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如何变得更为普遍且造福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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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原载《古典学研究》第五辑《赫尔德与历史主义》（刘小枫主编，贺方婴执行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作者为赫尔德，苗思萌译。为方便阅读，推文已删去注释，读者可自行查阅原书。
《哲学如何变得更为普遍且造福于人民》是伯尔尼“爱国者学会”的一次有奖征文的题目，赫尔德此文就是为了回应这次征文而作，其中体现出明显的“大众哲学”（Popular philosophie）的诉求，对流行的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有相当程度的批判和攻击。这篇文章是赫尔德早年的一篇带有片断性和总括性的思想文献，就其手稿来看，内有相当程度的断裂和含混，其中体现出前批判时期康德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一个视灵者的梦》的影响。 本文从英文迻译，原刊Michael. N. Forster (ed. and trans.),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Cambridge:2002). pp. 3-29. 英译本所依据的德文本来自U. Gaier et al. (eds.),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Werke (Frankfurt am Main: 1985-2000)。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 -1803）
导言
如果说有某种科学充满矛盾，还能作为受人崇敬的对象被添砖加瓦，那便是高贵的哲学。它自始就是一方的烦恼之源，与此同时，也是另一方的真理之基石。这一奇特的矛盾现象，不仅仅是一种区隔门户的记号，一句分宗别派的暗语，换言之，它出现于所有时代、不同人群和诸宗派之间。然而，哲学必须在同一时代、同一群人之间，乃至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的标准的变迁中持存下去。的确，若一人并非学者，哲学于他便是一种非凡的人类理解现象，就像一个人并非政治家，人与人的冲突对他来说也同样非同小可。哲学已然成为各民族当中的普罗透斯。看吧，它总是在数学和物理学经验的废墟之上称王，却又始终是与语文学关系甚密的盟友，然而，数学与语文学很难说是同气连枝的。
既然在这场保卫战中，形而上学的攻守双方都高举宗派主义与党派偏见的旗帜，人们就无需讶异战场是如此狂热而又迷雾深重——在这迷雾中，人们相互指责对方目不能视，却听任双手乱舞。也不用惊奇，没有一个人丢掉蒙蔽事实的遮眼布——事实上他正朝着幽灵，甚或朝着他自身的影子奋力挥砍。然而，由于战争如此旷日持久，战争的天命又这般诡异难测；在这奇略诡谋的车轮战中，师老兵疲，战士们皆已计穷智尽，勇丧力竭。故真正应当惊叹的是，竟然没有一个超然的旁观者，敢于带着冷静的热忱，化身成务实的修昔底德或波利比乌斯，目光敏锐地纵观全局，寻找解释驱动力的可能，找出动因之间的关联，体察事件隐秘的效果。我之所以说需要波利比乌斯，乃因我们向来不缺新闻记者。
更糟的是，人们仅为抽象概念而战，却并未关注其实际利益。捍卫者认为——其益处太过神圣、伟大，显而易见，无需证明。他们甚至不愿意为他们的释义者做上述工作，尽管这一努力颇为必要。至少，他们本应向无力做这些事情的人证明其不可否认性。而另一方面，轻视者则大多以为抽象概念全然无用，想要将其运用到其他科学，则又是一种新的愚蠢。至少，经济学已经提出了如下问题：对于这无用之物[形而上学]，这长期为害的不幸存在，我必须做些什么呢？为了最终从中获得些许益处、而非受害，我必须要对它做些什么呢？
形而上学的全部敌人分为两大群体，各自为战。它们有着不同的武器与作战准则，有着各自的进攻和防御方式，向敌人的不同侧翼展开攻击。它们中一者向哲学的真理进击，另一者则把矛头指向真理的功用。前者是数学家的阵营，他们向来不在真实性、确定性和明晰性方面向敌人让步。一旦他们指出哲学家的演算结果毫无成效，便完成了最终的非难。这两种科学常常是死对头：即便其中一方胜利，最终，但两者谁也无法除掉另一方，正如土耳其人与萨拉逊人一般：哲学，作为较弱势的一方，借鉴了数学的方法、步骤和表达式，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哲学自己也丧失了灵魂。纵然是在单独的个体那里，这些学科的精神也从未能共存：在斯宾诺莎和笛卡尔那里，哲学成了一组不幸的假说；莱布尼茨则是一个相对幸运的诗人；至于沃尔夫，作为先驱者[莱布尼茨]的伟大代言人，赋予了哲学以数学的系统性，而这又宣告了什么成功呢？继续对此发表见解会偏离我们的主题，我只是想要指出，这个主题可能尚未有答案。
哲学与数学的内部纷争从何而来？纷争又将如何解决？是否应当出于要求哲学提供数学上的确定性、明晰性和实用性的目的，而将两门科学加以比较？怎样能使一门科学汇入另一门，却又不引出合二为一带来的损害？对这一切问题，不同的关心会有不同的见解。
反对哲学的第二种人不过是第一种人的分化，他们是物理学家（不幸的是，他们的数量少得可怜）。他们有勇气研究抽象的现象，如自然的显著特质等等，凭借经验而不是假设来下判断，将物理分析的精神而非数学综合的精神纳入哲学，简言之，他们有勇气对我们精神的产物加以剖析，判断它们是谬误还是真理。在物理学方面，在笛卡尔的假说之后有牛顿的假说。在哲学领域，愿物理学的时代在漫长的数学时代之后降临——“棕榈树立在中央，能者居之！”
