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文化史：革命者、贵族阶层与法国大革命｜威廉·席特维尔

作者｜威廉·席特维尔（William Sitwell），英国重要的美食作家，《维特罗斯饮食》屡获殊荣的资深编辑，BBC《厨艺大师》常驻评委，以尖刻的美食评论著称。他发表过三本关于食物的著作：《100份食谱串成的美食历史》《蛋与无秩序社会》《那些宝贵的英国食谱》。

---

罗伯斯庇尔对贵族统治与他们纸醉金迷的生活恨之入骨，于是他高效地使用了断头台，砍掉了无数法国上层精英的脑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意外成就了高级餐饮业的持续发展。

在18世纪的英国，咖啡馆是新兴中产阶级的聚集地，为男士们提供了集社交与休闲于一体的公共沙龙，其顾客包括学者、暴发户以及履历丰富的游客，尤其是那些到访过类似黎凡特这类地方后大开眼界的商人。在当时，就算身为党派人士，没有土地所有权，就没有投票权（直至1832年《大改革法案》的颁布）；于是他们交谈着，辩论着，传阅着各种宣传册，并维系着他们与君主和家中女眷的感情。

但咖啡馆并非公职人员、成功商人与新贵的专属地，有头衔的英国人以及有抱负的工人阶级（至少包括能够借到礼服大衣与假发来使自己看起来体面的那些人）都会光顾。

《餐馆：一部横跨2000年的外出用餐文化史》

[英] 威廉·席特维尔  著

吴慈瑛  译

创美工厂   出品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年3月

一般来说，咖啡馆里进行的都是热情友好的社交活动，但威廉·霍加斯描述了一次例外——伦敦考文特花园里简陋的“汤姆·金咖啡馆”（Tom King’s Coffee House）发生过一场争论：一次考验智商又颇具讽刺意味的口头交流，而非拳脚相加；毕竟连用词最犀利的小册子写作也都离不开智慧。

然而，在英吉利海峡另一侧的法国各城镇里，中产阶级的做派则有所不同。他们也叫做资产阶级（bourgeoisie），有些字典将这个词解释为“中产阶级”，但实际上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政治意味的术语，词源是市民（burgher）——从中世纪开始摸爬滚打了几百年后，终于在18世纪末混出了一点儿名堂的商人阶级。因此，当对岸的英国朋友们优哉游哉地从咖啡馆出来，不忘在回家路上拐进小饭店吃饱喝足，并幽默地嘲笑、攻击投降的法国时，这边的法国伙计们可生气了，而且怒不可遏。

那些占领了贵族与农民土地的激进人士想要的可不止是咖啡、茶水、巧克力、冰冻果子露与一场愉快的谈话—他们点燃了暴力又血腥的“法国大革命”，终结了老旧的秩序，并颠覆了贵族的统治。不过革命的领导者们从未意识到，尽管资产阶级终将打倒贵族势力，但他们也将迎来精致餐饮的时代，虽然这并非出于他们的期望。既然高效地使用断头台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然过去200多年，那么对于这个意外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深感欣慰了。

其中一位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咖啡馆里议政的法国人，就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作为坚定的资产阶级权威成员、律师、政治家、革命家以及断头台狂热使用者的他，于1794年2月5日向国民公会发表了一次演讲。法国大革命的这次集会地点是一所庞大到几乎无法尽其用的宏伟建筑场地——一个可容纳8000人的剧场，其规模之庞大代表了新政权的开放性。身着丝绸礼服大衣、马裤与银扣鞋的罗伯斯庇尔站起身来，一如既往地光彩照人。他的银灰色假发紧跟时代的潮流，又代表了其尊贵的政治地位。他用嘹亮的声音发表演讲，希望旁听席那些经常来观看他演说（以及那些诘问与奚落他）的人能够听清他说的每一个字。

1789年7月14日，大约1000人攻占了中世纪监狱与军械库——巴士底狱，由此，知识分子的思想彻底激化成暴民的袭击行为，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罗伯斯庇尔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之一。大约7年后，他向确立已久的政府替代组织——国民公会发表讲话，然后开始了史称“恐怖统治”的时期。在他的倡导下，高效的处决工具——断头台陆陆续续砍下了大约17000人的脑袋。

