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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 娄林:《向明而治》

娄林 古典学研究 2019-07-01


编者按:本书讯原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公众号,感谢授权“古典学研究”公众号转载。


背景图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 画作“A Prison Scene”(1810-14或1793-94)



本质而言,在尼采看来,未来哲人最伟大的使命是在“新标牌上书写新价值”——这是与现代民主价值不同的新价值。但是,只有极少的同伴可以共同实现这样的使命。扎拉图斯特拉不是一下山就得出这个“新真理”。刚刚下山时,他满怀期待,对所有人教授“超人”的学说,也就是说,他期待现实世界成为一个哲人共和国——这实为一场启蒙迷梦,但他很快就从政治现实中获得了否定的教训,这本身可以视为扎拉图斯特拉自我教育的过程。
                          ——《向明而治》引论



内容简介


本书试图以古典哲人的眼光,重新衡量雅典式政制。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彩色小丑”导致了潜在的超人——“索上舞者”的坠亡,哲学面临巨大危险;柏拉图《王制》揭露了雅典式政制的真正动因是“雄蜂”式欲望,而其自由原则必将导致自身的消解;色诺芬的《雅典政治》暴露出雅典向其他城邦推广其政制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尼采对学者和哲人的精神品质进行了区分,以“毒药”和“毒蜘蛛”隐喻现代学者,呼吁“成其所是”、指引方向的真正哲人。



目录


引论 哲学的危险 

一、柏拉图《王制》中的民主批判

二、雅典政制与国际关系:论色诺芬《雅典政制》

三、尼采论学者

跋语
                                     



编辑推荐



●从指引方向的古典哲人,到恪守“价值中立”的现代学者,哲学何去何从?


●重启古典视野,唤醒启蒙迷梦,如何向明而治?



雅典式政制何以走向衰败?
柏拉图《王制》中的“冥府”和“雄蜂”寓意何在?
色诺芬《雅典政制》中,雅典为何向其他城邦推广其政制?
尼采笔下的“毒药“和“毒蜘蛛”?
学者与哲人有何关系?
未来哲人究竟何去何从?
......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能在《向明而治》中找到



选读


学者与哲人



Paul Klee画作“Der Seiltänzer”(1923)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卷“论自我超越”一章是该卷甚至全书的顶点,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章近乎将权力意志说得桶底脱落,还因为这一章的言说对象是“最智慧的人”,这些持有“真理意志”之人。随后几章则谈论了扎拉图斯特拉谈及现代世界其他的智慧可能——但是并非最高的智慧,学者便是其中的一种。这个整体的结构已经暗含了哲人是学者的判断标准,不过,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哲学和哲人,则是另一个主题,并非此处关注的要点。


“论学者”的开篇表明,扎拉图斯特拉曾经是学者:


我躺下入睡时,一只羊吃起我头上的常青藤花环——它且吃且说:“扎拉图斯特拉不再是学者了。”

言毕,它僵硬而骄傲地走开。一个孩子对我讲述了此事。


 羊和孩子都是比喻,传统上羊是基督教信众的比喻但这里更喻指现代民众。传统社会里,民众并不关心哲学,但是现代科学和学者则要建立民众对科学的信仰——这本身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与哲学启蒙。如果从学者与民主的关系来说,羊通过吞食扎拉图斯特拉头上的常春藤花环,已经发觉他不再是民主思想的支持者。这其实隐含了另一个判断标准:对于什么是学者,并非由学术品质本身所保证,而需要作为民众的羊的认可。但对向他讲述此事的孩子——扎拉图斯特拉可能的教育对象——来说,他却仍旧是学者,难道存在两种类型的学者吗?通观全章,这倒不难理解,扎拉图斯特拉已经告别了自己的现代学者生涯,行走于学者们的“头顶之上”。这似乎是尼采个人思想经历的转变,但更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扎拉图斯特拉以自己为例,暗示了从学者向更高之途的转变可能。如此一来,扎拉图斯特拉身披的“学者”身份,就更像一种专门针对学者中某些人的劝诱外衣。本章随后的内容都在强调扎拉图斯特拉与学者的差别,或者如他在言辞中所说,他已经从学者上升到不同的高度,那么,有志于上升的学者可以他为楷模。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可能成为扎拉图斯特拉,所以,扎拉图斯特拉首先强调个体的“意志”。“我的命运意欲如此”,“我的灵魂饥饿太久”,类似的说法表明,扎拉图斯特拉虽然曾经与学者同坐,但是他的灵魂、他的意志根本不满足这样的知识生活。而学者们求取知识的状况是:“他们受训求取知识,犹如敲开核桃,而我与他们不同。”学者之求知,是专业训练所致,而非他们内在的意志,而核桃更是与自己并无根本关联的可有可无之物。唯其如此,学者才能冷静客观地进行研究:


