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宏：秦帝国速崩之谜
历史的天空总是充满吊诡。当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的大幕正式拉开，有几人能想到，短短不足十五年之后，秦帝国就随着子婴向刘邦的投降彻底灭亡。这不仅与秦始皇的初衷“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大相径庭，更令后人惊叹、好奇不已：雄吞六国、不可一世的秦帝国，因何速崩？
“暴秦论”之不足
普遍流行的观点是“暴秦论”：秦帝国因其残暴而速崩。所谓“暴秦”，一是“暴政”，比如刑法严酷、徭役、赋税沉重等；二是“暴君”，比如焚书坑儒、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等。“暴秦论”的观点始于汉代。西汉初年的大儒贾谊在《过秦论》中认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显然，贾谊说话还算客气，只是说秦之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直接给秦帝国扣上“暴秦”帽子的则是司马迁。在《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中，司马迁说，“将军（指陈胜）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暴秦”的形象被树立起来之后，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杜牧的看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换言之，秦帝国的灭亡是由于“缺爱”，这与贾谊的“仁义不施”大致相同。
普遍流行的观点不一定都对。且不说有可能众口铄金，单就中国历史记述的成王败寇陋习就值得我们反问：秦帝国真的是“暴秦”吗？这问题或许一时难有终极答案，但已有研究至少表明，按在大秦头上的不少罪名都需要再思量。比如关于“焚书坑儒”，从清朝至近代乃至现代，对“坑儒”的真实性就一直存在质疑。清代学者朱彝尊的观点是“秦本坑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康有为、梁启超也认为焚书坑儒所坑的不是儒生，而是研究天文立法、阴阳五行、医术炼丹的术士（又称方士）。甚至有观点认为，“焚书坑儒“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孔子后代的杜撰。在西汉前期经学家孔安国之前，史书中从未有过“坑儒”的记载，只是在其提出“焚书坑儒”一说之后，此言论方才盛行。再如那个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故事，作为对“暴秦”控诉的一个典型案例，已经被历史考证证明根本就是“张冠李戴”甚至是“恶意栽赃”。所谓的“孟姜女”原本是春秋齐国大夫杞梁之妻，她哭也只是因为杞梁战死，与秦帝国、秦始皇以及长城半点关系都没有。
“汉承秦制”更是对“暴秦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史家共识，西汉建立后，承袭秦制，虽略有所改，但在汉武帝以前的中央行政体制，基本上没有突破秦代模式。毛泽东在《读<封建论>呈郭老》（郭老指郭沫若）中也说，“百代多行秦政治”。实际上，岂止是“汉承秦制”，秦之后的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承袭了秦帝国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倘若秦帝国速崩是因“暴政”，那么，承袭了秦制的汉却为何开创了中国历史的辉煌一代，绵延200余年？由此，“暴秦论”不攻自破。
“被出卖”的帝国
秦帝国是被自己的“代理人”出卖的！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负责押送士兵的陈胜、吴广于大泽乡起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各地纷纷戕官杀吏，举兵相应。大秦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此刻，秦二世手下的官员都做出了何种选择呢？
1.赵高密谋篡权。与时任丞相李斯合谋，郎中令赵高通过“沙丘政变”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诛杀了太子扶苏与大将蒙括，把与自己亲善的胡亥（胡亥少时曾向赵高学习法律）扶上了皇帝之位，后又设计陷害了丞相李斯，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丞相。此时的赵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依然不满足。当反秦势力日益壮大之时，赵高的选择竟然是与刘邦密约，二分关中，自己称王。众人皆知的“指鹿为马”故事，就是赵高为试验朝中大臣们的意愿而设计出来的。
2.章邯阵前投敌。秦末的反秦势力，陈胜、吴广起义只是“星星之火”，真正对帝国构成致命一击的，则是项羽为首的大军。陈胜、吴广所建立的“张楚”政权只维持了不满六个月，就被章邯率领的秦军所灭。章邯，这位被称为继白起、王翦之后秦国的最后一位大将，临危受命，率领骊山刑徒，一败周文之数十万大军，再破齐楚之联军，先败后胜，击破楚军统帅项梁，杀之定陶。但是，在决定帝国命运的“巨鹿之战”之后，他却率领二十万大军投降了项羽！章邯之外，长史司马欣、都蔚董翳也都投敌！后来，项羽封章邯为雍王，管辖关中西部，封司马欣为塞王，管辖关中东部，封董翳为翟王，管辖关中北部。由此看来，秦帝国的大本营关中地区等于被秦将“端了老窝”。
3.叔孙通阴奉阳违。被司马迁尊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待诏博士，在二世时代供职于宫中。当陈胜、吴广起义后，秦二世叫来一群儒生问策。秦二世问：“楚戍卒攻蕲入陈，於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纷纷说：“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原陛下急发兵击之。”叔孙通却说：“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阿谀奉承。叔孙通却回答：不说假话，还有命吗？后来，叔孙通投奔项梁，项梁死后又投奔了刘邦。对于这样一个人，司马迁竟然评价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真不知儒家所尊崇的“仁义礼智信”都被丢到哪里去了？或许，清代学者洪亮吉的话更值得回味，“秦之亡，亡于赵高，实亡于叔孙通一言”。
帝国危难之际，丞相忙着篡权，大将阵前投敌，文官阴奉阳违，大秦焉能不亡？问题是，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回溯到秦始皇的选择，回溯到秦帝国的治理机制。
秦帝国的治理机制
秦始皇兼灭六国后，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治理统一后的国家。大臣们主张各异，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个问题：郡县还是封建？所谓“封建”，即“封国土，建诸侯”，又叫“封土建国”，是西周初年所做的一种政治安排。众所周知，武王伐纣是联合了当时所谓的“各路诸侯”（实为各部落和部落国家）。因而，伐纣成功后，为了犒劳联军、酬谢功臣和巩固政权，便按大小等级分封诸侯。具体做法是：在国境线上挖沟，再在沟上种树，叫做“封”；“建”就是指派国君，并厘定等级（有公、候、伯、子、男五等）。封有实惠（土地），建定名分（爵位），于是各得其所，天下太平。郡县制是对“封建制”的替代，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为了防止因分封导致的分裂，使分散的权力集归中央，便开始设置县（初始时，县大于郡）并直接任命一些不得世袭的官员为地方官。至战国时代，郡县制已为各国普遍采用。
