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东吴（四十二）阴诱”麋芳士仁的神秘中间人是谁？孙权又为何要杀死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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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东吴（四十二）荆州情报战

白衣摇撸真奇计，一举荆襄取次休。

吕蒙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导致关羽大意失荆州，从而遗恨千古，这个三国历史中的故事令人耳熟能详。

其中的细节，包括吕蒙如何诱降，如何跟陆逊等诸将为关羽铺下一张天罗地网，我们在《建安的尾声》系列中曾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过多赘述了。

不过有一点要肯定的是，关羽的覆灭固然与其性格缺陷以及决策失误有一定关系，但是后方的不战而降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若非如此，荆州未必丢失，至少关羽在前线的部队也不至于因吕蒙的攻心之计一哄而散。

后来听说江陵已经沦陷，即使强横如关羽也完全没有将其夺回的心思。他在此地经营多年，亲自主持城池的修筑工程，对江陵城的坚固非常了解，深知这座城根本不是可以轻易攻下的。

倘若当时江陵不是主动请降，而是坚持抵抗的话，虽说兵力有限，但确实有可能坚持到关羽回援的那一刻。

关于麋芳和士仁投降的原因，《建安的尾声》系列中也有过分析，其中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麋芳、士仁和东吴早有勾结。

其中士仁和东吴搭上线的时间较晚，是在筹粮不利并遭到关羽斥责后，才被孙权趁虚而入的。而麋芳则更早一些，当初南郡武库失火，从那之后他就开始和孙权私下联系了。

而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孙权究竟是通过谁的牵线搭桥和他们取得联系的呢？这一点三国志中没有记载，让我们来尝试分析一下。

历史学家方诗铭先生对此有过论述，他认为这个中间人就是潘濬。主要根据有三点，一是潘濬和关羽关系不睦，二是他在刘备集团的荆州属官中算地位和名望都比较高的，三是他在降吴后受到重用，由此推断他在东吴取荆州过程中出了大力。

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潘濬确实和关羽关系不睦，但那只是因为关羽“骄于士大夫”罢了。

这里我们不谈理想道德，只谈利益，叛降东吴对于潘濬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好处。

虽然降吴后潘濬确实官运亨通，但他留在刘备手下也未必差。这不仅因为刘备集团中荆州势力庞大，他上升空间不小，而且他在朝中也有臂助，这个人就是他的表兄蒋琬。

此时蒋琬已经得到刘备的信任，又和诸葛亮私交不错，假以时日必然成为蜀汉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了他的照顾，肯定比去东吴重新开始要好，潘濬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

何况以孙氏父子和荆州人的血仇，潘濬内心自然会倾向于刘备，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他不可能主动投向东吴。

由此可知，潘濬基本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和关羽的私人恩怨就给东吴做内应，这既不符合他的利益，也不符合他的感情。

关于第二点，潘濬虽然确实有名望有资历，但这并不代表麋芳等人就会多么看重他。

潘濬年纪轻轻就声名显赫，他师从大儒宋忠，又受到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赏识，但这是学术圈里的事，麋芳和士仁不是这个名士圈子里的人，他们对这些也不会多感冒。以他们元从老臣的身份，对潘濬这种中途加入的人肯定会有些优越感的。

至于第三点，说潘濬因为在袭荆州过程中立有大功才会一路高升，这个也不确切，因为潘濬根本就不是主动投降的。

当时关羽败亡，大局已定，荆州官吏大多归附孙权，可潘濬却称病不出，还是孙权亲自放低姿态去请，他才勉强归降。

由此可见，潘濬归吴是在荆州失守，走投无路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如果他和孙权早有勾结，这样作秀就毫无意义了。

而陈寿在这件事上的措辞，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潘濬的清白。

对于潘濬归吴，他用的是“入”这个字。

孙权袭羽，遂入吴。（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第十五）

而对于麋芳，陈寿则明确指出他的行为就是背叛。

芳为南郡太守，与关羽共事，而私好携贰，叛迎孙权。（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同样是降吴，但性质却有很大不同。麋芳最令人不齿，因为他早就暗通孙权；士仁其次，他更像是被骗了；而潘濬却无可指摘。

对麋芳这等卖主求荣之人，即使到了新主子那里，也会为人所轻视乃至于唾弃。后来麋芳在东吴多次被虞翻呵斥，他都自知理亏而不敢回应。

而潘濬却得到了尊重，就像后来被迫降魏的黄权一样，对于这些本来就有能力，而且大节不亏，只是因为形势所迫才不得不身事二主的贤臣，不仅在当时，乃至于后世对他们对会有包容和理解。

事实上，孙权后来对潘濬的提拔，并不是对他在夺取荆州战争中功劳的奖赏，而是用他树立起一个正面典型，方便自己在荆州的统治。

东吴统治荆州较晚，当地人才要么北上投靠了曹操，要么跟了刘备，留给孙权的非常有限，再加上孙氏家族在荆州名声不太好，因此他重用潘濬有一定收买人心之意。何况潘濬对荆州事务非常熟悉，这样的人不用岂不可惜？

总之，潘濬不可能是那个牵线搭桥的中间人。

下面说说我的推论，我认为负责“阴诱”麋芳和士仁的应该是东吴的虞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虞翻知道得太多了，若非跟麋芳和士仁有过深度接触，他很难有这种表现。

