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马克·布洛赫 : 一个历史学家的肖像

作者｜魏斐德 ( 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 

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座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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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似乎往往独立于其创造者哲学家而存在。二者并非仅仅是语义上的区别。因为一个哲学专业的学生可以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却从未理解黑格尔的内心和为人。但这种思想与思想家分离的现象，只有当一种思想体系或某种理念独立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马克·布洛赫自己首先承认：他没有创造这样的体系。但至今仍有一个“马克·布洛赫协会”存在，它致力于在他身后发表他的演讲笔记，而且有一代法国历史学者们公开宣布他们受益于布洛赫。自然，他的一大部分影响力可归于他与那些1930年代时期来自法国各地恳求他指导他们的博士论文的年轻历史学者们之间所建立的亲密关系的维系。他的影响力很大部分也来自于他关于中世纪史的两卷论著的声望，还有就是现在被认作经典的他关于法国土地权的研究。不过，假如仅仅如此，那布洛赫只是一个影响了其他法国中世纪学者的学者。然而，他的声望，他作为榜样，远远超越了单一专业领域的界限。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他本人英雄主义的光辉，他生命终结的悲剧。还有一个原因，也许不那么明显，但可能更重要：马克·布洛赫在法国现代史学发展中所占据的位置。

在马克·布洛赫的著作中，最令人兴奋的事实之一，是我们能有幸纵览他所研究的题材的原始资料。与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一样，布洛赫让我们对一个卓越历史学者的分析性研究进行再创造。布洛赫首先会概括性描述一个历史现象，然后问：“通过什么样的原始资料我们得以了解和欣赏这个创作？”有时他甚至以穿越时空的物体性描述为起点，就像他在那部经典作《法国乡村史本色》（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里的叙述那样——他在书中带领读者穿行在他所热爱的法国风貌之中，一边指出田地划分的荒谬，一边讲述六世纪和七世纪法国森林的壮阔及农人耕作的节奏。仅仅在完成所有这些之后他才回到具体的实证上。不过他通常也从档案本身开始。这种方法并非他本人所为，他把自己思想的实证基础归结于斯宾诺莎（Spinoza）、西蒙（Simon）及马比雍（Jean Mabillon）。这让全法国开始援引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是桂佐Guizot，在1830年代正式资助校勘过的），并使其成为研究法国现代史学的一个特点。与此同时，法国学界对德国古典文学专著所体现的学术方法持有递增的敬意，以至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维科特·兑瑞（Victor Duruy）在1868年成立了法国高等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rs études）。这个实证传统加上新兴的语言学，很快与一种激烈的反对立场结合起来——该立场反对那个被卜洛克（Bullock）称之为“大历史学家”（metahistorians）的德国理想主义。例如，在1876年，莫诺（Gustave Monod）用这样的词句来宣布显赫的《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的诞生：“我们已经领教了诸不成熟的笼统化的危险，以及一个宣称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现成体系的危险。”

这个反对德国理想主义的立场当时已被视为与遭人恨的德国军国主义是一回事。而整个实证传统最终在兰格瓦和塞诺伯两人合著的著名史学方法指南中得到澄清。无须指出这两人如何影响了布洛赫，因为布洛赫本人在他的《历史学家的技艺》（Historian's Craft）一书中仔细地说明了他是如何受益于这两位导师的。应该强调的是，这两本书都体现了理想的历史公正性。布洛赫曾对他的学生说：“我们史学者既非神学家，亦非道德家。我们的角色不是谴责或宽恕……而是理解。”于是他提醒：要警惕那些“容易让分析变得没用”的“口号”。当然，讨厌这种历史想法的危险性，在于过分消极地依赖文字记载。布洛赫很快意识到这个陷阱，他因此警告我们，证据仅在受到适当质疑时才能说明问题。如果我们看到一份伪造文件，那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要伪造这份文件。如果证据是真实的，我们须意识到“语言的所有习性”。我举个例子，1316年菲利普五世特赦了一个叫做易莎贝·夏塞尔的女奴，那份奴隶解放书的导言中提到：

