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荐书 |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八卷）

『政治观念史稿』

沃格林（Eric Voegelin）著

卷一、卷七为全新译本，其余各卷均作大幅修订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用尤金·韦伯的话说，沃格林“将最复杂的哲学反思与最具洞察力的历史探询融为一体，把认知、理解、存在的开放性以及洞见的深度结合起来，并由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历史哲学家”。

代表作有《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秩序与历史》五卷本。

“沃格林集”出版说明刘小枫

沃格林（1901—1985）出生于德国古城科隆，小学时随家迁居奥地利，后来就读维也纳大学。虽然博士期间攻读的是政治学，沃格林喜欢的却是哲学和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心目中的偶像则是当时的学界思想泰斗韦伯。不过，沃格林虽荣幸做过凯尔森的助教，后来却成了自由主义最为深刻的批判者之一。

念博士时，沃格林就显得才华横溢，博士毕业即获洛克菲勒奖学金访学美国，回国后写下处女作《论美国精神的形式》（On the Form of the American Mind）。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沃格林流亡美国（1938年），数年后在美国巴吞鲁日市（Baton Rouge）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谋得教职（1942年）。

此前沃格林曾与一家出版公司签约，要为大学生撰写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简明教科书。但出版社和沃格林本人都没想到：本来约好写两百来页“简史”，沃格林却下笔千页。即便如此，他仍觉得没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要事说清楚。这个写作计划由于外在和内在原因最终废置，变成一堆“政治观念史稿”。

废置“史稿”的外在原因并不仅仅是“卷帙过大”，还因为沃格林的写法不合“学术规范”。当时（现在同样如此）的“学术规范”是：凡学问要讲究学科划分，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得分门别类地写。沃格林的“史稿”打破这种现代式学术藩篱，仅就这一点来说，这部“史稿”不仅对西方学界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依笔者陋见，在林林总总的各色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经后人整理的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最为宏富、最富启发性，剖析我们关切的问题，迄今无出其右者。

沃格林觉得，即便写大学生教科书，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政治观念史》的问题意识是：已经显露出种种凶相的现代性究竟怎么回事情，又是怎么来的？废置“史稿”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沃格林以政治思想史方式展开对现代性问题的探究时，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他决心推倒已经成形的“观念史”，从头来过。

起初，沃格林力图搞清楚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主导性观念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但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符号”而非“观念”与生活实在的关系更为根本。于是他另起炉灶，大量运用“史稿”已有材料，撰成后来成为其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以及其他重要文集。我们会感到奇怪，如今的《政治观念史稿》何以从“希腊化时期”开始，其实，此前的材料大多被用来撰写《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了。

沃格林启发我们：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而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正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契机之一。毕竟，这部被废置的近两千页“史稿”本身，就是沃格林亲身从头开始的见证。

1951年，沃格林应邀在芝加哥大学做讲座，次年，讲稿以“新政治科学”为题出版，成为沃格林思想成熟的标志。随后，沃格林全力撰写多卷本《秩序与历史》，时有其他专题文集问世。1958年，沃格林返回德国，执教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并创建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然而在战后的德语学界，沃格林的学问几乎没有留下影响痕迹，这着实令人费解。退休以后，沃格林再度赴美，继续撰写因各种事务而搁置的《秩序与历史》后两卷。

在思考世界文明的历史性危机方面，施特劳斯和沃格林无疑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在笔者看来，二人精深的哲思和广袤的视野，西方学界迄今无人能与比肩。

沃格林去世后，他的美国弟子着手编辑《沃格林集》，成34卷。除五卷本《秩序与历史》和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外，还有六卷《已刊文集》（Published Essays），以及其他自编文集和未刊文稿。沃格林学述将艰深的现象学思辨与广博的史学视野融为一炉，汉译殊为不易，译者极难寻觅。我们只能耐心等待胜任的译者，陆续择要迻译。

段保良 译

336页/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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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

第一卷《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时间线起于古希腊城邦解体，终于奥古斯丁，核心部分是使徒时期基督教的政治实践和早期教父的人间事业。

古希腊世界的“精神解体”开启了地中海和欧洲人自我理解的漫长过程，它见证了观念的出现和符号的转变，开启了西方文明向好或向坏的道路。

历史过程被体验为一种秩序之召唤的瓦解，人们必须在危机的另一边寻找解决办法。现代人的困境并非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而是早已上演，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启发。

