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隙里的女工:被强奸、家暴、驱赶后,还要失去唯一的家
深圳最大的女工服务机构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夏夜的晚风里,陕西阿姨叫着自己小孙女的声音,四川做钟点工的大姐的大嗓门,男孩女孩嬉戏玩闹的声音,邻居家小狗小猫叫春的声音,亲切得让我仿佛穿越回到小时候的故乡。”
这是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创始人丁丽,写在求助信里的话。
女工服务机构近年来断断续续出现了许多,绿色蔷薇是扎根最深、覆盖人群最广,也最获得服务对象认可的那个。但由于服务群体相对边缘,如果不是这次危机,人们很难发现有这样一个机构,在解决着社会、政府,甚至法律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过,公益机构们的遭遇却又相似,受疫情影响,经济下行让企业、基金的捐款量压缩,它们的资金来源受到影响。绿色蔷薇就在其列,先前的资助方因为一些不确定因素停止捐赠,资金链突然断裂,使这个成立刚刚五年的机构面临倒闭危机。
失去绿色蔷薇,对于深圳很多女工而言,意味着失去可以在一起生活的公共空间,失去属于牛始埔社区女工、流动儿童们的“家”,除非她们可以在一个月内,筹到至少15万——这是绿色蔷薇要保住场地机构的最低运营成本。
如果绿色蔷薇倒塌了,那些女工们的精神,也会随之轰然倒塌。
缝隙里的女人
绿色蔷薇建立的初衷,是为了让女工们能够被看见。
2002年,秋收的日子,阳光灿烂耀眼,映在金黄的麦浪上。丁丽和家里人一起,在甘肃老家的麦场里割着麦子,母亲突然开口,温柔地告诉她,因为哥哥要上高中,丁丽必须辍学去打工。即使早有预感,但要离开校园的消息,还是让14岁的丁丽忍不住哭了一整天。
“在最后的学期里,我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想用力记住我作为学生的每个瞬间。”
丁丽老家的图片(来自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
离开家乡以后,等在面前的,是让丁丽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原子、一个零件的流水线。厂房紧紧挤在一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蓝色工装的海洋,洗澡都有人盯着你,浪费水要罚款。
丁丽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文具厂里,那段日子她的手已经养成了习惯,随时准备着把十多种零件装进流水线上的笔盒里。那年的生日,她许的唯一一个愿望是不要做错事,免得被组长指着鼻子骂。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城市的高速发展吸引了无数年轻劳动力涌入。到2000年,中国的女工群体已经高达3725万人,这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迫于无奈而辍学、颠沛,成为城市发展的齿轮,又因为社会的漠视而失声。
连带着她们面对的困境,也在很长时间内遭到忽略:性侵害、婚姻剥削、育儿难题、养老问题。女工们被挤压到城市的缝隙里,忍受着无处不在的粗暴对待。
2005年,离开流水线加入工业区的公益组织以后,丁丽听说过许多惨痛的案例,有十来岁的小姑娘被组长欺侮而神经失常,也有出入城市的女工,被工友强奸后不得不和对方结婚生子,进而活在家暴的阴影里。
在中国,超过三成已婚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在每年的15.7万女性自杀者中,超过60%是因为家暴,家庭暴力在中国女性他杀事件中占比高达40%。而女工群体,由于婚姻不幸状况更为普遍,面临的家暴与自杀的情况也尤为严重。
这些被家暴的女工,飘零在外,往往缺乏社会支持,在遭遇暴力时没有人可以求助。
相比之下,丁丽是幸运的,因为较早获得了性别知识与法律教育,在后来丈夫和她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丁丽果断提出协议离婚。
但这份幸运实在稀缺,大多数时候,女工们的故事是另一种走向。
五月的一个凌晨,丁丽被楼下的吵闹声惊醒,她冲下楼,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倚靠在门旁哭泣,而她的丈夫则躺在床上玩着手机。两人吵架的原因,是男人赌博回家以后,女人抱怨打工辛苦,想换一份工作,男人便以“工作不好找”为由发起了火,动了手。
女人的手肘破了,脸上也被耳光扇得青紫,丁丽帮忙敷完药以后,询问要不要报警,被对方拒绝了——已经忍耐了八年,找警察来,又能怎么样?