罗伯斯庇尔演讲的部分目的是为其治下的大屠杀进行辩护。“在我发言的这一刻，我们必须达成共识：在风雨如磐的局势下，我们依然秉持善意的爱国之情以及对国家需求的认知，而非某些精确的理论或行为准则。我们也并未浪费时间去规划与布置这种东西。”他谴责道。这就是他的“正当理由”，并且实话说，在革命进程中，这些斗争者都是这么说服自己与他人的。

罗伯斯庇尔还说，革命的目的是“和平地享受自由与平等”。他谈及了这样一片“净土”：“用道德取代自私……用理性的统治取代专横的制度……用对荣耀的崇尚取代对金钱的渴望……用天赋取代机智，用真相取代诱惑……也就是说，用共和政体的美德与奇迹取代君主政体的所有弊端。”

他十分厌恶贪婪、自私又轻浮的贵族阶层，将之谴责为“少数家庭的畸形富裕”，并主张由“一小部分人……主导整个社会的命运”是错误的，贵族及其拥护者必须被除掉；他们的头颅、衣服、房屋、家具、讲究的生活与饮食都应该被政治武器断头台切成碎片。

贵族们招摇的生活方式——私人厨师、精美的餐盘，以及装在天价的陶瓷与玻璃器皿内饮用的昂贵葡萄酒，都使他尤为反感。据某位历史学家所说，罗伯斯庇尔在喝着咖啡或者想吃水果时，“看起来也根本不在意嘴巴里咀嚼的是什么东西”。晚餐时，他“只喝一杯掺了很多水的葡萄酒”——一个平等主义的美好社会不该强调无谓的奢华享受。他宣称：“反对共和政体的所有暴君及其党羽都会被铲除。”

18世纪末，法国的贵族阶级尤为高调，毕竟自中世纪开始，土地就是唯一的财富形式：谁拥有土地，谁就对依靠它生计的劳苦人民享有全部权力。

然而自中世纪以来，新的技术与贸易线路逐渐发展与完善，新的机遇相继出现——手推车换成了马车，小船换成了大帆船，商贸机遇也打通了更多的物资交换渠道。敢于背井离乡到海外冒险的人开始经商，其他人则成了船东与制造商。他们都有了更远大的抱负，也积攒了更雄厚的资本。可是在法国，他们处于一种与自己已觉醒的意志背道而驰，却已深深扎根于此的社会结构。

封建贵族阶级与农民之间不存在折中的社会地位，因而这个新形成的资产阶级群体难以融入二者，同时，阶级制度又阻碍了他们的资本主义事业发展。更糟糕的是，贵族阶级利用着他们制造与出口的衣服、食物与机械，却从未对这些商品的生产做出任何贡献。

但贵族们的地位依旧不可动摇，他们必须保证自己对土地与工人所享有的权利，以此维护主仆秩序。新资产阶级批发商与贸易商均意识到，贵族们实际上抑制了这项事业的进步，推迟了新工业时代的来临。法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 索布尔表示：“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的实力走向成熟，而享有特权的贵族一边对劳动者进行长期的压迫与剥削，一边过着奢靡而颓废的生活。”

然而，单凭资产阶级的实力还无法推翻贵族统治，他们需要团结城乡的农民与工人。18世纪70年代初，运输网络效率仍然低下，而小麦的收成也连年不佳，导致农民做不出面包，只能挨饿。这更是加剧了阶级间的矛盾，成了罗伯斯庇尔点燃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

1792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逮捕并斩首，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在九个月后迎来了同样的结局。由此，贵族统治被推翻，其经济基础也被颠覆。然而，“恐怖统治”的触须伸进城堡与宫殿的大门后，不仅扼住了贵族的咽喉，还拽上了其他衣着光鲜的仆人，共将40000人送到了断头台之下。

