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康宁：哪个时代的教授收入更高
作者简介
徐康宁，东南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2期（总第84辑）。
全文4987字，阅读约需11分钟
哪个时代的教授收入更高
出于职业的习惯，经常会想和这个题目相关的问题。虽然是一篇闲文，手头急着要写的“正经文章”不止一两篇，但写它的确是自己的一个内心冲动。
所以，当《经济学家茶座》主人来函约稿时，便立刻答应下来，并赶快写了个开头，生怕时间一长被“正经文章”冲掉，因为开了头，不接着写下去，就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为什么要比较不同时代的教授收入
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的收入及其代表的生活水准，一直是学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能出大的成果。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皇皇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就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不同时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其中一章标题为“一日三餐的面包”。
前几年另一位法国著名学者写下了有名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也是关于过去2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人们收入变化的情况，作者皮凯迪因此而爆红，没准以后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时间几乎能抹平所有的差别。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50年前和自己一样职业的人收入多少已经很难知晓，如果用一点文字做些梳理，尽力还原历史，不仅有趣，让今日之学人知晓以前事，而且有助于人们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思考。
什么样的收入配什么样的职业，或者说什么样的职业该有什么样的收入，一直是事关合理分配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笔者长期在大学工作，最熟悉的职业自然是教授，所以就写不同时代的教授收入。
写作本文意在漫谈，不是做学术证明，所以不详细考证历史数据（由于中国历史上统计制度不健全，现在也很难拿出详尽的统计数据），而是以手头所掌握的一些资料为依据，且多数以有代表性知名教授为例证，普通教授因为没有留下记载，只作推论类比。
民国时期教授收入最高
有各种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收入很高，且高得有些惊人。
1927年，民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文规定了教授的薪水等级，让今人知道90多年前的大学教授收入几何。
该《条例》是这样规定大学教员每月薪俸的：教授400圆至600圆，副教授260圆至400圆，讲师160圆至260圆，助教100圆至160圆。这里的圆自然是指银元单位。
《条例》只是规定，各大学是否真的执行了，不得而知。好在那时期留下了不少记录，记载了不少有名有姓教授的具体收入，让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大概。
国学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清华大学教授，1937年前月薪480银元，是当时清华大学教授中收入最高者。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月薪280元，那年胡适26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曾任国立东南大学和青岛大学教授，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月薪400元。
有人专门研究鲁迅的收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曾刊有一篇专门论述鲁迅一生收入的文章，他在政府机构任官、大学任教以及著文的取酬，都有记载。1926年8月鲁迅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月薪400元，1927年2月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月薪500元。