根据自然法则以及一些我们国家延用至今的古老法度和习俗，人应该诚实……我们，考虑到我们的国家被称为法兰克王国，我们就应实施名副其实……

以往的学者，在欣赏菲利普措辞公正的同时，也用这个文件来证明是法国国王心中所具有的强烈信仰而使他释放了家奴。布洛赫就不接受这份证据的表层意思，他决定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审核巴黎大区范围内类似的文件。他的调查证明，菲利浦的这个解放书导言与其他数百份解放“harangues”（宣言书）一模一样。这也证明了国王圣路易九世1256年那篇让许多农奴赎回自由的著名宣言，是在当地解放奴隶潮流发生了十来年之后发布的，而以往一直被认为是国王的宗教虔诚所致。而且，布洛赫还发现这些rachats （赎奴）行为总是被标榜为虔诚的“harangues”。从这些发现布洛赫得出了关于卡佩王朝期 （Capetian, 公元987—1328）四个全新的结论：

1、教堂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其性质与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一书中论述的类似；

2、13世纪时期当许多地方资产者买到了他们的自由后，社会出现了广泛的暴动；

3、这些暴动与公社运动同时发生；

4、卡佩王朝的财政短缺，使他们得靠出卖奴隶的自由来充实银库。

因此，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告诉我们：以“中性立场”做研究，跟不采用“永远更新而持续产生新意外”的方法研究文献一样糟糕晦涩。

布洛赫对这个关键技术的实用合理性非常肯定。然而他用这样的问题开始他《历史学家的技艺》的论述：“爸爸，请告诉我，历史有什么用？”然后他承认，无论什么样的回答，历史真实程度的合法性仍将一再受到质疑。不过他还是尽力避免在运用史料上出现对原意的误读。“历史作用的问题不应该与狭义的知识合法性混为一谈。”我们不应该被孔德（Comtian）坚持历史的绝对把握性“捆”住。但这还是没有回答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问题，因为布洛赫不得不承认：历史学家欲知道真相的执著使他远远地超越了循规蹈矩地按“时代的纯表面顺序”来做研究，他会不可避免地、主观地选择史料。但选择史料的过程难道必然是主观的吗？布洛赫说：不。选择史料取决于研究对象：时间中的人。历史现象必须按经济主题、政治主题等等来组列。因为人的生存受这一系列互相影响的因素左右。研究这些现象不是把一个现实放置到某一段历史中去，而是从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提取可感知的概念。布洛赫的这个论点有明显的缝隙，用麦奈克（Friedrich Meinecke）的话说：不参考一个相应的价值体系，便无法追寻那些导致历史现象的系列原因。布洛赫作为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但他似乎继续让自己在史料如何不可靠及史学者之外的因素这些范围内进行讨论。这也是他为何如此强调马比雍在1681年发明的重要研究方法的意义。因为尽管布洛赫似乎把史学者描述成一个坐在一堆错综复杂、值得怀疑推敲的资料前的死板目击者，但我认为他其实知道目击者对材料任意而粗糙的理解是可以加以精确完善，直至接近客观逻辑的理解。也就是说，需要一个不是针对研究对象，而是让学生和工匠们掌握的关键研究方法。

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布洛赫其实是在重申法国哲学家拉舍利埃（Jules Lachelier）的理念：思想，自由且自我产生，亦只能自立地存在。这一点可以通过一系列“客观”的原因向人们证实。比如，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史学者的精神实践，源于他的思想活动，是他思想的产物。布洛赫很坦然地承认，只有在这些前提下，获得真情才成为可能。正如大卫·休漠（David Hume）所指出：人不可能有绝对把握太阳明天会从东方升起，但其可能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在每天黎明时刻继续朝着那个方向暸望。源于同一英法实证传统的逻辑实证者摩顿·怀特（Morton White）写道：“史学者带偏见的简单事实不足以反驳非个人化标准的存在。”布洛赫跟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一样，他也许觉得历史并不见得是一个普世通行的东西，因为它得在一个具体的框架体系里展开。然而一旦这一步铺垫好了，这之后的逻辑可以非常严密而科学。布洛赫对于各种无限的理解总是要做一个最终的检核：

