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 | 古典传统与文明国家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通识教育评论》2019年第1期，感谢任军锋教授和“理论与历史”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

古典传统与文明国家

 ——读卡尔·理查德《古典传统在美国》[1]

美利坚国家的历史不足三百年，美利坚文明的历史却纵贯三千年。美利坚国家既是政治国家，也是文明国家。

在西方文明大传统中，北美的“发现”和殖民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对基督教传统来说，如果说欧洲宗教改革以及之后的清教革命意味着基督教内部自我蜕变、走出中世纪的艰苦努力，那么北美大陆则为新生力量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沃土。在北美，新生的基督教传统与近代启蒙精神以及文艺复兴所倡导的古典主义找到了共存共生的可能。

从“五月花”号到北美独立战争，西方文明大传统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得以浴火重生，大西洋非但未将西方文明自身的连续性斩为两截，反而使其得以返本开新，获得新生的强大动能。

从民情经验到政体架构，美利坚国家以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经验为基础，集欧洲三千年政治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之大成：古希腊哲学、罗马政治理论、基督教神学、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被创造性地转化为美利坚国家的立国实践。美利坚国家最重要的立国文献《联邦论》（《联邦党人文集》）称得上一部融汇西方古今政治史（经验）和政治思想史（理论）于一炉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其中85篇政论中有10篇直接讨论古今缔造政治秩序的正、反经验。

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基督教神正论、近代契约国家论，都在美利坚的缔造过程中得到系统总结和反思：公民德行、立法者的技艺、“新罗马”、“新以色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自然法和自然神祗、山巅之城、特选民……文明与国家相互支撑，西方文明在美利坚国家这一政治“母体”上找到了现实依托，美利坚国家的缔造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诞生，更是一个文明的新生，美利坚人也以西方文明的代言者自期自居，美国也成为一个典型的文明国家。

美利坚国家与西方文明

   一  

对于一个文明国家来说，寻找属于自己的古典传统，在其中开掘面向未来的源头活水，必然是这样的国家实现自立、自尊、自强的关键。

美国学者卡尔·理查德（Carl J. Richard）《古典传统在美国》（The Golden Age of the Classics in America: Greece, Rome and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2009）旨在呈现美利坚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积极努力。

《古典传统在美国》

“复旦通识丛书”将其纳入“译介系列”第一种，不仅在于该书论题直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美国乃至西方文明，在更深层次上，该书可以作为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借镜”，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政治等时代性议题有着深切的启迪意义。

研究古典传统在美国的创造性转化，本书作者理查德可谓贡献良多。除了本书之外，作者在该领域的其它著述包括：《立国者与古典：希腊、罗马与美利坚启蒙》（The Founders and the Classics: Greece, Rome, and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1995）、《改变世界的十二位希腊罗马人》（The Twelve Greeks and Romans Who Changed the World，2003）、《为美国精神而战：美利坚国家思想简史》（The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A Brief History of a Nation’s Thought，2006）、《希腊罗马天才：古代人如何启发了国父们》（Greeks & Romans Bearing Gifts: How Ancients Inspired the Founding Fathers, 2009）、《为什么我们都是罗马人：罗马对西方世界的贡献》（Why We’re All Romans: the Roman Contribution to the Western World，2011）以及晚近推出的《立国者与圣经》（The Founders and the Bible，2017）等等。

《古典传统在美国》原书主标题《古典在美国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the Classics in America），这里的“黄金时代”是针对迈耶·莱因霍尔德（Meyer Reinhold）《古典美利坚：合众国的希腊罗马传统》（Classica Americana: The Greek and Roman Heritage in the United States，2002）一书的，莱因霍尔德借用古典历史观，认为美国立国一代称得上古典传统在美国的“黄金时代”，而之后至南北战争前夕，古典传统呈现衰落之势，可称之为“白银时代”。

这一衰落论的历史时间观背后的“潜台词”便是：美国人与西方古典传统渐行渐远，立国一代用“笔杆子”代替“枪杆子”，通过源自古典传统的立法科学和立法技艺消除分歧，缔造国家，通过大妥协在美利坚人内部确立和平与秩序。然而立国之后不到百年，围绕奴隶制的存废、地区分野、党派立场，南北两大集团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战争撕裂了美国，南部沦为废墟，大量生命和财产化为灰烬。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