关于民国知名教授的收入，有的资料称陈寅恪薪水最高，有的称胡适收入最多，但在我所掌握的资料中，教授薪水最高者是严济慈先生（改革开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据王丹红所著《严济慈的百年科学人生》，严济慈1927年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同时在四所大学任教授，其中三所在上海，一所在南京，即国立东南大学，当时改名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薪资每月共880块大洋。严济慈是东南大学第一届物理专业毕业生，学成回国后即被母校聘为教授，那年也是26岁。
有这么一说，上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聘获海外名牌大学博士者担任教授，每月付薪500元。一位关系很近密同事曾在我校校办任职多年，熟悉校史，曾亲耳听严济慈先生说过当年教授事，这一段应为信史。
由于薪资充足，上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集中了一批顶级教授，文科有吴宓、汤用彤、宗白华、梁实秋等，理工科有竺可桢、茅以升、吴有训等，商科有杨杏佛、马寅初等。
民国期间银元的购买力如何？陈存仁著有《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详细记载了银元在那个时期的购买力。
一套讲究的绅士“行头”，包括一件长衫、一件马褂和一条短衫，花费10银元；一桌上好的酒席（其中有鱼翅）12银元；租一辆马车，半天0.6银元。作者是民国名医，一个病人收诊金一块大洋带二角，故十分有钱，结婚时买了一辆汽车，花费1100银元。
我手中有一部多年前出版的《南京价格志》，记录了自民国时期到上世纪80年代末各种商品与服务的价格，资料价值颇高。据这部书所记，上世纪30年代初，猪肉每斤0.28元左右，一头200斤重的生猪值40元，在高级理发店理发一次0.4元。
据黄乔生的《八道湾十一号》（专门写周氏三兄弟北京四合院的著作）一书，鲁迅1919年在北京买下一个三进20多间房的四合院，房款加上契税、中保费等，花去4300多元。
按照以上的物价记载，民国教授收入是相当高的。月薪400银元，差不多可买10头生猪，或40套体面的服装，或33桌上好的酒席，在高级理发店可以理发一千次，如果买房子，一年薪水可以置一个三进两院的大四合院。
所以，民国的教授最喜欢下馆子，《鲁迅日记》中仅1912年5-12月，就记录了30多次下馆子。北京几乎所有的名馆子，包括中餐西餐，鲁迅应该都光顾了。
民国时期的教授，实际收入最高，而且没有“之一”。
五六十年代的教授收入
这里讲的五六十年代的教授收入，主要是指1956年至1965年的十年期间。1966年文革开始，许多教授被打倒，拿不到足额的工资。
1956年6月全国颁发新的工资标准，明确规定北京地区一级教授月薪345元，二级教授287.5元，三级教授241.5元，四级教授207元，五级（其实是副教授中的一级）177元，最高一级讲师（7级）126.5元，最低的助教是13级，56元。工人最高工资为八级，112.5元，最低为一级，35.5元。
之所以说是北京地区的教授工资，是因为那时的工资有地区差。北京为6类工资地区，属较高水平，南京为5类工资地区，略低于北京，上海地区最高，为8类，一级教授363元。工资在地区之间有差别，但差别不大。
手头上有一份1964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工资单（有签名）的资料，完全对应了这个工资标准。名气颇大的李苦禅，当年工资并不高，因为他是四级教授，拿207元，属教授中最低一级。李可染高他一级，每月241.5元。最高的是叶浅予，名气略小些，却是二级教授，每月287.5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位教授每月有200多元的收入，可以过上很不错的生活，因为那个年代普通人的月工资不过四五十元。
那时候，南京地区一斤猪肉不过8角钱，一头200斤重生猪100元左右，一顿上好酒席30元，做一件高档的细呢绒男上装，连衣料加做工，约需45元，上下装一套70元，高级理发店理发一次0.6元，雇一个住家的保姆，每月不过5元。
这些价格，多数来自《南京价格志》，少数来自我的记忆，如猪肉八角钱一斤，因为有不止一次奉家长命购两角钱肉的经历（那时用两角钱也能买肉）。那时的教授，吃穿用都比一般人家好很多，而且几乎家家都用一个住家的保姆。
不过，这个年代的教授和民国时期教授比，实际收入还是差了一截。民国时期正教授最少可拿400银元，值10头生猪，五六十年代的四级教授工资207元，大概只能买2头生猪了（生猪具有同一性，可以用来衡量不同时期同一职业者收入）。民国时期名教授可以有私人轿车，六七十年前的教授，应该无人能享用得起。
我原来在东南大学校园内的住处，是一幢上世纪50年代盖的住宅，三层小楼，层高很高（有3.4米高，现在盖的所有“豪宅”也不会有如此层高），木地板地，以前专门为我校为数不多的正教授居住。
我搬入时，邻居几乎都是我父辈人，分给我的一套原是我校二级教授梁治明居所。梁教授博士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后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兼教授，其兄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实秋。