他们冷坐于清冷的阴影之中:在一切事物中都只想做旁观者,避免坐在太阳灼烧台阶之处。


这是一种冷静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却远离生活。尼采此处再次暗示了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的不要笑、不要哭,通过分析和活体解剖情绪而天真幼稚地主张毁灭情绪。(《善恶的彼岸》198节)


但太阳的比喻显然表明,这样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扎拉图斯特拉则与之相反:“我过于炽热,被自己的思想灼焦。”炽热并不意味着对错,而意味着其内在的思想意志之灼烧,意味着面对太阳的真理时的灼热。


因此,扎拉图斯特拉才是思考者,而学者们并没有彻底思考的能力。那么,他们栖身于学者之屋究竟在做什么呢?尼采用了三个比喻加以说明:“如同那些站在街边凝视行人的人们:他们也是如是等待,凝视他人思考过的思想”;“他们劳作如磨具和石舂:人们只需把其谷粒扔给他们!——他们知道把谷粒磨碎,从中制成白粉”;“尘土盈满的房屋”。


这三个比喻虽然本质上是一回事,但各自指涉不尽相同。“凝视”他人的思想所强调的,是斯宾诺莎式的非情绪的客观观察,但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观察者并没有进入思想本身;但学者之为学者务必有其劳作,他们的劳作就是磨碎别人的思想,“制成白粉”。由于旁观思想的原因,他们无法分清思想与非思想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只能够使用他们的“逻辑工具”,一如磨具和石舂,分析抛向他们的一切,这就意味着他们研究的对象已经从思想转变为任意东西,一切都可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柏拉图、河流或者某种城市的夜晚。但是,谁会向他们抛撒谷粒?当然不是思考的人,至少扎拉图斯特拉似乎没有这样的兴致,而是此处没有实际出现的主语,“他们的智慧常有一股气味,似乎产生于泥沼”——或许是平等的泥沼社会里的所有人,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所有人,或者“民主”之主。于是,他们将这一切视为研究咀嚼的对象,但这种研究只是扬起了灰尘或者白色面粉,在“尘土盈满的房屋”之内。房屋是狭小逼仄的意象,是学者们精神世界的象征,也是《快乐的科学》349节中“人的逼仄空间”,尤其是这个空间里弥漫着他们制造出的种种尘土。


表面上看,满屋的尘土似乎只是对混杂、幽暗、格局狭小的现代学术状态的描述,但很显然,逼仄空间里沸扬的尘土对于人的健康非常不利,在尼采口中,则近乎毒药:“我总见他们谨慎地准备毒药。”制造灰尘、面粉或者毒药,本质上或许是一回事:


他们的手指懂得一切穿线、编织和结网之举:他们如是织就了精神的袜子!

