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传》中的道德选择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格莱切尔（Jules Gleicher），李世祥译，选 刘小枫选编，李世祥、邱立波等译《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 古代编（下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本文在编辑时删去脚注，有兴趣者请查阅原书。
普鲁塔克《凯撒传》的主题就是一位政治英才的生平和性格，凯撒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在一个政治上业已腐败的社会中取得公共职位或行使政治权力——在《罗马十二帝王传》中，苏维托尼乌斯通常记录那些颇有争议的更为私人性的细节，而且往往都是丑闻。有些学政治学的学生，对于查阅浩如烟海的统计数据或掌握复杂的社会科学术语，既无天赋又没兴趣。对他们来说，这一文本作为一个案例研究反倒尤其具有指导性。
《凯撒传》按照主题分为五个长短不一的部分：前14节是凯撒的早期生涯；接下来的13节描述高卢战争；28节至56节主要是他与庞培为夺取统治权进行的争斗；57节至60节简要叙述他作为统治者规划的宏图和取得的成就；最后10节是导致凯撒遭到暗杀的缘由以及之后发生的事件。我讲解的重点放在文本的前几部分，尽管这样做多少有些比例失衡。
普鲁塔克
一
我并未描述出这些人的所有重大作为，甚至对一个行为的刻画也没有穷尽全部细节，只是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主体，不做详细解释。我写的是传记，不是历史……就像画家在画肖像时，可能会下功夫勾勒体现人物性格的面部和眼神，而对身体的其他部分则是一笔带过。因此请允许我全神贯注于这些人灵魂的标记，借此来描绘他们的生平。（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I.1－3，页225）
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化了的尤利乌斯》中，同样的材料大部分都未出现。这种空白造成的影响就是，凯撒的生平只能以他成功担任马其顿总督起笔，当时凯撒与亚历山大年龄相仿。另一个结果就是，把凯撒与神联系起来的神话解释，既没有给凯撒的传记添彩也没有造成什么伤害（比较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II－III.4，页225－229页；XXVII.5－7，页305；《庞培传》，LXVIII.2，页293）。后来还有一则轶事，说凯撒三十九岁时哀叹“亚历山大在这个年纪已经统治了如此多的臣民，而我却仍一事无成”。这说明凯撒在进行自我评价时，至少有时候会有意识地与亚历山大进行对比（《凯撒传》，XI.6，页469；比较《庞培传》，II.2，页119；XLVI.1，页233）。实际上，亚历山大离世的时候三十三岁，当然，亚历山大的优势在于他用不着拼命去夺取王位。
《凯撒传》以罗马共和国的非常时期开篇，公元前82年，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总揽一切事务”，成为终身独裁官（I.1，页443）。罗马的执政官通常每年选举一次，为最高的行政官员，他们与元老院和各种民众大会共享权力。与执政官相反，独裁官是一个临时官职，为处理万分紧急的情况而任命，如战争或叛乱。正如这个词的字面含义，独裁官的话就是法律。以前，独裁官的任期只限于引发该机制的动乱所持续的时间，动乱结束即终止或者最长是六个月。实际上，苏拉担任这一职位将近三年，最后突然辞职（《苏拉传》，XXXIV.3，页435）。在此之前，罗马人都小心翼翼地捍卫这一职位的临时性，现在则愿意拱手交出这一权力巨大的职位，不加任何时间限制。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共和国没落的真正开端（普鲁塔克，《苏拉传》，XXXIII，页431－433）。普鲁塔克在《凯撒传》中并没有用独裁官（dikator）一词称呼苏拉，而是把凯撒于公元前47年宣布担任一年的独裁官视为首创（《凯撒传》，LI.1，页563；《西塞罗传》，III.3，页86；比较《苏拉传》，XXXIII.1，页430；《庞培传》，IX.1，页134）。凯撒后来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反倒似乎成了一个从高潮向下的滑落（《凯撒传》，LVII.1，页575）。
凯撒