莱因霍尔德的这一历史时间观所折射的正是他对美国开国百年史的现实关切。但在本书作者理查德看来，莱氏的历史观应该颠倒过来才更具说服力：事实上，立国一代只能是古典传统在美国的“白银时代”，而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的年代才称得上古典传统的“黄金时代”。此时，古典知识不再局限于新英格兰贵族精英的小圈子，而是随着学校教育的不断普及，中产阶级开始对古典文学有了广泛的涉猎，古典知识被内化为他们观察理解现实问题的智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作者原著主标题中突出“黄金时代”的动机所在。

在该书“前言”中，作者这样写道：

事实上，至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各地的人们仍然像建国者们一样利用古典文学，将之作为各种象征符号、知识与思想的首要来源。同父辈一样，南北战争前夕的美国人利用古典元素来进行交流，以期打动对方，说服他人。
他们继续从古典传统中寻找个人行为、社会活动以及政府形式的楷模与反面典型。他们坚持将古典文学研究视作培养德行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将他们喜爱的古代作家视为良师益友。他们依旧执着于揭示古典文学中那些与自由为敌的阴谋。同父辈一样，他们从古典文献中获得了一种认同感与决心，这种意识将他们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仿佛与祖先们身处同一战壕。他们不断地从古代诗人与政治理论家们的作品中获取鼓吹乡村与农业生活方式的田园牧歌。他们不断称颂古典作家与艺术家们所展现出来的简朴、道德规范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
总之，古典传统继续为美国人提供了一套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就连实用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道德理论家及宗教人士对古典文学的批评，也同样未能打破古典文学对美国教育体系的实际垄断。[2]

《古典传统在美国》在充分掌握时人言论的基础上，对古典传统在上述诸问题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讨论。

   二   

古典知识的传承首先得益于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遍布美国各地的文法学校、文理学院以及高等院校，其模式从欧洲移植而来，并在北美得到了巩固和延续。

殖民地时期的文法学校一度坚持认为“文法”只能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法，直至独立战争后，他们才开始学习英语。1823年由约瑟夫·考斯韦尔（Joseph Cogswell）和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创办的马萨诸塞北安普顿圆山学校，以高强度的古典语言训练和高标准的古典文学课程享有盛誉。在古典教育方面享有盛名的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在佐治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寄宿制学校，古典学课程被作为学生们的必修课。许多新成立的女子学院也对学生进行古典语言训练。

据统计，1810-1870年间，美国半数以上的女子学院教授古典语言。19世纪50年代，以费城为代表的一些北方城市学校开始向黑人学生提供古典文学教育。在巴尔的摩，专门为黑人青年开办的威廉·沃特金斯学院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训练。

从殖民地时期到南北战争前夕，美国高等院校入学标准中有明确的对申请者的古典学术方面的要求，这一时期新成立的173所高校几乎都要求新生熟练掌握多门古典语言。在高等院校的课程体系中，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成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必修课，东部的诸如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卫斯理、哥伦比亚，西部的诸如阿勒根尼学院、俄亥俄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汉诺威学院、普渡大学，古典学课程在校园里享有绝对的学术上的权威，而选择非古典文学的学生往往被视为智力不足或者没啥出息。

古典教育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备受推崇，在客观上推动了古典文法书籍、读本、作品集的出版以及古典语言词典的编纂。至此，从学科建制、课程设置再到教学方法，美国初步具备了属于自己的古典教育，古典传统被真正嵌入美国的教育系统，年轻一代得以体认到古人的德行，古典精神的高贵，摆脱自身的偏见以及盲目的自负。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商业主义以及因之而起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不断增强，学院里的古典教育开始遭遇质疑，其在学科建制中的地位也遭到冲击，具体表现为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课程开始遭到挤压，有人提议压缩古典教育的份额，代之以更为实用的课程，另有人建议将原来属于必修范围的古典课程改为选修。提议者的理由倒不一定是反对古典教育本身，他们更多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古典教育占据那么多比重是否值得。

1828年，一篇题为“古典研究”、署名“一位现代人”的文章正是上述倾向的集中体现，文章作者这样写道：

如今，知识宝藏并不像以往那样被封锁在远古时代的隐秘语言里，而是以我们的母语为载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科学中的深奥理论，诗歌中崇高而优美的思想——所有这些为我们生存所必需的有用知识，或者能带给人们愉悦、帮助我们卸下生活重担的知识……对我们来讲，如数家珍……因而，在受教育者意识尚未定型阶段，就不要把生命浪费在那些学完即被丢弃一旁的无用的语言上了吧，要是能把这些时间用来学习自己的母语该多好、多有用啊……我们时常发现，一些年轻人虽然上过大学，但是他们非但不懂得最基本的英语，甚至连一些最常用的词汇也拼读不出来……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孩子们很早便进入实业界，我们理应让他们把心思放在最有益于他们追求自己事业的内容上面。[3]

