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颐和园讲习班
1980年夏，是个酷暑，颐和园的蓬莱岛也不清凉。100号人在这儿参加为期七周的计量经济学讲习班。讲课的是七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克莱因、邹至庄、刘遵义、萧政、粟庆雄、安德森、安藤。学员中资格最老的是北大的胡代光、杜度，华中工学院的林少宫等。而对于绝大多数学员，这是一个扫盲班、速成班。1990年和2000年，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为“颐和园讲习班”举行了十周年、二十周年纪念。将如此的热情和荣耀给予一个讲习班，在经济学界史上绝无仅有。全是因为，这个有“黄埔一期”称号的“颐和园讲习班”，永远和激情、开创、突破联系在一起，化作一块数量经济学发展道路上的奠基石。
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克莱因教授。在这位计量经济模型创建人，诺贝尔奖得主的视野里，早就有了中国，大概不只是想把中国纳入LINK模型，也和他在1940年代参加美国共产党的经历有关。在麦卡锡主义高涨时期，克莱因曾一度被迫离开美国去英国牛津。1979年中美一建交，他便率领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来中国投石问路。作为见面礼，他们提交给中方的论文，没有得到反响。中国经济学早已脱离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道。这座桥怎么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许涤新和克莱因协商，来年，由克莱因牵头，来中国举办计量经济学讲习班。
任务交给了经济所。副所长徐绳武主抓，张守一具体操办。1957年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时，张守一就开始接触经济数学方法，回国后被孙冶方分配在经济所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组。克莱因来华，张守一和乌家培去民族饭店拜访。
第一件事是选址。中国人讲面子，要向外国人展示我们的好。中国最美是杭州，所以首选杭州，可惜交通不便，还是得打北京的主意。北京最美自然是颐和园了，但是在皇家园林办讲习班，简直是异想天开。不过，当张守一去颐和园向负责人讲明意图时，对方说：“虽然没干过这种事，现在改革开放了，你们来，我们很欢迎。昆明湖南边有个蓬莱岛，岛上有座龙王庙，有几栋房子，我们有开辟成宾馆的打算。”“既然如此，先让我们办班吧！”一言为定!
经济所在月坛北小街2号院2号楼，对面的3号楼里有一家单位叫计量局。听说要办计量经济学讲习班，他们抗议了：“这是我们的事儿，怎么你们跑来弄？”张守一解释，此计量非彼计量。对方怎么都不信，不得已说：“这样吧，我们退一步，让你们办。但是，有一个要求，我们的人要占一大半”。张守一明确告诉他：“你们的人，我一个也不要。”讲这段儿时，张守一大笑，我也大笑。“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计量经济学，还以为是称重量的称呢。”
1980年6月24日计量经济学讲习班在政协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完后，大家被送进颐和园。邹至庄回忆录中写：“平均年龄颇高，多在四十至五十岁左右，甚至有高达六十多岁者，三十多岁就算年轻的了”。顺着张守一的指引，我拿到了一份三十年前的花名册，100名学员中，50岁以上的占30%；40-50岁的近40%。有两种人，学经济的，数学为零；学数学的，经济学为零。即使学经济的，也少有现代经济学基础。美国教授哪里知道我们的底儿。他们一人讲一周：克莱因讲经济计量学导论，包括美国经济模型；安德森讲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分析；刘遵义讲需求分析、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计量模型研究；邹志庄讲经济计量学、控制理论、汽车需求函数；萧政讲经济计量方法；安藤讲应用经济计量学；栗庆雄讲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大家其实都听不大懂。张守一想了个法子，请华中工学院的李楚霖讲数学；请北大的胡岱光、厉以宁讲经济学。于是，白天外国人讲，晚上中国人讲。“厉以宁的课讲得极好，非常生动，很受欢迎。”而最让张守一感动的是58岁的林少宫教授。这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讲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为了报效国家，1954年回国。他辛勤地为大家当翻译。张守一组织了50个学员整理录音，每天早上送到经济所打字室，下午将讲义取回。这样一来，学习效果好多了。
中方不付讲课费，作为补偿，请教授在国内旅游。“一般人选上海、广州，只有刘遵义提出去敦煌，这可把我们难死了。” 如今说起来，张守一还连声啧啧。刘遵义最年轻，才35岁。他说再难，走路也要去。张守一只好跟甘肃社科院打招呼请帮忙照顾。这一趟，刘遵义吃了不少苦，坐了火车、汽车、马车，加上步行，倒也兴致盎然。
