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茶丨李文溥：需求结构转换、经济服务化与“鲍莫尔病”
作者简介
李文溥，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于《福建日报》2021年11月9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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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结构转换、经济服务化与“鲍莫尔病”
最近，“鲍莫尔病”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对于非经济专业的一般读者，“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
“鲍莫尔病”源于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1967年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
鲍莫尔的研究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划分产业，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门：一个是技术影响强的“进步部门”。在这个部门，“创新、资本积累和规模经济带来人均产出的累积增长”。另一个是技术影响弱的“非进步部门”，这个部门由于新技术应用甚少，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
所谓技术影响强的“进步部门”是指那些可以应用先进技术设备、能大规模生产、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的制造业部门。“非进步部门”则主要指一些服务业。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非进步部门”转移，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变为零，这就是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与增长病”，简称“鲍莫尔病”。
“鲍莫尔病”是一个国家的服务业成长为该国占GDP及就业人口比重最大的产业，也即经济服务化阶段可能会产生的一种现象。那么，是不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出现经济服务化呢？
答案是肯定的。国际经验表明，在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之后，服务业比重将持续提高，逐渐成长为三次产业中产出及就业比重最大的产业。当今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在70%以上，也就是说，它们都已经而且早就进入了经济服务化阶段。
那么，中国目前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一发展阶段呢？是的。如果观察一下近十年来的结构变迁的趋势，就可以发现，中国正在进入这一发展阶段。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45.4%）。2019年，该比重进一步提高到53.9%，平均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2011年，第三产业首次成为三次产业中就业比重最高的产业（35.7%）。到了2019年，中国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占比依次为25.1%、27.5%、47.4%，服务业就业比重平均每年提高近1.5个百分点。中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服务化趋势。
为什么如此？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会导致居民需求结构变化。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时，居民需求结构会发生较大变化。我们曾对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在这一阶段的居民需求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发现在这一阶段，居民消费开始从以实物消费为主转变为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并逐渐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变。
中国目前正逐步地由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东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则已经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因此，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物质产品消费之外，越来越追求更高端的服务消费，如健康、便捷的生活，优质的教育、娱乐、文体产品等，由此触发了近年来健身、娱乐、旅游、智能设备、互联网以及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
在实物消费方面，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往居民出国旅行购物，多以奢侈品及耐用消费品为主，现在则已逐渐囊括日常生活用品。这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部分居民的需求偏好已向发达国家的普通居民趋近。
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是推动供给结构调整的强大动力。正是由于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中国在2010年之后，服务业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出现了经济服务化趋势。
世界银行曾指出：从低收入经济体走向中等收入经济体与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问题，增长的动力也与此前有所不同。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除了国际经济周期的因素，增长阶段的转换也不容忽视。传统的依靠外需以及投资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亟须寻求新的增长动力。这个新的增长动力，就是居民消费结构转换催生的经济服务化浪潮。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经济服务化和可能产生的“鲍莫尔病”问题呢？
首先，对于经济服务化，必须正视的是：这是不是一个必然趋势？显然，从世界各国居民需求结构的变动情况看，这是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必然产生的趋势。当今世界所有发达经济体，服务业产出不仅在三次产业中占比最大，而且一般占GDP70%以上。
中国要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以至发达经济体过渡，经济服务化是必然趋势。而且，现在已经达到这一阶段。近十年中国三次产业构成的变化趋势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经济服务化的问题，而是应如何面对的客观经济发展趋势。
其次，有没有“鲍莫尔病”？首先要说的是：即使有，也不能因此拒绝经济服务化。为什么？因为，居民的需求结构如此。居民的消费需求正在转向服务产品。我们的生产不能不首先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凡不考虑市场需求的供给一定是无效供给，一定会被市场抛弃。居民消费需求是市场的初始需求。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居民消费需求之外的所有市场需求，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公共产品需求，最终都来自居民消费需求，是居民消费需求产生的引致需求。满足市场需求，首先必须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
或问：能否通过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而继续维持较高的制造业占比，不实行经济服务化呢？不可能。因为，国际收支平衡要求大量出口的同时必须大量进口。居民对服务产品有大量需求，国内不去生产，只能导致大量进口国外的服务产品。这些年来，中国在产品贸易上保持大量顺差的同时，服务贸易上始终存在大量逆差，这是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比重偏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在进出口结构上的反映。
再次，经济服务化会不会导致“鲍莫尔病”？我们认为不会。根据是：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都是服务业占比高达70%以上的服务化经济体，它们的人均GDP也即劳动生产率都在世界经济中居前列地位，这说明经济服务化并没有导致国民经济效率的下降，出现所谓的“鲍莫尔病”。
最后，为什么不会？首先，应当指出，鲍莫尔的这一研究结论是半个多世纪前得出的。此后，国内外学界做了大量研究。结论是不太一致的。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关键的问题是鲍莫尔的看法不够全面，假设有问题。没有从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角度看待服务业与非服务业之间的关系。他将服务产品仅仅视为最终消费品，忽视了服务产品可以是其他产业的投入品，或者说中间消耗。
