仅包括资源的再分配，而且还应包括个人的偏好和身份的再配置。这一结果对民主治理体制有很多启示。它表明，民主治理理论强调了民主选举出来的官员应该反映公民的意愿，但他们在实现政治平等时，可能会遇到诸多棘手的困难。政治上的平等或许不仅仅要求政府做出努力关注民众意愿，而且要做出努力实现民众意愿。
4. 对权力的力量概念的失望之处
把权力作为力量的思想产生了一些有趣的非直觉观点，特别是有些观点，它们考察的是权力随时间而发生的动态变化和意愿在追求权力声望中的作用。然而，作为解释决策的概念，这一思想也具有令人失望的历史。
权力经常被“同义反复”。研究多重行动者决策的学者往往把权力当做事后标签来解释一些无法解释的变化。这种事后标签的做法在社会和行为科学方面由来已久。在经济学文献中，它们表示为“效用”或“风险”等词语；在社会学文献中，它们表示为“规范”或“合理性”等词；在人类学文献中，它们表示为“文化”或“传统”等词；在心理学文献中，它们表示为“个性”或“习惯”等词。
在每种情况下，隐藏其后的标签或直觉观点并没有什么本质错误，但是，当它们被用来对事情进行一般性的事后解释时，这些标签就出现了问题。权力概念经常遭遇这种宿命。如果通过观察发现某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认定他们有权力，又用权力来解释他们得偿所愿的原因，便是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
谈论权力的象征意义 权力也与一些重要的个人信念和社会信念密切相关。权力期望公民履行职责、政府保持清廉，在现代政治和社会中，它部分构成了现实主义的基础，与理想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了鲜明对比。权力还与重视个体的信念相关。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自尊和权力的获得体现出来。权力还与个体间适当关系的概念相关，比如民主对平等的信念密切相关。很多社会试图缩小权力差距。
由于权力和这些根深蒂固的信念之间的联系，“权力”一词调动了大量的情感力量。“权力”的运用引起了人们对权力差距的关注，使人们不再被认为是天真的。这样一来，个体（包括决策论学习者）经常把“权力”作为一个信号来显示他们对社会的洞察和对弱势人群的关注。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权力的形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们唤起了人们产生生活就是斗争和征服，就是统治和服从的概念。他们认为“权力”意味着强大，意味着传统的男子汉概念，于是决策（以及决策研究）往往被认为是培养男人气概的领域。这些引申出来的权力概念对制定决策和解释决策过程都有重要意义。
衡量权力的困难 有时候，在大的社会或政治体制下对主导集团或弱势集团进行权力对比时差距会很大。如果权力差距过大，对权力的衡量就显得相当重要。在某种情况下采用的权力衡量方法可用于其他许多情况，从而可以进行广泛的预测。比如，几乎每一种衡量权力的方法都表明，在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里，穷人的政治力量要总体弱于其他市民。
另一方面，可以用小型政治体系（比如组织）里的活跃参与者进行相对权力的衡量，并以此来预测决策，结果通常很令人失望。不大可能根据以前的结果来估量权力从而对未来结果进行可靠的预测。由于人们衡量权力的能力有限，再加上权力自身的复杂性，人们很难从其他因素的“嘈杂声”中发现“权力”的“信号”。
衡量权力的努力得不偿失的原因在于关于权力的基本思想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比如，考察一下下面的三个问题。
意愿实现的人际比较。如果权力是根据个体得偿所愿的能力来进行衡量的话，那么如何对相对权力进行比较呢？对权力进行比较要求比较某个人和其他人的意愿的实现程度。以意愿实现为基础的衡量要求我们确定这样一个问题：与其他人相比，有些人是否更为接近他们所追求的偏好或身份。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主观效用的人际比较持怀疑态度从而拒绝在选择理论中采用它。
意愿的策略性表述。偏好的表述和身份的宣布都是谈判的战略武器。因此，那些想要准确评估它们的人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衡量那些可以被人为地进行策略性操纵的东西。
意愿的伸缩性。通常对权力的处理是暗中把意愿当做固定不变的，并衡量它们与外界的相符程度。事实上，偏好和身份至少和外界一样要具有适应性；对它们实现程度的衡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伸缩性的衡量。
由于上述及其他原因，寻求衡量权力的有益的经验式方法似乎没有止境，但基本上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三、权力的交易模型
应用权力的力量概念的主要困难在于以下事实：无法独立观察到权力的权重，但是通常又必须根据权力的结果进行估测。权力的交易模型通过关注少量的能给自愿交易体系里带来交易利益的因素来处理这个问题。