我19年前住进去时他已故去十年，但房子一直空着。据查，1956年我校（时为南京工学院）二级教授仅13人（我那幢楼同一单元就住了三位），一级教授只有二人。
这处房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应算高档住宅，连客厅共有五间（有一间极小），三大间朝南，但面积只有106平方米，厨房和阳台也很小，与民国时期名教授能住小洋楼、四合院，相差实在甚远。
梁治明与其兄梁实秋先后为东南大学名教授，成就一段佳话，但兄弟二人收入，应该不在一个档次。
当代教授收入几何
当代国内大学教授的收入千差万别，因学校而异，因人而异。一流大学的教授，未必有一流的收入，很普通一般的大学，为了“挖人”，却有可能提供很高的收入。
普通教授者，即头上没有什么“帽子”、手上没有大课题的教授，收入应该不会很高，税后年收入大概在20万元出头。考虑到当代货币购买力，这个收入若用来买猪肉，会好于1950年代的教授，但若比综合购买力，可能还不及那时的四级教授。
以高档饭店酒席为例，那个年代四级教授月薪207元，可以置办六七桌（30元一桌），如今一桌高档酒席总在4000元以上，一月薪水不足二万者，办不了这么多桌。
上世纪50年代级别最低的教授，收入也在普通人四五倍之上，今日普通教授，收入能多于普通人一倍之上就算不错。和民国时期教授月薪400银元相比，相差就更远。现在高级理发店，理一次发不会少于100元，理一千次发要多少钱？
由于无法掌握所有教授的收入资料，只能以有“帽子”的教授为例证，好在他们很有代表性。目前在很多大学，除了院士之外，薪酬方面最有竞争力的应属有“长江学者”或“杰青”之类头衔的教授了。
许多学校明码标价“挖人”，有“长江学者”或“杰青”头衔的教授前来，薪酬开价100万元（指年薪，也有开120万元的），如果头上还有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的“帽子”（这也算“帽子”？），开出的薪酬更高。
头戴“长江学者”“杰青”之类“帽子”的教授，在很多学校一年能挣70-100万元，在一些级别较低的学校，可能挣得更多。如果算上评审、开讲座、课题劳务费等收入，一个头上有值钱“帽子”的教授，一年税后挣100万元并非天方夜谭。
一年挣100万元，应该超过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同行。按每月8万元算，可买生猪40头（查了下今年6月的生猪价格，每斤9.8元，200斤重一头值2000元左右），或在高档酒店置办20桌酒席，或置几套高级西服。六七十年前的教授，哪怕是一级教授，月薪是换不来如此多商品的。
和民国时期名教授比呢？若比用月薪买食品、置物件，今日名教授大概好于民国教授。陈寅恪当年月薪480银元，只能买12头生猪，远少于今日名教授月薪能买的生猪数。
当年私人汽车值1100银元，需费名教授二月多薪水，如今名教授用两个月薪水，正好买一辆中档私家车。像鲁迅那样用大约一年薪水买下一座大四合院，今天的教授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民国名教授可住洋楼、四合院，仅凭这一条，收入还是好于今日之名教授。还有，民国名教授请得起私人厨师、花匠，时常在家中开个“派对”，办一桌私房菜，不算凤毛麟角。当年林徽因就经常在家中请客开“派对”，费正清、徐志摩、金岳霖等人是常客。著名作家冰心曾写有《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一篇，有好事者考证为讽刺林徽因之作。此处只提不表。
虽是一篇闲文，但笔者想加点“含金量”，构造了一个“收入购买力指数”来做比较。设定有一个“篮子”，内含一只200斤重生猪、两套上好男士服装、四餐高档酒席、高级理发店理发50次，这里面有商品有服务，基本代表一个教授一年的“体面消费”（50次理发代表服务方面的消费），然后用教授月薪除以这个“篮子”总价格，就可得出不同年代教授的“收入购买力指数”。
按此推算，陈寅恪的“收入购买力指数”为3.75，梁实秋为3.1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地区一级教授为0.89，四级教授为0.53，上海地区一级教授略高，为0.93；今日普通教授是0.45，愿跳槽之“长江学者”教授则是2.05（生猪、高档酒席、高级理发店理发，价格同前，高档西服以优质国产品牌计价，每套8000元）。
算下来，还是民国时期名教授的“收入购买力指数”最高，今日普通教授的“收入购买力指数”略低于当年的四级教授，如今头顶值钱“帽子”的教授，介乎于民国教授和1950年代教授之间。
民国时期教授收入最高，因为那时教授少，知识值钱为社会公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授收入整体水平高，相较普通人，生活相对优越，也是社会共识。
今日教授太多，一定程度上供求关系使然也，但社会也缺少了那么一点承认人力资本的共识。至于有“帽子”的名教授，在收入上已和民国名教授看齐，但真正水平又要拿另一把尺子量才行。
结尾处多说一句。过去多年为《茶座》写稿，有些经验，写起来很快，如无干扰，五千字一文一般一天就好，这篇稿子多用了一倍的时间，主要费在查找和核对资料上。虽非学术论文，但资料不能马虎无信，希望能还原一段真实历史，更希望这篇小文能引来真正的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