以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私人厨师——加布里埃尔·查理·杜瓦杨为例：女王被送上断头台后，杜瓦杨意识到自己失业了。六个月后，他找上了罗伯斯庇尔，提出抗议，并索要工作甚至薪资补偿。然而，杜瓦杨不但没有得到理想的答复，还被指控“鼓动削弱已建立的政权、破坏共和政体与复辟封建专制”。鉴于革命不需要他的烹饪技能，因此他也被处决了。

同样地，厨师欧仁·埃莱奥诺·热尔维召集了因贵族雇主的垮台而失业的佣人，一同游说政府并索要工作。结果，他们被立即逮捕，并被判处九年的厨房劳役。

一时间，整个法国的大厨、管家、女佣等类似工作者纷纷失业。但就罗伯斯庇尔而言，这是公正的结果。然而，没人能做到毫无过失地掌控市场——无论他的个人喜好如何，厨师与管家仍然具备一技之长，而法国人不仅很爱吃，还追求餐饮体验。

据估计，在攻克巴士底狱（许多人将之视为法国大革命的开端）的当天，法国大约有200万名仆人，而人口总数是2300万，也就是说，每12人里面就有一名家庭服务者。

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后，只能到公共领域寻求就业机会——许多来自乡村城堡的失业厨员选择前往巴黎寻找工作，从而掀起了一场餐饮业的变革，这也是政治冲突与社会动荡的意外结果。这些原本的私厨到达首都后，许多新的餐厅也陆续开设起来。

举个详细的例子：身为法国高级贵族之一的孔代亲王（Prince of Condé）路易·约瑟夫·德·波旁曾拥有一名厨师长，名叫罗伯特（史上未记载其姓氏）。无论是雇主家族的巴黎宅邸还是位于尚蒂伊（位于法国北部）的城堡，其中的烹饪事宜都由他负责。

巴黎的大型建筑——“孔代大酒店”（Hotel de Condé）几乎占据了整个第六行政区。宅邸的各个侧翼、庭院与精心修整的花园中，均安排了仆人。花园里优雅的栅篱、玫瑰花丛与小面积的草本植物，共同在这座喧嚣的大都市中营造出了一片安静怡人的世外桃源。

身为高级员工的罗伯特身着颜色与纽扣均代表该家族盾徽的制服，而他已对这种气派宏伟、富丽堂皇的环境习以为常。他在厨房与食品储藏室之外的一间装修豪华的房间内工作，室内有高高的油漆天花板，墙上挂着精美的织锦与古老的大师画作，还有一个放满珍稀典籍甚至手绘地图的藏书阁。

他还会被派往该家族的乡村宅邸——尚蒂伊城堡，为即将到来的访客安排好相关事宜。这幢宅邸位于巴黎以北大约30英里处，原是一栋三层高的庞大方形建筑物，毗邻一栋两层高的附属建筑，均有蓝灰色的铅材屋顶；这座房子在大革命期间被遗弃，大部分被摧毁了。

二十年后，亲王结束流放生活回到这处旧址，看到的是尘土覆盖下一幢残破不堪的废宅，脚步声在四壁萧然的房间内发出悲凉的回音。没想到的是，有少数家臣仍生活在这里，因而见证了亲王的归来。19世纪中叶一位作家写道：“他重新走进城堡时，落下了眼泪。”亲王再次见到了他以前的马夫和他以前樵夫的儿子；樵夫的儿子略显尴尬地说，亲王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偷猎野兔的树林现在归他所有了，但随时欢迎亲王前来“像父亲那样尽情地狩猎野兔”。路易·约瑟夫·德·波旁在得知土地所有权易手的消息后心情难以平复，回答道：“谢谢你的好意，朋友，但我向来只在自己的地盘上打猎。”——财产与地位的双失与长达二十年的流放均未能磨灭他敏感的贵族自尊。

罗伯特监管的家务十分复杂，整个家族从饮食与洗衣事宜到薪水与生活开销，都像公司一样井井有条地运作，所包含的职位有秘书和会计；负责访客招待、到访途径与进入权限的主管；应对非家族访客与送货的看门人；内务管家；负责食物制备与供应的厨师长；酒水、织物与银器的看管员。

