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佛丁：南开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何廉、方显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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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佛丁，南开大学经济所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2期（总第16辑）。
全文6118字，阅读约需14分钟
南开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何廉、方显廷
如果把人们在盛年时开辟的事业比作他们的影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事业像这影子一样，不断延长扩大。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廷对南开大学经济学科、以及中国经济学的影响就是如此。
他们提倡的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深入工厂和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注重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问题的实践，在中国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所取得的成果至今仍给中外学者以启迪，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光辉的篇章。
何廉，号淬濂，英文名字Franklin L.Ho,湖南邵阳人，1922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主修经济学，兼修社会学，师从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费舍(Irving Fisher)教授从事物价的调查工作，编制每周的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和每周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参与其主持的《物价指数百科全书》的研究项目。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何廉积累了经验，受到良好的训练。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
方显廷，浙江宁波人，受中国早期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先生资助于1921年赴美国深造。先入威斯康星大学预科，半年后转入纽约大学，主修经济学，欲学成回国，得报穆厂长知遇之恩。
经三年苦读获得学士学位，遂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业于著名的商业史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克莱夫·戴（Clive Day）。
方显廷致力于英国19世纪40年代前后工业组织的研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Triumph of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发展和修正了卡尔·布彻(Carl Buecher)的理论，把英国早期的工业结构划分为手艺工人、商人雇主和工厂三种制度。
方显廷的这种意见后来为很多的经济史教课书所引用，从而使英美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才华和能力刮目相看。
何廉与方显廷于1923年在美国相识，当时何廉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亚当斯(T.S. Adams)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他关于公共财政方面的博士论文，而方显廷则在纽约大学学习经济学。此后数十年间二人长期共事，结下深厚友谊，成为“终生的朋友”。
01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奠基人
1926年何廉在获得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途中，收到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的来函，聘请他担任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经过权衡，选择了薪水不是很高的南开。
到校第一年何廉就讲授了“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公司理财”等四门课程。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用在美国的积蓄和从美国带回来的打字机、手摇计算机等，开始从事对外贸易和生活费指数方面的调查和计算工作。
他认为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专门人才，研究可以提高教学的质量，而教学则可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大学中教学与研究并举。
何廉向张伯苓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何廉的建议很快就得到学校董事会的批准。1927年9月10日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成立。
当年从学校、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以及何廉离开耶鲁大学前他的老师费舍教授的赠与，共筹集到近10000元的研究经费。
它的研究任务被确定为：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以求我国社会科学之发展。
早在美国读书时，他就怀有一个理想，即按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模式，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所。在回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建立了中国第一所专门的经济学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非官方的、私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后，雇佣了几位统计助理和调查计算人员，着手经济统计资料的收集、分析和编制工作。
首先开展的项目是天津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
同时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将研究的方向集中于工农业发展方面，围绕着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确定以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为中心展开工作，从调查天津地区几种新兴工业入手。
为了这项工作的需要，何廉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邀请一位经济史和工业经济方面的专家来组织指导。
这时他在耶鲁大学的同学和密友方显廷刚好完成学业，正在返回中国的途中。何廉向张伯苓校长推荐，聘请方显廷为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兼任经济系的经济史教授，获得张校长的赞同。
正当方显廷归国后选择工作的关键时刻，何廉来到上海，与他作了一次彻夜长谈。抱有离国七载，希望通过教学和研究工作了解故国的现状，以便日后能给国家作些有益的工作理想。
方显廷接受了同学和好友何廉的建议放弃了上海待遇优厚的工作，北上天津担任南开大学教授。