普鲁塔克说，苏拉把年轻的凯撒看作是国家的、至少是自己党派的危险，企图杀死他（《凯撒传》，I.3－4，页443）。凯撒到处躲藏，先是在罗马的郊区，后来又跑到小亚细亚比希尼亚（Bithynia）尼科墨德斯（Nicomedes）国王的宫廷里。在罗马郊区，凯撒被苏拉的军队抓获后，通过贿赂小队长又得以逃生，这让我们初步领略到罗马政府的腐败。（普鲁塔克并没有提到苏维托尼乌斯所说的流言――尼科墨德斯与凯撒有同性恋关系。难道是因为这件事与普鲁塔克的主旨不符？苏维托尼乌斯强调，凯撒在比希尼亚呆了很长时间，而普鲁塔克则说呆得“很短”。普鲁塔克这样写是不是对这种说法含蓄地表示反对？［《凯撒传》，I.8，页445；比较苏维托尼乌斯，II，页5；XLIX，页65－69］）在返回罗马的路上，凯撒被海盗虏获。（关于当时的海盗问题，见《庞培传》，XXIV－XXVIII，页173－187。）海盗把凯撒扣押了38天，他的追随者在此期间为他筹集赎金。为了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凯撒自愿把海盗最初提出的20塔伦特（talent）提高到50塔伦特。在囚禁期间，“海盗似乎不是在看守他，而成了御用保镖”。凯撒与他们一起进行体育锻炼，谈话时总带着优越感，甚至开玩笑威胁海盗说要处死他们（《凯撒传》，II.3，页445）。一经脱身，凯撒就迅速率领一支舰队抓获这些海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地方总督显然收受了贿赂，磨磨蹭蹭不处罚这些人。凯撒就想办法把他们从监狱里弄出来，钉死在十字架上。
精于算计、自以为是、行动迅捷、嗜血滥杀，凯撒政治生涯中的这些特点从一开始就表漏无疑。我们同样也看到，晚期罗马共和国无处不在的、必然的腐败，以及对不法行为的姑息。连一个意志坚定的富有年轻人，都能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凯撒在被俘期间的勇敢，是一个精心的策略（好让海盗知道他的价值不伤害他）还是鲁莽的虚张声势，我们对此不甚清楚。这种虚张声势，是源于凯撒认定自己生来就要干大事而不会受到什么伤害，还是因为他以为小心谨慎的生活并不值得过，我们对此也不得而知。在普鲁塔克的笔下，这一地区海盗的傲慢恶名昭彰，尤其是对罗马人。这样看来，年轻的凯撒这样做实在冒险（《庞培传》，XXIV.2－8，页173－177）。这也可能是第一次考验，凯撒通过这次经历发现，自己具备了在艰苦环境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胆识和残酷。
罗马帝国在共和时期的领土扩张
不过，凯撒还需要有其他条件：社会名气、政治权力基础和大量金钱。他接着就去师从罗得岛的阿波洛尼乌斯（Appollonius），掌握了修辞术。凯撒认为，对修辞的精通程度能够确保取得军事成功就够了，他并不想当一名演说家（同时代的西塞罗也是阿波洛尼乌斯的学生［《西塞罗传》，IV.5，页91］）。在苏拉死后，年已二十三岁的凯撒返回罗马，着手处决腐败的官员（借惩处腐败官员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并非只有古代才有），摆阔挥霍，慷慨好客，出资娱乐公众。通过这些举措，凯撒赢得了民众的青睐（《凯撒传》，IV.1－5，页449；V.8－9，页453）。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凯撒担任了各种各样的官职，这些职位都是罗马政治家传统上升迁的阶梯。凯撒还让公众重新认可了上一代领袖马略（Gaius Marius），而苏拉把马略定为公敌，从而掌控了奄奄一息的马略派（《凯撒传》，V.2－3，页451；VI.1－5，页453－455）。
公元前63年，喀提林阴谋败露，元老院立即要处死两名同谋者，而凯撒反对这样做，主张要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审判。（有关这件事的详细描述，见普鲁塔克，《西塞罗传》，X－XXIII，页105－141）。普鲁塔克的记述让我们瞬间体会到罗马政治已变得如何脆弱和可怕：
在元老院的议员们完全被说服后，执政官西塞罗要求每一位议员就如何惩处提出意见。其他人已经倒向西塞罗，要求处死这些人。这时凯撒站起来发表了一个精心准备的长篇演说，反对草率行刑。凯撒辩称，除非极其必要，在他看来，未经合法的审判，就把这些位高权重出身显赫的人处死，既不合乎传统，也不公正；应该把他们关押在西塞罗选定的罗马城市里，在对喀提林人的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后，元老院再选一个安定空闲的时间，就如何对每个人进行处罚投票。
