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诉讼律师到法律科技公司产品经理，再到安理律所合伙人，郑玮的职业生涯在围观者看来像一条波浪线，有高峰有低谷。在这样一个登山式的行业里，他将自己的出走与回归描摹为“登一条险远之路。”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郑玮志不在豪宅别墅、名流交际圈这类通俗的成功学符号上，他有着更为纯粹的热情——改变法律服务行业。法律服务行业野蛮生长的四十年间，郑玮被裹挟在时代的浪潮里，在某个时刻“适时地抬起了头”，看到了不一样的可能性。他感激这些“抬起头”的时刻，又不满足于只能看到可能性。于是以行业旺盛的交流欲为始，他踏上这条注定漫长的真理征途，借由法律科技挖掘行业改革的方向。这个西天取经式的故事里少不了“鸿鹄之志”，也或多或少受其自我怀疑的性格底色影响。郑玮将苹果教父乔布斯的”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奉为圭臬，时刻保持着警觉与反思。这些反思构成了他在律师行业出走与回归的部分动机，有人为他惋惜，也有人钦佩他的勇气，所有的打量他都坦然接受。“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每一寸的进益里都是他对于“行业边界的探索”，哪怕最终“可能走入一个死胡同”，但这些辗转放置在行业的革新进程的语境中，则被赋予了除成功学之外的价值意义。“功成不必在我”，现实的焦虑和旺盛的希望，他同时承认。
郑玮第一次陷入人生的两难，面临的选择只是两场方向截然相反的面试。
他至今还能记起那个场景：大四毕业季的某个清晨，徘徊在北京复兴门地铁站，从复兴门一路往东是向他伸出橄榄枝的律所，向西走是中级人民法院岗位的召唤。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选哪一个的前提都是放弃另一个。徘徊二十多分钟后，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去律所。远在做律师的决心之前，郑玮就已穷尽毕业生所有的人生选项，“出国、考研、国企、私企、法务部、律所.....我基本都走过，并且每个都有一定的回应。”当这些选择逼到眼前时，郑玮才意识到，比起中规中矩的坐在格子间，进行案头配合，他更热衷于梳理事实、拆分观点以及表达和辩论。况且律师在他的考量里，是少有“英雄不问出处”的职业，更依靠自身的实力水平。 虽然这与当时盛行的“鄙视链”相悖：“毕业生最好的选择其实是类似于国企、事业单位这类有北京户口的稳定去处，再次是大型的民企或者私企，最末端才是做律师。”但郑玮依然遵从了自己的心意。就在他毕业的前一年，法律行业也有大事发生：2008年司法部放宽了司法考试的报名条件，2009本科应届生就能参加司法考试。顺理成章，郑玮作为首批在校生参加并通过了司法考试，拿到了律师的入场券。法律行业的上升需要穿过一道道窄门，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司法考试开始，一个律师的成长路径大多是在黑暗中摸索探寻。而行业早期师徒制的手工业经济时代，年轻律师向上的生长路径除了依靠努力、天赋之外，也掺杂了一定的时代因素。自2009年进入天同律师事务所后，郑玮在第一段职业经历的六年间，非常幸运地赶上了这家律所的变革期。2009年底天同律所搬了家，从东交民巷的老旧办公楼搬到了王府井的东方广场写字楼。这家围绕最高人民法院业务的律所，开始由传统律所体制转向一体化模式。这些变革深刻地滋养着郑玮，从最基本的案头工作开始，郑玮就经受了高度团队协作与业务规范标准的洗礼，包括文件的格式排版、案卷整理、事实梳理、客户汇报、书面工作习惯、邮件礼仪......这些在诉讼行业里很少见的标准，都被天同沉淀在自己的业务流程里。
到现在为止，郑玮也保持着规范化的流程习惯。截至目前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的某个案件已经出了60多份工作报告。“基本就一周一份报告的频率，任何的进度都要以书面的形式向客户报告。”最开始的郑玮也不理解这种琐碎的工作，也会招致同行律师的不解，“你们这样不嫌麻烦吗？”直到一次跟对方的法务对接时，他在电话里讲得清清楚楚，结果法务在向上级汇报的时候，依然记不住很多细节，最后只能出了一份word版本的报告，才解决问题。郑玮开始理解所谓的“以客户为中心，就是什么都比客户先一步想到。这样一份书面报告出来后，法务摘用内容，就是一个顺畅的信息传递流程。”在高度规范的作业过程里，初离开象牙塔的郑玮，开始触碰到法律实践的真实一面。北京南四环最高法院的申诉信访立案大厅里，你可以见到当今中国司法现实里最为真实的力量：有穿着朴素举着牌子的上访户，也会有西装革履的律师夹着文件包去立案。
