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明：中国的学术进步需要打破“本校偏袒主义”

作者简介

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赵仁杰，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2期（总第80辑）。

全文3608字，阅读约需8分钟

中国的学术进步

需要打破“本校偏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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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学报的学术困境

在学术进步中，学术期刊是支撑学术创新和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学术期刊的质量直接反映了学术创新能力。近年来，中国的整体学术水平和专业类学术期刊快速发展，以经济学学科为例，很多本土期刊的学术质量快速提升。但与此同时，占据学术期刊半壁江山的高校学报却整体陷入了发展困境。

中国有上千家高校学报，在刊号严格管制下，其本应是知识传播和交流的有效阵地，但在近年来，高校学报的学术声誉不升反降，著名学者李伯重甚至认为，大多数中国大学学报都成为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在主流学者、知名学者中被边缘化甚至唾弃化。

根据中国大陆高校2004-2013年间1367个学报的数据，我们发现，中国高校学报在样本期间的平均影响影子只有0.206，最大值也仅是1.545，而相当一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接近于0。这意味着，绝大部分在中国高校学报发表的论文，未能获得学界的认可和引用。

由于高校学报是高校学者之间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这种质量低下也直接导致学者之间的“低水平对话”，当这种“低水平对话”的现象非常普遍时，一些学者进行高水平“学术创新”的动机被大大削弱。

这一现象不禁引发人们的思考，为什么在中国高校学术水平整体提升的情况下，高校学报的学术质量却不进反退？在中国高校学报的发展过程中，到底哪些因素导致了其学术影响力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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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护阻碍高校学术进步的内在逻辑

要理解高校学报学术质量下滑的原因，就必须深入到高校学报的发展历史、办刊制度和运行机制中去。根据我们的观察，高校学报自身的内向性以及主办高校对内部人员的偏袒是影响其成长的重要内因。

追根溯源，高校学报与中国大学的学术发展史是一脉相承的，从最早的东吴大学的《学桴》（1906年创刊）开始，大学学报就被看作是中国学术交流、成果发表的主要平台。

高校学报在创办之初，便被赋予服务本校学术成果发表，体现本校学者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这一办刊方针在长期的高校学术发展中逐渐被固化为一种既定的运行机制。因此，高校学报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内向性特征，其具体表现就是稿源集中在本校内部。

但是，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学术成果激增，学术竞争与交流成为常态，此时如果高校学报仍然坚持原有的办刊方针，优先发表本校稿件，降低了自身在学术交流中的影响力。

当我们通过手工搜集整理了中国大陆高校2004-2013年间1367个学报的本单位发表比例后，我们惊讶的发现，在样本期间，学报的本单位发表比例平均值高达49.8%，而最大值为98.7%。

即，绝大部分的高校学报将近一半的版面留给了本校人员，而少数学报几乎所有发表的文章都来自本校。也即，学报普遍陷入了明显的“自我保护”和“本校偏袒”倾向中。

高校学报在办刊模式上的内向性，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对本校内部资源的自我保护与现代学术开放、竞争、包容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会从多个方面制约学报学术质量的提升，使得高校学报在研究者间的认同感越来越低。

首先，稿源是期刊学术质量的根本保障，高校学报在稿源上的本校偏袒缩小了期刊选择稿件的范围，将稿源质量押注在本校学者身上，不利于编辑部选择能够反映学科和专业领域前沿研究的学术成果，降低了学报所刊发的文章的整体学术影响力。

其次，由于学报偏向于发表本单位稿件，编辑部改善期刊质量的激励便会大大下降，特别是，限于中国高校自身运作中的缺陷，高校作为事业单位的内部熟人社会特征，使得编辑部与作者之间存在着较多关联，编辑部便难以实行匿名审稿等有助于提高学报学术质量的先进办刊制度，从而造成学报在办刊制度改革上的停滞不前。

再次，如果高校学报在发表本单位作者稿件时，仍然能坚持较高的学术要求，那么即使学报存在本校偏袒，对学报学术质量的不利影响也会大大降低。

但遗憾的是，在高校的事业单位体制下，作为高校的直属或附属机构，学报无论是在办刊资金，还是在人员编制上，其独立性都受到很大制约。

那么，此时的本校偏袒倾向便会诱使论文作者投入更多的努力进行寻租，而不是提高论文质量，学报便会发表大量低学术质量的人情稿和关系稿。

尤其是，作为本校的学术资源，在高校学术竞争、职称评审等压力下，高校学报对本校人员的偏袒使得高校学报成为本校学术自留地，异化为解决本校教职工发表论文的燃眉之急的去处。