这一见解非常人道，充满了感染力。不仅在凯撒之后发言的人表示支持，就是在他之前已经发言的许多人，也都收回了意见转而赞成他的看法。轮到加图和卡图卢斯（Catulus）讲话时，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加图强烈反对凯撒的建议，甚至依据凯撒的演说内容认为他有同谋的嫌疑。当时有许多年轻人当西塞罗的贴身护卫，凯撒离开元老院时，他们拔出剑聚过来对凯撒进行恐吓。库里奥（Curio）赶紧用长袍把凯撒罩住，扛起来跑了。年轻人看西塞罗脸色行事的时候，西塞罗摇了摇头，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对民众的担心，也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完全违背了法律与正义。（《凯撒传》，VII.7－VIII.3，页459－461）
几个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就像揉胶泥一样任意摆弄着这个伟大共和国的统治机构，它就如同软木塞一样，在不同的修辞浪潮中摇来摆去。凯撒借用另一位议员的袍子才得以脱身，没有受到攻击。如果不是危机四伏的话，这样的场面倒真是滑稽。普鲁塔克对民众（populus）并无好感。几天后，就加图演讲所造成的猜疑，凯撒在元老院里为自己辩护。有一群百姓担心他们目前爱戴的人受到伤害，就聚集在元老院周围高声叫嚷，要求释放凯撒。加图怕下等阶层揭竿而起，就劝说议员们投票给民众一个月的粮食津贴，尽管这将使国家开支增加750万德拉克马（drachmas）。这种对大众的贿赂，“及时粉碎和化解了凯撒力量中最强大的部分”（《凯撒传》，VIII.5－7，页461－463）。在这一插曲里没有英雄，贵族胆小怯懦，民众待价而沽，甚至像加图和西塞罗这样的共和国捍卫者，也难脱干系（见普鲁塔克，《西塞罗传》，XX.7，页133）。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与凯撒近乎是同时代人，与其曾祖父同名。后者是名气更大的监察官，伽太基不同戴天的仇敌。
次年，凯撒的妻子庞培娅（Pompeia）与一个放荡的贵族青年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在宗教节日里通奸未遂，被人发现。普鲁塔克写道，
凯撒立即与庞培娅离了婚。当应要求［在指控克洛狄乌斯渎神的审判上］作证时，凯撒却说对于克洛狄乌斯受到的指控，他一无所知。凯撒的话听起来令人感到奇怪，起诉人就问道，“那么，你为什么与妻子离婚？”凯撒回答说，“我认为我的妻子甚至都不应该受到这样的猜疑”。（《凯撒传》，X.8－9，页467）
关于这个桃色事件，最有意思的是三年后凯撒成为执政官，克洛狄乌斯当选为护民官，并在凯撒反对西塞罗的斗争中成为他最亲密的盟友（《凯撒传》，XIV.16－17，页477），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回味的譬喻。他们的关系从始至终是不是只有象征意义？（对于克洛狄乌斯活动更为全面的叙述，见《西塞罗传》，XXVIII－XXXV，页151－173；《庞培传》，XLVI.3－5，页233－235；XLVIII－XLIX，页239－247）。庞培娅是凯撒的第三任妻子，凯撒的每一次婚姻不是带来了财富，就是建立了政治人脉。普鲁塔克提到了凯撒的第二次婚姻，“科涅利娅（Cornelia）是泰那（Cinna）的女儿，当时泰那在罗马曾一度大权独揽”，而苏拉“通过许诺或威胁都没能说服凯撒不要娶科涅利娅，只能把她的嫁妆没收”（《凯撒传》，I.1，页443）。凯撒的第一任妻子科苏提娅（Cossutia）是一位富有的罗马贵族的女儿（普鲁塔克，1971，页453，注2）。庞培娅是庞培的远房亲戚。第四任妻子是卡尔普尼娅（Calpurnia），她的父亲皮索（Lucius
Calpurnius Piso）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担任总督时，皮索“无耻地把马其顿省劫掠一空”（普鲁塔克，1971，页621，编者注）。离婚使凯撒有条件建立另一个联盟。对有政治野心的人来说，性似乎从来就不“仅仅是性”。
前三巨头同盟
公元前63年，凯撒首次成为军事统帅，征讨西班牙。在共和国晚期，这是获得巨大财富和权力的入口。不过，为了迎合罗马民众，凯撒滥施慷慨，欠下了高额债务。他的债主不让其离开罗马，凯撒就“求助于罗马最富有的人，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克拉苏也需要凯撒的活力和激情来反对庞培”（《凯撒传》，XI.1，页469）。克拉苏和庞培是当时罗马最有权势的两个人，克拉苏把凯撒作为年轻的搭档来对付庞培，争取优势（比较《西塞罗传》，VIII.6，页103）。在他清偿了凯撒的债务或是为其做了担保后，凯撒启程前往西班牙。对克拉苏来说，这样做似乎没有什么风险。他也曾做过将军，知道指挥军队在一个省作战有的是发财机会。孤注一掷的凯撒会不会满足于当配角，克拉苏显然并未对此有所怀疑。为避免读者同克拉苏一样对凯撒的志向做出误判，普鲁塔克记述了这样一则轶事：
