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力与外交：地理条件塑造的美国及其世界角色｜罗伯特·卡普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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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国力时，地理因素不是结束，但无疑是开始。事实上，美国的地理位置是世界上最有利的：完美地分配了国家和全球责任。而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为美国在北部和中部太平洋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提供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低纬48州”受到了两大洋和加拿大北极地区的保护；南面只有墨西哥，它拥有相对年轻的1.22亿人口，加之中美洲更年轻人口的支撑，美国对光荣孤立与——对欧洲和亚洲的——海洋接触的结合被抑制在了有限的程度上。
这片大陆拥有广阔森林和肥沃土地，更不用说煤、铅、银和黄金等矿藏储备（而在19世纪下半叶还发现了大量碳氢化合物）。更重要的是，美国“低纬48州”所拥有的内河航道比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的还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阿肯色河和田纳西河水系呈对角而不是垂直地流经北美洲大陆，将全部的温带地区统一起来，这恰好是美国所占据的压倒性优势。这内河网络主要流经大陆的农垦区——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地区，而不是沙漠地区，这鼓励了人口的流动，使得产品能够更容易地到达市场，并打通了对内陆地区的勘探和贸易。大陆多锯齿状的海岸线，因而有受到保护的天然深水港——特别是在东海岸，这促进了最初13个殖民地经济的强劲发展。此外，在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长长的障壁岛保护了锯齿状的沿海地区，这促进了大陆自身的航运业发展。所有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促进了美国内河水系的商业实力，而密西西比河则像一支巨大的漏斗，流入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湾。
《成败落基山：地理如何塑造美国的世界角色》
事实上，地理为这个西半球帝国奠定了基础。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美国伟大的荷兰裔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说，通过大陆向海洋的延伸，美国对大加勒比地区的有效控制将使美国统治西半球，并借助剩余的资源去影响东半球的均势。事实证明，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动力，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中，美国都根据自身利益干预了力量平衡。这显然与很多事情有关，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偶然的地理条件，那么我父亲在1942年看到的在伊利诺伊州开罗附近汇合的那些部队列车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低纬48州”的地理情况如下：邻近东海岸的原始殖民地拥有优质的天然港口，西边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在移民早期阶段为其提供了安全屏障。然而这道安全屏障的标志是，定居者可以通过山谷进入中西部的大草原，通过生产劳动（在这片平坦土地上种植），消除了移民社区之间的差异，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当这群西进的开拓者遇到真正难以对付的地理障碍——美国大沙漠时，已经很强大的民族认同感加上建造跨大陆铁路的技术将“命定扩张论”推向了高潮。美国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民主和新教信仰（信仰同一个上帝以及辛勤工作，所有非新教移民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也是因为他们独特的地理条件。
因为这前所未有的地理优势使美国既能主导西半球的事务，也能插手东半球的事务，所以凭借其地理位置，美国的利益从欧洲到中国，遍布欧亚大陆。我必须强调，如果你认为欧亚非大陆是英国伟大的帝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称为的“世界岛”，那么北美就是能够影响世界岛的最重要的卫星陆块。密西西比河湍急的主干道接纳了流经大陆中心商业地带支流的汇入，涌入大加勒比地区，然后又（通过之后建成的巴拿马运河）流入各大洋，使美国自19世纪中叶就确立了它在其他——与美国共享太平洋或大西洋的——大陆的持久利益的核心。
当今世界为我们提供了美国介入的详细画面。这种介入，无论意图好坏，明智或是愚蠢，即使只是间接的，都是源自美国得天独厚的大陆性环境的特点。尽管间接地扮演着帝国的角色，包括治理（或帮助重建）利比亚、菲律宾以及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等，但美国从未正式成为一个帝国。但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特别是美国在欧亚非大陆遇到的军事和外交挑战，以及普遍的挫折，都达到了帝国般的规模。这意味着美国的国际形势必须与之前的帝国的形势做历史的比较，即使美国人讨厌称自己为帝国。美国通过外交斗争和军事部署来防止敌对势力统治东半球，从而保障自身在西半球的安定。这是通过不道德的努力以求得一个道德的结果。这意味着我们支持欧洲的民主和社会福利国家，反对狭隘的和沉迷于复仇的俄罗斯，支持南亚和东亚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对中国。苏联已经解体了，但俄罗斯仍然是个庞然大物，其政府意味着美国必须制衡俄罗斯，这为美国介入遥远的地方——诸如乌克兰和阿富汗的，提供了一些支持—尽管有限。