《南方周末》的slogan是“在这里，读懂中国”。而郑玮，则在人声嘈杂的申诉信访立案大厅里，读懂了法律。跟纸面上“法律以事实为准绳，以公平正义为准则”的信条不同，他切实地体会到什么叫“律师是帮助解决现实问题。”虽是专做诉讼律师，郑玮在天同律所承办的案件审级更高，基本都是最高法院的二审、再审案件。这些案件在一、二审阶段就已打磨过事实问题。“到了这个级别的法院，考虑的出发点不是法律规定本身，很多案件本身就是争议的问题，法律、司法解释都不明确，有时候甚至是法律规定的空缺地带。”这就极为考验律师的专业能力与诉讼技巧，除去传统的诉讼方法外，可视化、大数据、模拟法庭等等当时鲜有律师使用，甚至还没有名字的新型工作方法，首先在郑玮的团队落了地。用郑玮的话来讲，这些案子像“屠龙术”，除了能将诉讼技艺磨至臻熟，也能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他同意把优秀的诉讼律师比喻为操盘手，“客户会问你，为了实现某个商业目标，大概要分几个流程，几个步骤，几个诉讼去解决一个问题。”这些问题让他理解到，诉讼律师本身是一个单独的专业。只是不同于纵向切入的行业律师，“诉讼律师往横向切入，每个领域到最后都会有诉讼环节，因此诉讼是交叉在各个行业领域内。”郑玮的案件领域从金融到投资，也有涉猎建设工程和知识产权，因此成为某个行业的顶级专家也并不现实。“专业领域的知识只需要掌握到85分的水平，就足够满足诉讼领域的要求。例如，某个建工案子里争议的是厂房钢结构的问题，对于这部分需要完全掌握，但对于地坪的施工并不是重点。”郑玮最为怀念的是天同律师每天的下午茶时光。因为走精品所路线，人数并不多，“黏性极强，互相都认识。”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厨师阿姨就会端出一些小茶点，大家坐在四合院的树影里，“互相聊自己手头的案子。”那是一种家庭的氛围，20多分钟的探讨里，许多新观点与方法碰撞出来，最终沉淀在天同微信公众号的下午茶栏目里。一种完全非功利的、人与人的关系为年轻的郑玮打开了一种开阔的场景。公众号写作、讲课、开放日交流，通过这些方式郑玮接触到不少律师行业里面的人。“很少有律师在工作三四年的时候，就开始非常深入地去思考管理层面、行业层面的事情。”走出去的郑玮看到了，“优秀的律师除了做好业务这个基本功，还要懂行业跟管理。”
一个离婚律师会面临什么？天同的第六年，郑玮触碰到了自身发展的瓶颈。精品所可参照对象毕竟有限，他看到的天花板顶端就是自己的师傅。“我能够想象我可以达到的那个高度，但是然后呢？”他更渴望看到金线以上，会是一番如何的景象。2015年，一身孤胆的郑玮裸辞了天同的工作，开始了三个月的游荡。他没有确定的去处，每天都约不同的人出来吃饭交谈。“在诉讼这块，天同已经做的很好了。那么更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更市场化的运用在哪里？”不断自我追问的郑玮，在全景式的交谈里接触了行业的方方面面：有传统的红圈所，有在地方创收不错的律所合伙人，也有试图以互联网逻辑改造业务的创业者。不过，追问并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一番折腾后，他最深的感触是“行业革新任重而路远，或许最大的弊端不是在行业内部，而是法学教育与行业之间存在的鸿沟。”“那就去做一些律师技能的培训吧。”他调转方向加入了刚刚成立的iCourt，开始着手法律人的职业教育。一个常见现象是由于国内法学院侧重于法律知识的传授和理论人才的培养，“从来没有人教一个法学院毕业生怎么当律师。”郑玮看到了青年律师成长路的痛点，决心把自己执业以来的经验总结成方法论，第一个讲的就是诉讼可视化。
刚开始讲可视化，郑玮多少还是会自我怀疑。“可能这个方法思维适合你，但不一定适合其他人。”但学生们很捧场，有律师时常拿着自己的思维导图私聊他说，“郑老师我跟你讨论一下这个案子好不好？”还有学生反馈，“我这个案子按你教的方法做出了图，不过感觉没说清楚。我重新画了一张图，你看这个思路对不对？”郑玮兴奋于“教学相长”的过程里，感叹“这就是教育的力量。”这些力量如同微光，初看不起眼，但在某一时刻又奇妙的汇聚在一起。这场奇妙的汇聚发生在一个新疆律师身上。郑玮从这位曾经听过他讲课的律师口中得知了这个巧合：“我之前曾经在江苏法官学院讲课，恰好一个来自新疆的法官交流班到江苏学习，因此就有新疆的法官听了我的课。几个月之后，一个新疆律师在开庭时用了我教过的图，法官就很接受这个形式。”曾经听过郑玮讲课的律师与法官，在新疆的一个案件里交汇上，并且用可视化的方法顺畅地交流。拼图的某一块被拼上，郑玮从这个巧合里看到了“理想的状态”。只是远远不够。职业培训越往里走，郑玮就发现，“这种集训式的上课作用有限，环境有它的惯性，身边的律师同事未必配合，而且不是所有的法官都会认可这一套。”教育带来的改变需要日积月累的生长，就像埋下一颗种子等待其发芽。“种子埋下去了，还有没有更直接的方式，比如说法律人使用的工具？”郑玮开始思考工具对于法律人的意义，iCourt也由最初的教育机构转向技术方向。