1789年7月19日，孔代亲王断定自己在新政权中生存机会渺茫后，匆匆逃往了英国。同年，罗伯特凭借自己对食品供应与相关业务的了解，在巴黎市黎塞留街开设了一家餐厅——厨房里有厨师、烘烤师、调味师与糕点师，前厅则尽可能多地安排了管家与仆人。也许是为了避免冒犯欺善怕恶的暴徒，他们都选择不穿制服。

在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他的餐厅仿佛一艘井然有序的小船，吸引了面带稚气的学生等年轻人前来打工。他们在这家餐厅工作了几年后，又进而开设了自己的餐馆。并不意外的是，19世纪的新型豪华餐厅均有序地经营着，各店长多年来也一直秉持着高标准来服务顾客。

这些顾客除了革命者外，还有另一类人——餐厅服务员十分熟悉且曾服务过的非常奢侈的雇主。在“恐怖统治”的鼎盛时期，断头台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成百上千被剥夺财产而在监狱中苟延残喘的贵族们，看着身上磨破且肮脏的丝绸马甲与白色长衬衫，非常明白自己即将迎来命运的审判。但他们仍会感到饥饿，所以从餐厅点了外卖。

同时代的法国戏剧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叙述道：“最精致的餐点穿过狭窄的牢门，来到渴望着美食的牢犯们面前，成为他们的最后一餐。”也许守卫们从某些牢犯手中收下了几枚金纽扣，因此作为交换，他们并未阻止食物的通过。梅西埃还提到：“地牢的深处布置了一处餐厅，并且双方还签署了契约，其中包含相关时令蔬菜与新鲜水果的具体条款。”显然，每位探监的访客都会带来一瓶波尔多葡萄酒、某些异国风味的利口酒或是可口的馅饼。

当地糕点师的行动也十分迅速——梅西埃记载道：“糕点师完全清楚人们对甜食的向往，因此将价目表送入了狱中。”

就这样，法国大革命向餐饮市场注入了大量工作者，并形成了一套餐饮秩序。在资产阶级开始处决贵族前，一些餐厅已然存在。

例如，一位名叫布朗热的人于1765年开设了一家经营场所，并称之为“餐厅”；而“餐厅”一词正是来源于他出售的滋补肉汤（restorative，拉丁语为restaurant），以此说明他的招牌菜是汤羹与肉汁。除了这类滋补肉汤外，他也供应固体餐点，例如白汁羊蹄。这令当时处于垄断地位的巴黎熟食店（traiteurs）行会感到不安，熟食店店主们拥有肉类熟食的专有经营权；虽然布朗热的肉汤不在熟食店行会的控制范围内，但行会仍然心怀警惕。当他在门前挂起标语“布朗热专供众神享用的滋补汤”时，行会感受到了他的嘲弄。倘若他们能看懂拉丁语，便会更难以容忍另一则标语：“饥饿的人们，来我这儿觅食方能重拾精力。”

同年，在他将羊蹄加入菜单后，熟食店行会将他告上了法庭。在他们眼中，羊蹄属于烩肉，也就是炖肉，而这是他们的专营领域。但法院判定布朗热的这道菜不算烩肉，因此巴黎熟食店行会败诉，而布朗热的菜品则得以进一步扩充。

有些学者认为这次案件标志着餐厅的演变、小商贩势力的衰退，以及肉类、蛋糕、面包等食物专有经营权的瓦解，有些则持怀疑态度。伦敦历史学家丽贝卡·斯潘称自己查阅当时的历史资料后，只发现一本出版于1782年，名为《不为人知的法国私生活》的书中稍微提及了关于布朗热的传奇。她说：“这些故事经过不断的传播，已然面目全非。”故事的细节确实变得很有意思。有报道称布朗热说服法院相信，他是将蛋黄酱单独制备后才将其倒在已熟的羊肉上，也就是说他并未涉足食品行会的经营范围——多种食材同时慢炖，并因此胜诉。

无论是不是一位名叫布朗热的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打破了熟食店行会的垄断，当时确实还存在其他一些餐厅，经营者是其他当地传奇人物。博维利埃、罗伯特、班瑟林、梅欧与普罗旺斯三兄弟，他们均以“餐厅老板”的身份取代了熟食店行会的地位。并且还有一点无疑会让当代的法国美食家异常恼火，餐厅的灵感来源于英国。