1830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和哲学教授亨利·维撒克（Henry Vethake）认为，知识进步如此迅速，大多数古代知识均已进入现代语言，在大学短短的几年里，年轻人更希望尽快掌握更多有用的知识技能，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对他们的需求，要求年轻人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古典语言，看不出有多少价值，况且，通识性的古典教育难以帮助学生适应社会对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

通常来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并未精通任何一个知识领域，这样，他既不能对其同胞产生实际帮助，又无法显著推动发明与发现的巨大进步。那么，我们的教育重点或许应当是让我们的教育机构设法遏制这种普遍的弊端，而不是像某些机构那样，教育人们对什么事情都略知一二，从而助长了这种弊端。[4]

平心而论，上述主张与其说是对古典教育攻击，还不如说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教养教育与技能教育之间日趋凸显的矛盾使然。

对古典教育的质疑不仅来自学院内部，美国政界也开始有动作。1827年，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牵头，要求耶鲁大学废除入学资格中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要求，代之以现代语言考核。

耶鲁大学（内景）

对此，耶鲁大学成立专门委员会，对本校课程结构改革进行可行性研究。第二年，由耶鲁大学校长、数学及自然哲学教授杰里米·戴伊（Jeremiah Day）和古典学教授埃米斯·金斯利（Ames Luce Kingsley）共同执笔的《耶鲁报告》（Yale Report）发布，报告以质问的口吻写道：

除了作为谋生手段之外，人的工作就没有其它目标了吗？他难道没有责任为他的同胞、为他的国家做点儿贡献吗？要有所贡献，难道不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吗？
……
如果他们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具有大局观、开明意识，变得可靠且具有风度，岂不更好？那样的话，他们将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而不只是普通的有产者；不会把自己的财富贮藏起来，或挥霍在毫无意义的铺张浪费上；他们将能够运用自己的学识来为社会添砖加瓦，跻身社会名流，让他们的财富不仅为自己带来光荣，更可惠及整个国家。
我们的人民做事积极、有进取心，因而我们必须运用良好的智慧，通过深思熟虑及早期训练来加以引导，使他们的旺盛精力发挥到正确的地方，这一点极其重要。人们做事的冲动越强烈，就越是需要明智而娴熟的引导……既然自由政府给予人们拓展与运用才智的充分自由，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是自由与广阔的。
……
我们国家政府与各个机构的管理者天资聪颖，他们比其他国家的管理者更加重视，也更严苛地要求人们勤奋、透彻地研究古典学问，培育古典文学素养……交到年轻学生手中的古代文学典范，必定会使他们习得自由原则，激发最强烈的爱国热忱，激励他做出高尚而慷慨的举动，因而古典教育特别适合美国年轻人。
……
问题在于，哪些科目能提供最好的精神文化，引导学生对我们自己的文学产生最透彻的理解，为他们的专业研究奠定最坚实的基础？在这方面，古代语言具有明显的优势……那些精通古典文学，同时熟练掌握除英语之外的某种现代欧洲语言的学生，发现自己最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新优势……古代文学已深深地嵌入在整个现代文学体系中，难以被轻易地搁置一旁。

该报告最后结论指出，古典教育是保证耶鲁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放弃入学资格方面的要求，将使耶鲁的教育质量大打折扣，而耶鲁非但不会做出让步，反而会进一步强化，“这些入学条款还可以适当地逐步提高，最终将大学规章当前所规定的内容之外的更多要求作为入学条件，尤其是在古典文学领域”。[5]

《耶鲁报告》是19世纪前半叶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文件，它在客观上确保了古典教育在美国高等院校的重要地位。

《耶鲁报告》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哈佛大学大幅提高了新生招生考核中的古典文学内容，哈佛大学校长约舒亚·昆西（Josiah Quincy）认为，古典文学为学生们提供了某种普遍而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将来从事任何领域的工作都将会游刃有余。

西储学院（Western Reserve）和伊利诺伊学院（Illinois College）都宣称自己是“西部的耶鲁”，并以耶鲁的教育理念为办学典范。号称威斯康星州边陲地区第一序列的贝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甚至充满自豪地宣称自己拥有一套“完全按照耶鲁计划拟定”的古典学课程体系。杰里迈亚·戴伊的儿子是加利福尼亚学院的理事，为了确保古典语言在学院教学中的地位，他取消了该学院对西班牙语的要求，同时降低了对法语的要求。[6]