遇上这样的案例,丁丽往往只能感到无力,她可以帮忙协调矛盾,可以找律师帮对方打离婚官司,但还有太多问题制约着被家暴的女工们,让她们不能离婚。
最基本的居住和生活就是个问题,夫妻双方共同出钱租的房子,离婚以后该怎么分?女工住到哪?她的收入和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就算能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一个人的收入又怎么养得起?身边的人会怎么看她?
也正因此,丁丽在2015年创办了女工服务组织绿色蔷薇,目的是为女工群体争取他们的权利,如帮助女工们逃离家暴、保护劳动权益,以及为女工们的下一代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
通过戏剧工坊、小组联动互助等方式,绿色蔷薇以牛始埔社区为起点,塑造着属于女工的社区文化,配合讲座、分享会等形式,对女工们进行性别教育、劳动法知识普及,以及个案帮扶,让这个受到压抑的群体看到更广的世界,发现自身更多的可能。
戏剧工坊这个词,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有些陌生,但对于这些从小就被忽视的女工们却意义非凡——通过表演,她们被长期禁锢的表达欲被激活,也终于能大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渴求。
丁丽和姐妹们把加诸在她们身上的困境搬上了舞台。丁丽一句句念出台词:“我要上班”、“要做家务”、“要带小孩上医院”、“要我上(节育)环”。
伴随着每句话结束,都有一个人扑到她身上,直到丁丽再也站不住而颓然倒地——这是女工们真实的生活,也是她们背负的沉重压力。
丁丽不愿意倒下。
飘零的花
但总有一些压力,逼迫着女工们做出妥协。
流产手术后,朱朱全身疼痛难忍,瘫在出租屋的床上,凝视着空荡荡的天花板。下班的丈夫打开门走进来,脱鞋、换衣服,随口问道:“做饭了吗?”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丈夫语气不满起来:“怎么衣服也没洗?”
朱朱连忙解释,医生嘱咐过不能碰冷水。
“要我洗啊,那我娶老婆回来干吗?”
“你不知道我刚做完流产手术回来,我不舒服吗?”
丈夫笑了:“不就流个产吗?又不是生小孩,怎么这么娇气啊。”随后穿上鞋,独自出门吃饭,丢下一句:“你一个人饿死算了。”
舞台上的朱朱(拍摄者:朱玲玉)
这是朱朱真实的生活片段,被她搬上女工们的戏剧舞台。表演结束以后,上台讲述感受的女观众因为想起类似的经历不住痛哭,还有男观众表示:有老婆才有自己的家。
看到观众的反应,朱朱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曾经她向一位女性工友讲述这段经历时,对方不以为意,反而谴责起她挑三拣四,“你这女人怎么这样?不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
朱朱想过和经常动手的丈夫离婚,两个人一度闹到法院,她也做好了准备打官司争取儿子的抚养权。但现实问题放在眼前,如果儿子跟着她留在深圳,只能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
2018年,演完最后一场和工友姐妹们合作的戏以后,朱朱还是决定回到老家去,和丈夫一起过日子。走之前,朱朱回望自己20年打工生活,才惊觉初到时和老家一样四处荒山野岭、满地坑坑洼洼泥泞路的深圳,已然是另一幅景象,她把13岁以后的岁月都留在这里,自己却没能留下。
朱朱的工作台(拍摄者:朱玲玉)
“看着深圳长大,看着它那么好了,自己却被淘汰了。在老家生活13年,在深圳却呆了20年,青春期全献给深圳了。深圳变化那么快,可自己还活成这个样子。”
