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溥丨大学智库： 价值中立性与独立的价值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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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溥，厦门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4期（总第74辑）。
全文4853字，阅读约需11分钟
大学智库：
价值中立性与独立的价值倾向性
智库的基本功能在于决策咨询。因此，与其他研究机构相比，智库的价值倾向性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智库如果希望它的政策研究具有较高的质量，不能不重视其研究的科学性与价值中立性。没有客观的学术研究，智库的政策咨询水平将难以得到保障。
但是，现代社会选择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指出，不存在着一个可加总的社会总效用。在社会经济政策操作中，不可能做到所谓的“社会利益最大化”，所能存在的只是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因此，任何政策都只能是对特定社会集团某种利益诉求的一种价值肯定或价值否定。
在现实中，那种没有价值取向的所谓“科学的”政策咨询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
智库的政策咨询能够影响政策。在于政策制定者认可、接受、采纳它。不能不承认，能够获得认可、接受、采纳的政策咨询建议，不仅要求高的学术质量，而且还必须与政策制定者形成一致的价值取向。
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接受这种价值肯定或价值否定。智库产生政策影响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智库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价值一致性或价值相容性。
智库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价值取向一致性，目前在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中基本上是不成问题的。各级政府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与政府主要领导的思想保持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其发挥智库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
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使之失去了智库的基本功能，转化为政策决定者的笔杆子、政策阐释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咨询者。
在多元政治体制下，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各种政治力量所属的智库之间不同政策主张之间的辩论，使不同的政策选择在政治博弈中有可能进入决策者的视野，使那些虽然在价值取向上与政策制定者一致但质量低劣的政策建议在政治过程中被否决或得以修正。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地位相对超脱的大学智库也就因之显得特别珍贵：它可以站在相对中立甚至相反的立场上提出政策建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量政府研究机构或准政府研究机构研究的短板。从这一点上说，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大学智库对于提供不同政策选择方案，对于提高政策咨询的质量，作用非常重要。
当然，这一切，取决于大学智库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大学智库的相对独立性并不因其大学智库的身份而自动获得。如果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大学智库也可能丧失其相对独立性而沦为政策制定者的附庸。
如果这样，那么，大学智库的负作用甚至会超过政府的研究机构。因为，大学智库的伪独立性将给政策制定者以更多的“科学”幻觉和错觉，使其更容易接受，也为其在事后为其政策失误找到更有说辞的转嫁对象。
除了必不可少的政治宽松和社会宽容气氛之外，大学智库在制度安排上，必须充分保障其研究的中立性及价值取向的独立性。
我认为，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三不一要”：不表彰，不考核，不根据业绩（至少是短期业绩）决定拨款，要无为而治地养一批“踱方步的闲人”。
首先，不表彰，也即不根据所提供的政策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是否被采纳对大学智库的研究人员予以奖励及表彰，不以所提供的政策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是否获得政策制定者的批示论英雄。
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减轻了揣摩上意、预设立场研究的外部压力和利益诱导。它是保障政策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科学性的必要制度前提。
不以所提供的政策咨询报告是否获得政策制定者的批示论英雄。除了上述考虑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对政策咨询报告的批示，只是党政领导的一种工作方式。批示与否，更多是从推动工作而非对报告本身质量及价值予以认定角度的考虑。有时决策必须保密，批示或公布批示就可能导致泄密。不批示，不等于不重视，不被采纳。
但是，在政策实践中，有时仅仅是向政策建议者通报建议被采纳甚至是在领导层传阅，都有可能导致政策意图的泄密，这样的情况，在诸多领域的政策过程中都是一种常态。
当然，政策制定者有时也对某个政策建议予以批示，这常常只是决策者需要以这种方式推动政策咨询报告所论及的某项工作，而非对政策咨询报告本身学术水准、政策建议价值的肯定。
不以所提供的政策咨询报告是否获得政策制定者的批示论英雄，还因为政策制定者也是常人，也会犯错误。在政策咨询实践中，很多正确的、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当其刚被提出时，往往因政策制定者的见识、当时的认识水平、所掌握的信息、价值取向等原因被否定被拒绝，但不因此失去其学术水平、政策建议价值，相反，它恰恰需要政策建议者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方能逐渐被政策制定者所理解，所采纳。反过来，被采纳的政策咨询建议，它是否正确，难道不需要政策实践检验而仅凭政策制定者的主观认定就可以肯定其价值吗？
在政策咨询实践中，曾经出现过政策咨询建议在当时被政策决策者接受而使政策建议者名重一时，然而，事后的政策实践却不无遗憾地证明，被接受的政策咨询建议恰恰是错误的、低劣的政策建议，造成了社会经济的重大损失。
1955年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论证会，应当被我们记住的是一士谔谔的黄万里教授，还是千夫诺诺的其他专家学者？经历过了1949年以来决策咨询史上如此多的惨痛教训，难道我们今天还要根据政策建议当时被采纳与否而非事后的政策实践结果论英雄？
更进一步地，从根本上说，政策制定者怎么能够，怎么可以成为政策咨询报告的学术水准、政策建议价值的判断者呢？政策制定者之所以需要政策咨询，不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在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水平及见识不如被咨询者吗？
既然如此，政策咨询者却将其政策咨询建议的价值评价寄托于政策咨询者，这不是十分可笑的逻辑矛盾吗？