   三   

古典教学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溢出”为人们的精神共识，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尊重和推崇。从具有深厚家学渊源的大家族、社会名流，到广大中产阶级，古典教养成为人们寻求自我提升的重要资源。

著名的亚当斯家族就是古典文学传承的典范，约翰·亚当斯在自己的大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这样写道：

像他拥有如此丰富知识的年轻人很少见。他已经翻译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苏埃托尼乌斯的著作、萨路斯特的全部作品、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以及《编年史》中的好几卷、贺拉斯的大部分诗作、奥维德的部分作品、恺撒的部分战纪等等，此外还有西塞罗演讲辞数种……他在希腊语方面的长进非比寻常。他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卢奇安的《对话录》、色诺芬的《赫拉克勒斯》等也有所涉猎，近来又阅读了荷马的《伊利亚特》数卷。[7]

1809年，在赴任美国驻俄罗斯首任公使途中，约翰·昆西·亚当斯随身携带的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他曾写道，柏拉图《克里同篇》为“崇高的德行”做了注脚。关于《苏格拉底申辩篇》，亚当斯这样写道：“苏格拉底温和的言谈举止、对原则始终不渝的坚持、他的嬉笑怒骂、他意气风发而纯洁的学说，全都透着一股神性。”

在1819年就任美国国务卿前夕，约翰·昆西·亚当斯购买了西塞罗与塔西佗的作品。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对于我而言，每天抽两小时来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实在是太奢侈了，但若手头没有西塞罗或塔西佗的书，无异于砍掉了我的一条臂膀。”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眼里，维吉尔的《农事诗》称得上“人类思想所能创造的最完美篇章”，他的作品可谓超凡脱俗，其中的某些段落始终是“2000年来一份别样的愉悦”，能“使人始终沐浴着和谐氛围，感受到心灵的美好”。[8]

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

此外，诸如政坛要人约翰·卡尔霍恩、亨利·克莱，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等等，在他们眼里，古典文教完全可以作为反思当下的“借镜”。

随着古典文教的普及，古典知识的广泛传播，政治家的公开演说中往往渗透着古典传统的意像。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与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那篇著名的国葬演说遥相呼应，内战期间的美利坚与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的巨变形成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共振”。

从修昔底德柏拉图以降直至美利坚立国者，雅典民主屡遭诟病，该体制往往被等同于暴民统治，被认为是导致雅典帝国覆灭的罪魁。但在杰克逊时代，雅典式民主开始受到推崇，甚至有人将其与美国式民主联系起来，认为民主政府是激发所有人才干、孕育宏图伟业的基石，雅典社会开放包容、平等待人，帝国事业虽然中途折戟沉沙，雅典民主却是生机活力的典范，雅典因此一度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人的脑海里，如果说希腊是自由的沃土，那么罗马则是秩序的典范，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是以一部充满德行和荣耀的历史，共和国成为英雄们展示其男子气概的舞台。乔治·华盛顿被称为“美国的辛辛纳图斯”，约翰·卡尔霍恩被人们比作西塞罗、加图、狄摩西尼……

内战前夕，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联邦，卡尔霍恩在罗马史家波利比阿混合政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国版的混合政体主张，借以防止北方多数派的“暴政”，保护南方少数派的权利。他将早期罗马共和国作为混合政体的最杰出范例，赞扬贵族与平民的妥协消弭了撤离运动可能导致的共和国的分裂：

此举缓和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协调了各方利益，将各方融合为一个整体，用对国家的忠诚取代对某个特定阶层的忠诚，在危机时刻，能够汇聚起大家的力量与能力，激发大家的聪明才智与爱国精神，让罗马的名字如雷贯耳，将她的威望与统治尽可能扩及当时已知的世界，使其法律与制度的影响力绵延至今。[9]

罗马平民的撤离运动与当时南方威胁退出联邦有着惊人的相似，为此，卡尔霍恩建议美国模仿罗马共和国设立两名执政官的做法，通过普选产生两名民众领袖即总统。

   四   

通过古典文教涵养现代公民，在内战前的美国人看来，古典传统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是现代社会维护其健康肌体免受腐蚀所不可或缺的“解毒剂”，传统与现代，在美利坚人那里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平衡，相得益彰。

