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到49岁妇女减少，要担心吗？

作者 | 查志远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编辑 | 谷青竹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

超大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7城（按城区人口数排序）。特大城市共14座，分别是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按城区人口数排序）。

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和南京三座城市上榜。其中，上海以城区人口1987万位列超大城市榜首，杭州和南京分别以874万和791万跻身特大城市行列。

人口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人均社会消费、人均财政投入等，也因此被誉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晴雨表”。三座城市跻身超特大城市的背后，透射的是不容忽视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老龄化不容忽视

老龄化问题一直广受社会关注。此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超特大城市各年龄段人口占比数据再次反映出长三角老龄化程度较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此次公布的数据，上海城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3.38%，在21座超特大城市中排名第2，仅次于东北城市大连。杭州和南京这一数据分别为16.87%和18.98%，在主要城市中也排在前列。

老龄化问题早已存在。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这一比例超过14%，则意味着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七普数据也显示，长三角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较深：上海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了16.28%，在长三角地区老龄化程度最深。江苏这一数据为16.2%，安徽为15.01%，浙江为13.27%。三省一市中，仅浙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果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上海、江苏和安徽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14%的警戒线，意味着步入深度老龄化。即使浙江，也已逼近临界值。

具体来看上海。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也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城市。此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16.28%。如果将统计范围放宽到60岁及以上，上海的老龄人口数量会更多。根据上海市老龄办和市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底，上海户籍人口1471.1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18.12万人，占总人口的35.2%。

总体来看，当前，长三角超特大城市城区人口最大特点是“前低后高”——老龄化程度高的同时，少子化问题也不容忽视。

沪宁杭三座城市的0-14岁人口占比相对偏低：上海是21座超特大城市中唯一低于10%的城市，而杭州和南京也仅为13.02%和12.75%。

数据背后

作为全国人均寿命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原因体现在多个方面。

多年来，上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持续走低。据《2019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上海全市户籍常住人口1450.43万人，户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3‰。

区域内部分其他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长期在低位徘徊。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2020年杭州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3.47个百分点，达到16.87%。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64个百分点，达到了11.66%。

与杭州类似，南京的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根据2020年公布的七普数据，南京市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18.98%，65岁及以上人口则占13.70%。

随着老龄化进入急速发展新阶段，长三角地区将面临“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人口发展困境。随着老龄化程度逐年加剧，全社会对养老保障和健康保障的需求增加，却又尚未建立成熟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机制，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不仅是这三座超特大城市面临的问题，也是长三角地区共同要应对的挑战。

除了人口老龄化，这三座城市还共同面临0-14岁群体占比低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相比于其他地区，长三角地区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更加严格，计划生育理念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扎根。

此外，据《经济参考报》，长三角地区15至49岁妇女人数自2010年后呈现持续减少趋势。

不仅如此，受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学前教育缺乏等因素影响，“只生一个好”深入人心，且适龄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在下降。

更深层，住房、教育、医疗等因素是年轻人在生育时首要考虑的问题。

作为我国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区域，长三角城市群无疑也是我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根据贝壳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楼市榜单盘点：二手房市场城市榜单》中公布的数据，在2020年二手房价最高城市TOP10中，长三角就占了4个，分别为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按二手房价由高到低排序）。

而据西南财经大学的论文《高房价影响生育意愿吗？——基于房价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经验分析》，商品房均价每上涨1%，生育孩子意愿数下降约0.2%。

如何应对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主动积极应对的态度远比纠结其负面问题更重要。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长三角应对人口老龄化除了要提供切实可靠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增加社会应对老龄化的物质承受力，还需要适当提高总和生育率，通过增加少儿人口比重来改善人口年龄结构。

劳动力数量是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长三角区域，也不乏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但依旧能保持迅猛发展势头的城市。

拿南通来说，南通早在1982年就迈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2019年数据，南通65岁以上的常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0%。人口增量更低，2019年末南通市常住人口为731.80万人，只比2010年增加了3.62万人。

近三年来，南通常住人口增量大约仅有3万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返乡的回流人口。

老龄化严重，又缺乏新鲜血液补充。按照一般逻辑，南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但出人意料的是，南通在2020年GDP突破万亿，与泉州、福州、合肥、西安、济南5座城市共同跻身“万亿俱乐部”。

南通的经验在于借助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生物经济、绿色低碳和数字创意等五大领域。这就可以实现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突破劳动力资源不占优势的客观制约。

江苏海安县联发棉纺有限公司员工正在生产。

在用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均资源有限的客观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加速经济转型，这一经验不独南通专有，也是很多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在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倒逼之下，新加坡实现了从上个世纪 60－70 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80 年代的资本密集型产业、90 年代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到 21 世纪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三级跳”转型。 

除此之外，新加坡还于2009 年 6 月成立了国家经济战略委员会，通过推广继续教育和培训来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加强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从城市竞争的角度来说，没有人口优势的城市难以保持活力。在人口增量难以骤然提升的情况下，谁能抓住进行经济转型，谁就能在以老龄化为背景的城市竞争中赢得先机。

作者 | 查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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