历史不是一门具有完善工具的科学；而她难得准确无误；但她的研究方法精确，这意思是其首要原则之一是对值得怀疑的结果不假装肯定，并根据一些准确的主导原则，以求实精神来进行。关键之一是，每次都必须建立一个事实基点，必须回到原始资料。

这段如此合理而实际的话对布洛赫的意义要超出我们的想像。他与当时许多法国同行一样，追随了孔德的学术传统，而且虽然实证主义已被遗弃，但他要求历史科学性的执著没有中断过。有些人，比如亨利·贝尔，力图彻底摒弃史学中符号性的模棱两可，而努力创造一种特殊的、不带个人倾向的科学词汇来研究历史。布洛赫本人也参与了这个努力，他接替了贝尔领导《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杂志。当他们的努力失败后，他们便转向比较性方法，以寻求一种更广阔的历史研究基础。关于这一点，贝尔对布洛赫的影响也是关键的。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和贝尔在1900年为《历史句法评论》写的那篇著名引言，便可感知布洛赫是如何受益于他的导师的。例如，贝尔在他一系列专著里体现出的兴趣，激发了年轻的布洛赫写出了他毕业后的第一部著作《巴黎大区》（L'Ile de France）。而布洛赫在贝尔著名的比较性研究系列《人类演变》（L'Evolution de l'humanité, 65卷，1920—1954）的基础上，写完了他那杰出的综述性著作《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他们两人对“比较性研究方法”的兴趣，显然源于社会学。布洛赫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他非常受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及其追随者们的吸引。可惜，我未能获得有关布洛赫著作《诸魔术国王》（Les rois thaumaturges）的社会学史料，那是一部关于君王魅力的研究。所有布洛赫的著述都体现出他对群体行为的极大兴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发现社会学对布洛赫这类人的影响是结合了我上面提到的对一个科学性叙述历史的探求的话，那就误解了。假如史学理论已经证明单个历史学者的观点必然是局限的或者带偏见的，那么难道不可能对一个历史阶段的形势建立一个独立的检验程序，就象实验室的指标那样？亨利·皮朗首先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向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洛赫建议过，二者当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f Strasbourg）任教。关于比较法，亨利·皮朗这么说：“这，光这个，就能把我们提升到科学知识水准。”然而，如何划出历史比较的局限性问题还是存在。布洛赫曾在贝尔编辑的历史词典中对“比较”一词做了语术上的尝试。他指出比较性研究应当：

1、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建议。在一个历史进程中显而易见的状况，在另一个历史框架中也许会被忽略。了解前者，有助于发现后者。

2、解释持续存在的史实错位。在现代人类学解释了家族的社会功能之前，罗马宗族一直被误解。

3、帮助挖出导致历史现象的原因。

布洛赫坚持认为：这一点肯定是比较性研究最令人有成就感且最危险的一点，因为这绝对得区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同目的。后者的目标不在于分辨出外在的法则，而是寻找事物发展的内在模式。他不应该用比较日本和法国的封建制来发掘韦伯意义上的封建发展的“理想形式”，而应当用其一来阐明另一个的发展原因。的确，布洛赫如此清醒这个危险，他强调：比较性研究必须首先在“apparentées” societies（宗祖社会）——类似汤因比（Toynbee）的“可感知的历史单位”，在同一个历史体系里被用尽后，才能从其它文化中找例子。也许，布洛赫对他那代和我们这代历史学者最有用的贡献就在于：对众多社会学历史学者的史实错位及出格做了一个必要的纠正。例如，布洛赫不在法国和德国的发展史中寻找简单的相似之处，而是聚焦研究一个专一现象——法国的vasssalage（封臣制） 。在德国或古代大不列颠国的凯尔特地区曾有强大的君主维系存在，但基本没有vasssalage。而在法国，君主制开始解体时，vasssalage 则开始蔓延。这个现象可以把布洛赫引向显而易见的结论，即在法国的vasssalage起了代替君王制的作用；然而他对把这个结论延伸使用到其它社会持谨慎态度。在最终分析中，布洛赫所发现的“唯一”性，是对“诸区别的理解”，这也是他为何是一位历史学家，而非社会学家的缘故。这对我们是一个启示。