有人说，凯撒翻越阿尔卑斯山时路过一个野蛮人的村庄，只有很少的几户人家，景象凄凄惨惨。同行的人戏谑地笑着问他，“在这里是不是还能雄心勃勃地争夺职位，谋求最高权力，妒嫉猜疑有权势的人？”凯撒却一本正经地答道，“我宁可在这里当鸡头，也不愿在罗马作凤尾。”（《凯撒传》，XI.3－4，页469）
凯撒那时38或39岁，刚刚渡过一个人生命的中点。
二
这不是凯撒第一次到西班牙。六年前，他在这里担任过短期的财务官（quaestor），这个职位无疑使他能近距离地了解钱财如何在行省内流动运作。凯撒现在重返西班牙，身份是国务官（praetor），掌管军事和司法事务，负责维持治安解决纠纷。他利用这一权力，迅速“征服了以前对罗马不顺从的部族，……融洽了城市间的关系……平息了债主和债务人的争执”。在呆了一年（不超过两年）后，凯撒离开西班牙，其治理才干那时已是“闻名遐迩”，而且他还大捞了一把（《凯撒传》，XII，页469－471）。
普鲁塔克没有说明在行省做官如何能使人腰缠万贯，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暗示。将背叛或反抗的部族劫掠一空，无疑是一个办法，但普鲁塔克将读者注意力引向凯撒对债务纠纷的裁决：“凯撒颁布命令，债主有权收取债务人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二，债务人有权使用剩余的三分之一，直至债务偿清为止”（《凯撒传》，XII.3，页471）。这一解决方案初看似乎过于偏向债权人，但我们要知道，凯撒依仗武力还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一个极端就是取消债务，另一个极端就是将欠债的人卖为奴隶。这个办法能使债务人保持身体上的自由，保留相当一部分收入，最后完全偿清实现自立，让债务人在此期间有劳作的积极性。实际上，比较而言，这个方案仍算是宽宏大量的。反过来，债主不再那么费力地催讨，短时间内就会得到偿付。我们很容易想象，感激涕零的债主们稍经点拨，就会把第一年三分之二收益的一半（或者更多）交给国务官。国务官则用其中的一半（或更少）来安抚军队。实际上，凯撒把这些债主当作了他个人的收税员。
西班牙广场
传统政治阶梯中最高的一级就是执政官，凯撒从西班牙回来后就盯上这一职位。加图竭尽全力利用法律，阻止凯撒得到提名（比较《庞培传》，XLVIII.4，页241；LX.5，页275）。从这件事来看，加图像是共和派的先知。不过，通过在其先前的保护人克拉苏和庞培之间充当调解人，凯撒赢得了公众的支持，也赢得了执政官一职。庞培为表示善意将军队归由执政官凯撒指挥，普鲁塔克指出这一举动对于共和国来说是致命的。每个想进行专制统治的人，必走的一步都是推翻贵族统治，而现在这两个人都可以放手这样干，不用担心对方出来阻挠。一旦与凯撒爆发战事，庞培对贵族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就会对他的战略产生影响（《庞培传》，LXVII.1－2，页289）。依其抱负来看，凯撒似乎是一个小政治家族中最杰出的榜样。由于克拉苏死得早，庞培在战场上又技逊一筹或者说运气不佳，后代的君王们可能会称呼自己为克氏（Crasses）或庞氏（Pomps），而不是皇帝（Kaiser）或沙皇，“凯撒式的”（caesous）可能会作为一种道德指责来使用。有克拉苏和庞培在两侧支持，凯撒就从元老院上诉到民众大会，要求立法为民众提供补贴分配土地。他接着压制加图，放逐西塞罗，最终通过胁迫那些持异议的议员不出席会议，从而驯服了元老院（《凯撒传》，XIII－XIV，页471－477）。
普鲁塔克让读者特别注意这一临时联盟的一个特点，凯撒将他的女儿朱莉娅（Julia）许配给了庞培。作为补偿，让庞培的女儿嫁给了朱莉娅失望的未婚夫。凯撒自己则娶了卡尔普尼娅巩固其父皮索对他的支持。“通过女人就权力、军队和行省”达成交易，加图对这种做法的谴责颇有特色，他说这些婚姻联盟乱了辈份儿（《凯撒传》，XIV.8，页475）。庞培还曾将女儿嫁给过凯撒，这样双方都成了对方的老丈人。庞培的一个儿子还可能娶过凯撒的姊妹。苏维托尼乌斯说，朱莉娅几年后去世，为了维持与庞培的关系，凯撒提议自己与卡尔普尼娅离婚，然后娶庞培的女儿，而庞培则娶凯撒姐姐的孙女！苏维托尼乌斯还提到，庞培是有资格娶朱莉娅的，他因妻子穆基娅（Mucia）与凯撒有染而与之离婚（苏维托尼乌斯，XXVII.1，页37；L.1，页69；见普鲁塔克，《庞培传》，XLII.6－7，页225－227）。把自然辈份视同儿戏，就是对元老院的颠覆，元老院这一名称本身表明了依年纪来统治的自然主张。这并不是要否认壮年人与老年人结盟的诉求，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年人而言，也不是反对他们在辩辞中所提出的哲学论证（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4b30－1335b35）。