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读《经济学家茶座》有感
作者简介：黄有光，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名誉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4年第2期（总第64辑）。
我不能制止自己涉猎经济学以外的许多有趣问题。除了近年出版了《宇宙是怎样来的？宇宙是被创造的，创始者是进化而来的 – 公理式进化创世论》、《快乐之道 –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还读心灵哲学。但用了很多时间，还是不明白何以能有心灵。不明飞行物体与灵异现象更是引人入胜。因此，很少读与经济学有关的普通读物。不过，《经济学家茶座》每期（只要收到）都读，而且读超过一半以上的文章，并从中受益不少。《茶座》中有不少好文章，近期包括聂辉华、党力、唐志伯的‘北京为什么实行无效率的车牌摇号政策？’（第60辑）、李文溥对林毅夫的书评（第60辑）、俞炜华关于生育政策的师生问答（第60-62辑连载）、杨兰品的‘食盐还要继续专营吗？’（第62期）、黄少安的‘房价泡沫为什么不能扎破？’（第62期）等。
不过，我不同意黄少安认为无论用租价比、租售比、房价与居民收入比以及空置率来衡量，中国房价‘都可以判断存在比较严重的泡沫’。笔者曾经多次撰文论述中国的高房价主要并不是泡沫，而是一些基本因素（城市化，高增长、家庭数目的增长等）与一些土地利用的限制造成的。要减低房价的增速，不是多次的长期无效的调控，而是放松农地不可以建房的限制，放松甚至放弃１８亿亩耕地红线，以及土地拍卖与建房发展的真正市场化等。
至少这30，20，与10年来，全国平均房价增加远远少于居民收入。房价与居民收入比应该大量减少。（这不排除某些大城市某些中心地段的增加，但这种‘位置性’物品的相对价格随人均收入的增加是预期中的。）最近在《经济学人》（TheEconomist）一月4-10日期第55-6页，读到一篇关于各国房价的比较的文章，进一步证实笔者的观点。根据这文章的数据，相对于长期平均，中国的房价相对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被低估37%。这是所有23个主要国家与地区中被低估第二厉害的国家；被低估最大的日本，是38%，只比中国的多一个百分点。被高估最大的是比利时，49%。再看从2008年初以来的房价，到2013年11月中国累积增加了23% （最近一年是8.7%）。相对于人均名目收入在这5-6年内累积增加至少70%以上，这房价的增加不到收入增加的1/3。
不久前（元月底），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到敝系给一个研讨会，论述中国的消费与GDP被严重低估（我同意其论点）。根据其数据，也可以间接算出，十年来的房价涨幅也大大低于人均收入的涨幅。还有，从2004年到近年，农村房子的建筑成本增加成为原来的3倍，而城市房价还不到原来的两倍。
细读了郝一生的‘揭开“经济危机”的面纱’（第62期；下称郝文）。读到‘不是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危机导致了生产过剩 … 不论对于经济增长还是对抗经济危机，刺激消费都是治表，鼓励投资才是治本’（第111页）时，不禁在页上加了几个勾号，表示很赞同。可惜当继续读其对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分析，尤其是关于凯恩斯主义的逻辑缺陷与危害，以及对中国的泡沫的分析时，却也不禁打了十多个叉，认为其论述几乎已经接近香港某财经月刊的‘盛世危言’的水平。当时曾经想撰文评论这‘盛世危言’，但后来认为是太明显的无稽之谈，不屑一驳。因此，这里的评论可以说是对郝文的‘抬举’。只举两个例子。
郝文说，‘股票交易与几乎所有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都属于投机而不是投资。… 用于投机的资本越多，实体经济投资的资本就会按照相同比例越少… 在储蓄这块烧饼中，投机越多，投资就只能越少’（第112页）。应该指出，股票与金融衍生品每年的总交易，可以是GDP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储蓄只是GDP的百分之几十。影响投资的，不是投机的总量，只是投机的交易成本。
郝文有一个‘数学公式’：经济成长率 = 净累积率（平均利润率 + 工薪率）。这式子肯定不能一般适用（不是‘公式’）。给定平均利润率与工薪率，并在两者都是正的通常情形，经济成长率与净累积率未必是同比例变化的，甚至未必是同（正负）号的。净累积率可以是负的，但技术进步可以使经济成长率为正的。郝文并没有排除技术进步，而是在该公式下马上讨论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即使排除技术进步，经济成长率与净累积率的关系，也不是上述公式所能代表的，因为至少还要看资本对产量的贡献，相对于其他要素对产量的贡献的比例，而不是取决于（平均利润率 + 工薪率）。
《茶座》第62期，有‘巨侠’（比‘大侠’更大之侠）熊秉元对我上述《宇宙》与《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的书评。他问：‘自得其乐，几人能够？’（文章题名）。如果读上述《快乐》一书，应该多人能够。除了感谢巨侠，还有一个小小的纠正。巨侠说，‘他写武侠小说，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自己想作又能作，就着手动笔。’我知道巨侠是在褒我，但与事实不符。我大约从1980’s 年代初开始写大量支持改革开放的评论，但认为影响很小。当时金庸等写的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大行其道。我当时想，那我只好也写武侠小说，把支持改革开放的一些观点放入其中，可能影响比较大。因此，我写武侠小说的目的，与我在中学时期搞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学生运动是类似的，是认为对社会有利。小说虽然在1993年底由作家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了，但影响依然很小。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