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
董成龙 著
58.00元/276页 /2019.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推荐
1.刘小枫教授写长篇序言解读、推荐此书。
2.本书基于对司马迁《史记》的文本细读，以“立朝”、“立教”为纲，张开史家“笔法”、“心法”之目。
3. 本书提供了《史记》的另一种阅读方式和思考路径。
摘要
司马迁继《春秋》之志而作《史记》，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
汉朝立朝以来，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土德）为国朝敲定土德；中经文景意欲改弦更张，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未能成行；终于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土德）。
与此同时，在儒生的建议下，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改用太初历，重启历史纪元。改德与太初历创制（天人），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君臣）的官学调整，共同构成立教时刻。司马迁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笔法曲折，分散于《史记》各处，汇总而观，足见其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武帝有立教之名却未能真正导民以德，史迁对此颇有微词。
《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黄帝作为首帝，无疑是历史的起点和原则，武帝改汉德为土德，则首尾呼应；在此框架下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与武帝（当朝）的多重古今之变。
草此小书，以汉朝的立朝与立教为线索，贯通《史记》的叙事和司马迁的关切；重整这一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或为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思考立朝和立教的问题聊备一说亦未可知。
目录
第一章 引言：阅读司马迁
第二章 黄帝为首：纪元与土德
一、五帝之首
二、修德振兵
第三章 秦亡汉兴：秦制与黄老
一、周秦之际：文敝峻法
二、汉朝祖制：秦德秦制
三、惠吕顺守：黄老之术
第四章 黄老之学：人世与刑名
一、老子的人世论
二、黄老的刑名说
三、阴谋：修德与逆德
第五章 文景之治：无为而有为
一、汉家重定
二、改德变法
三、德位之辩
第六章 武帝立教：“且战且学仙”
一、文学风教
二、儒生酷吏
三、推恩削藩
四、封禅改德
第七章 史迁之志：立教与古今之变
一、欲与仁义
二、时与世
三、复古更化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立朝是建立新政权，立教则是确立新的社会和新的人，论定是非，立教时刻来临之前的国朝实际处在是非未定或悬而未决的时刻。论定是非，貌似容易，因为做抉择似乎并不难，但艰难的是要决策者承担抉择之后的后果，所以杨朱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杨朱泣于逵路”）！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汉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若要讨论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以及由此出发而来的当代中国，可能要回到这两个原型。汉宣帝刘询（前91-前49）在位期间，王吉提到当时仍然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所以他要移风易俗，让“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 看来立教并非一劳永逸，而是永远在路上的事业。
司马迁生活在汉朝立朝六十余年，可谓正逢其时，他参与了周朝末年以来遗留的立教导德的大业。这一问题一直绵延至汉武帝才得到某种确立。立朝百年，“百年之间”（《太史公自序》），转身回望，斯文在兹的天命当然只能当仁不让，惟其如此才会以屈辱之身展示别有担当的“司马迁之心” 。所以史迁频繁讲：
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高祖本纪》）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史记·孝文本纪》）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史记·封禅书》）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史记·平准书》）
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
汉兴九十有余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史记·周本纪》）
这些“也”、“矣”的语气词万万不能省去， 今人读之，若将此语气拿去，则失去其大半精神。要“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就是要考察一位伟大作家的现实感。孔子的现实感是他目睹“周道衰废”，所以要思考周朝兴衰的问题，“以达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那司马迁呢？将司马迁置于当时历史处境，考察司马迁的当代观察，才能真正明白他的“一家之言”究竟所谓（为）何事。但要注意，考察他的现实感，不是王允（137-192）和魏明帝曹叡（204-239）之流，认为司马迁因为个人遭遇宫刑，寄托一己之私写作《史记》，所以写作的是“谤书”（《后汉书·蔡邕传》，《三国志·王肃传》）。这种观点把司马迁的“发愤”当成一己私愤，所谓“他传即自传”（钱锺书语），大抵是持论者自己是这般人，便如此看别人了。司马迁仰慕孔子，曾不无感慨地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这提示我们，也要用司马迁研读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方式研读他。
后记
洪迈（1123—1202）指出秦、隋二朝被后世诟病，未必因为它们太过不堪，还有一层原因，是它们紧随其后的汉朝和唐朝都“享国久长”，相较之下，显得秦、隋这两个朝代很糟糕（《容斋随笔·秦隋之恶》）。长短比较，固然有其道理；但更重要的差异或许在于秦、隋两朝都是纷繁战局的终结者，完成了立朝的事业，原本承载了历史寄托，却迅速重蹈覆辙，留待它们身后的汉、唐两朝才完成立教的事业。如饶宗颐先生（1917—2018）所示，正统之“正”（立教）比“统”（立朝）更重要，无奈历代正统论大多着眼于“统”。