我们并不难理解布洛赫之所以能抵制社会学的笼统化的原因，因为他深深理解历史是“人在时间中的科学”——不是在静止时间里的，而是在一个不停演变的持续中的科学。现实只是“人为的从生命无限延续中切割下来的一个时辰”。既然今天不同于明天，时间感可以成为一个“原因科学”，因为历史展示了出现在持续和变化之间的张力，而历史学者必须不断探索在任何机构和组织中存有的内在不协——它们见证了历史的演变、重整和跌宕。人们可以认为这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S'installer dans le mouvement（在运动中安顿）对布洛赫的一定影响，但更可能是布洛赫所研究的那种历史的结果。古代封建社会完全是拉丁时期的司法建制与新型演变的社会结构的结合，它使布洛赫不得不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历史，无非是在原创与变化之间无终止的斗争。在名称（“自由”居宅或居住）与实际（奴隶或家奴）之间存在的名不副实，证实了在传统和新型社会关系之间的斗争。这类名不副实使布洛赫避免做并列性研究，而更专注于“垂直”法。也就是说，他会选一个有限的主题，比如土地或钱币，然后通过它来理解从九世纪到十五（甚至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变化。所以，用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来说：布洛赫始终如一地“是个历史学家”。正是因为认识到历史是一种动态，认识到“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物”，布洛赫才没向社会学妥协。

我在此文中如此重点强调布洛赫对社会学的反映，是因为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挑战，还因为我们至今仍然面对在历史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然而，社会学摆出了另一个，更加个人化的问题，它被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关于历史不可避免性的论著里卓越地勾画出来：社会学容易把人变成他所属的群体、他的阶层，或他的社会地位的产物。群体超出个人，于是历史导因则变成了超人因素。如果我们问布洛赫他是否相信自由意志，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因为他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一个部分考察了这个问题，但没完成。但我知道，作为一个工匠，他对条件和导因加以区分。比如，一个人因失脚跌落悬崖，那么条件是地球引力，原因是失脚。在布洛赫有限的例子中，这个区别如此尖锐清晰，但在实践中却不是那么回事。有些时候，条件可转变成原因，布洛赫自己也证明了在卡倍迪昂时期的一个经济现象——货币短缺，如何导致了工资的社会功能降低而同时产生教堂薪俸的事实。而且，他一方面拒绝主观选择研究题目的任意性，同时会选择有具体原因的题目。自然，布洛赫属于那种非常理性的人，他是不会过分强调任何原因的。

不存在一系列明显连锁的原因波浪，没有长久而普遍的、永远与epiphenomens（诸辅助现象）对立的决定性事实……相反，每个社会，就象每个灵魂，各种问题一直是互动的。历史的真正现实主义在于懂得人类现实是多面的。

然而，当布洛赫做选择时，他选择的往往是“心理原因”。“历史事实，本质上，就是心理事实。”这里“心理学”，我认为布洛赫指两种情况：一是那个麦奈克形容的“生理”性因素：“一个生命从胎盘到成熟的全面生长似乎结果超越了始因，而具有自身的结构、目的及合理性。”另个情况指人的因素不断增加。布洛赫把社会视为一个“概念的组合”，而含有原因。不是经济阶层，而是关于阶层的社会概念使社会之所以然。人怎么理解自己，他就是怎么回事。“说到底，社会层次若不是一个集体意识系统又能是什么呢？”Solidus（古罗马的钱币）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一直被沿用下来（但布洛赫在展示地中海文明的经济延续时就没象亨利·皮朗那样继续使用），这证明了“经济心理”的强大——“对一个大国确认的货币的依恋， 即使那些不属于或不再属于那个国家的人也这样”。机构、法律、改革，这些都不是为存在而存在的，它们是应具体社会需求而产生的。教皇格利高里颁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亦是对非神职人员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的回应。这立刻把思想放到了物质主义之上，同时人的命运则越来越群体化，人的自由越来越受到局限。