立场的冲突与思想的碰撞在法国酝酿出了一场政治革命，而长期以来，这里还刮着另一种流行风潮：英国时尚。法国贵族不仅效仿着英国上层阶级的着装风格，还注意到他们经常在酒馆用餐。相较之下，尽管法国的餐饮业在此后的200年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当时伦敦的餐饮业实际上要领先于巴黎。

英国供应葡萄酒的酒馆更为精致且适合社交，这点与供应啤酒的麦芽酒馆截然相反。18世纪中叶，与小食坊不同的是，酒馆已发展出了餐饮服务，伦敦的各类场所也开始提供更多选择。（小食坊在未来的许多年仍然提供简单的食物；顾客自己拴好马，厨房提供什么就只能吃什么。）

主教门的“伦敦饭店”（London Tavern）享有很高的声誉，并拥有一位名叫约翰·法利的名厨；斯特兰德区的“皇冠与锚饭店”（Crown & Anchor Tavern）拥有两名主厨，分别是弗朗西斯·科灵伍德与约翰·伍兰姆斯；一位名叫理查德·布里格斯的大厨则同时为舰队街的“环球酒馆”（Globe Tavern）、霍尔本的“白鹿酒馆”（White Hart Tavern）与“坦普尔咖啡屋”（Temple Coffee House）掌厨。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他们都制作了食谱。法利的巨著《伦敦烹饪艺术》于1787年出版，罗列的菜品包括炖菜、碎食、杂烩、重汁肉菜、酱汁、汤羹、肉汁、蔬菜、布丁、馅饼、煎饼与炸饼，并讨论了水煮、烘烤、烘焙、炙烤、煎炸、盐卤、腌制、串煮、焖煮、糖煮等烹饪技术，以及葡萄酒、甜香酒与烈性酒的做法。他希望自己的书能成为全国每位管家、厨师与仆人的必备指南。目前这部作品仍在销售。

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对这类场所赞誉有加，并于1791年写道：“私人住所无法提供像首都的酒馆里那样愉快的用餐体验。”回到家后，他又写道：

房屋的主人迫切想要招待好客人，同时客人又渴望得到主人的认可。确实，没人会像一条无礼的狗那样，在他人的地盘上把自己当成主人且肆意妄为。而在酒馆里就不会存在这些焦虑，因为顾客肯定是受欢迎的……从来没有一种人类创造的东西能如酒馆或小酒店这般能给人带来这么多快乐。

此外，一位到访伦敦的法国作家惊愕地发现，英国人在外用餐的质量比在家更好。“他们经常会带来访的朋友一起去那里［酒馆］，”路易·安托万·卡拉乔利补充写道，“这就是绅士的生活方式吧？”当然，不久后他的法国同胞也会过上如出一辙的生活。

安托万·博维利埃于18世纪80年代在黎塞留街开设了法国规模最大、最精致的餐厅之一，并向其灵感来源致以非常明确的敬意——桃花心木餐桌、精美的亚麻桌布、水晶吊灯、牛油纸包裹的烤小牛排菜品，以及引人注目的葡萄酒窖。而这家餐厅则名为“伦敦大饭店”（La Grande Taverne de Londres）。

经营初期，博维利埃本人似乎也是同时照料饭厅与厨房的主厨之一。同时代的英国作家达德利·科斯特洛记录了自己与一位法国人的谈话，后者如是描述了这位厨师：“你看，他有魁梧的身型，三层下巴，宽大而欢快的面容，灰白的眼珠子里闪烁着光芒。”他原为王室御厨房里的小厨员，后晋升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宫廷的崇拜对象”，科斯特洛的一位朋友描述道，“他的才华曾在‘恐怖统治’期间被短暂埋没，但当人民的爱国精神重燃、餐饮业复兴后，他的才华再度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博维利埃发现与贵族相关的其他人士被逮捕后，立马逃到了英国，在风波平息后才返回法国，并于1814年撰写了著作《烹饪艺术》，其中详述道：“他们［主厨］应该对厨房的所有必要知识有透彻的了解，例如肉类的质感、老嫩程度、健康的外观与最佳的保存方式。”该作品还建议主厨们善用业余时间，通过协助其他厨房来熟悉自己的工作，例如：“倘若厨师需要一直翻阅食谱，那么工作量会很大，所耗费的时间也难以估算。”博维利埃还写了应该如何对待下级员工：在采取措施防止他们利用余暇赌博与酗酒的同时，也要记得员工应该得到良好的饮食与待遇。