1929年1月方显廷开始任教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担任经济史教授，并着手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研究工作。
方显廷加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工作，担任研究主任，使何廉得以从研究工作的管理、指导和组织中摆脱出来，专注于研究所与国内外学术界、企业界、金融界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国外机构的联系，筹措科研经费和引进人才，同时做好他个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方显廷认为何廉“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设计者和组织者”。 应当说他们二人在领导南开经济研究所方面的分工合作是相当成功的。
何廉和方显廷在国外读书期间，都曾利用他们有限的收入，购买了不少经济学书籍，回国后他们把这些图书(共计约八千册)献给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这就构成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基础。
后来这个图书馆以其关于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状况方面的图书、期刊和资料的收藏闻名于国内外。及时购入的图书和期刊，使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得以迅速了解其所研究领域中国内外的最新信息。
据有些人回忆，当时国内各高等学校的经济学学子，在进行学位论文写作时，都要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查阅资料，从而为中国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史学家托尼(R. Tawney)在1929-1930年期间，就是利用这个图书馆所藏的图书资料撰写了《中国的土地和劳动》(land and Labor in China) 这本名著。
何廉和方显廷都非常重视图书资料的建设工作，研究所经费中一个很大的比重用于购买图书和期刊，他们都曾在百忙中亲自到全国主要城市带领图书管理员采购图书资料。
据说，何廉还曾借出国的机会将研究所图书馆所订世界上几种主要英文的经济学刊物缺少的部分一一补齐，到1935年时图书馆藏书已达15000余册，刊物2200卷。
1930年春天，张伯苓校长要求何廉在负责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之外，再主持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的工作。
面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高薪聘请教授的巨大竞争压力，何廉提出了三项改革的建议：
(1)把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和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采用南开经济学院这个新名称，承担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下辖两系一所，即经济系、商学系和经济研究所；
(2)根据每年课程教学的需要，按照精简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重新改编大学的经济学与商学方面的教材；
(3)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指导，并寻求新的支持和赞助。张伯苓接受了这些建议。
改革带来可喜的变化。由于聘任的人员兼作教学和研究工作，使二者的质量都得到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兼作教学和研究两方面的工作，使他们的薪金收入得到提高，一些从国外著名大学得到学位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经济学院的教授会中来，聚集了丁佶、吴大业、张纯明、李适生、陈序经、李卓敏、林维英、叶谦吉、袁贤能等一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
同时，何廉还注意在校青年教师的培养，先后选送青年教师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一至两年。
到1936-1937年度，经济学院的教职员工增加到3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0人，讲师9人、教员5人、研究辅助人员8人。
入学的本科学生显著增加，1931-1932学年度注册新生为69人，1932-1933年度增加为139人，1936-1937年度更增加为172人。
在抗日战争前的几年间，由于经费比较充裕，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研究项目，除经济问题以外，还兼及社会、政治等方面。
1935年南开大学与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南京金陵大学、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单位组织“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何廉被选为该会主席，方显廷则担任协进会的秘书长，负责全面的日常工作。
组织协进会的目的是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农村复兴运动培养急需的、训练有素的人才。
南开负责培训地方财政、乡村合作、土地行政、地方行政等四个方面的人员，并在山东济宁设立实验县。
根据协进会的任务，1935年秋南开经济研究所首次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班共10人，全部是由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中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
这些学生都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他们毕业时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为教育部承认的、第一批硕士学位获得者。
抗日战争爆发，虽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一度中断，但不久又在重庆恢复，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为旧中国高等学校中唯一一家长期连续成批培养研究生的机构，到全国解放前共招收研究生11届，毕业生60余人。
这些人后来大多在国内外知名大学、联合国办事机构、中国政府部门或金融界、企业界任职，其中不少人成为知名经济学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经济学的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02
经济学教学改革和教学内容的中国化
1926年何廉来南开大学任教后不久，他曾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对中国主要大学的经济学教学进行考察。在考察的过程中何廉发现中国大学中社会科学教育存在三大缺陷。
缺陷之一：师资和教材完全西化。在这些大学中担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大多是从英美回来的留学生，他们使用的是英美的原版教材，或者是将这些原版教材择要译成中文作为讲义。
教师教学内容一成不变，死气沉沉。所有这些大学中连一门涉及中国经济发展和组织情况的课程也没有。培养出的学生在进入社会后，其在知识方面的缺陷自然就暴露无遗。
缺陷之二：中国大学中社会科学课程过于专门化，学科划分过细，课程门类太多，内容肤浅空泛。