汉朝一改黄老之学与汉初祖制，转向以法立国、以儒文明的政制安排；唐朝一改以往的进身之制，开创科举，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士子身心收入斛中。汉、唐在经学和制度两方面的事业拓展，为此后直至今日的中国文教事业提供了核心要素，虽然经学及其制度已经被打散，但一些义理已经化作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素。文教事业这三重面向，不可不察。
1936年，毛泽东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创作了《沁园春·雪》，感叹江山多娇，回望中古君主，“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评点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太祖五人，指出了他们的缺陷，无疑都指向文教问题。冯至先生（1905—1993）曾诗云：“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无怪乎，经历过漫长中世纪和二十世纪数次大革命的我们，面对文教的故事并不陌生。
犹太人面临着“保国”、“保种”、“保教”的问题；晚清先进士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看来在思考国是上，犹太人问题和中国人问题在这三个层面相遇：国、种和教。
数年前，我在业师邱立波先生指导下完成一篇小文，当时落笔总结说全文皆是邱师学思之注脚，今日这本小书当然也没有逃出邱师为我规范的学人心性和问题意识；原来今日的思考早在数年前邱师为我讲解班马异同时就已埋下伏笔。本书还在扩充时，邱师的《礼法与国体：两汉政治的历史与经验》问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不禁感慨师徒学缘殊胜。业师许振洲先生行无为之教正是无违我业已确立的学问品性，时至今日方知当时许师是在潜移默化地让我习练收束之功，可惜而今才理解这番良苦用心；他早年研究法家，可惜我不通法语，无法阅读他用法语撰写的《中国法家的统治艺术》（L’Artde la Politique chez les Légistes Chinois，1995），许师晚近研究共和国史的一身工夫，我也未能吸收一二，否则这本小书可能会有另外的境界。
刘小枫先生让我见识到成德者如何提携年轻后学，本书大纲正是在小枫先生的点拨下才得以成型，若没有小枫先生的鼓励，这本小书也断不能成。十七年前，小枫先生曾以述为作，撰文《司马迁是政治哲学家？》（载《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十七年过去了，不知道司马迁研究的路线有没有受此影响而引发转变；十七年后的今日，这本小书若能呼应那篇文章则是莫大之幸——毕竟，这本小书的许多观点背后都是小枫先生的“幽灵”（当然，文责自负）。这些年，若没有几位贤师相伴，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
在本书大纲以《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刊发（载《天府新论》，2018年第2期）前后，刘训练先生、任锋先生和唐文明先生都曾提供无私的帮助，为我最终完成这部小书增添了信心。娄林兄和顾枝鹰兄为本书正标题提供了漂亮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翻译。从定稿到问世，若没有彭文曼编辑的辛勤劳动，本书也无法这么快问世。谨此一并致谢。
本书力图以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当代观察贯通“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解，当然也因此始终存在将司马迁看小的危险和疑虑。全书除引言外，共六章，其中四章都分别有三节篇幅，唯有论黄帝一章仅两节，论武帝一章则占四节，显然是武帝一章偷走了黄帝的一节。关于《史记》五部分的篇章安排，本书也提供了某种思考，穿插在书中，留待细心的读者挖掘。
修改书稿的夜深时分，曾经一度翻读北岛的《时间的玫瑰》，用读诗的意境来消解读史的疲乏，其中写到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一句诗：“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这不也正是司马迁下笔时几度哽咽的独白吗？所谓“情深而文明”（《礼记·乐记》，《史记·乐书》）的文教理想，怎能不为之神往？
下笔至此，想到几年前编译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曾经说：“一个没有经验又未开化的强国，会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未开化的政治权力是危险的，未开化的闲暇是堕落的，也会是危险的”（《大学与博雅教育》，华夏出版社，2015年）。
本成果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资助。这本以专著面貌问世的小书，着实是一篇关于《史记》的读书报告。
写作本书，原不在研究计划之列，可谓迷失了正路。
为了记下阅读文字、探寻幽暗的摸索过程，前后又花费了近一年时间将心海中的琐思排列组合，落成文字。2017年夏秋之际，辗转于贵阳花溪与乐山峨眉山之间，初创草稿；2018年惊蛰书稿始成，又经春分、大暑，往返于京津宁路上，我在行将奔赴长春净月潭之前成稿。从西南到东北，书中所记，当然可以看到时代的印记，也有个人的颠簸，不免有生疏浅陋之处。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说得恐怕不只是应当注意逝者的丧葬之礼，还在于如何对待故事和传统及作为它们承载者的古人和古书。走进两千年前《史记》幽暗昏惑的文字森林，有了这本小书作为纪念。但在研讨立国与立教这一问题线索上，许多思考并未因此结束，反倒刚刚开始。
董成龙
2018年8月7日
戊戌年立秋定稿于魏公村
作者简介
董成龙，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攻政治思想史，聚焦中世纪之后的立国与立教。主编“世界史与古典传统”译丛，编译著作《大学与博雅教育》、《德性与权力》。代表作品: 《清民变局中的政治儒生与国运情怀》、《共和与君主》、《梁漱溟的“建国运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等论文，《排他性共和主义与非君主制共和国》等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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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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