丞相王绾等人认为秦应实行封建制。理由是，各国初灭，齐、楚、燕、赵又地方遥远，鞭长莫及，如不封土建国，恐怕弹压不住。秦始皇交由群臣讨论，上下一片赞同。但时任廷尉（司法官）的李斯表示反对，他说，当年周王所封子弟、同姓甚多，原以为可以和衷共济，同心同德，辅佐周室。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自己却先打起来，而且打得不可开交，结下深仇大恨，周天子也无力制止。现在天下归于一统，海内皆为郡县，岂能重蹈覆辙？不如以重赏代替分封，来犒劳诸子功臣。秦始皇说，天下之所以苦于战争，就是因为有诸侯。如果现在又恢复诸侯制度，岂非重新制造战争！于是，采纳李斯的建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又增至四十二郡。郡下设县，并按照全国统一的制度和标准进行司法和征收赋税。从此，“封建制”退出历史，“郡县制”登上舞台。它的特点，是“天下一统，四海一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上面有中央政府，下面有各级政权。
封建制是依靠宗法制的支撑运行的。周朝的治理机制类似于一个“家族企业”，周天子是居于核心地位“母公司”，四周则是从“周天子”这一核心按照血缘、关系远近延伸出去的各个“子公司”以及“孙子公司”。而维护这种等级制度的则是严密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下，家就是国，国就是家，真正实现了“家国同构”。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的统一，这就是忠、孝。忠和孝的内容都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所顺从的对象不一样。如此，封建等级内任何一个级别的“篡越”，都会被视为“不忠”、“不孝”，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同时，也真正实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队效益。封建制+宗法制的周王朝治理机制，虽然随着时代变迁，尤其是血缘链条的过度延长导致“血缘关系淡化”，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争霸”、“战国时代”，但却传了31代38王，大约历经791年。
秦帝国的郡县制却仅仅依靠“法治”维系。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把法律、法令推到治国的最高位置。从现存历史资料看，秦朝的法律包括刑事、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等各大类，内容涉及军事、外交、皇室警卫、社会治安、商业、金融、手工业、农田水利、司法诉讼等各个方面。事无大小皆有法是秦朝法制的基本特色。但是，由于在郡县制下，中央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存在的只是现代所说的“委托代理关系”。所以，当法制不能约束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时，秦帝国就存在着被出卖的可能！
制度与人性
制度设计源于对人性的认知。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对人性的认知不同，相应的制度设计也不同。孟子认为人性向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因此，只要认真反思，努力追求，则“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认为“人性有恶”，但“善能胜恶”，所以，只要“化性而起伪”，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虽然孟子与荀子对人性的看法略有差异，但却都主张以德治国（孟子与荀子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讲仁义，后者侧重讲礼乐）。以德治国是儒家治国理论的基本主张，实际上也是周朝封建制的核心。无怪乎孔子大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孟子、荀子的认识不以为然。在韩非看来，人，不管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有所取舍。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趋利避害。所以，“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换言之，人们追求的，无非名利二字。所以，没有人不谋利，也没有人不算计，人性岂非本恶？君臣关系也是如此。韩非说，“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通俗来说就是，君与臣能否合作，是因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贪图君主的封赏。但是，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得记住：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国家的事，臣不会做；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下的事，君也不会做。君臣关系，只有各自算好自己的账，才能建立，也才能巩固。所以，以德治国是不行的，管用的只能是“法治”，只能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
秦帝国是法家思想的践行者。商鞅变法时开始施行的“军功爵制”，激起了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从而使秦国军队成为“虎狼之师”，为兼并六国打下了雄厚基础；秦孝公颁布“求贤令”以来，“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让商鞅、吕不韦、韩非、李斯等大批人才纷至沓来，对秦国的壮大、发展乃至秦帝国的建立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这一角度看，法家基于“经济人”假设建立的制度是成功的，有效的。但是，秦帝国危在旦夕之际，作为皇帝代理人的丞相、将军、博士如果依然“趋利避害”，算计来算计去，那么，篡权、投敌、阴奉阳违等各种“代理人机会主义”就可能相继发生。
由上看来，秦帝国的速崩是因为其仅仅依靠法制“一条腿走路”！这真是，兴也法家，亡也法家。更重要的是，秦帝国的速崩启示我们，单纯基于“经济人”设计的制度是把双刃剑！当制度把人性中的“经济人”唤醒之后，释放出来的可能是巨大的正能量，也可能是“只认钱，不认人”的巨大灾难。所以，有效的制度必须是一个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配套的制度结构。只有通过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矫正，才可能保证整个制度绩效不会太偏离初衷。想一想当下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失范问题，其根源是否可归咎于“功利主义”的泛滥？倘若答案为是，那么，重塑信仰，用信仰而仅非制度抑制人性中的“恶”则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