肜新春：侨批中的金融史
作者简介
肜新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4期（总经82辑）。
全文4994字，阅读约需11分钟
侨批中的金融史
2013年6月，闽粤“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海内外研究侨批的专家学者以及海外华人及闽粤民众无不欢欣鼓舞，持续存在150余年的侨批作为联结海内外华人重要的金融与通信工具，正式成为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财富。
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恰好印证了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的“海邦剩馥”“侨史敦煌”美好注脚的精到和赞誉。
侨批不仅帮助华侨实现了财富、情感和信息的跨国流通，完成了与国内家人的同气连枝、声息相通；更为重要的是，侨批还早于中国现代银行产生，提前一步成为我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先行者，实践并凸显了货币、信用、国际汇兑等金融业发展的各个面相。
一百余年来，以侨批为基点逐步建立的华人跨国金融体系，连同华资银行、中资银行融入全球化的金融网络之中，书写着“海上金融丝绸之路”的传奇。
侨批中蕴含着的金融发展史，不仅在历史上书写着海外华人与与内地亲人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而且在今天也能为我国金融业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好地服务于对外开放以及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提供丰富的历史营养及宝贵的历史镜鉴。
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
侨批，简称作“批”，俗称“番批”“银信”， 是一种银、信合一的特殊载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是为满足社会特殊需要而产生的服务行业。
侨批在东南亚各地和福建、广东、海南三省各地侨乡广泛使用，主要地区分布以福建厦漳泉、广东潮汕侨区居多。
很多侨批同时也承担了传统书写的信息往来功能，有批与回批两种分类，涵盖了东南亚各地与我国东南、华南沿海之间金融挹注、资讯往返的诸多信息诉求。
其萌芽发端于往来于海内外华人主要是熟人乡亲间的顺便捎带，它不仅有书信、口信，尤为重要的是内地亲人迫切需要的钱款等物。
在传统农业高度发达的明清时期，一方面由于例行海禁，一方面农业文明的富足，中国人出海淘金尚没有形成规模。
鸦片战争后，人口土地供养比渐趋严重，清政府赔款压力陡增，赋税勒索趋严，沿海民众跨海讨生活意愿强烈。清政府不得已打开“海禁”，慢慢开始准许民众“下南洋”“淘金”，为大规模海外移民打开了一个缺口，并由此逐渐形成一定的群体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1840-1910年，经厦门口岸出国移民人数为257万，回国移民人数为152万，净出国移民人数为105万；1922-1939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超过500万人。
另外，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被贩卖出洋的“契约华工”总数也达到700万人。可见海外华人群体人数达到相对可观的规模。
由于明清时期对外封闭太久，境内外邮政和金融体系的联系通道根本没有建立，国家治理能力的局限使得相应的官方管理机构付之阙如。
民间性质的侨批业应运而生，成为海外华人财富流动及情感联系的纽带。
随着侨批发展及壮大，其逐渐成为中国连接海外的民间主渠道，“草根金融”终登大雅之堂。与此同时，出国谋生者人数急速增长，侨批局、银信局之类的侨批业专门机构应时而生并迅速发展起来。
初期由潮帮、闽帮、客家帮等一些经营货栈、商号的商人兼营开设，还有由水客凑资合作的经营，满满的发展演变就催生了侨批的产生及水客、侨批业态的形成。
有澳大利亚学者提供的史料表明，澳大利亚早在1865年就由“安昌商行”代办华工银信事项，估计经手银信万封以上，转兑金汇不下十余万两。
到了民国，政府开始参与并加强对侨批的管理，在国内外侨胞、侨眷较为集中的市、镇对口设立接收、解付侨汇的固定机构，定点挂出牌号，经营侨批汇业务。
抗战时期，由于日本的侵略阻断了侨批业传统的海内外联系通道，随后侨批从业者开辟了从粤西中越边境东兴镇至粤北兴宁再转潮汕的特殊途径，史称“东兴汇路”，侨批才得以部分流转并重新发挥接济民生功能。抗战胜利后，侨批业全面恢复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侨批逐渐开始纳入公营。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奖励侨批扩大收汇业务，私营侨批业归属国家银行管理，以管理外汇为主。
1954年1月，私营侨批业开始“维持保护，长期利用”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5月厦门宣布侨批业全行业进入社会主义，头二盘局在形式上仍保持原状不变，仍“维持私营名义，沿用原牌号，继续分散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企业保持经营的同时，着重加强对“人”即从业者的改造。
