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辩｜马克·戈尔迪 等编

埃德蒙·柏克：“英国的西塞罗”(17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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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关于个人判断权的争论愈演愈烈之时，普赖斯发表了纪念光荣革命的著名讲道。虽然法国大革命本身就引起了社会态度的深刻分裂，但柏克对普赖斯讲道的著名批驳，即《反思法国大革命》(或译《法国革命论》，1790年)，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政治联系起来，引发了持久的论战。

普赖斯与柏克的交锋强化了1688年革命作为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国内改革之间联结点的具有象征性却意义暧昧的地位。柏克认为，普赖斯对1688年的激进解释是悄悄输入对1689年革命善后安排这一“伟大(但)……绝非完美的作品”不满情绪的特洛伊木马。

尽管这些论点(自然权利论)在普赖斯的讲道中并不占突出位置，但它们既集中体现了法国人的追求，也是柏克和激进派的攻防焦点。它们用人人都有政治判断的权利来对抗由现有体制、习俗和家庭所体现的历史权威，将论战推进到更高的抽象层面。即便这些论点在法国是为国内的目的提出来的，它们也有普遍的意谓。

正如柏克所强调的，抽象的权利主张不言自明地意味着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国家，而不管具体环境如何。法国大革命因而在本质上是一场国际性意识形态圣战：“一场教义和理论教条的革命。它更像那些基于宗教理由进行的变革。传教的精神构成其实质部分。欧洲最近的这样一场革命……是宗教改革”。雅各宾派强迫人们采用他们的体系，或者说强迫人们生活在“永远的仇恨”中，力图“对欧洲社会(实施)一次粗暴的破坏”。

以前有些研究者强调，柏克吸取了一种广义的托马斯主义自然法传统。但是，他预见法国大革命将“与这个文明世界的宗教、法律、道德和社会诸方面的所有思想和习惯分道扬镳”，其理由则主要来自格劳秀斯、塞尔登和霍布斯的现代权利理论传统。

柏克支持那种认为自然权利与社会生活不相兼容的论断。社会建立在千辛万苦获得的惯例上，那是一种“生者、死者与将会出生者之间”持续不断的社会契约，而自然权利只能通过社会的彻底毁灭才能实现。维护自然权利的革命主张实际上将会重新造成自然状态，那时将要费很大力气才能重建文明生活。

柏克还强调自然权利在认知上的不可确定性所包含的霍布斯主义的含义，亦即，从纯粹理性不可能明确无误地引申出社会制度。即便是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样似乎不言而喻的机制，也是“人定法的最粗暴的虚构之一”。

惯例和技巧不是理性的推论，也不是“粗鄙”天性的产物，但它们对于我们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技艺是人的本性”。如果一个国家有幸具有稳定的制度，并受到习俗和先例而非强制的统治，就不应该愚蠢地用抽象原则来妄自菲薄，并因此去破坏那些制度。而且，抽象的世俗理念也与宗教一样，会成为不稳定的“热情”所追逐的对象。

1791年，柏克已经看到，法国人在摧毁一切，已经不得不从人的自然状态开始，重新踏上漫长的历史征程。到1795年，这种准无政府状态已经变成“迄今欧洲从未见过甚至从未想象过”的一种政治体制，那些史无前例的制度是“无法用任何公认的道德科学的规则来解释的”。

那些主张极端个人化的自然权利的人强调行使这种权利时个人判断力的素质。对此柏克一直有很大的保留。……他的理由部分出于怀疑论的经验主义认识论，部分出于由休谟等人阐释的信念：理性及其产物不能影响我们的情感投入或道德义务。他在第一部出版的著作《自然社会的论证》(1756年)中就曾质疑：“如果所有道德义务的履行……都基于使每一个人都感到其理由清晰可信，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柏克看来，理性设计方案的实用性能不仅不可预料，而且由于不能诱发人民的忠诚，它们的贯彻落实，还会需要实行强制。