在整个法国，餐厅的数量持续增长，并且需求量相当大；尤其是首都巴黎，常有来自各地区的革命代表到访。由于他们会在留宿期间外出就餐，因此皇家宫殿与黎塞留街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餐厅。店家可能会迎合他们的口味来推荐菜肴，例如普罗旺斯特色菜—奶油烙鳕鱼（brandade de morue，一种口感温和的鳕鱼与脆皮烙菜）与马赛鱼汤（bouillabaisse，一种鱼羹）。

但似乎巴黎最宏伟的餐厅是瓦鲁瓦街角的“梅欧餐厅”（Méot），其经营者是罗伯特的学徒。1793年，它展现了法国食品历史学家让·保罗·阿隆所描绘的“非凡宴景”（之所以非凡，是因为当年粮食短缺，激进的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禁止贮藏食物的法律，并派人搜查各仓库与地窖）。1854年，一位历史学家对梅欧餐厅的景象如是描述：“倘若卢库勒斯［罗马执政官，其名字成为奢华宴会的代名词］本人能够亲临这家如阿波罗神殿般宏伟的餐厅，必然会感到亲切无比！无论是最上等的葡萄酒，还是新奇而高雅的环境，都充满了令美食家着迷的魅力！”餐厅会给顾客提供洗手的小钵，并且在特殊场合“天花板会突然打开，放出一群画眉鸟”。

这些为享乐而打造、并非生存之需的巴黎餐厅及其丰盛的菜肴，又孕育出了一种非革命现象：资产阶级美食家——精于食物品味与餐饮艺术的时尚专家，并非厨师，却游走于顶级餐厅之间。有些人将这种行业视为艺术，有些人则将之视为贪念。作家兼业余竖琴师让利斯夫人是位贵妇，在“恐怖统治”期间一直保持着低调。她在其作品中说：“雅各宾派摒弃了法国的文化习俗、优良品格与骑士精神，带领起了贪食的风潮，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卑劣不堪。”

罗伯斯庇尔的初衷与革命的目的绝非味蕾的享受，然而1795年，《共和国食谱》出版了，这本书将蔬菜的优点排在开头中间的位置，土豆则为重中之重。“它是蔬菜王国里最健康、最便捷也最实惠的一员。”作者们写道。

历史并未记载罗伯斯庇尔就人们对其政治工作与梦想的嘲弄有何看法。在他对国民公会发表演讲后才过去五个月，“恐怖统治”政策就已然失宠，其本人也面对了残酷的处决——他被带到绞刑架上，不同的是，刽子手将他面朝上固定住，让他在最后一刻看着自己心爱的锋利刀刃落向脖颈。

革命的缔造者就此陨落。这也是历史上较常发生的情况——革新者走向衰落并最终（在道义上或财政上）失败，其他人重新执政并获得褒奖。用历史学家阿尔伯特·索布尔的话来说：“历史是一项辩证运动。掀起革命的资产阶级与从中获利的资产阶级不同。”让·保罗·阿隆也写道，革命者为了于1795年规划并制定出新的宪法，在梅欧餐厅找了一间私密房间。可想而知，他们看到其中华丽的天花板与壁画、精致的食物与葡萄酒后，应更是火冒三丈，猛烈批评贵族的骄奢淫逸。

因此，当罗伯斯庇尔的梦想化为齑粉并最终随风飘散，巴黎越来越多的精致餐厅里的食客们的确有充分的理由举杯庆祝啊……

—End—

本文选编自《餐馆：一部横跨2000年的外出用餐文化史》，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

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欢迎读者点击关注，出版机构、媒体合作可留言👇

👇 点阅读原文查看“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