普鲁塔克认为，凯撒和庞培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有问题（《庞培传》，XLIV.2－4，页229；XLVIII.5，页241；LIII.1－2，页253；LV.1－3，页261；《西塞罗传》，XLI，页187－189）。凯撒几年前为他的姑姑朱莉娅和妻子科涅利娅所做的颂辞，就已经反映出这种辈份上的混乱。普鲁塔克说，“古罗马人只把这种颂辞用于老年妇女的葬礼演说；把它用于年轻女人身上是不合规矩的”（《凯撒传》，V.4，页451）。普鲁塔克说凯撒在跨过卢比坎河前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与自己的母亲乱伦”（《凯撒传》，XXXII.9，页523）。这是不是与前面的一种呼应？
凯撒跨过卢比坎河
在庞培的支持下，凯撒指挥军队在高卢省阿尔卑斯山两侧进行了五年的征战。他后来又获得了五年的指挥权（《凯撒传》XIV.10，页475；XXI.6，页495）。普鲁塔克直白地说，高卢战役标志着凯撒“新的开始”，其卓越的军事成就使他从对手中脱颖而出（《凯撒传》，XV，页477－499）。这也暗示，至此为止，凯撒只是与罗马那些已有所成就或有野心的政治家旗鼓相当，难分高下。我们也就能够充分理解，距离权力顶峰只有一步之遥的克拉苏和庞培，为什么只把凯撒视为自己计划中可资利用的一个棋子。凯撒在当上执政官后仍想取得军队指挥权，这就表明对这些人来说，“顶峰”现在的含义不是传统的最高职位，而是专制。
普鲁塔克详细描述了高卢战争，而我们只需注意其中几点。凯撒军事指挥风格的标志就是勇敢和迅捷。凯撒撞上了对罗马权威一次又一次规模不等的反抗，这既可以说运气差，也可以说运气好。而他总能在时运不济的情况下迅速行动，令敌人措手不及，一次又一次地予以镇压。接二连三的成功带来的荣耀，通过战地演说鼓舞部队的能力，与士兵同甘共苦的意愿，这些因素使得凯撒多少有些虚弱的身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下属对他爱戴有加，高度忠诚（《凯撒传》，XVI－XVII，页479－485）。尽管对凯撒的野心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普鲁塔克对他的胆略、自制能力和作战技巧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普鲁塔克还记录下人类为这一成就付出的代价：攻占800个城池，降服300个部族，杀戮100万人，虏获100万人(《凯撒传》，XV.5，页479)。在后面的段落里，普鲁塔克把使17万人丧生的内战说成是一场浩劫，与此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凯撒传》，LV.5-6，页571)。
高卢战争中，辛格托里克斯向凯撒投降
公元前56年，凯撒驻扎在意大利北部的冬季兵营，这时高卢作战行动未满三年。凯撒的声望和财富扶摇直上，能够在卢卡(Luca)操控两百名议员，分配官职，在克拉苏和庞培之间充当调解人(《凯撒传》，XXI.3-6，页495)。克拉苏和庞培达成协议两人都担任执政官，而凯撒在高卢的指挥权则再延长五年。两个人可能仍然对凯撒估计不足，或者希望他在一次次大胆的进攻中一命呜乎。相反，连续不断的胜利使凯撒获得了不可战胜的名声。当凯撒返回罗马对付庞培时，对手的部队尽管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优势，这一声威却足以使之人心惶惶(《凯撒传》，XXXIII，页523-525)。
在高卢战争期间，凯撒的女儿朱莉娅和她刚出生的孩子死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克拉苏在安息(Parthia)的军事作战中丧生。庞培和凯撒的朋友们都“惶恐不安”，“他们觉得，能使这个动荡的国家保持和谐安定的纽带现已都荡然无存”(《凯撒传》，XXIII.6，页501)。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凯撒和庞培的联盟已经变得多么脆弱。两年后，“由于在罗马有一个联盟反对凯撒”，高卢领袖维根陶希克斯(Vergentorix)号召整个高卢投入战争(《凯撒传》，XXVI.1，页505)。到彻底征服高卢时，凯撒和庞培都已下决心除掉对方，而凯撒“从一开始”对此就有所预谋(《凯撒传》，XXVIII.1-3，页511；见《西塞罗传》，XX.6，页131)。
三
公元前49年，凯撒进军罗马，整个城市完全陷入政治腐败和派系争斗中：
各个官职的竞选人公开设立投票桌，厚颜无耻地贿赂大众。人们拿了钱后走进广场为他们的主子卖命，不是用选票，而是用弓箭、尖刀和弹弓。在彻底分裂酿成政治动乱前，人们常常使讲坛鲜血横流，尸体遍地。罗马就像一艘失去了舵手的大船，风雨飘摇。面对这样的境况，一些有见识的人就甘愿接受任何糟糕的结局，除了独裁。（《凯撒传》，XXVIII.4－5，页511－513）