在小的机巧方面颇有才华,守候那些跛足而行的知识人——如蜘蛛一般守候。


理解这里的关键意象是毒药和蜘蛛。毒药之为毒药,是因为它毒害了更高知识的可能,而知识的片面(比如越发细化的学科划分)追求者,自然就是这些跛足而行的知识人——这或许是我们现代学者出发的必然起点,但是,学者们的毒药是捕获所有这样的知识人,其捕获方式即那些粉尘织就的“精神的袜子”。“袜子”暗示了这种知识品质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因此“论学者”一章总是出现上与下的对比。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为什么学者要以向下的知识品质取代向上的哲学追求?他们为什么或彻底抛弃哲学,或非常夸张地将这种向下的求取命名为哲学?这仍然与毒药和蜘蛛有关。毒药和蜘蛛联系在一起就是毒蜘蛛。这正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本卷第七章的标题——“论毒蜘蛛”,在这一章里,扎拉图斯特拉言辞似乎愈发激烈: 


你们这些平等的传道者,我以喻辞向你们如是言说,这会令你们的灵魂晕眩!在我,你们即是毒蜘蛛,是隐匿的复仇者!

但是,我意欲使你们的隐匿之所敞露于明光之下:所以,我以高处的笑当你们的面而笑。


尼采这里的说法直接而没有丝毫遮掩:“毒蜘蛛”是指宣说平等教诲的现代哲人,或者这些哲人教诲下的现代学者。其毒之所在,就在于复仇的渴望,他们的意志在于“我们意欲践行复仇,斥黜所有与我们不平等的人”。尼采将这种意志称为“平等意志”(Wille zur Gleichheit),正如前文所言,这显然是“权力意志”的一种类型。因此,学者知识碎片式的学术追求,其最深处,是一种来自自身意志的道德追求,平等意志“从此将自成为道德的名称”,而在尼采的哲学谱系里,最著名的道德毒蜘蛛就是卢梭。因此,“论学者”一章结尾明显暗示了学者与这种民主政治哲学的根本关联:“人并不平等:正义如此说道。”在“论毒蜘蛛”一章,尼采在“平等”上加了重点号,而在这句结尾里,尼采则强调了“不”。


能够对这种平等说“不”的,是超越了其学者阶段的扎拉图斯特拉。而在《善恶的彼岸》里,这种“不”要转向肯定的“是”:


真正的哲人是下命令者和立法者,他们说:“事情应该如此!”(211节)


哲人的使命不是追求客观知识,也不是否认客观知识,而是基于完整的视野指明方向。哲学必须超越于学术之上,哲人则必须超越学者,成为真正确定方向的人,“规定人的去向,人是什么,并且支配一切哲学工作者的预备工作”(同上)。这就关系到与人的本质相关的最根本问题的思考。


韦伯放弃了这个问题。表面看起来,尼采似乎无比严苛地指责学者的局限,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无论尼采还是扎拉图斯特拉,都曾经是学者。因此,尼采严苛的批评首先是一种自我批评。进一步说,“他本人曾经出于这些阶段……他本人曾经是批评家、怀疑论者……曾是诗人……‘自由精神’乃至于一切”(同上)。尼采列举了进入哲学之前的精神可能,唯独没有提到学者,这或许正是因为学者反而是朝向哲学最大的障碍之一。这种障碍植根于现代学者的本质:从其精神品性而言,他们斯宾诺莎式的权力意志令自己丧失了对真正哲学问题的关注。但这并不是最大的障碍。更大的障碍在于,他们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基于民主,并进一步为民主而辩护(《善恶的彼岸》,204节),民主政制的自由和平等品性将令学术更加繁荣,哲学愈加枯萎。


很不幸,我们也是学者。作为学者,我们阅读、分析尼采的批评,首先要指向的,或许应该是这种自我批评。尼采常常令笔者反躬自省:我所做的学术研究,究竟是尝试朝向真正的哲学问题,还是只不过在狭小的房屋内扬起灰尘——甚至连毒性都没有的灰尘?



作者简介


娄林,中山大学哲学博士,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CSSCI核心辑刊《经典与解释》主编。2014年和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优秀奖获得者。论著《必歌九德——品达第八首皮托凯歌释义》获2012年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天骅”学术奖。有《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幽暗的诱惑》、《尼采的教诲》、《古典政治哲学引论》等译作多部。



《向明而治》


娄林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

ISBN:978-7-5675-9161-5


(编辑: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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