因此，以政策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是否获得政策制定者的批示论英雄，从思想方法论上说，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否定，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放弃，是与陈云同志一再倡导的“不惟上、不惟书、只唯实”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背道而驰，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
因此，如果在大学智库的制度安排上，以所提供的政策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是否被采纳对研究人员予以奖励和表彰，以是否获得政策制定者的批示论英雄，那将远远不止是大学智库的灾难，不止是对大学智库学术水平、大学教师智商的侮辱，更为根本、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导致政策实践的重大失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损失，将误党误国误尽天下苍生啊。
其次，不考核，也即不以提交的政策咨询报告数量及获政策制定者批示的等级——批示的官越大，被采纳的政策咨询报告被认定的级别就越高，那不是有官有真理，官大学问大吗？这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鼓励和推崇什么呢？——与数量计算大学智库研究人员的工作量，不以此决定其聘任与否，不以此决定其晋职与否。其道理如前。
或问：大学智库的研究人员是大学教师的一部分，这些教师该如何评价其工作，决定聘任与否，是否晋职呢？
只要注意一下，大学智库的特点决定了，政策咨询报告一般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后续发展；作为一个合格的政策咨询者，没有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显然是不可能的，也即它一般要求一定的资历门槛。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大学智库研究人员，一般而言，应当是学有所成，术业有专攻者。如果一个教师，学术研究尚未达到一定水平，不能在专业领域做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期望其能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提出成熟的政策咨询建议，显然是有一定困难的。
因此，一般而言，在社会科学领域，能够成为成熟的政策咨询人员，大抵已是人到中年，是所在大学学科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学术领军人物。他们显然无需根据其所提供的政策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能否被采纳而决定是否被聘任，考虑晋职与否。
大学智库研究人员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在于其不脱离大学正常的教学学术研究活动，在于其是将自己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大学智库的政策研究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其功利性，保证其研究的学术性与价值中立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特有的、独立的价值倾向性。
当然，这又导致了大学智库的另一问题：大学教师为什么要从事政策咨询活动？其激励机制何在？我认为，激励机制来自于政策咨询是大学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教师学术发展的必要环节之一，来自于大学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实现感。
社会科学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社会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但是，没有抽象的社会实践，社会科学家一般只能或者首先必须以其最熟悉的本国的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当其完成了对本国社会实践的观察与研究，形成了学术研究成果之后，这一学术研究成果是否深刻地反映了所研究的社会实践的内在规律？它如何获得社会检验及社会承认？这都是大学教师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学术发表只是学术成果被社会接受的第一步，一个不够充分、远未完成的检验。社会科学家总是希望其学术成果能够付诸社会实践，用以改造社会而得到进一步验证。政策咨询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将研究成果付诸社会实践，以进一步验证其研究结论成立与否的宝贵机会。
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成为社会实践，将有力地检验学术成果与社会实践的一致性，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对社会发展的预见性。当其获得成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将有力地促进大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使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实现感，以及相应的学术声誉与社会影响力。这才是大学教师从事政策咨询活动的激励所在。
哈耶克曾说过：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个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必定要追求其学术思想、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实现，以其作为证明自己的学术工作的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想，这才是大学教师从事政策咨询活动最根本的激励，而且，只有这种激励才能保证其政策研究工作的学术性与价值中立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倾向独立性，是保证大学教师从事政策咨询长久不衰的激励机制。
第三，不根据业绩（至少是短期业绩）决定拨款。毫无疑问，大学智库的工作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教师从事政策研究，进行政策咨询工作，也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这些必须在资源、时间、精力上有所保障和补偿。
一般而言，智库真实需要的经费投入其实是不多的。现在建立各种“新型智库”，动辄数千上亿投资，每年数百上千万的拨款，其实是有害无益的。
因为，政策研究固然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但是，思想却不能靠烧钱形成。相反，过多的经费投入，只会使拨款的政府部门更为急功近利，更为要求智库与之的价值一致性，更难以接受不同意见，甚至会形成一度流行的“决不能允许吃X饭砸X的锅”之类荒谬绝伦的错误思想！
过多的经费投入，更容易使接受拨款的智库形成急功近利、趋时浮躁、秉承上意的研究作风。之所以要求不根据业绩（至少是短期业绩）决定拨款，其原因，如上所述，无需赘言。简而言之，高质量的或真正的大学智库要以大学能够养一批“踱方步”的闲人为前提，以形成高质量有真知灼见的政策建议而不以政策建议数量为目标——太多的智库，不加节制的政策建议，还都要求政府部门接受，领导批示，还设置指标予以考核，岂不是逼着政府频繁改变政策吗？这不是在开政策应当相对稳定，不折腾，有继承性的玩笑吗？
——因此，我认为，对于大学智库研究人员的教师，应当适当减少一些教学与科研的工作量指标，让他们有时间有心情，无所事事，“踱踱方步”，深思熟虑，出点有真知灼见，真正管用的政策思想、政策建议，即使一时半会儿，甚至一年两年没有，也大可不必着急。
当然，马上就会有大学官僚跳出来：凭什么？！可是，我们不妨倒过来想一想：近二十多年来，211、985、双一流，CSSCI、SCI、SSCI、EI，长江、杰青、跨世纪、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层次，年年运动不止，月月考核不休，日日表格不断，这种急功近利、狗撵鸭子式的中国大学衙门管理，是正常、合理的大学生态吗？它又给我们的大学带来了什么？！