邹至庄回忆时说：“当时大陆物质环境差。他们通常安排我上完课，乘汽车回友谊宾馆用午餐。我要求下课之后与学员共进午餐，主办单位不同意。可能考虑我吃不惯他们的伙食，需要准备。只有一次我终于得以和学员一同用午餐，食物与同桌的学员都经过特别安排。”在张守一口中，是另一个版本。说的是：“邹至庄对我们不了解，闹了很多笑话。颐和园照顾我们，伙食不错。邹至庄以为我们‘吃糠咽菜’呢，有一天，一下子就跑到食堂来了。‘邹教授来了，吃了吗？’‘没有。’‘跟我们一块儿吃吧。’吃过后，我问怎么样？他说，‘顶好！’《参考消息》是内部资料，不能让外国人看。一到午休，我就让大家把《参考消息》收起来。”邹至庄上课时，常常讲到台湾经验。他自己很紧张，刚提起话头，就“哎,不讲了，不讲了。”张守一向所里请示，是不是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敞开了讲。得到批准后，张守一 “挑选了一些铁杆党员，专门听他谈台湾经验”。彼此想走近，想了解，又提防，又警惕的心理真是活灵活现。
没有空调，临时买了几个电扇架在教室里。安德森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年纪最大，讲课极认真，用粉笔写板书，再去擦脸上的汗，抹成了白脸。学员善意地笑他。当时规定，接待外宾，只能喝茶，不能喝饮料。安德森问张守一有没有冰镇饮料，张便通报给徐副所长。徐让他跟颐和园商量，以便宜价格每天买一箱汽水。”安德森对此非常感谢。可是外事局怪罪下来了。张守一只好写检讨，“自作主张，给外宾安排饮料。” 在1990年讲习班十周年纪念时，萧政教授致信说：“十年前大家在炎热的夏天，挥汗共同研究的苦乐是我一生永难忘怀的经历，……十年间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从无到有，而有今天的蓬勃发展，对于国内同志艰苦奋斗的成就非常佩服”。
克莱因从IBM借了一台中型机，大约有1吨重，运到北京。好多学员协助将它运回颐和园。讲习班所在的这幢房子有两层，上面可以乘凉，下面上课。他们从墙外面用绳子费了好大劲把计算机拉到二楼上，却发现电压不匹配。于是，克莱因又请朋友帮忙，运来一个将近1吨重的变压器，又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运到颐和园。有个小伙子第一次见计算机，兴奋得很，擅自开机，把内存烧坏了。两台机器无功而返，又被运回了美国。
铁道研究院的茅于轼看到讲习班消息时人家已经开学了。他找上门去，还是被接纳了。这年他51岁。“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白天听课，晚上交流，有时还安排报告。我就做过‘择优分配’的报告。”他讲了个笑话，那时的人没喝过矿泉水。有一位学员把教授上课剩下来的矿泉水拿起来喝了一口，对大家说：“一样，一样！”茅于轼觉得克莱因突破了政治上的障碍，把西方的东西引进来，最大的意义在于突破。
紧张之余，也有趣味。昆明湖上划船的游客为了逃避超时罚款，有时就把船丢在龙王庙。调皮的年轻学员，找块大石头把船弄沉，到了晚上，再把石头搬起来，湖上荡舟。张守一津津有味地回忆：“我就玩过。那真是诗情画意啊！天上月亮，清风，小船，跟白天大不一样，美不可言。”
到了8月，讲习班即近结束，社科院给的10万块钱还没花完。张守一们想造造声势，邀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机构的20多位记者，来颐和园开会采访三日， 介绍数量经济学。8月中，《人民日报》右上角“文革”期间放毛主席语录的那个方块，变成了关于数量经济学的内容。“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张守一自豪地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开展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工作》，指出：“过去一些重大决策失误，同领导部门忽视数量研究和分析，划圈点头时胸中无数分不开”；还刊登了马洪讲话《数量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很有用的一门科学》。呼呼拉拉地，一个事业就这样兴起了。林少宫、李楚霖在华中工学院开始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教学、科研；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出书出刊。
2000年9月，““中国数量经济学及其应用：20年回顾”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年颐和园讲习班的7位美国教授来了，部分学员也来了。今非昔比的事业，在他们年华老去的人生中越来越发达了。会议论文集成《数量经济学前沿》出版。
“明年，2010年，再来个三十年庆吧!”我对已经退休的张守一说。后来，他担任过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是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要看克莱因能不能来。”是啊，不老的克莱因明年都已经九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