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阳 | “古今之争”与“古今一义”

编者按：本文原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启示与理性”栏目第22期导语），感谢贾冬阳博士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01

晚清以降，以“启蒙者”面目大举入华的“西学”，始终伴随着“被启蒙者”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被迫置于“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之下。但无论“救亡”还是“启蒙”，一个事实无可回避，即皆以“西方”为圭臬——要么照搬资本式的利用科学技术以“革面”，要么照搬种种意识形态以“洗心”，总之，凡西方皆真理：世界性、进步性、现代性。与此相对，中国皆本土性、落后性、传统性。[1] 不仅作为根本的“中体”启没了，如今甚至连做一个中国人都成了问题，百年漂泊，如无根的转蓬……

在萌萌看来，一百多年来，被西学笼罩的中国学术，颇有点类似一支“溃逃的军队”。只不过，如今方向有变，“溃逃”变成了“精神在押的尾随”，更难摆脱“胜利者”强力的震慑。萌萌因此有问：这支尾随的军队有停下来的“意志”和“能力”吗？[2] 尤其当我们“离开了西方的概念、范畴、逻辑、模式、甚至比喻、象征，我们几乎不能说话，既不能思维也不能表达”时，凭什么摆脱“尾随的命运”？

萌萌（1949–2006）

在为萌萌逝世三周年所作的纪念文章中，刘小枫教授这样写道：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出自土地深处的感觉，但我们这代人的土地感觉的确有些不同，因为我们来自的土地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耕耘……，对我们的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痉挛，我们必须做出反思。这是我们的命相和财富，学问的热情来自于此。问题在于，我们当凭靠何种哲学来反思，现代西方哲学是否能够承载我们的反思？[3]

这无异于告诉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学问方向、做何种品质的学问，既出乎生命热情，更关涉其来自土地深处的感觉。换言之，要想摆脱“胜利者”强力的震慑，首先要对我们立足其上的“土地”的“苦难”与“命运”有深彻的关切，没有这种土地感觉与问题关切，煌煌学术，很可能沦为附着在西方学术工业机体上的技术活儿……，但这只是必要条件。没有反思进而破除造成这一土地命运的种种“强力意识形态”的“能力”，所谓“意志”，不过一个无力的感叹。

刘小枫教授

在此意义上，重启“古今之争”的施特劳斯被引入中国，首先带给汉语学界的激发就在于，中国人洗心革面奋不顾身要接的现代西方文明的“轨”，本身就面临着重大的危机。[4] 如此接轨，无异于双重危机！毫无疑问，中国当然需要“现代化”，否则连说话的资格也没有。但盲目而热切地启蒙与接轨，又将给中国带来怎样更深重的危机与风险？除了西方式的“大而霸之”之路，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正是在此意义上，深入反省现代性危机、通盘认识西方文明之根底进而启“启蒙”之“蒙”，成为学界少数有心人自觉设置的严肃课题。

但值得思索的问题是：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危机”，是内在于古希腊文明中的“基因病”，还是仅仅肇端于16、17世纪古今政治哲学分道扬镳十字路口上的“流行病”？[5] 如施特劳斯所说，所谓“现代性危机”乃“现代政治哲学危机”的后果之一。倘若如此，那我们藉以检审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古典政治哲学，难道不正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母体？二者之间除了“断裂”与“争纷”，没有一点哲学之为哲学的“家族相似性”？质而言之，现代西方难道不是从古代西方开出来的？

02

近百年来，大声疾呼西方文明危机的有识之士，从布克哈特、尼采、斯宾格勒、海德格尔直迄施特劳斯，几乎都来自德语世界，几乎从未有英美哲人发此惊呼，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在《德国战后哲学的现存问题》一文中，施特劳斯开篇就挑明，“德国人智识的荣耀和政治的不幸”，都可以追溯到一个相同的原因，即“德国文明比西方文明年轻得多。”[6] 真是个奇怪的论断！德国不是西方的一部分吗？施特劳斯何以将“德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截然分开？二者内在的“差异”又是什么？施特劳斯告诉我们，“德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倾向于对文明、文明的传统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对现代文明大观念的激进批判”。[7] 所谓“现代文明大观念”，就是肇端于英法启蒙哲人的种种现代性构想。无论古希腊思想对德国哲学有怎样的影响，无论德国哲学尤其战后德国哲学对现代文明及其中坚现代科学的“激进批判”带来了怎样的思想与政治后果，施特劳斯的这一论断都启发我们思考，处于西方思想“边缘状态”的德国哲学，具有迥异于“英法启蒙哲学”——今天尤其是“英美科学哲学”——的哲学品质与思想取向，更值得汉语学界深入研究其利弊。那么，如今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的英美哲学具有怎样的取向？在张志扬教授看来——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主导思想，其特征是“一义僭政性”：其载体是“个人（单子）主义”，其哲学是“形而上学”、其思想是“意识形态”、其政治是“权力意志”、其手段是“技术理性”、其目的是“功利主义”。并以此强加于世。[8]
张志扬教授