对传统保持敬畏，对现代保持审慎，他们既务实，又充满理想，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商业民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尊重传统，无论是基督教传统还是古典传统；他们从这些有神论传统及人文传统中看到了缓和自身功利主义与物质主义倾向的重要方式。同建国时期的美国人相似，南北战争前夕的多数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应该只学习“有用的”知识，只是他们对于什么是有用的定义更为广泛。[10]

从古典传统到基督教，美利坚民族在赓续传统的同时，从不固守传统，而是力图超越传统，而超越的前提在于对古典文教的持守和创造性转化。

在立国之初至内战前夕几代美利坚人眼里，作为文明国家的美利坚国家的事业既是“美利坚人的”事业，更是人类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新篇章，“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扩张式的共和国，它曾经是雅典人和罗马人的事业，这一政治和文化使命如今顺理成章地落在美利坚人的肩上，必将以全新的精神气质呈现在世人面前。

“五月花号”（The May Flower）

1820年，在庆祝“五月花号”普列茅斯登陆两百周年演讲中，丹尼尔·韦伯斯特将当年朝圣者的到来与马拉松战役做类比。在韦伯斯特看来，古今两起看似完全不同的历史性事件有着格外耐人寻味的耦合，它们都推进了自由与文明事业：

当旅行者逗留在马拉松平原上时，他的胸中激荡着怎样的情绪？是什么样光荣的记忆涤荡着他的心胸，使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想，此时此地最明显的感受应该不是希腊人的技能或勇猛，而是希腊本身被拯救这一事实吧。因为雅典共和国之后取得的所有荣光都起源于这个地点、这起事件，也因而得以流芳百世。

假如当天是另外一种情形，希腊或许早已毁灭。旅行者知道，希腊的哲学家、演说家、雕塑家、建筑师以及希腊的政治与自由制度都可以追溯至马拉松战役，这些人与制度的未来都取决于当天最终获胜的是波斯军队还是希腊军队。

回顾历史，他的想象力一下子被点燃，仿佛自己又回到了过去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他默念着当时敌对双方令人惊骇的力量悬殊，满脑子盘算着哪一方会取得胜利；他颤抖着，仿佛结局仍是未知数；他似乎怀疑自己及世人是否真的可以相信苏格拉底、柏拉图、狄摩西尼、索福克勒斯及菲迪亚斯。

“如果我们获胜”，那个决定性的日子来临之际，这名雅典指挥官讲道：“如果我们获胜，我们将让雅典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这个预言得到了多么完美的实现！

“假如上帝眷顾”，用更贴近我们父辈登上这块巨石时的话来讲：假如上帝眷顾，我们将在这里开启一项持续几个世纪的事业；我们将在这里开创一个新社会，秉持最充分的自由原则与最纯粹的宗教信仰；我们将克服眼前的一切荒蛮，让这片广阔的大陆到处充满文明，遍布基督教的光辉。[11]

将基督教的虔敬与古典共和主义结合起来，在美利坚人的心目中，美国就是基督教版的斯巴达，基督教化的雅典，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联邦，共和原则与基督教信仰同样不可或缺，摆脱古代共和国的盛衰循环，需要将二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而在大卫·梭罗和沃尔特·惠特曼等人看来，美国称得上古典文明的唯一传承者，他们在演绎一个更大的希腊，古代希腊世界，城邦之间虎视眈眈，人人自危，美利坚人通过宪法创制实现了内部的和平秩序。美国人比欧洲人更接近古人，许多在欧洲业已被抛弃的传统，在美利坚人那里得到传承和发扬。

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文明国家，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自己丰厚却千疮百孔的古典传统？我们该通过怎样切实可行的途径赓续中华文明的古典传统？或许正是我们引介《古典传统在美国》一书的命意所在吧！

注释

[1] Carl J. Richard, The Golden Age of the Classics in America: Greece, Rome and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中译本《古典传统在美国》（史晓洁 译）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本文所引译文出自中文译稿，部分地方有更动。
[2] Carl J. Richard, X.
[3] Carl J. Richard, PP. 89-90.
[4] Carl J. Richard, P. 90.
[5] Carl J. Richard, PP. 94-96.
[6] Carl J. Richard, P. 96.
[7] Carl J. Richard, P. 23.
[8] Carl J. Richard, P. 24.
[9] Carl J. Richard, P. 78.
[10] Carl J. Richard, P. 107.
[11] Carl J. Richard, PP. 110-111.

作者简介

任军锋：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美国政治。著有《帝国的兴衰：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2017）、《民德与民治：乡镇与美利坚政治的起源》（2011）等，编著《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2006），译著《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寡头统治铁律》《政治科学要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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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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