1956年7月以后，闽南地区开始酝酿组织三盘业务的联合派送，厦门、泉州先后成立侨批联合派送处。
1972年，国务院文件通知取消国内私营侨批业，侨汇业务由银行接办，从业人员由地方妥善安排。
1976年1月起，福建各地收汇局的机构和名称取消，人员身份变更为国家银行职工，侨批业务一律由银行接办。
1979年厦门侨批业全部收归中国银行办理。至此，国内私营侨批业终结。
侨批业从清末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3个时期，侨批上的币种和货币单位大体也有三个时期的发展变化：
1、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颁行《币制则例》，明确实行银本位例，使用洋银（银圆），从此，旅居东南亚各地的华侨汇款便以银圆为本位。因此，1935年以前的这一时期是银本位时期。
2、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纸币流通时期。
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90年代侨批在国外终结之前的时期。
侨批流通的货币从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有外国银洋、本国银元，也有国币、法币、金圆券，还有人民券（旧币）、港币、人民币等，种类繁多，历经变迁，包罗繁复，见证了中国的货币金融的历史演变。
机构、功能及运作
侨批经历了由个人到公司机构的发展过程。早期经营侨批业务的是个人，俗称“水客”或“客头”。随着出洋人数增多及业务量的扩大，侨批行业逐步发展成由侨批信局经营，最终形成了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行业。现有的资料表明，侨批业发端于19世纪中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1990年代末逐步退出金融历史舞台，历时150余年。
闽粤地区是侨批业流通最为集中之地，海南、广西等地也有散见。
据不完全统计，福建厦门各时期登记营业的民信局数目大致如下：1892至1901年30家，1902至1911年20家，1912至1921年64家，1922至1931年64家。1936年，厦门登记营业的头二盘民信局达84家，占全省110家的76.36%。1937年6月-1941年10月，中国银行泉州支行在南洋各地的代理局有180多家（不包括南洋各地代理局属下的代理店）。
根据华东邮政管理局统计，1948年福建侨批业分支机构共达1282家，侨批业涉及的的国外局达506家。
在潮汕地区，1932年汕头侨批信局增至66家，占广东侨批信局总数的70%；1951年在汕头邮政局注册登记的侨批业机构有60家，下辖内外分号775家，其中港澳及南洋地区分号有348家。
而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更是多达451家。在侨批业旺盛的时期，潮汕地区的侨汇有80%是通过批局汇入的。清朝光绪八年(1882年)，琼州第一家侨批局在海口设立。
到20世纪30年代末，海口的侨批局发展到55家，其中有些银铺、旅店、找换店兼营侨汇业务，这是海口侨批业的全盛时期。
一次完整的侨批业务流程大致可以分为侨批收集、侨批寄出、侨批分送和侨批完成等过程，一般需要多个批信局合作。
比如：1、海外东南亚等地批信局负责收集、寄递侨批及回批；2、国内批信局负责收转、派送侨批和寄递回批。
侨批局在侨居地和侨乡形成了功能齐全、纵横交错的经营网络，按功能可分为收揽局、中转局、投递局三种基本类型，按规模及经营网络又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批局。各类批局各具功能和特点，共同构成了侨批的经营网络，覆盖了整个华侨社会。
除了侨批局和水客组织，汕头当地的钱庄、旅社等机构也兼营侨批业务。
侨批业的信条是“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侨批业鼎盛的一个多世纪中，批局始终将诚信作为立业之本，也是每一位批脚（侨批从业人员）所遵守的职业操守。
每次寄钱，侨胞除了在信中述明，还必须在信封的左上角写上“外附钱币若元”的字样，批局凭此派款。侨批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于诸如登门送批取回执、代写回批等行为有着很强的乡土气息和情感交流，不是邮局或银行能够取代。
“侨批信汇”定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侨批”对近现代侨乡经济发展、社会风俗形成有着特殊贡献，海外侨胞寄回的大量钱款，不仅赡养了家庭眷属，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海外侨胞还通过“侨批”捐资修路兴学、赈灾行善，促进了家乡经济的繁荣发展。
向现代金融转型
总体来看，从功能上说，侨批兼有邮政、金融属性。资金往来涵盖了金融汇兑的三种方式：信汇、票汇和电汇。侨批局的跨国经营属于国际汇兑业务。