为 接 朝 霞 顾 夕 阳
——《薛暮桥回忆录》写作出版记事
记得是1996年4月下旬的一天，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父亲回忆录的编辑专程来到北京，带来美编设计的两个封面。
两个封面上都镶嵌了父亲的一张笑容可掬的黑白照片，一个以淡驼色作底，一个以大红色为衬。父亲一生清静淡泊，自然选中了第一个。就这样《薛暮桥回忆录》不但内容定稿，装帧也确认，只盼着早日出版了。
5个月后，当我们从天津取回一本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薛暮桥回忆录》并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宿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耄耋之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
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1986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又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父亲当时十分繁忙，尚在第一线工作，并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
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做女儿的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们。
到1989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以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入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没有必要。做些什么呢？
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本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
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但他那大脑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青睐，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1991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1991年春天，父亲因脑供血不足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入性肺炎再次入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
对一位学者来说，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休养，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药物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大概是在1992年下半年的一个什么时间，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同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亲身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影响决策方面，都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完全没有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
吴凯泰同志从1978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第三部分修改以致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
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觉、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手头都有一份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
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一生亲自动笔习惯了的父亲对这种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
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
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作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高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当下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
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知体制的厉害，谁在其中也逃脱不了体制的束缚，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
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实施很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
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出来，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圈外人看可能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
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大家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御复杂事情和人物的能力，常想，若是能有他们这个能力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
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的20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1990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还有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
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
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年上半年，这本装祯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200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1999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院内细菌患肺炎，经过了20多天的抢救之后，在1999年“十一”前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成了北京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
写于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