当士仁开城投降后，虞翻特意提醒吕蒙说：“我们这次是出奇制胜，要高度保密，以防生变，因此必须带士仁同行，留自己的军队守城。”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防止士仁反悔，同时也能用他震慑麋芳。

后来麋芳投降时，吕蒙喜出望外，竟在城外开起了庆功大会。又是虞翻提醒他要尽早进城掌控局面，因为想投降的只有麋芳一个人，其他人不可信。吕蒙当即醒悟，这才让江陵城内原定的伏击吕蒙的计划胎死腹中。

虞翻确实具备一个优秀说客的本领，当初他曾劝候官长接纳逃亡至此的会稽太守王朗，后来又劝豫章太守华歆归顺孙策，这一次他也有着精彩的表现。但是他对敌军内幕的了解，甚至还要超过主帅吕蒙，这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了。

吕蒙如此谨慎的人，竟然会在尚未百分百克竟全功之时就得意忘形，这说明他对江陵城内的情况所知有限，很可能认为麋芳身为主帅可以一个人说了算。

但虞翻却知道麋芳不怎么得人心，他手下的中层也不一定会受他约束，因此才要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前瞻性。

由此可见吕蒙虽然是袭取荆州计划的倡导者，但他主要负责的是军事方面，至于情报方面则应该另有他人主持，这个人可能就是孙权本人。

南郡武库一失火，东吴就立刻知晓，同时和麋芳勾结。后来关羽斥责麋、士二人筹粮不利，这也没能瞒过东吴。

因此东吴很可能在荆州布置了强大的谍报网络，只有这样才能让孙权第一时间了解对手的内情，从而抓住机会趁虚而入。

这件事肯定是机密，孙权可能连吕蒙都没有告诉，而负责此事的大概率就是虞翻，只有这样才是最合理的解释。而这也体现了东吴为这次军事行动做出了极为周全的准备。

兵法有云：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

这就是说在开战之前，敌军主帅及其手下亲信，乃至于门客幕僚以及负责守卫的下级官吏的信息，都要尽可能调查清楚。

在这场战争中，东吴做到了这一点，荆州被渗透得无孔不入，因此虞翻才能加以利用，最终兵不血刃拿下荆州。

反观关羽，他不仅对东吴将领（比如陆逊）了解甚少，甚至对自己手下与敌人勾结一事也一无所知，可谓“不知彼，不知己”，自然“每战必殆”。

试想一下，如果他对东吴有足够的了解，清楚他们这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应该也就不会抱有幻想，使出派人回江陵探查情况这一昏招了吧。

关羽的使者最终被吕蒙加以利用，成了摧毁他三万大军夺命符，而准备不足，处处被动的关羽也因为错失了宝贵的时机，最终在东吴的天罗地网下屈辱被擒。

对于这头笼中猛虎，孙权的处理方式极为狠辣，他下令潘璋只要抓到关羽就立刻将其斩首。

后世对孙权这一举动多有微词，认为他做得太绝，这样就彻底把跟刘备和谈的路给堵死了。

其实我认为孙权也有自己的考虑，他的做法虽然有些残酷，但却有一定合理性。

按照《蜀记》记载，在关羽被擒后，孙权最初是想要招降他的，后来被臣下劝阻，这才作罢。

对于这种观点虽然裴松之的反驳颇有道理，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孙权的心态，他很可能是想用关羽，但又觉得无法驾驭，最后只好下杀手。

不过还有人认为孙权本可以不杀关羽，而是留下作为和刘备谈判的筹码，何必要把事做绝呢？

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些过于高估个人在国家利益面前的作用了。相比起所谓的兄弟情义，刘备更看重的显然是荆州，是他的帝王之业。这虽然听起来有些残酷，但就是事实，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下本就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合理选择。

刘备在关羽死后并未立刻起兵复仇，而是又等了两年，这期间他为称帝忙得不亦乐乎，在他心里孰重孰轻不是很明显了吗？

孙权应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否杀掉关羽，只要他不肯归还江陵，和刘备的仇恨就无法消解，双方必然还有一场大战，因此不必抱有幻想。而后来他派诸葛瑾前去议和，我认为也有拖延时间的嫌疑，因为这个议和并没有什么诚意。

总之，孙权杀关羽一事，对吴蜀两国关系影响有限，不可能因为他善待关羽刘备就愿意和谈。

不过既然关羽作为谈判筹码，并不具备太大价值，那孙权为何一定要杀他呢？软禁起来给自己留个好名声又有何不可呢？

其实这是由于孙权身上也有冲动的一面，在国家大事上，孙权确实成熟老道，但涉及到他个人或者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时，孙氏家族那“轻脱”的一面就被暴露出来了。

当年孙坚轻敌冒进，死于乱箭之下；孙策忽视安保，为刺客所杀；而孙权也一度差点喂了老虎。

可见孙家人还是比较容易冲动的，或许孙权比父兄要好一些，但有些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改不了的。

关羽曾对孙权进行辱骂，而且用了个比较难听的词“狢子”，所谓“狢子”就是中原人对江东人的一种蔑称，这种带有严重地域歧视风味的词汇必然严重挫伤了孙权的自尊心。

如果关羽确实是个不错的谈判筹码，他肯定会放下个人恩怨，但情况并非如此，于是他痛下杀手就可以理解了。

关羽死后，荆州的战事暂时告一段落，除了南阳、襄阳以及江夏北部等地，荆州大部都归了东吴，榻上策的第二阶段基本完成。

不过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就结束，想要坐稳荆州，孙权先要承受刘备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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