1929年邮政总局在对侨批业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批局基本上是个银行家”，它“从金钱上支持着中国与南洋间的贸易活动……批局的运作跟整个国家与南洋的经济金融交流密切相关，批局的信件传递活动在这个金融图景中看上去只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整个运作体系的构成部分。”
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认为，侨批加强了早已存在的亚洲金融贸易体系，而外商银行参与侨批业经营又促进以新加坡、香港及上海为中转站的亚洲地区金融体系的形成，并使之连接欧美金融体系。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经济发展及侨汇款额的增加，侨批业务量也迅速上升，借助不断完善的现代邮政和银行系统开展侨批业务能够提升侨批的汇转速度，网络得以延伸到东南亚之外的国家和地区。
伴随着华商网络在东南亚、北美和华南的扩大以及外国银行等金融企业利用海外侨批网络，侨批有力促成并实际运作了亚太的区域网络，成为一种环海洋的国际性的“公共财富”。
民国政府对侨批的态度也从不认可到认可，1930年代初，孔祥熙在建立国民政府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曾设想在海内外建立邮政储金汇兑系统，取消国内外的民信局，但是由于经营海外业务的侨批信局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只能将其改名为批信局保留下来。
1932年新加坡成立的华侨银行经营侨批业务中涉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国内涉及福建的闽南地区和广东的潮汕地区、江门地区。
侨批资料中涉及的货币、汇水、放账、欠账、储蓄票、存款、投保、西文簿记案等丰富的金融财务知识，是一部活的金融业发展史。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中国的国际汇兑为外国银行把持，侨批信局办理的“头寸”调拨只能依赖外国银行。不过，在操作日益增多且复杂的业务活动中，侨批经营者逐渐形成了强大的跨国服务机构以及技术网络，培育了众多的客户群体，一批熟悉国际汇兑业务和管理的金融人才也得以锻炼成长起来……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侨批业转向现代金融也就顺理成章。
他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的邮政、金融技术的同时，改进了侨批跨国汇兑网络，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旧的金融体系的变革。如菲律宾的建南信局发展成建南银行，1932年成立的华侨银行就是由三家华资银行合并而成，并积极介入侨批业务。
1928年中国银行在成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后，积极介入侨汇业务，开办侨批派送业务，抢占移民华人汇兑市场。据史料记载，仅1939-1945年，中国银行累计办理全球华人侨汇2.3亿美元，约占全国侨汇总额的半数之多。
在国家外汇不足的时代，侨汇的净收入对国家重要性不言而喻。直到1980年代之前，通过海外侨批业渠道汇入中国的侨汇占大部分，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约占全部侨汇的80%-90%。
随侨批而来的侨汇除了养家、繁荣侨乡经济、兴办公益事业外，作为非贸易外汇收入能够部分平衡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现象，因其不存在偿还义务和货品抵扣而被喻为“无烟工厂”“无形输出”。
侨汇总额每年都是我国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滨下武志认为，19世纪初约有400万华人居住在东南亚，每年寄回约5700万银元。
还有学者考察了1902-1936年中国侨汇对弥补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收入贸易逆差的情况时发现，1902-1913年侨汇占贸易逆差的79.79%，1914-1930年占73.53%，1931-1936年占48.97%。而1902-1936年，中国侨汇每年为1.97亿元（银元），1928-1936年为2亿-3.5亿元（银元），据估计，闽南潮汕侨汇中有80%多是通过侨批信局汇入的。
1950-1987年，闽粤两省的侨汇平均占全国侨汇140多亿美元的78.86%。
1990年代末，在国内侨批局整体并入国家金融机构之后的20年左右时间，继续经营的国外侨批信局也正式将相关业务分解到银行、邮局。
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科技进步、交通改善等提升了金融效率，也代替了附着多元诉求的一纸侨批。
侨汇兑付从数月、数天缩短到几小时、几分钟，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需求，纸质形态的侨批业从此走进历史，走进人们的记忆。
但在资本流动严厉管制的特殊情形下，由传统侨批延续下来的金融活动仍旧或明或暗（比如逃避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地下钱庄”）以新的方式重新活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