阿里内部程序员的吐槽大会里流行这样一个段子：“一个产品经理特别像唐僧，只会说我要去取经。孙悟空说你知道取经要遇到多少妖怪吗？唐僧说我不管，我就要去取经。”刚开始做产品的郑玮，也是这样一个状态。律师行业提供一条龙服务，但大部分时候一个律师就是一条龙。到了做产品的时候，律师大包大揽的风格完全行不通。产品生产的思维完全不同于律师的“一条龙”。一个产品的想法诞生之后，需要以设计图的形式呈现，并通过UI优化，同时后端则需要专人负责架构设计和数据支撑，前端将页面实现，并且通过层层测试。“每个环节上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人去负责，这对我的冲击非常之大。”研发Alpha系统1.0版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郑玮跟一大帮来自互联网大厂的工程师天天泡在一起。那时候他在iCourt的产品部闭关，还当着一众同事立下誓言，“什么时候产品上线，什么时候刮胡子。”Alpha系统上线后的第一个早上，郑玮顶着光滑的下巴进了办公室，有同事调侃，“这下看上去干净多了。”
适应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这个身份并不算难，“我天生擅长总结。”郑玮找来公司的程序员，一个个地聊过去，“在不同的BAT大厂，他们做一个产品是怎么一个过程，有哪些具体的步骤。”取完经心里有了数，也琢磨出适合法律科技公司的上线流程，他又开始钻研“法律+互联网”语境里的用户需求。互联网概念是热词，放在法律行业里难免会有出入。郑玮发现互联网的用户思维跟律师不一样，“对待客户，律师是专家思维，听我的就没错。互联网是挖掘用户的潜台词，很多需求可能客户自己都不清楚。”“理解客户的潜台词”，这恰恰是律师行业里不厌其烦、重复过多次的商业思维。郑玮拿最简单的沟通举例，一个法律问题，讲给团队、客户的法务、对方的领导以及法官，应该有4套话术。“这其中暗藏的逻辑就是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进行不同的信息沟通。”互联网行业显性了这些思维，郑玮从做产品本身跳脱出来，继续积攒对于行业改革方向的想法。等到Alpha第一阶段稳定之后，时常保持焦虑的郑玮又一次陷入了对于技术本身的怀疑。“那时候我们使用的很多技术都很简单，但我始终觉得要解决最为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真正的’人工智能的技术，让机器能够读懂法律文本。”但这个设想，需要花费的成本不是当时一家初创法律科技公司能够承受的，行业沉淀的数据也不足以引发技术革新。一番挣扎后，郑玮开启了他的第二次裸辞。而为了找到技术、法律、商业的最佳结合点，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律师行业。于是，郑玮再度回归律师行业，并选择加入安理律师事务所。
诉讼始终是郑玮最热爱的工作，回归后，郑玮仍然专注于商事诉讼的一线工作，那些通宵翻阅证据的夜晚、畅快庭审激辩的过程，重新给了郑玮业务上的自信和成就感。
“仍然保持在行业第一梯队的水平”，这是同行对他最大的认可。
然而做过产品、管理过200人的公司后，回归后的郑玮成为了一个非典型律师：除开业务和团队管理之外，他广泛地参加行业的各类讲座交流活动。“感觉每一个律师都在焦虑，问题也很集中。”
最近，他与新则创始人余朋铭、华宇元典CEO邹劭坤开了一档视频谈话节目“真不骗你”，三个有过法律和创业经历的85后，就一些犀利的、容易得罪人的话题，聊一些真心话。
真不骗你录制现场
这些交流并不是能被所有人理解，“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其他的事务并不能快速增加我的业务收入。”
这不能改变郑玮内心的认定，“交流是这个行业向上发展的源动力。”在行业十年间，郑玮看到的最大改变是“行业由原本的闭塞到现在的主动交流。”
他的内心始终保有一个理想国的设想：在一个类似于雅典学院的地方，所有掌握着部分真相的人汇聚在一起，共同追求越辩越明的真理。
诚然，他有无数次的机会退回传统律师的路径上，“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专注业务。但我做的不是掉头的事情，而是像一棵树，往上生长枝叶。“
这期间，他会不断经历不那么愉快的反思，会持续保持他的焦虑。“但我能够永不停歇的追求，看到行业可能的边界、模式与未来，等待和寻找下一个机会的到来。”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