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美国必须通过第七舰队的存在管理太平洋，并向欧洲的北约提供大量支持的背景。如果在欧洲没有北约，在中国的东海和南海以及波斯湾和地中海地区没有美国军舰，那么像波罗的海三国和以色列这样富有活力、值得尊重且标杆式的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在更大意义上，如果美国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驻军，那么爆发洲际战争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正如我写到的，美国海军有将近300艘军舰。事实上，200艘美国军舰就足以改变世界。因为军舰数量稳定在300艘有助于维持中国和日本之间、中国和印度之间、波斯湾国家和伊朗之间等等的和平。每个星期，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即“绿色贝雷帽”部队）都在数十个国家进行培训任务，他们不仅指导东道国军队如何战斗，也教导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军队尊重人权以及履行军队应有的职责。美国可能在越南和伊拉克进行了不必要的战争，致使这些国家的局势更加恶化，但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历经几十年的巨大分歧，美国通过军事和外交服务，使世界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变得比之前更加稳定和友好。更不用提美国的经济援助，包括双边援助以及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支持。这些事实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按照帝国历史的标准追溯到古代——美国的外交政策仍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事实是非同寻常的，绝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美国的实力这一首要事实，欧洲联盟和全球化都是无法想象的。
地理条件为美国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保护，使其免受欧亚非大陆的骚扰，同时也使美国拥有通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但现在这种地理优势已经被从航空旅行到电子通信的种种技术大大抵消了。但是这些技术加深了美国介入和影响全球事务的程度。美国仍然位于一块庞大的大陆之上，但其所处的世界越来越小且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美国也越来越容易受到从全球金融倒退到暴力意识形态运动等全球性问题的影响。“9·11”事件这个最明显的例子说明，即便伊斯兰极端主义不被削弱和遏制，至少也应该被制衡。因此对美国来说，不可能摆脱21世纪密切的地缘政治关系。
所有这些得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美国是命中注定的领导者。这是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理所做出的判断。
其他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命中注定担任领导者的这几十年中，无论喜欢与否，美国都承担着非常独特的义务。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微妙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这间博物馆既是一座纪念馆又是一座历史知识库的事实，实际上不如它的位置重要（正如其他人所注意到的那样），它毗邻华盛顿国家广场，并几乎在杰斐逊纪念堂的视野之内。欧洲犹太人所遭遇的大屠杀已正式成为美国的历史经验，即无论何处发生大规模暴行，美国即使没有做出某种回应，也必须至少予以重视。
不，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正如已故的著名保守派政治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J. Kirkpatrick）曾提出的那样，美国将在冷战结束的时候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一个普通国家关心本国事务，不会将这样一个博物馆作为其万神殿的一部分。美国承担着帝国一般的责任：看看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规模以及它们在全球的部署情况。在21世纪初，美国在130个国家拥有超过700个各类军事基地。即使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也被部署在全球各地，而这支官方意义上的非军事武装力量可以在世界各国海军中排到第12位。
手头的材料别无选择只能处理。伯纳德·德沃托凭直觉感知到这一点，他于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国内旅行，并在各地的社区集会上热情洋溢地主张美国参战。他热爱这个他认为既是共和国又是帝国的国家。这里面发生了太多事情，以至于外面的世界从来都不是真实的。以这种方式思考，他认识到“命定扩张论”复杂的道德和地缘政治后果，而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只看到了它的罪恶面。他坚信，地理命中注定的馈赠使美国肩负着全球责任。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也是如此，他是美国最后一位真正的民族国家总统，也是最后一位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统，他接受过新英格兰预备学校的精英教育，参加过太平洋海战，开发过得克萨斯州的油田，这些都是他能成为总统的重要依据。老布什不是知识分子，但他深刻而精确地内化了书呆子德沃托的东西：美国拥有如此大的陆地，它领导世界不是自主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自上任伊始就不断给世界各国领导人打电话——早在苏联崩溃和伊拉克部队入侵科威特之前，后者的发生显得这些电话特别有必要。老布什决定动用数十万美军将伊拉克部队从科威特驱逐出去，带有“命定扩张论”的魄力，而他在华沙条约组织崩溃后的低调则表现出定居缺水的美国西部孕育出的一种克制。西进定居的矛盾和教训被不知不觉地写进了他外交政策的逻辑。因此，他最终成为美国伟大的总统之一，与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相差不远。