最后，在本校偏袒的背景下，低水平稿件被发表的可能性增加，挤占外部优质稿件的发表空间，而这作为一种很不好的学术信号，会进一步降低外部优质稿件投稿学报的动机，使得学报论文选稿和发表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进一步恶化学报的学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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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刊物和名牌刊物能够逃离诅咒吗？

一个问题是，高校学报有的创办早，有的创办晚，有的高校学报有品牌效应，而有的品牌效应比较差，是不是那些老牌的和名牌的刊物可以逃离诅咒呢？我们进行计量结果的分析发现，并非如此，反而会加剧诅咒效应。

高校学报之所以难以破除自我保护，实现学术竞争，也与其历史因素密切相关。

一方面，在学报创办之初，传播本校的研究成果是其主要任务，也是体现学报质量的重要指标。受此影响，办刊时间越长的学报刊发本校作者论文的倾向性会越高，并且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形成始终保持下去的惯性。

受制于这种制度惯性，高校学报在后期发展中逐步陷入历史锁定，难以通过引入竞争机制突破发展瓶颈。

另一方面，中国的高校是一种事业单位，“单位”具有功能合一、非契约、资源不可流动等内在特征。即使是在市场机制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单位组织也缺乏竞争和退出机制，反而体现出单位内部协调和维持成员利益的现状。

2003年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后，仍然保留了高校学报的事业单位体制，旧的出版体制使得学报长期处于竞争不足的状态，导致学报发展缓慢，进而又更加依赖旧的保护体制，陷入恶性循环。

“单位”对竞争的排斥程度与其存续时间密切相关，那些历史越久的单位组织，越不容易接受新的制度，组织的内部协调更加明显。

从这个角度审视大学学报，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编辑部和编辑本人，都既是传统大学学报制度的受害者，又是传统大学学报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与大学学报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相结合，使得一旦选择了目前的这种学报制度，无论它是否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学术发展，都很难自动地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

特别是存续时间越长的高校学报，其受传统制度的影响越深，接受新制度，引入竞争机制面临的困难越大。因此，办刊时间越长的学报实施本校偏袒，则更不利于提高学报质量。

相比于其他高校，那些历史悠久，学术研究水平较高的大学，其本校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会相对更高，即使学报偏向于发表本校稿件，其学术质量也有一定保障。

但是，学者间公平的学术交流是同行间学术鉴定的重要基础，学报对非本校作者的排斥会降低本校学者与同行间的交流，考虑到同行认可的重要性，加之专业性期刊的快速崛起，本校的高水平稿件也会逐渐不倾向于向学报投稿。因此，即使是高水平的高校，学报的自我保护阻碍其学术进步的内在逻辑仍然成立。

同时，虽然历史悠久的名校更容易获得学术市场的优势地位和对学术资源的垄断，并在早期已经积累下较好的学术声誉。

但是，初始的学术资源优势同样会使得这类高校学报降低在改善自身办刊环境，提升编辑部效率和广泛吸引优质稿源等先进办刊制度等方面的努力。

而是倾向于通过争取有限的学术资源，获得官方保护来维持自身的学术地位，从而形成“学术资源诅咒”。因此，对于历史悠久的名校而言，由于存在“历史锁定效应”和“资源诅咒效应”，学报打破自我保护这一制度障碍的困难更大，本校偏袒对其学术进步的不利影响反而会更加明显。

4

打破本校偏袒是高校学术进步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总量都已跃居世界前列，但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而高校作为最主要的科研创新单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地，人们对高校学术进步的要求和期待也不断增强。但是，中国高校自身的学术进步和创新效率却差强人意。

从高校学报这一面镜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高校间的自我保护是阻碍其学术交流和学术进步的重要制度障碍。并且，在那些我们寄予厚望的高水平大学身上，这种自我保护的倾向会表现的更加明显，其制度变革的困难更大。

当前，站在大力推动高校学术进步和科研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中国高校学术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就必须要着力打破高校间自我保护和封闭内卷的发展模式。

通过提升高校间的科研人才、学术成果，甚至是学生的开放竞争程度，促使高校改善自身的学术资源流动和对外交流水平，在开放交流中实现中国高校的整体学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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