加图“劝说元老院任命［庞培］为唯一执政官，用更为合法的君主制来安抚他，使之不要强行走向独裁”。西塞罗为使两位将军达成和解竭尽全力，提出让他们各自削减军队的数量（《凯撒传》，XXVIII.7，页513；XXXI.1－2，页519）。凯撒与庞培的支持者讨价还价，表面上寻找双方可以接受的条件，实际上却互不信任。庞培决心解除凯撒的武装，至少使之处于决定性的弱势（《凯撒传》，XXXI.1,2，页519）。凯撒表现得更乐于和解，提出双方都放下武器，暗地里却把大部分军队隐藏在阿尔卑斯山后，时机合适时再进行征召（《凯撒传》，XXX.1，页517；XXXII.1，页521）。庞培的支持者伦图鲁斯（Lentulus），大肆羞辱凯撒的党羽安东尼（Antony）和库里奥（Curio），把他们从元老院中赶了出来。两人不得不逃出罗马，凯撒当即调集手头的人马，越过卢比坎河。也就是说，凯撒无视现行法律的规定，率领行省的军队进军罗马，发动内战（《凯撒传》，XXXI.2－XXXII.8，页519－523）。
接下来的战事持续了四年，涉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场“内战”除了最初的几场小冲突外，战场都不在意大利境内。凯撒先是在西班牙打击庞培的将军们。公元前48年，在底耳哈琴（Dyrrhachium，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对付庞培，遭受平生少有的一次失败。在塞萨利（Thessaly），凯撒于法萨卢斯（Phasalus）一举击溃了庞培的部队。他又追击庞培到埃及。托勒密（Ptolemy）国王派人谋杀了庞培，希望借此讨好凯撒，结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却适得其反（《庞培传》，LXXVII－LXXX，页317－325；《凯撒传》，XLVIII.2－4，页555－557）。凯撒卷入了托勒密与他的姐姐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冲突。罗马的注意力，从内战转到了这个小亚细亚附庸国的大规模反叛，凯撒于公元前47年将其镇压。最后，凯撒料理收尾工作，除掉了跑到利比亚的庞培盟友――加图和西庇阿，以及庞培在西班牙的子孙。大部分的战事条件艰苦，令凯撒的士兵痛苦难耐，其中几次战役还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发起的。
普鲁塔克还记录了有关凯撒性格的几件轶事。他不止一次提到凯撒对失败的对手所表现出的仁慈（《凯撒传》，XXXIV.5－9，页527－529；XLVI.4，页553－555；XLVIII.3－4，页557）。凯撒表现得仁慈大度，可能是经过深密盘算的，特别是在内战初期。由于最终结果难以确定，他需要争取一切可能的支持。这一性格特点在高卢战争中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他的对手是野蛮人，而到内战后期，他收拾西庇阿和庞培的后人时同样如此。内战结束后，当凯撒让同胞为其胜利举行凯旋仪式时，罗马人愤怒了（《凯撒传》，LIII.7，页569；LIV，页569；LV.7－9，页573－575）。凯撒对埃及的染指同样也有多种解释：
有人说［埃及战争］是不必要的，是缘于凯撒对克利奥帕特拉的情欲……还有人将之归咎于国王［如托勒密］的同党，特别是宫廷里最有影响的宦官坡塞伊努斯（Potheinus）……阴谋陷害凯撒，冒犯了他，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埃及拖延向凯撒提供罗马军队急需的补贴（《凯撒传》，XLVIII.5－9，页557－559）。
这些事件使凯撒颇具深度和复杂性，也使人们容易从一个层面对他做出解读。
内战也暴露出凯撒正面形象中的一些缺陷。当他启程追赶庞培时，身经百战的部队开始抱怨战事频繁劳累过度，尽管牢骚持续的时间很短（《凯撒传》，XXXVII3－9，页533－535）。在底耳哈琴惨败后，凯撒出现了少有的也是短暂的自我怀疑和绝望（《凯撒传》，XXXIX.8－11，页539－541）。高卢辉煌给他在罗马带来的不可战胜的神话，我们不知道凯撒此时是不是还深信不疑？最后一仗，是在蒙达（Munda）打击庞培的后人，凯撒早期的热忱这时已演变为一种冷酷的决绝。赢得这次战斗“费了千辛万苦……凯撒在战斗结束后离开时对朋友说，他常常是为了胜利而战，而现在则是第一次为了性命而战”（《凯撒传》，LVI.3－4，页573）。凯撒那年55岁，在他生命的旅途里还有不到一年的时光。
四