商业活动将君主制与权威主义父权制家庭之间的旧式联系改造成了君主制政治文化与新兴的家庭观及其美德观之间的紧密联系。家庭是政治及更广范围的忠诚所依赖的那些情感的培育所。柏克否定“普世的仁爱”，因为他相信我们必然“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居以及我们所习惯的故里乡亲开始我们的公共情感”，这是“为了登高望远而做的一种初级训练”。

只有乡土情感才能产生持久的忠诚，并且最终通过越来越大的联系圈子，把我们与国家联系起来。……柏克将革命者描写成弑亲的炼金术士在釜中蒸煮大卸八块的父母，或正在穷凶极恶地(甚至猥亵地)闯入王后的卧室。这种描写渗入到民众的效忠意识中，并启迪了一些著名漫画的创作。

柏克借此还成功地反衬出英国人对宪政的虔诚，并且在家庭情感与政治义务之间建立了柏克所暗示的联系：“将我们国家的宪法与我们最珍爱的家庭纽带捆在一起”。在另外一个层面，柏克用一种以天然情感为基础的大众温情伦理来与理性主义伦理对抗。

尽管《反思法国大革命》对抽象分析抱怀疑态度，但它本身仍可视为对18世纪中期一种流行范式的重申。这个范式与休谟的名字相连，但在柏克看来是得到天意的支持。它关涉的是政治经济体制与一种认识论的关系。这种认识论决定了支持这些体制的那些道德信念与公众舆论的性质与稳定程度。国教(尤其是信奉新教的国教)被认为能够最好地支持这些信念，而一个负责任的(和恰当培育的)政府能够保障财产权和国教这二者。

柏克认为，法国国民议会缺乏政治经验、爱好争论、热衷抽象的行政和财政方案、剥夺教会财产等等，这一切破坏了这种始终脆弱的平衡，有可能把政治权力下放给被他语出惊人地称作“猪猡大众”的下层等级。

1792年8月10日民众捕杀杜伊勒里宫的瑞士卫兵

但是，法国大革命绝非偶然，雅各宾主义是“这个国家里能干的经营者们造这个国家财产权的反”。这些经营者，包括思想和经济两个方面的经营者——哲学家和金融家——策动了革命，前者被后者招募来摧毁欠债不还的旧制度的道义权威。

在柏克看来，更糟糕的是，这种新的经济力量致命地威胁着一种无法挽回的道德文化，后者起源于封建习俗，但文明生活以及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可能性都依赖于它。教会在维系这些道德标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法国大革命将所有的人都卷入了渎圣事业，把每一笔交易都变成一次金融投机。柏克用一个精彩的比喻概括了18世纪人们对那种毫无限制的投机活动的瞬息万变及其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方面灾难性后果的惊骇。

法国人是“最早建立了一个赌博共和国的人”，他们极力“把法国变成一个大赌桌；把它的居民变成一个赌徒民族；把投机变成生活的全部……把人民的希望和恐惧从日常渠道转向靠运气生活的冲动、激情和迷信”。

柏克论“弑君和平”

由于他的分析出自18世纪的老套话语模式，因此他能够用意象代替论证，将经济学与道德心理学联系起来。但是，在社会现实决定人们感受的地方，通过“投机”和“信用”引起认知上和经济上的不稳定，这可不是俏皮话。

柏克深感人类的制度很容易遭到经济理性主义和哲学理性主义的破坏，这使他的怀疑态度比18世纪中期的托利保守主义更令人不安。他认为，社会制度并非以理性为依据。这种见解最终只能求助于一种信念，即社会制度的产生历史，乃是天意的安排。

由此就要强调基督教的角色：我们必须假定它的真理存在于“生活中的每一项事务里”。无论在习俗礼仪还是在教义上，基督教都支撑了欧洲文明。对于一个以理性节制宗教狂热为荣的世纪，雅各宾派是一个令人惊骇的杂种：理性主义的无神论狂热分子。革命战争是无宗教的野蛮与基督教的文明之间的一次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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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注释从略。来源于：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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