流离,是女工们生活的常态,尤其在结婚、生子以后,女工们不得不随着男性和家庭的移动,脱离自己固有的人际关系和支持网络,不断投身一个个“别处”。“重D音”工人乐队制作专辑时,选取了一些绿色蔷薇女工们的创作,并将这张专辑命名为《飘零的花》。
“男工往往有更多的选择,即使被迫离开城市,还可以回家,总是有根、有着落,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心理上。但女性一出生似乎就没有了真正属于她的地方,命运使她不断漂泊。”
丁丽成立绿色蔷薇,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态,用流动人口社区里的公共空间和社会组织,填补女工缺失的社会支持。通过戏剧、文字创作,女工有了表达自我的渠道,发声的欲望在集体带动下被唤醒;在姐妹们的小组里,她们可以尽情讲述自己的困惑、渴望,没有人会去评判,而是互相理解、体谅,并且获得姐妹们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绿色蔷薇给了女工们发展的空间。手工、乐器、电脑、摄影,甚至函数,丁丽总能帮忙找来合适的志愿者和资源,在基本的性别教育、普法教育之外,女工们能在这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在绿色蔷薇门口,椅子上女工们坐在一起交流逗趣,手里还做着各自的手工活计。而女工们的孩子,则熟门熟路穿梭在活动室和儿童之家之间,对于他们,这就是生活的常态。
最初仅有两个人的小组织,发展为服务着这个片区的9000户、约1.5万常驻流动人口。
孩子们的秘密
流动儿童,是在服务女工群体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绿色蔷薇扎根的深圳横岗牛始埔村,这个典型的外来人口聚居社区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离别在每一年的开学季前不断上演。
根据统计,截至2017年秋季,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量为125.5万人,其中非深户学生有87.29万人,约占学生总数70%。这些孩子里,有许多无法继续在深圳就读初中,返乡以后,只能成为与父母远隔千里的留守儿童。
在深圳上公立学校,取决于户口、房产和证件,对于牛始埔的外来家庭而言,户口与房产自然无从考虑,只能寄希望于生证明、居住证、房屋租赁合同、社会保障证明和计划生育证明,但即使这些证件齐备,如果积分不足、学位紧缺,流动儿童们依然难以入学。
流动儿童统计数据(来自新公民计划)
2015-2017年这三年,流动儿童中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均不足10%。
被父母带在身边的小珂,被问到想不想回老家时,总会说“随便,都行”。一脸平静的表情,只低头把玩自己手边的东西,似乎对深圳毫不留恋。
小珂的父亲做建筑工,母亲则做手工活为业,由于两人都没有社保,无法积分上学,小珂注定要像她的哥哥一样,被送回老家念书。
离开深圳之前,小珂参加了绿色蔷薇的儿童戏剧工作坊活动,在一个名为“大风吹”的游戏环节,指导老师让有同样属性的孩子拉起手来转圈,说到“老家不在深圳”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拉起了手。
到现场观演的小珂的母亲,与其他家长聊到是否在深圳上学的问题时发生争执,她不断追问,没有正式工作如何买社保,没有积分如何进公立学校?
“我们也想让孩子在深圳上初中,可是没有社保,积分不够,没有办法啊!”