内战结束，标志着凯撒政治生涯的另一重大转折。普鲁塔克认为，除了愿意接受堆在自己身上的诸多荣誉外，凯撒在最后一年的行为无可指责（《凯撒传》，LVII.2－4，页575）。追随者这样做是为了迎合奉承凯撒，而对手则是借此找到消灭他的借口，凯撒乐于接受这些荣誉对他而言是致命的。我们从其他资料了解到，在凯撒遇刺之前的两个半月里，元老院相继颁布法令：
凯撒为终身监察官；“国父”（Pater Patriae）的字样……及凯撒的头像印在硬币上，这是君主制的象征；通过举行公共献祭来庆祝凯撒的生日；他出生的那个月由昆提利斯（Quintillis）改名为“尤利乌斯”；当出席元老院会议时，凯撒应坐镶金的椅子披以前国王才披的长袍。［监察官一职声望很高，很大程度上是荣誉性的，通常由卸任的执政官担任。监察官每五年选一次，任期十八个月，主要职责是审查公民和议员的名单，就公共道德事宜颁布命令。］还有，凯撒过去和未来的法令都有约束力，上任的行政官员应宣誓不违反这些法令。凯撒本人神圣而不容亵渎，议员有保护其生命的义务。“最后他们公然把凯撒描述为尤利乌斯·朱庇特，下令建庙供奉他和他的仁慈，而且选安东尼为他们的祭司。”
普鲁塔克说凯撒无可指责，预示的是凯撒性格的转变，还是他所处环境的改变？关于凯撒对那些失败的对手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表现出的大度，普鲁塔克的记述同样含混，让人琢磨不透，凯撒在战争期间所表现出的仁慈，是不是出于个人的安排和算计（《凯撒传》，LVII.4－6，页575；LVIII.1，页577）。凯撒这种处事方式，是不是故意要一反苏拉三十五年前行使独裁权时的做法（比较《苏拉传》，XXXI－XXXII，页425－431）？普鲁塔克还谈到，在和平时期，即便没有实际的对手，凯撒也以同样的竞争精神去建功立业：
凯撒天生有一种进取精神，有充沛的精力享受经过千辛万苦取得的成果。他取得了诸多成功，仍没有改变这一个性，而是鼓励和刺激着凯撒为下一个成就努力，促使他规划更大的事业，迸发出获得更多荣誉的激情，尽管他已尽其所能，精疲力竭。凯撒感觉到的恰恰是正在与自己竞争，就好像凯撒是另外一个人似的。在凯撒身上，业已取得的丰功伟业与想要继续实现的目标相互撕打拉扯。（《凯撒传》，LVIII.4－5，页577）
普鲁塔克详细记述了凯撒的各次战役，却对最后一年独裁统治期间的活动言之甚少。除了改革历法外，其他提出的事情要么是规划或刚刚启动的项目，要么就是纪念凯撒功德的宏大建筑物。凯撒在此期间征服了安息人，对帝国进行巡视，实施大的公共工程，如挖运河、排沼泽、江河改道（《凯撒传》，LVIII.6－10，页577－579）。在跨过卢比坎河前，凯撒梦到与母亲乱伦，可不可以这样解释，他要以更为宏大的方式在大地母亲身上开犁耕种（《凯撒传》，XXXII.9，页523和注2）？普鲁塔克没有提及的诸多举措，还包括凯撒添补内战给元老院造成的空缺，将议员名额从600名增加到900名，从各行省选入新的议员；增加国务官、市政官（aedile）、财务官和祭司的数量；授予教师和医生以公民资格；下令记录和公布元老院和法院的日常活动；设立公共图书馆，为之收集希腊和拉丁书籍并分类；对外国手工业者征税，颁布严禁挥霍浪费的法令；部分取消债务，降低利率，将更多的钱投入流通（苏维托尼乌斯，XLI－XLIV，页57－63）。另一方面，凯撒并没有设立全新的职位，倒是组建了一个类似于内阁或顾问委员会的机构。改革冲击了有些人或给其造成不便，这个组织能够发挥缓冲作用，承担他们产生的愤怒和憎恨。
关于历法改革，人们感到无可奈何的一个真正问题就是阴历与阳历不同步，而普鲁塔克把最佳的解决方案归功于凯撒（《凯撒传》，LIX，页579－581）。他还提到凯撒借此从祭司手中夺得了历法的控制权。这些人以前时不时随意地在日历中插入一天或一个月。我们不难想象，这种行为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何种影响，如延长官职的任期或清偿债务的期限以及宗教活动的具体日期。凯撒留给祭司的就只是礼仪性的职能，如在选定的时间宣告祭祀庆典和节日。经过改革祭司团为元老院进行的活动，凯撒将他们从决策组织降为审核和执行机构。
普鲁塔克对有关凯撒遭到暗杀的事件做了过度解释，说的都是些怪梦与凶兆（《凯撒传》，LXIII.页589－593；LXVI.1－3，页595－597）。不过，普鲁塔克可能对这些事情非常重视，说有几个人知道了或非常怀疑阴谋的存在，包括凯撒自己在内（《凯撒传》，LXIV.6，页595；LXV，页595；LXII.9－10，页589；LXIII，7，11，页591，593）。从另一个角度讲，凯撒选择了一个危险的职业，暗杀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这样，凯撒在做事时就有很强的命定观念，就像他年轻时落到海盗手中时一样。
