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民：漫话路径依赖
作者简介：刘汉民，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4年第2期（总第64辑）。
在过去三十年中，经济学界最为热闹的议题莫过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这个来自于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思想，不仅被广泛用于经济变迁的研究，而且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宏观体制转型到微观组织变革，乃至个体心理活动，可以说路径依赖无处不在。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的学科对路径依赖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在经济学上，路径依赖一般用来指一旦人们选择了某种路径，惯性的力量会使其不断自我强化，很难偏离原来选定的路径。
路径依赖的中心思想是历史重要（history matters）。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所致（Where we are today is a result of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比如一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是他过去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努力的结果，也可能是他运气好，——偶然事件起了作用，也可能是由家庭的遗传基因或成长的学校环境决定的。不过，尽管人们对路径依赖的成因众说纷纭，但也形成了一些共识，如：投资的不可逆性或沉没成本；收益递增机制或网络效应；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或锁定效应；历史小事件或随机事件；等等。与路径依赖的成因不同，在路径依赖的结果方面，人们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即路径依赖可能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多样性或多重均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许多技术存在路径依赖现象。我们今天使用的电脑和手机键盘是按照QWERTYUIOPASDFGHJKLZXVBNM的顺序随机排列的，那么为什么不按照英文26个字母顺序排列呢？据说，打字机发明者Sholes1870年在研制打字机时，为了解决打字员打字速度过快造成挤塞的问题，故意打乱了字母排列顺序，而按照直到今天仍通行的QWERTY顺序排列。1936年，美国有一个发明家名叫Dvorak的博士曾经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发明了一种新的键盘，起名为ASK键盘（美式简化键盘，American Simplified Keyboard，后被称为DSK键盘），声称比Sholes设计的、现在仍通用的键盘效率更高。不过，ASK键盘并没有站住脚，慢慢地销声匿迹了，QWERTY独霸键盘市场。美国经济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David（1985）认为，QWERTY键盘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它最好，而是因为它最早。在David看来，对非理性路径的依赖将旧技术的使用者锁定在过时的技术解决方案中，由于技术不是根据效率选择，而是由递增报酬和偶然事件决定的，因此缺乏效率的技术仍可能流行。
另一个例子是核电站技术。现在各国流行的核电站技术是用轻水作慢化剂和冷却剂的压水堆技术，如我国的大亚湾核电站就是采用的压水堆。这种技术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轻水的沸点很低。要使热力系统有较高的热能转换效率，核反应堆就必须有高的堆芯出口温度参数。而要获得高的温度参数，就必须增加冷却剂的系统压力使其处于液相状态。而这会增加压力容器的制作难度，从而导致制作费用的提高。那么为什么不采用更好的高温气冷的反应堆呢？原来，压水堆最初是美国为核潜艇设计的一种热堆堆型。1956年，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其核电站计划时面临各种各样的方案选择，至少有轻水（light water）反应堆、重水（heavy water）反应堆和气体石墨（gas graphite）反应堆三种选择。虽然后来的研究证明，高温气冷的反应堆效率更高，然而，当时美国安全委员会急于建设民用核反应堆，一部分身居要职的关键官员对发展较早的轻水反应堆比较偏爱，加上前期建造舰载轻水反应堆而获得了有关经验，最终将核产业最终锁定在轻水反应堆的路径上。Cowan（1990）指出，导致核电技术次优选择的原因是路径依赖，虽然其他的某些候选技术在性能上可能更具有优势。
更有趣的例子是铁路轨距。目前大部分国家铁路路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八点五英寸。为什么采用这个标准呢？因为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电车的标准又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那么，马车的轮距标准又是怎么确定的呢？是由牵引马车的两匹马的屁股之间的距离决定的。Puffert（1991）的研究发现，历史上不同地区的铁路轨道曾采用过不同的标准，多标准最严重的地区是欧洲和北美。后来，通过各类补贴、资助以及广泛的合作，逐渐统一了标准，这被称之为铁路网络外部性的内部化（Liebowitz & Margolis，1994）。不过，即使网络外部性内部化了，路径依赖照常存在，因为标准轨距源自马屁股之间的距离，这本身就是一种路径依赖。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有关路径依赖的研究已超越了技术领域，而被广泛应用到制度分析，涵盖了从个体、组织到整个社会等各个层面。在复杂性研究的重地圣塔菲研究所，路径依赖思想甚至成为探讨经济复杂性的三大主题之一。
说到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不得不提一下North。North是系统地将路径依赖思想从技术变迁领域引入制度变迁领域的第一人。这位本科和博士都毕业于加大伯克利校区的华盛顿大学教授，曾与Fogel分享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与Coase和Williamson共同于1996年创建了国际新制度经济学会（NIE）。据说，在NIE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年的年会都是Coase、North和Williamson三人共同主持，并先后担任主席长达5年。实际上，Coase的两篇论文（1937年的《企业的本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开创了两个学派：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前者由Williamson发扬光大，后者由North传承。North在路径依赖理论上的的贡献在于正确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依赖：第一种是正的路径依赖，指的是一种有效的制度能产生较好的适应效率，从而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第二种是负的路径依赖，指的是在市场不完全和利益集团压力等因素影响下，一种无效的制度有可能继续下去，甚至被“锁定（lock-in）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难以自拔。人们最为关注的是第二种路径依赖。
North（1990）认为，制度变迁受四种形式的报酬递增制约：（1）制度重新创立时的建设成本（set-up cost）；（2）与现存的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learningeffect）；（3）通过合约与其他组织和政治团体在互补活动中的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4）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在他看来，由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和文化遗产的影响，制度变迁可能比技术变迁更复杂。按照今天的理解，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正式规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连续的、累积的。一国政治法律制度约束着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行为特征，进而影响经济效率；第二，非正式规则更加持久、深入地作用于经济的历史演化过程。历史上许多国家虽然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差异不大，但经济发展路径却相距甚远，其主要原因就是非正式制度和传统文化在起作用；第三，与既定制度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具有保持该种制度延续下去的强大动力。既得利益集团与既定制度是荣辱与共的，而且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会强化既定制度，从而使制度变迁按原有的方向延续下去。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一旦某种制度演化陷入低效率的路径依赖，就只能被动接受直至路径中断或消失呢？实际上，和技术变迁一样，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也可以分为三种程度：第一，轻度路径依赖：路径可以改变，且路径转换成本小于路径转换的预期收益；第二，中度路径依赖：路径可以改变，但路径转换成本大于路径转换的预期收益；第三，重度路径依赖：路径不可以改变，只能维持现状，最终导致毁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路径依赖的程度与制度演化进程成正比：制度演进的时间越长，路径依赖的程度越严重；而路径依赖越严重，路径依赖的破解成本就越高，甚至无法打破。因此，如果制度变迁陷入了一条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演化路径，越早采取措施进行破解，所费成本越低，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Garud & Karnoe(2001)曾经提出了“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的概念，认为路径创造是一个有意识的偏离过程，这些有意识的偏离过程对于创造新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North（2005）也强调人的主观作用，认为环境和历史遗产等因素决定了人的智力结构，从而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决定着演化路径的选择。Beyer（2010）更是认为，在任何不同机制起作用的路径依赖中，路径的终止都是有可能的，行为主体可以对路径依赖的发展进行成功的干预，也就是说，路径依赖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打破的。
不过，要打破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当事人具有过人的胆识和智慧。这里的当事人是指最高决策集团。决策者既要审时度势，科学预见未来发展大势，设计具有可持续的蓝图，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还要应对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和挑战，在制造蛋糕的同时，努力将蛋糕切匀，兼顾公平和效率，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真可谓任重而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