面对美国地理环境如此无可争辩的事实、它们所隐含的东西以及传授的经验，在华盛顿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所发生的争论不过是没有必要的二元论和纯粹的关于手段的争吵。现实主义不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邪恶创造，而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种传统，它可以追溯到乔治·华盛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以及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和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这类“智者”。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传统中，威尔逊主义在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逝世很久之后依然存在，尽管它经常被证明是存在缺陷的。亚当斯警告美国人不要出去寻找“危险的怪物”，但威尔逊实际上在竭力主张他的同胞们去做这件事。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往往是两种认知之间的妥协。罗纳德·里根高度赞扬威尔逊主义的道德重整运动，即使他圆滑地接受了在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白宫包围着他的现实主义者们的建议。这种内在的妥协是他伟大的一个关键因素。
无论是坚定不移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还是新孤立主义（因为它不能接受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理命运），都不能成为任何负责任的外交政策的基础。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永远是威尔逊主义的，因为所有的美国总统都在寻求扩大世界公民社会的边界。正是对这一目标的抵抗，以及击垮美国对手的这种抵抗所产生的风险和代价，使得现实主义者成为最早的一批强烈要求克制的人。现实主义者通常选择利益高于价值观，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到处强加；他们选择秩序而不是自由，因为没有秩序就是无政府状态，那么任何人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当辩论焦点集中在对某个特定国家的干预程度上时，威尔逊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经常与现实主义者发生争论。除个别例外，双方始终支持美国在全世界保持充满活力的安全和外交影响。而在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这一共识掩盖了处于酝酿之中的关于如何管理和利用这种影响的哲学争论。
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因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大陆强国——是由道德和非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决定的。权力可以通过道德的方式用于人道主义，但是为了制衡地缘政治对手，保护海上通信和能源路线，只有通过非道德的方式才能获得非常大的权力；目标虽然不是非道德的，但不一定属于崇高原则的范畴。因此，持续的人道主义行动需要美国持续地通过非道德的方式获得和维持权力。这不是一项固定的外交政策，这种不合理的二分法和它所产生的所有争论只会进一步激励决策精英。这是一件好事。
让我们暂且回顾一下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于1893年发表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他写道，美国人在开拓边疆、清除森林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受管束且积极进取的性格。边疆以一种其他民族所未经历过的方式使美国人成为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民族。因为我们是一个边疆社会，也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能比在同一地区定居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社会更好地吸收移民。新的土地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进而打破了既定的等级制度。
特纳担心1890年西部边疆的封闭可能会削弱这种活力。西奥多·罗斯福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仅仅举了一个例子，他认为这个国家粗鄙的物质主义是一个健康的迹象，表明边疆精神已深植于美国人的性格之中且难以抹去。美国对技术创新的痴迷一直是边疆精神的另一个方面。因此，我认为，选民和国会已在未来几十年中达成共识：美国海军不仅要扮演海岸警卫队的角色，还需要部署到全球各地。
请记住，1890年印第安人战争的最后战役结束之后不久，在特纳开始担心边疆封闭对美利坚民族心理影响的同时，美军接连不断地在古巴、波多黎各、巴拿马和墨西哥，以及美国陆地边界之外的小型战争、维稳和警务远征中活跃了30年。在那段时间里，美军还在菲律宾、中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执行了类似行动，美国远征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往欧洲作战。在这片大陆上定居和清理空间——这项历时数个世纪（具体几个世纪就看你怎么算了）的行动是危险的、在道德上有瑕疵的，并常常伴有暴力——确保了边疆精神不会轻易地从美国精神中消失。这就像一个源自祖先的性状，不断在家族树中出现。地理的影响可能因技术而减弱，但不会完全消失。正是地理带给我们的相对于其他大陆的优势位置使我们第一次登上人类世界的舞台，技术并不是在扭转这一地理趋势，而是通过我们越来越融入外部世界促进这一趋势。再说一次，美国是命中注定的领导者。
美国人是准帝国主义者，然而，正如我所说的，美国人同时憎恨帝国主义。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写道：“美国的‘反帝国主义’根植于移民社区对于皇权的普遍敌意和对宗主国商人、银行家、船东和供应商剥削的恐惧中。”从13个殖民地到前往俄勒冈的大篷车队，“欧洲是权力中心”这一观点几乎到处都被质疑，这是开拓者思想倾向的一部分。通过征服北美大陆，美利坚发现自己处于有利的战略形势下，拥有丰富的能源储备，当然，还需要更多销售渠道。总之，在谴责帝国的同时，美利坚很快发现自己几乎成了一个帝国。