正式的说法是，凯撒遭到暗杀是由于他对“王权的热情”（更恰当地说，是“王位”［basileias］），这使他受到了“最公开也最致命的憎恨”（《凯撒传》，LX.1，页581）。还有其他不那么明显的原因，如私人嫉恨或野心。至少，王位问题不过是借名分找碴儿的一个遁辞，因为罗马人已经默许凯撒为终身独裁官，甚至已经同意在意大利之外的各行省宣布他为皇帝（《凯撒传》，LVII.1，页575；LXIV.3，页593）。凯撒似乎不想建立一个王朝（这是合法王权的标志），而是宁愿让马略·布鲁图（Marcus Brutus）作他的继任者（《凯撒传》，LXII.6，页587）。与苏维托尼乌斯不同，普鲁塔克没有暗示布鲁图是凯撒的私生子，只是谈到了布鲁图的血统和凯撒对他的感情（《凯撒传》，LXII.1－5，页587；比较，苏维托尼乌斯，L.2，页69；LXXXII.2，页111）。普鲁塔克也没有提到凯撒拟定签发的一个法令，该法令“使凯撒有权娶任何他喜欢的女人，而且他愿娶多少就娶多少，‘其目的是生养子嗣’”（苏维托尼乌斯，LII.3，页71－73）。对于在此期间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性生活，普鲁塔克则没有像处理凯撒时那样缄默不语，而是以或赞许或批评的态度加以评述（比较《庞培传》，II.2－5，页119－121；XXXVI.2－6，页211－213；XLVIII.4－5，页241；LIII.1－4，页253－255；《克拉苏传》，I，页315；V，页325－327；《苏拉传》，II.3－4，页329；XXXV.3－XXXVI.1，页437－439）。普鲁塔克清楚地表明，凯撒想要皇帝这一名号，而罗马人则不愿授予他。据记载，民众借机会两次把凯撒称为皇帝，凯撒对此都感到恼怒，不过这种情况并未一直持续下去（《凯撒传》，LX.3，页583；LXI.5－10，页585－587）。正如耶稣不是基督徒，凯撒一词还限定在公认的范围内，代指一个人，到后来才成为君王的代称。
凯撒遇刺
在凯撒遭到暗杀后，民众最初对他的死感到悲伤，但布鲁图的辩护似乎也让他们满意：
第二天，布鲁图到民众中做了一次演说。人们听完后既没有对发生的事情表示愤怒，也没有表示赞成，而是长时间沉默不语。他们同情凯撒，他们敬佩布鲁图。元老院也尽力实施大赦，进行和解，投票给予凯撒神圣的荣誉，而且对凯撒在位时通过的政令保持不变，哪怕是最没有意义的举措。元老院还把布鲁图及其同党分配到各行省并授予适当的荣誉，这样，大家都以为事情以最好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凯撒传》，LXVII.7－9，页601－603）
凯撒的遗嘱得到公布，披露出他留给每位罗马公民的遗产数额，他伤痕累累的尸体也被展示。之后，民众才为凯撒采取行动，报复那些刺客（《凯撒传》，LXVIII.1－2，页603）。无论政制问题对于凯撒一方或布鲁图及同党一方如何重要，长期以来，罗马人业已成为卑鄙的贿赂与操纵的对象，最终在金钱和情绪冲动的怂恿下闹腾起来。相反，苏维托尼乌斯说，宣读凯撒遗嘱是在安东尼房中进行的私人事件，认为民众的激愤纯属偶然，甚至可以解释为神的干预（LXXXIII－LXXXIV，页113－115）。另一个极端就是，莎士比亚精彩地用安东尼的葬礼演说来发挥诗人自己的技艺，把它说成是重大事件（《尤利乌斯·凯撒》）。对于凯撒的实际成就，普鲁塔克的结论是，“他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权力与统治竟有如此大的风险，最终虽勉力得手”，“却只落得空名，并未享受到真正的果实，他获得的荣耀唤醒了同胞内心的妒嫉与渴望”（《凯撒传》，LXIX.1，页605）。
为了使课讲得清楚明了，我们作为政治学的老师，怀疑还有其他学科的老师偶而会劝诫自己要“简化、简化、再简化”。普鲁塔克的《凯撒传》将这一忠告牢记于心，按照一条简单的轨迹来安排凯撒生平的关键点。凯撒虽是一个重要人物，普鲁塔克却没有对其复杂性进行详查，而是把所有的重大行动都归之于一个简单的重大道德选择的外在表现。凯撒恰逢其时其世，将这种选择变为一种定数。莎士比亚笔下的凯撒宣称，“我现在不过告诉你哪一种人是可怕的，并不是说我惧怕他们，因为我永远是凯撒（[译注]朱生豪译文）”。普鲁塔克以他的方式对此做了恰当的呼应（《尤利乌斯·凯撒》，I.ii.208－209）。
● 西塞罗如何捍卫罗马共和国 ● 《罗马盛衰原因论》导读 ● 李世祥 | 马基雅维利的转向
● 色诺芬的领导观中的虔敬 ● 史应勇 |《经学历史》中的经学家偏见 ● 颜荻 | 《酒神的伴侣》对“酒神入侵希腊”事件的文学解释
● 徐戬 | 形上之道与文质之辨 ——评刘小枫的《海德格尔与中国》
● 壹卷 • 十月书讯 | “经典与解释”论丛系列推新啦！ ● 新书丨《普鲁塔克与罗马政治》 ● “经典与解释”新刊 | 《罗马的建国叙述》
● 新书 | 《挑战戈尔戈：柏拉图〈高尔吉亚〉解读文集（李致远 编）
（编辑：天义）
欢迎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相关人士联系本公众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