纳粹主义的产生强化了这个对集体力量无限的信仰。“每一个群体里都有某种超越组成这个群体之上的东西。”而“奇怪的失败”就是一个众多知识分子的失败。法国的普通民众被他们自身铐住了：“他们生活在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心理条件中……他们只能按法国所具有的，整个社会现实所允许的来做自己。”那么，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人可以向社会置疑，就像布洛赫在他的《奇怪的失败》里对法国提出的那样，但问题仍然存在：一个群体是否能自我改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于这个问题布洛赫无法作出坚定的回答。他不得不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上，寄托在用“沧海一粟”的行动来改善整个民族的思想和行为上。

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最大的魅力在于让人逃避现时——不仅躲避在往昔之中，而且还躲入孤僻而冷漠的“客观”之中，历史学家在那里对现时作奉献。粗略看去，马克·布洛赫也可给人这种印象。一个学者门第出生的学者，在高级师范学校上学，在莱比锡和柏林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习。1920年代他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在那里他与吕西安·费弗尔合作编辑出版社会经济历史年志（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ociale），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最著名的历史杂志之一。1934年他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高峰：成为法国索邦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一个“中世纪”专家——还有什么比这个职业更清静的？然而……

他佩戴着军功十字章，作为荣誉军团的一名骑兵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939年他虽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却志愿上前线，后随军从顿刻尔克战役撤退；

1942年他参加法国抵抗运动。

“学者与英雄在哪点上相交？”

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对生活体现兴趣”，这样他才能通过当下去理解过去。反过来说，人通过历史知识来理解现实，所以理解当下的能力是“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能”。简而言之，只有一种人在时间中的科学，而它“要求我们把对死和生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布洛赫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理论，因为他感到自己身处一个特殊的时间流程里，处于一个民族的以往和现今之中。当一个学生满怀丰富的想像来请教他关于博士论文时，他则静静地用这样的提问把这个学生从云朵里带到法国的土地上，他问：你的家乡在哪里？在Languedoc（朗格多克地区）吗？好。回到那里去，去田野里行走，写你所知道的、感受的东西。当然，大多数法国历史写作都是关于法国的，而且往往意在弄清现时与以往某个时段之间的争论，比如米什莱（Michelet）、丹纳（Taine）、梯叶里（Thierry）等等，这名单还可以继续往下列。人们亦可在巴尔（Barrè）和莫拉斯（Maurras）的文字中发现对法国神秘感的奇异表述。而更通常的是带点老生常谈的叙述。1876年莫诺（Monod）写道：“通过揭示历史传统，我们能给予我们的国家她所需要的团结和道德力量。”布洛赫是这个传统的产物，但不仅仅如此。与戴高乐相似，他是那个环境中的一个神话。他在《奇怪的失败》中写下的文字：“这个古老而又神圣的法国土地……”也可从他人的叙述中找到。然而，究竟是什么使得布洛赫不同于他的同行们？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出生于一个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人家庭。在他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时候，他写过一份私人遗嘱，让人在他的坟墓前宣读。其中他不仅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法国出生的犹太教人，而且是犹太出生的法国教人。无疑，阿尔萨斯地区原籍使他象其他当地人那样，极爱国。但同时对比他文字中的犹太面和他的法国面，我觉得他对法国的奉献不仅是他对métèque（异类人）侮辱的一种回应，而且是爱国主义取代了他那丢失了的宗教。

其次，这篇文章在强调布洛赫英、法出生背景对他思想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忽略他论述中的一些历史因素。用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定义来形容：布洛赫力图用关于“发展和个性的诸概念”来取代“人性和理性稳定”的信念。与德国新理想主义者相似，他以独特的Geist（感觉）来统一具体的数据，但从未抽象到精神王国的程度。我们发现，尤其在1940年的震惊之后，布洛赫越来越多地使用法国人民的“精神”这一提法。其中部分原因可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布洛赫与许多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者一样，他发现自己处于曼海姆形容的那种困境之中：人在“取得了对生存最高程度的理性驾驭之后，若不再具有理想，便成为仅有冲动的生物”。布洛赫或许拒绝了这种anomie（异化），而转向了以赛亚·伯林关于人类“集体性”的观点，即只有当我们属于一个大于我们自身的存在时，我们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不过，我们必须记住，布洛赫不仅在曼海姆任教过的大学待过十多年，而且他还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度过他研究生时代的最后两年。我不无嘲讽地认为（虽然我对此持有疑点），很可能是德国史学论的直接影响强化了布洛赫对法国文明不朽价值的信念。