缺陷之三：中国高等教育的教学方法僵化。除讲义之外，学生不知道还应读些什么参考书籍，也从不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研究问题，展开讨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几乎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何廉作为南开大学的一名教授尚无力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方面有什么大的作用。
他所能做的只是首先从自己的教学作起，力图在他开设的课程中别开生面，使这些课程“合理化”和“中国化”，用所讲授的各门课程的原理来解释中国当时面临的各种实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何廉认为如果一位教师在教课中不能探讨他执教的国家当前的经济问题，那不过是空谈而已。
何廉对经济学本科的教学改革主要在三个方面。
其一：教材改革。
首先从自己开设的“财政学”课程开始，第一年首先是油印了中国财政当中有关封建王朝、民国以来的税收来源和结构、内外债发行情况，公共支出的去向等方面的资料作为补充教材发给学生。
第二年他就编了一本新的教材，取代了当时最流行的美国教授卢茨(Lutz)的《财政学》，经过几年教学的实践和反复的修改，1931年何廉、李锐合编的《财政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教材正式出版，为全国各高等院校财经科系广泛采用，成为当时畅销的教材之一，在以后的年份中多次再版。
按照同样的原则，何廉与他的学生吴大业合编了《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并将费切尔德的《经济学》改编得适用于中国大学教学的需要，后交他的助手巫宝三等整理出版。
此外，由刘朗泉主编的《中国商事法》(上下册，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亦具有同样的特点。
何廉在财政学教学中所贯彻的联系中国实际的方针和实行启发式教学的方法，逐渐为全院教师所认同，从而得以推而广之，使其它课程也陆续编写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材。
在编写各种经济学教材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术语的规范化问题。何廉首先在他本人所编的教材中作到用语统一，进而从1931年起在全院的教材编写中，推行统一的、标准的经济学术语。
1934年他又向教育部提出建议，得到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的支持，成立了一个由全国各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何廉担任主席，经过多次开会讨论，终于制定出第一套中国经济学正式的、标准化术语，并于193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其二：教学科研并举。1931年何廉主持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工作后，使他得到推广经济学教学中国化的机会。他要求全院教师都要同时兼顾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的工作，这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中是一个创举。
其三：课程体系改革。何廉还在美国读书期间，就主张大学本科的学习，应打下广泛的基础。当他主持经济学院的工作后，他要求学院所属经济、商学两系的学生入学后的第一、二两年要学习共同的课程。
第一年两系学生都要学好历史、地理、语言(中文和英文)、科学(物理、化学和生物)、数学，这是对学生思维体系所进行的训练。
第二年给两系学生讲授经济学的基本课程，包括经济学原理、经济史和经济地理，普通会计学，以及两门社会科学方面的选修课(政治学和社会学)。
只是到了第三年和第四年，这些学生才按照学院规定的经济学和商学各种科目划分专业。
1935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后，何廉的教学改革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在为这些研究生制定的教学方案中，要求他们第一年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基本学科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学年他们必须用半年时间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从而使这些研究生具备了在其所学专业中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
03
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
硕果累累
何廉和方显廷领导下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近十年间，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初，在何廉的主持下，首先开展的研究项目就是天津市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编制物价指数。
这项研究使后人“提到统计，人们总会联想到南开大学编制的物价指数。”
二是中国工业化程度与影响的研究。
三是中国农村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东北移民区域农业经济和山东移民原籍的农业经济调查；河北、山东两省棉花产区的产销和河北省静海县典当业的调查等。
其主要的贡献表现在注重运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运用近代科学的方法率先对中国经济作计量的分析两个方面。
从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何廉和方显廷的组织和领导之下，一批富有才华并有志于经济研究的青年人，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迅速成长，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发表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共计出版专门著作60余种。
其中属于统计的8种，工业经济16种，农业经济11种，地方财政9种，经济史9种，政治和社会研究7种，教课书和综合研究6种。
此外经济研究所还出版了《经济周刊》(原名《经济研究周刊》后在天津《大公报》每周刊行一次)、《政治经济学报》、《经济统计季刊》、《南开指数年刊》(中文、英文)、《南开社会经济季刊》(英文版)、《南开统计周刊》(英文版)、《中国经济月报》(英文版)等多种专业学术刊物。
在这些刊物上除发表大量第一手的社会调查统计资料外，还刊登了本所研究人员写作的论文数百篇。
当时中国的研究机构能用英文出版刊物和著作的可谓绝无仅有，所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用英文出版的四种刊物和十余种用英文和日文出版的图书，在西方国家产生了重大和广泛的影响。
何廉和方显廷的不少著作是直接用英文写作出版的，所以在海外流传甚广，至今仍为西方学者研究旧中国经济的基本参考资料。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特色不仅在于运用经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它还在于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南开大学经济学者们的工作是脚踏实地的，历史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本文由王玉茹根据刘佛丁生前撰写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国化的先驱——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廷》初稿，在刘佛丁去世后向经研所前辈学者杨敬年先生核实史实订正后缩写。
王玉茹，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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