1. 交易的简单模型
交易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参与者（个体、团体或组织）自愿达成交易关系，这种交易关系受某种规则体系的控制。每个参与者都贡献出资源，其中包括资金、财产、知识、能力、人脉、权利和权威以及信息等。选择是在规则范围内安排互相可接受的交易的过程。每个个体在与他人的交易过程中谋求自身地位的提升。当交易到达了不可能进行更为合法的、更为可接受的交易的地步，选择过程也就停止了。
2. 交易利益因素
在交易模型中，人们被想象为通过交易资金、地位、感情和其他资源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这些东西是他们自己掌控而别人又想得到的。“权力”一词在这些理论中泛滥。可以通过不含该词的交易理论来展现、理解和使用这些理论。在交易模型里，追求个人偏好或实现个人身份的能力（“权力”）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对规则的控制、对资源的控制与对偏好和身份的控制。所以任何权力的交易理论都研究这三个因素的确定方式。
对规则的控制 就像所有的社会交往一样，交易也发生在具有一定规则的社会结构之中。社会规则规定适当的决策场所并施以限制；社会规则限定合理的决策程序以及判断决策合理性的标准。有些事情是既定的，有些问题未被提及，有些备选方案尚未得到检验。影响这些限制条件的能力是权力的重要来源。
在决策论的研究中，主要的争论之一是有人认为，选择理论系统地忽略了如何规定决策规则的问题，却花费大量精力来关注个体在规则范围内的运作方式。仅考虑在一组既定规则下运用权力的权力理论也许忽略了这些社会“章程”对决策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立法者发现，立法程序的规则并不是中立的。
对资源的控制 交易模型里的权力来自于对别人渴望得到的资源的控制。通过交易资源可以得到任何能用来满足自身偏好或实现自身身份的东西。决策者之间通过交易互通有无。多数研究交易惯例里的权力的理论强调的一点是，拥有别人想得到的资源会产生权力。为了赢得权力，决策者谋求对资源的控制。
为了获得与资源依赖性理论相关的预测结果，这些思想已经被用来研究决策理论。资源依赖性理论认为，个体和组织将对控制重要资源的内部和外部力量做出反应，并且个体和组织会致力于限制他们对这些资源的依赖性。对资源的控制使个体和集团具有权力。于是，变得更有权力的标准建议是：要有钱，要占有抵押品，并做个更好的老鼠夹子。
对偏好和身份的控制 正如父母和广告公司反复证明的那样，在交易模型里获得权力的一种可能途径是改变他人的需求从而使他们想要你能提供的东西。谋求权力的人不是去尽力为他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尽量让他人想要你拥有的东西。在领导理论的文献中，这被称为“转换型领导”。在其他文献中，这导致了“开心做奴隶的问题”，因为让那些得到你所提供的东西的人心满意足，你就获得了权力。
改变别人并不是改变偏好和身份的唯一途径。改变自己也是一条可能的途径。尤其要注意“通过拥有别人想要的东西正好可以获得交易利益”这个命题的另一面：想要得到那些别人不想要的东西也可以获得交易利益。一些例外的情况是：一些非常规的品位和身份更容易通过自愿交易得到满足。渴望得到瑞典甘草糖的人一般都可以在烟草爱好者的圈子里得偿所愿。
这个命题和权力的力量模型里的比较命题相差甚远。如果决策过程是通过“平均”参与者的意愿来产生决策的，拥有非常规意愿的参与者将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决策过程允许参与者自愿进行交易，拥有非常规偏好的参与者将永远处于优势地位。一个相对纯粹的交易决策形式是“互投赞成票”（logroll）。“互投赞成票”的过程往往改善非常规决策者（比如有些人，他们的价值观或身份极其特殊，与其他人毫不相干）的相对地位。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有悖常情的原因之一吧。
3. 生活就像一个保险计划
权力交易理论认为，可以把决策理论当做一个宏大的保险计划，在这个计划里，今天提供好处是为了在将来得到互惠的期权。采取行动是指望未来得到好处，但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决策过程变得复杂。决策者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需要帮助，但几乎不能确切知道需要哪种帮助、何时需要以及从谁那里得到帮助。于是，他们到处提供好处，期望以此为将来的需要购买一份“保险”。
提供好处是要获得预期收益，但是对风险的厌恶，会使大多数社会体系里的行动者愿意提供比将来能够得到的回报更多的好处。收到好处的人对过去的好处打折扣的趋势突出了这种不平衡，“你最近给了我哪些好处？”这种互惠保险（reciprocal insurance）结构，就像社会交往中的礼节一样，巩固了这种制度并营造了一个社会，其中主动提供的好处要稍微多于将来所要求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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