信念不见得产生行动。人们可在他最感人的著作《奇怪的失败》中发现促使他行动的因素。他在其中写道：他，以及其他许多他的同事们，都知道凡尔赛和鲁尔是能够阻挡德国进攻的，但由于他们害怕与暴徒对峙，而选择“把自己锁进充满恐惧的研习的宁静之中”。对此，布洛赫承载着他那代人的内疚，于是对他教育的一代他恳求：“愿年轻人饶恕我们手上沾满的鲜血。”他在1940年用希伯莱语写道：“没有某种牺牲，就不可能得到拯救。”两年之后，他以身作则地履行了这个观点，他给一个学生写道：“作为一个大家庭之长，我告诉你，在我们中间没有大批人牺牲，法国就无法得救。”

于是我们面对布洛赫生命的最后一年。有一点让我困惑，或许也让其他人不解，即在《奇怪的失败》之后，《历史学家的技艺》则令人失望。论述犹豫不决，而且不那么连贯，没有向着哲理延伸的努力。布洛赫仅用此作，表达经历了四十年代早期动荡岁月中的一个相对稳定时段，他献给路西昂· 番佛尔的题词提到：“在个人和集体苦难焦虑中，我所寻求的一点平静，一个简单释放。”然后我发现了布洛赫在1939年《社会经济历史年志》发表的对麦奈克《史学论的产生》（Die Enstehung des Historismus）的书评。这位法国人被德国人的国家定义冒犯了：它只强调一种科学“精神”而根本不考虑技术。

“关上这两卷书的时候，人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梦想着另一部并列的老式著作——一部也许不那么正确的著作——一部，反正，我不会去写的书，然而在矛盾的外表下也许仍然具有严肃性的书。在我的想像中，我给这书起这么个名字：理念相对Begriff（术语）。无须赘述，所有的理念……并不完全统一在语言的范围内，反过来说Begriff也一样。”显然，《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意在抨击德国思想，布洛赫的地下工作同时在打击德国对法国的侵占。

1942年11月，德军占领了维希（Vichy），布洛赫便逃往里昂参加抵抗运动，亦为匿藏他的犹太身份，不久被任命为武装抵装运动（Franc- Tireur）里昂支队和在巴黎的统一抵抗运动组织（Uni de la Resistance ）之间的交通联络员—— 一项光荣而艰险的工作。他干了快一年时，不幸在里昂的一个街角被盖斯太堡抓捕。他在一系列酷刑中存活下来，直到1944年6月盖斯太堡开始“清除”监狱。6月16日那天，一辆装载了27名法国抵抗队人士的卡车行驶在一条静僻的乡村小道上，卡车开到了里昂北面25公里外一个叫“若斯尔”（Les Rossilles）的小场地。这些法国人除了知道他的名字叫纳博纳（Narbonne）以外，没人知道他是布洛赫。当这27位抵抗人士被对着枪口一一排列时，布洛赫身旁一个16岁的男孩开始发抖，并像个婴儿那样哭起来，他边哭边反复说：“这会让我痛，这会伤我……”于是，布洛赫搀起他的臂膀：“但不会的，我的孩子，一点儿都不会痛。”枪声响起，布洛赫倒下，一边高呼：“法兰西万岁！”这四年前，布洛赫已写下：“我出生在法兰西。我饮着她的文化泉水长大。我把她的往昔变成我自己的。我只能在她的大气里自由呼吸，而我，与他人一起，为保卫她的利益，已尽了全力。

—End—

本文选编自《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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