用犹太人马克思的话一言以蔽之，

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窃真理之名；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攫权力之实。

从古希腊“善的功能性”（即“善的智能性”）、古希伯来“排他性一神论”滥觞，至今与“科学技术宇宙论物义论一脉相承。”[9]

倘若如此，这就意味着，犹太人施特劳斯所重启的“古今之争”乃是一场贯穿古今的“争纷”。换言之，“古今之争”绝非以“时间”或“世代”划界，而是以“思想”、“灵魂”和“政制”之类型划界。 [10] 正如西方思想史所证，启蒙现代性绝非仅只肇端于16、17世纪的英法启蒙哲学，而应该一直上溯至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端”与“新派智术师运动”。[11] 说到底，应该追溯到西方思想根底中一个特殊的显隐机制：“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与“虚无主义”的两极震荡。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表面上针锋相对，实际上恰是“一体两面”，相互绝非检审关系！因为“虚无主义”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独断”，如今更成为推动形而上学走上全面科学主义轨道的隐秘动力。真正对二者构成审断者，乃“知-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之思，奈何西方主导性思想与历史政治现实皆背古圣远矣……

普罗塔戈拉

03

基于此，在西方“帝国霸权”、“殖民主义”与“资本-技术”的多重“强力”笼罩下，汉语学界在检审“现代性危机”时，不能仅在“古今之争”视域内思考，更应在“中西之争”的思想-政治处境中强调西方主导性思想的“古今一义”性。换言之，只有对源自古希腊“自然理性”的整个西方思想提出特征性、类型性检省，知其限度所在并还原其“诸神”面目，才能在非人属物义论机器人第三型文明加速降临的“技术统治时代”更好地理解、应对西方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整体性风险。[12] 因此，只有把“中西之争”摆在与“古今之争”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位置上，才能在相互激荡、镜鉴与互补中更深切的理解并应对“现代性危机”以及日益“将人类连根拔起”的“技术统治时代”！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片面突出“中西之争”而缺乏“古今之争”视域，就无法深切洞悉西方文明内在的复杂性以及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在走向其现代形态过程中所面临的现代性挑战，遑论认识自己、想象未来；[13] 但更重要的是，看不到系于古天象学的中国文化与基于自然理性构造的西方文化（无论神学、哲学还是科学）在类型上的根本差异，[14] 中国文化就无法为“现代性危机”提供源自自身文化至深之根基的别开生面地思想力度与取向，作为不同文化类型之争的“中西之争”，亦将在“同一性的古典之道”想象中被裹挟进“古今之争”这一西方内部的思想范畴，[15]中国文化终究难逃“一爪落网，全身被缚”的附庸命运！难道非西方人只能随西方思想漂流而去，让加速降临的超人工智能收拾人性的残局？

一支尾随的军队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不知道。但我们时代来自土地深处的思想者，因其破掉了“西方诸意识形态”迷梦而开始走出西方，正如萌萌在《关于<玩偶之家>的采访》中所说——

今天已经到了“走回自身”，让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真正承担起复兴世界上最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责任。而且这责任自然也包含着用“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精神“为世界承担责任”。这个路还长得很。[16]

注释

[1] 参张志扬：《以身正史，以史正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页。

[2] 萌萌：《“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页。

[3] 刘小枫：《萌萌祭》，见萌萌学术工作室主编：《“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52页。

[4] 参施特劳斯：《我们时代的危机》，见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振、彭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

[5] 仅举一例，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二卷，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兄弟将忒拉叙马霍斯“丛林法则”式的“正义观”归因于整个古希腊传统诗教……

[6] 施特劳斯：《德国战后哲学的现存问题》，见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振、彭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66页。

[7] 施特劳斯：《德国战后哲学的现存问题》，见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振、彭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

[8] 张志扬：《西方主导思想的“一义僭政性”——在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发言》，未刊稿。

[9] 参张志扬：《讲演：谁来反省科学？》，见萌萌学术工作室编：《哲学、科学、神学诸意识形态》，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

[10] 参刘小枫：《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见刘小枫：《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11] 参程志敏：《古希腊哲学启蒙的现代性》，见萌萌学术工作室编：《哲学、科学、神学诸意识形态》，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79-180、182-184页。

[12] 参张志扬：《是同一与差异之争，还是其他？——评德法之争对形而上学奠基之裂隙的指涉》，《同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3] 参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三联书店，2006，页35。

[14] 张志扬教授如是区分中国、西方与犹太民族的文化类型：“圣言-德性”、“神言-神性”、“哲言-物性”。见张志扬：《顺受其正》，《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5] 参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6页。

[16] 萌萌：《关于<玩偶之家>的采访》，见张志扬编：《萌萌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34页。

延伸阅读

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

刘小枫 主编

424页，44.80元，2010年1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哲学、科学、神学诸意识形态

萌萌学术工作室 主编

352页，49.00元，2016年2月

三联书店

中西古今之争

甘阳 著

257页，30.00元，2012年1月

三联书店

作者简介

贾冬阳，吉林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欧陆哲学及中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启示与理性》学刊执行编委。

（编辑：知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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