由于忽视了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认为，当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其他产业就业比重下降时，服务业由于无法像制造业等其他产业那样实行大规模机械化自动化流水线批量生产，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两者一加权平均，当然就导致随着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人均GDP增速将不断下降，并趋同于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速的悲观结论。
问题在于，服务业与非服务业之间，确实存在着互动关系。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服务产品在社会再生产循环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服务产品并不是纯粹的最终消费品。一些服务产品的生产属性十分明显。
以科教文卫等现代服务品为例，这类服务产品与一般的生活服务产品不同，它们或直接是产业发展所需的中间投入，或具有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功能，它们都有助于促进生产，推动经济增长。
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显示，在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之后，经济服务化首先表现为科教文卫服务产品需求的增长。正是这些服务产品的迅速增长，加快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了当地的经济转型。
我们曾从经济服务化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视角，就经济服务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我们认为：
第一，随着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变，居民消费结构正逐渐由实物产品消费逐步转向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旅游等为主的现代服务品消费。以科教文卫为主的具有生产属性的现代服务品将成为中国服务消费的核心，它将加快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
第二，人力资本是下个阶段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推动力，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人口红利，靠新增劳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渐将由第一红利（数量）向第二红利（质量）转变，尽管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总量在逐渐下降，但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也即人力资本存量在不断提高。
人口第二红利的核心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体现为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等因素。人们可以通过对自身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其主要投资方式为医疗保健、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和迁徙流动。内生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作为广义的资本要素纳入生产方程，使之成为解释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要素。
因此，从理论上说，偏向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的消费结构服务化，能够通过加快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作用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我们将服务消费以人力资本增进型消费的方式引入人力资本，分析在不同条件下，服务业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接着，利用1997—2017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研究经济服务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显示：增加人力资本增进型消费，也即增加科教文卫型服务消费，将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带动长期经济增长。但是，这一增长效应并非必然发生，它严重依赖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改善。也即，在劳动力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相对高效的人力资本部门是实现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长期稳定增长的先决条件。
实证结果同样也证实：样本期间内，受制于人力资本部门的低效率（规模报酬递减），中国当前的人力资本增进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具有短期促进效应，不会提高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速。
这表明，在这一阶段，人力资本增进型消费对人力资本增长的贡献和人力资本的自我积累速度偏小，造成人力资本增进型消费无法产生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无法抵消传统物质资本要素增长停滞所造成的负面冲击，进而无力扭转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趋势。
这一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我国在跨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之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滞后，以科教文卫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在促进人力资本增长，提高国民经济效率方面的作用微弱。
因此，我们的政策结论是：要充分挖掘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所可能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必须高度重视改善和提高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要大力改善和提高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等现代服务品产品的供给效率。
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高收入阶段，居民消费结构趋于服务化。
这种消费结构的服务化，一方面是居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需要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蕴藏着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可能性，即从传统依靠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向人力资本为主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而人力资本又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动力。
因此，扩大以服务产品为中心的居民消费，加快推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既是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世界历史看，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之后，都进入了经济服务化阶段，这一进程至今未曾逆转。中国在跨入人均GDP455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之后，也开始进入这一阶段。
究其根本，是居民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所导致的。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选择合适的经济服务化模式，使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中国经济从此前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将是决策部门需要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研究结论揭示，构建“服务消费增加—人力资本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增长—服务消费增加”的良性循环，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保障。
因此，在经济服务化阶段，政府决策部门应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转换的大趋势，着重于解决现代服务品供给效率低下问题，通过体制改革、机制创新、解除管制、市场开放、引进竞争、打破垄断等全面深化改革措施，构建能够满足新的居民消费结构的产品和现代服务供给体系，形成高效率的服务产品供给体系，促进现代服务品消费，提供人力资本积累效率，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