一旁的小珂再也忍不住,默默流起眼泪。她先是轻声抽泣,后来双手紧紧捂住脸,不让大家看到自己的情绪,依然无声。
在场的孩子们也都沉默了。
参与夏令营的孩子们(来自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
孩子们并不是不清楚,回到老家意味着什么。一名来自四川的男孩,在演讲课上高声念诵过这样一段话:
我很庆幸我成长在这样的大城市里,当我去儿童公园玩机动游戏时,乡下的小朋友还要在家里帮父母种田,收割稻谷;当我们穿着干干净净的校服,整整齐齐地坐在多媒体教室里上电脑课时,山区里的小朋友连电脑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当我们为参加英语朗读比赛我紧张的准备着时,农村的小孩子不知到几年级才会学英语。
但在父母们都无法抗拒的现实面前,这些懂事的孩子们只能收起不情愿,接受不得不成为留守儿童的事实。
每年的暑假,绿色蔷薇都会比往常更热闹,被从老家接来的孩子们,在父母外出工作无人看顾时常常集中在这里,丁丽会带着志愿者,为这些孩子们组织补课、夏令营、艺术活动,一方面是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减轻父母们的压力。
一个叫科科的孩子,曾经悄悄告诉过她一个秘密:科科不喜欢深圳,虽然每年暑假的时候能到深圳和父母在一起,但他们每天很早就去上班了,很晚下班,吃完饭洗澡就睡觉,没什么时间说话。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留在父母身边,绿色蔷薇尝试过很多努力,参与流动儿童的相关调研,为孩子们的学位奔走,帮孩子们组织补课让他们能凭借成绩争取更多机会。但大多数时候,丁丽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最理想的结果,她只能在送走孩子们以后,远程跟进一段这些孩子们在老家的就学情况。
丁丽自己的孩子,也没能带在身边。每天在城中村的巷道里,看着这些熟悉的小孩们日渐成长,她写下一段话:“多么想一直陪伴着你们长大。”
风浪里的家
对于生活在牛始埔城中村里的孩子们,绿色蔷薇的活动室和儿童之家,俨然成为他们对这座城市归属感的一部分——许多孩子放学后会直接到这里,直到家长打电话给丁丽找人,才会和朋友们道别回家。
这份难得的归属感,本身却危机重重。
由于机构体量过小,连上丁丽在内只有三名全职,许多志愿者都是曾经的服务对象转化来的,绿色蔷薇很难通过企业、机构的认定,更难以获得相关政府项目的支持。再加上,许多众筹平台对筹款的要求规定并不合理,只允许筹集项目资金,而不允许筹集场地、人力费用,让绿色蔷薇也无法参与其中。
资金,一直是卡住这个机构脖颈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基金会跟公众是有很大的误解,你让这个公益机构能够长期发展,必须是你要保障人、设施的部分,其他比如活动物资,其实都是很少的一部分费用。”
当疫情袭来,先前合作的基金会决定撤资,绿色蔷薇一夜之间走到倒闭边缘。即使丁丽和伙伴们垫资了五个月的运营费用,但如果一直找不到后续资金,关门只是早晚问题。
面对危机,她把社区里参加绿色蔷薇活动的家庭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一场带着道别意味的会。为了保住这里,有人提出可以去做手工义卖,有人要去街头上作表演,有人建议丁丽和志愿者们开讲座,有人说希望可以直接捐钱。
没有人希望绿色蔷薇从这个社区里离开,这里是他们共同的“家”。
绿色蔷薇最终暂时留住了。
随着丁丽发出一篇《在深圳,10000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刷屏,通过腾讯公益平台,短短15个小时她们就收到36万资助,截至2020年7月7日,绿色蔷薇已经募得53.82万元捐款,勉强可以支撑两年的基本运营费用——这些捐款将覆盖每个月3500的房租以及人工费。
但问题依然存在:等热度衰退以后,如果不能尽快找到稳定的资金来源,绿色蔷薇依然有可能再一次陷入危机之中。另一方面,疫情造成的捐赠透支之后,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大多数公益组织、项目都将更加难以募集资金。
关于以后,丁丽还有很多计划,她说希望可以把绿色蔷薇的经验分享出去,把一些项目做得更深入,服务到更多群体。
比如在深圳随着产业转型而日益壮大的家政女工群体,就需要技能培训以外更多的支持和服务,包括学习如何跟雇主建立信任关系等等。
没说几句,她又突然停住:“我们现在筹的费用,只是说保障机构的基本运作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发展,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