叶颖 译344页/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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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第二卷《中世纪（至阿奎那）》首先勾勒出一个总体的时代框架，随后具体分析三个主要的具有整体性的符号（神圣罗马帝国、教会神秘体和基督王国）如何在中世纪早期大致维持均衡，以及主教叙任权之争逐渐打破这种均衡。本卷所讨论的各色人物充分展示了基督教与哲学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意蕴，以及13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圣托马斯•阿奎那如何致力让世俗力量与精神遗产实现平衡。作者扫除了以往的中世纪政治思想研究中的种种陈词滥调和泛泛之论，促使我们着眼于赋予中世纪以独特性的那些经验根基。

段保良 译

384页/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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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

第三卷《中世纪晚期》深入挖掘中世纪后期上演的一场“文明的分裂”——对神圣帝国的热望逐渐消退，超越与内在、教会与政治、神性与人性、信仰与理性开始分道扬镳。

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家都已经带有现代面目，他们无不诉诸个人权威和智识分析，以求理解作为一种权威理想的神圣帝国的消失。

与中世纪世界观在理论上的解体对应，西方宪政传统在政治实践领域开始形成，随之而来的是代表机构的存在与公共意识的增长之间的分歧。

孔新峰 译

448页/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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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第四卷《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详细考察了帝国－基督教统一性的崩溃，以及自主理性与教派反叛的崛起，即现代政治意识的两大滥觞——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马基雅维利和伊拉斯谟都希望凭靠一个强有力的贤良君主重塑秩序，莫尔则呼吁基督教的灵性，其“乌托邦”思想间接催生了深刻影响西方历史的多种观念。本卷通过深入研究宗教改革之前的政治和宗教情况，对宗教改革做出了全新阐释，并剖析了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关键人物的得失，对基督教宗派运动的研究，则构成了沃格林得出现代灵知主义及其影响之最终结论的历史背景。

霍伟岸 译

贺晴川 校

368页/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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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第五卷《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延续了上一卷关于“大混乱”的分析，通过16世纪的哲学和政治辩论剖析现代性的兴起。变化之势聚焦于未来的一个点：中世纪基督教对神造闭合宇宙的理解，正被一种显然属于现代形式的人类意识取代，那就是将人视为宇宙间意义的正当来源。本卷尤其重视博丹，将其视为地中海文明的代表，后基督教时代文明失序的泥潭中涌现出的真正的先知。除了君主制、正义战争理论和法哲学等传统主题，本卷还探究了占星学、宇宙论和数学问题。

谢华育 译

贺晴川 校

304页/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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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第六卷《革命与新科学》首先分析了波舒哀和伏尔泰之间持续数世纪之久的灵性与理性之争。“离经叛教”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基督教奥秘体被地域性的民族政治体取代，西方政治体在精神和智识上陷入分裂，越来越无法相互理解。维柯是一个例外，他把波舒哀的灵性洞见与伏尔泰的经验广度结合在一起，“在现代精神危机产生之前就诊断出”这场危机。维柯的《新科学》分析了“迷失方向者的肆心”以及相应的纠正方法，复兴了奥古斯丁开创的世俗历史和世俗历史的张力，并加入了批判性解释的维度。 李晋 马丽 译贺晴川 姚啸宇 校
473页/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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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第七卷《新秩序与最后的定向》开篇就为我们呈现出：智识和政治上的无序是17世纪欧洲政治图景的基本特征，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等人纷纷提出新的政治理论和人性论，以回应时代的危机。本卷对唯科学现象主义背后隐藏的智识困境的揭示，是对现代性最深刻的批判，而恢复现实性的努力，则在篇幅很长的“谢林”一章得到论述。谢林对观念的阐释，是“在危机纪元愈演愈烈的混乱中”致力于重新确立“一个稳固的定向点”。最后一章“尼采与帕斯卡” 再次考察现代性的开端及其最晚近的危机，以及克服现代性的努力。刘景联 译张培均 校
376页/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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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第八卷《危机和人的启示》呈现了传统意义来源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从自身内部寻觅新秩序之源的努力：危机出现的标志就是启蒙时代的到来。本卷把目光对准具有伟大心灵的个体，他们寻求从现时的分裂迈向未来的秩序召唤。亲历这场危机的孔德、巴枯宁等思想家深感需要一种新的精神迸发，并决心亲自弥合缺口，结果把人们推上人的启示这条道路。这场危机的普遍性并不限于醉心末世革命的狂热梦想，在相对温和的启蒙运动中亦可找到其回声。启蒙思想家致力于通过科学方法的应用实现进步，相信工具理性可以回答关于人的存在的终极问题，这种信念直到今天仍被很多人奉为圭臬。

延 伸 阅 读

（编辑：三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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