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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维江:全球金融危机与主流经济学
作者简介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2期（总第56辑）。
全文3641字，阅读约需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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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与主流经济学2011年11月2日中午12点，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讲授他已经开设了6年之久的经济学入门课程。本堂课的主题是“经济不平等”。
开课8分钟后，三名坐在第一排的学生突然穿好外套站了起来，这也许就是罢课者约定的信号，最终有5-10%的学生“安静地离开了课堂”。
抗议者认为，曼昆教授讲授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正是导致2008年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
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的再思考
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不仅破坏了市场、就业和人们的生活，还颠覆了人们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认知。经济学家们自己也认识到现有经济理论存在重大缺陷。
2011年3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北京所做的一场演讲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恢复经济的活力，同时要改造我们的经济学研究”。
纵观危机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变化，可以发现各方在“改造经济学研究”问题上并无异议，但改造的对象以及具体如何改造，却是众说纷纭。
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决策者过去普遍依赖的宏观经济模型出了问题。
他不无揶揄地指出：决策者们未能预测危机，是因为在标准模型中泡沫并不存在，而泡沫不存在则是因为市场总是有效的。然而随后泡沫就破灭了。
这时他们又声称影响是可控制的。然而随后发现形势明显失控，这表明他们能够使用的应对措施极为有限。之后他们又声称这次危机源于模型之外的“外生”冲击，然而事实却是，这次危机是内生的、人为的结果。
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罗默指出：对于这次危机的成因和如何应对危机，经济学家们所达成的重要共识，是没有共识。
我们当中谁也无法提出公认的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实现健康增长和共享繁荣的简单法则。
危机真切地让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认识到，我们所知有限。我们曾经自认为已经控制了宏观经济的波动，然而现在却深受其害。我们长期忽视金融监管与金融动荡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才是影响宏观经济表现的关键。
罗默还建议，经济学尤其要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汲取财政政策方面的四大教训。
首先，应当大力开发和提倡能够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工具。
第二，财政政策有效性比危机之前人们认为的要高得多。
第三，财政政策空间弥足珍贵。当需求下降时，如果财政状况稳健，应对起来要从容锝多。
第四，在正确理解如何利用财政政策应对危机时，政治经济学比纯经济学更加有用。
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者、同样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教授的看法与罗默教授可以互相补充。他指出，在一个相信市场能够自我纠正的长久稳定期中，一般认为仅凭货币政策就足以应对经济波动了。
但此次危机再度表明，在一个长久而深度衰退中，货币政策将达到其极限，因为它无法拉动总需求以弥补超额供给缺口。因此，我们需要正确的财政政策来拉动需求。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被认为是更“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它更加灵活，更独立于政治压力，更容易由独立的专家来掌控。比较而言，财政政策的政府干预色彩太浓，往往被排斥在常规政策调节手段之外。
按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的划分，经济学家可分为两类，一类将自由市场的信仰放在首位，另一类主张政府在管制市场和保护消费者免受私人部门侵害等方面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危机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前者的影响占了上风。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试图弥合这种分歧，强调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是必要且互补的，认为经济本身具有多元属性。其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力图将市场机制与政府的重要作用按照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起来。
这种理论认为，低收入国家需要政府提供大量公共产品（例如教育，资助技术进步等等），发达国家也需要政府发挥重要的监管作用。当然，政府在发挥作用时，应当遵循强化而非逆于本国的比较优势的原则。
尽管缺乏系统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学界对理论的再思考丰富了经济学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标准模型的技术细节。
例如在标准宏观经济模型中考虑金融中介的影响，在金融市场及投资领域引入“动物精神”假设而非照搬产品和劳动市场的理性预期假设，等等。
但总体上，这些思考没有跳出造成危机之基本原理的窠臼，仍在修补维持之列，难以从根本上改造仍旧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研究。
危机的本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轫于新古典经济学，尽管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有所革鼎和扬弃，但在“硬核”上则完全继承了后者。
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自己的学说基础奠定在正统微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坚持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坚持个人最优化行为下的均衡这一研究范式。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应的经济政策最简单和富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所谓“华盛顿共识”。
按照这一提法创始者、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的说法，该“共识”本来是“位于华盛顿的若干机构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政策建议的最低共识”，而华盛顿的若干机构，包括：
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组成，让“华盛顿共识”带有浓郁的美国政府部门主导并通过国际组织落实和执行的色彩。
“华盛顿共识”的内容主要有10点。
第一，实行严格的税收和预算原则。
第二，重新确定国家支出的顺序，优先保证以下领域：能够实现较高经济回报，并且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的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
第三，实行税收改革，降低高收入者的税负和扩大征税范围。
第四，实行利率自由化。
第五，实行汇率自由化。
第六，实行贸易自由化。
第七，实行外国直接投资流动自由化。
第八，实行私有化。
第九，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
第十，为私有财产提供司法保护。按照斯蒂格利茨的概括，严格的预算原则，私有化和自由化构成了“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内容。
“华盛顿共识”的实质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将市场的作用无限夸大，将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忽视了公平、正义等其他价值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将政府维持这些价值的力量与合法性限制到最小程度。
例如，“华盛顿共识”中税收改革的实质，是通过再分配手段将经济资源集中到更具生产能力的阶层手中。这一阶层的成员本来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就获得了更大分额的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关切本应该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弥合贫富分化、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但“华盛顿共识”的要求与此背道而驰。
又如，自由化的要求，也完全是基于扫清资本在全球扩张的障碍而提出的。而私有化，背后的内涵是削弱和侵蚀国家调节市场的经济基础。总之，“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含义，就是最大限度解除对市场力量的约束，放任资本的扩张。
然而，在缺乏约束的市场上，人类理性往往被“动物精神”所淘汰。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和希勒用“动物精神”来指代非理性动机和非理性行为。
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上，缺乏监督的微观主体因为不断变化的信心、诱惑、嫉妒、怨恨、幻觉而行为失当，引发和扩大着危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后者正是崇信市场机制、缺乏金融监管的必然结果。
自80年代初里根政府执政以后，美国一直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所谓的“金融创新”。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在这场自由化的浪潮中扮演了强有力的推波助澜的角色。
危机的爆发，反映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它所认同和提倡的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通过自由市场自发实现全社会的效率这一高度简化的古典命题，已被现实所证伪。自由放任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最终以“破坏力”的形式表达出来。
重视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以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
危机发生以后，虽然西方经济学者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再思考，但这些再思考本身存在着某些根本缺陷。尽管他们开始重视政府的角色，并且从技术层面看重财政政策调节的功能，然而其学术反思的基点，还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硬核”之上。
他们仍将人视为原子似的个体，忽视了人类以族缘、地缘、教缘、业缘等缘法为基础的“共同体”属性。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时，他们相对忽视了监管与服务的提供。他们将社会简约化为个体来分析，忽视了对群体的共性诉求的理解和同情。
其后果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表现出的“贪婪的金融家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矛盾与冲突。要改变这种状况，赋予方法论集体主义以学理上的合法性，恰如其分地引入群体中的“利他”假设，从“合作”的视角对“完全竞争”的古典参照系进行补充，最终重构现代经济研究的“硬核”，恐怕才是更为艰巨但值得投入智力资源的革新之路。
中国有悠久的集体主义的历史，有丰富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思想积淀，有曾作为东亚秩序典范的“天下体系”的制度遗产，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指导，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我们完全有条件通过对历史上的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形成综合了方法论集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更完整的经济研究纲领，来更好地理解世界，解释现实，预测未来，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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