达尔文在2008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中指出：“帝国常被视为欧洲民族的原罪，它们腐化了一个清白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来的学术左派，几乎把帝国主义视为所有政治罪恶的根源，今天大学校园把帝国主义等同于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犯有类似的压迫和剥削罪。如达尔文所说的那样，帝国自远古时代起就一直与我们在一起，是“人类社会几乎普遍存在的一个过程”。商品和思想的交流总是会让有些社会比另一些更混乱，“使其易受内部崩溃的影响，并被外人接管”。一些社会同其他社会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差异也起到了作用，所以——不同种族由同一统治者支配的——帝国，“纵观历史，一直是政治组织的默认模式”。由于地理格局，建立强大国家所需的能力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此，最文明的进步出现在帝国体系内。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是帝国时期，主要是阿拔斯王朝，之后在法蒂玛王朝和哈夫斯王朝等时期呈现颓势。蒙古人是残酷的，但他们征服或消灭了谁？其他帝国，如花剌子模帝国、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宋帝国等等。在欧洲帝国殖民非洲之前，非洲有本土的马里帝国、桑海帝国等等，取得了自身的文化成就。欧洲帝国——左派对于帝国统治予以一刀切式的谴责——在地中海、波斯、印度和中国本土的帝国统治数千年后才出现。在近代早期和现代，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多民族帝国实行宽容和世界大同主义政策，它们在保护少数群体权利方面比之后的单一民族国家做得更好。几千年来，帝国之间的过渡期，通常处于无政府状态。谁说帝国统治必然是反动的？雅典、罗马、威尼斯和大英帝国，即使考虑到它们所有的暴行，仍是其所处时代最开明的政权。
可以说，英国人最终在印度、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都失败了，但是在更长时间内，大英帝国提供了巨大稳定性并促进了海运和铁路交通，较之此前确实是进步。事实上，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认为的，大英帝国—在被全球性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断之前——实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全球化。在那之后，一种新形式的全球化萌生，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海空力量的存在保障了贸易和能源运输的安全，使得一个有利于全球制造和投资的自由世界贸易体系得以实现。达尔文指出，这个美国体系“除了名字以外全部是帝国式的”。这一美国体系的基石是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以及与日本的安全保障条约，这些全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六年内出台的，从而拉拢西欧和东亚对抗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美国使用经济手段来促成这一切。毕竟在1945年，美国拥有全世界一半的制造业产能，并且是工业化国家中唯一本土没有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写道：美国同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在无政府世界中建立一点安全感的任务上“面临同样的考验和问题”。当然，美国的使命是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秩序，力求与传统的帝国体系有所不同。但即使它能成功，与之前帝国的比较也只是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事实上，持续了44年的冷战以意识形态斗争的名义延续着帝国主义的传统。达尔文称这种两极时代是“非殖民化的另一面”，即英国和法国殖民地的崩溃使美国和苏联在新独立的第三世界中争夺影响力，从而促成了两个新帝国的建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发展成熟，但它们确实具有美、苏影响力下的优势。事实上，在英国和法国帝国还没有解体的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两极竞争可能没有假定这样的全球维度，因为这种竞争会简化为仅仅针对中欧命运的冲突。
1989年中欧和东欧的政权崩溃，接着1991年苏联解体。尽管美国算得上是最后的帝国并拥有庞大的无可匹敌的军队，它现在也不可能给世界带来秩序。要清楚：没有美国的海军和空军优势，世界将出现一个比现在更加混乱的局面。然而，美国的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外交实力和地理实力——远不能使世界成为一个足够太平的地方。我们可以给世界带来可观的秩序，但可观的秩序和完全的秩序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所以现在必须描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距。因为美国今后为了顺利地应对比较混乱的全球形势——接着帝国时代和后帝国“冷战”时代，必须有效地利用大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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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成败落基山：地理如何塑造美国的世界角色》，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该书阅读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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