那些对哲学进行后验观察的人同样来自大不相同的两个阵营：他们是神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称其为上帝之友和人类之友。前者总是过早地将哲学真理植入宗教真理的领域，结果两者都被扭曲了。除了亚里士多德主义酵母的可怜的残存外，我们教义学的经院方法还剩下什么？很不幸，这些方法通过神圣的旧时代的偏见来自我保护，而只有寥寥无几的神学–哲学家会着手根除它们。另一方面，人们也会想起德意志最新的流行哲学，它把神学的公设带入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则中，从神学视角考量整个哲学，战战兢兢，如临大敌，因此他们可谓是年轻神学家的偶像，为了成为形而上学家，不惜牺牲他人。探索这两门科学（它们之为“科学”的意义大抵上是不同的）在思想观点、推论方法、证明方式甚至知识之本源上的一切重大差异，消除我们神学家的方法中如此之多的无用哲学教条，而另一方面，为了传播圣经真理的哲学精神而探索新路，筹划方案，这样的话，一个人就不会相信那种神圣而空洞之物——对于这项事业，英国和少部分的德意志神学家业已为我们留下珍贵的遗产，至少也是良好的实例。
第四种见解是最为有益也最适合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时代的，对它略加修改，就成为了爱国者协会的追问：“真理如何……？”哲学怎样与人文科学和政治学和解，从而真正地为后二者服务？不止一个职业哲人回答[过]这一问题，恰恰也需要这样一类人来决定问题的答案。柏拉图、卢梭、休谟和沙夫茨伯里都曾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并陷入疑惑之中。
英格兰不乏自然的深度观察者，盛产自然哲学家、政治家和数学家。法兰西则不乏文艺家，遍布着绅士、权术大师和几何学家。德意志——勤劳的德意志——的唯一的民族德性就是自行变得智慧。其他国家在这方面赶不上我们，就只能轻蔑我们。哦，就此来说，这对于每个血管里流淌着德意志之血的人而言，不正是一项使命吗？不正是一种发扬爱国主旨、展示哲学如何处理与政治科学、数学和美的艺术之关系的德意志哲学精神吗？由此，在任何关乎哲学及其地位的事情上，他都不会放弃。
正如某一协会所探讨过的，人民乃是公共社会当中最高贵的部分，他们与那些跟密涅瓦晚上起飞的猫头鹰们一块儿住在洞穴里的躲躲藏藏的哲人们截然不同！如果哲人们有财产，那就得贡献出来变成共同的产业。如果他们没有财产，也就是自甘堕落，于国家无用，那么就拆掉他们的洞穴、让猫头鹰们飞向太阳吧。
我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人民”这个词，即，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他们仅在遵循健全理性的准则范围内行事，并不以更高的哲学为指导原则。虽然，想要准确地厘清在富有与宽裕、修辞的雄辩与良好的风格、健全的思想与博学的见解之间的边界，实在是如此困难，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哲学”一词的含义，并理解“人民”指的是那些并非哲学家的人的话，我们就不会感到困惑。
如果我在一所学会担任主席，它由四门以上学科的构成，并且很不巧，我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学术领域，那么，这一问题就需要一个既不同于神学家或几何学家、也不同于自然科学家或政治学家的解决方案，而我就会作为一个人类去评判，不会偏袒哲学（它正逐渐受到谴责），不会迁就我的个人倾向或袒护我的任一研究范畴。如果一个人志不在辩驳、不求标新立异、成就声名，而是奋力学习、下定决心地写作，那么，真理将会逐渐明晰。
我已经率先将诸种观点悉数列出，如此便能申明我论题的必要性，也可能呈现所有可被考察的诸多观点的不同侧面。因此，我尝试着手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真理如何能够……？”]，并且首先要为阐明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做辩护。如果这个问题不过是那些让人耸耸肩的学院式固定论题之一，而一个令人痛苦的谜语自会吸引痛苦的俄狄浦斯之辈，那么，我不过是是庸人自扰罢了。但是我希望这个追问得到更多的关注，足够好运，能激起更广泛的效果。我讨论的是德意志的话题，并且面向德意志人——这些人是思想最深刻的、在英国人之后最少偏见的欧洲的哲学家。我作为一个德意志人而发言。我并不想播撒语词，而是种植思想和希望。我把种子留待他人耕种，让它们长成大树，或许也能收获果实。我对自己的要求仅仅是专心寻找那一颗也许是高贵的种子。
我将把问题分解开来，并谈谈哲学的每一部分，讨论它不能引发何种效果，以及它如何能为国家结出硕果。我知道我的思路、观点和想法看起来并不正统规范。但我也希望，大家最终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没有选择或许最易于理解以至于其他人都会选择的观点。
01
哲学中的真理
若让我来展示哲学中存在着真理，我看起来就[会]像是一个辩护士，为了捍卫一位处女的清白，便暴露出她最私密之处，来展现自己并不是在谈论男性。（然而，即便如此，对法官而言，这仍然不足以作为证明她清白的证据，同样，这么做也只不过解释了为哲学中存在真理且可以运用这一观点进行辩护的可能性。）由于我在为皮浪主义者而写作，它便如此这般……
[在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它与我们灵魂的自然秩序是对立的，仅仅包含了语言表达的秩序。而且，其中总会有一些无法绕过的琐碎话题，人们难以给予它们过高的评价。
逻辑学的第二部分，不过是一本词汇名册，它能够集中涣散的注意力，稍许充实我们的思想。在哲学中，这些定义作为工具性概念，大半是多余的。只是为了成为逻辑学家，人们才学习它们。学习？是的，对于哲人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堕落：如果教育他如何运用灵魂的艺术是让他训练记诵，那么他便会以为，所有的哲学性思考都不外乎是记诵而已。他学着如何下定义，学习如何以他老师的话语赌咒发誓。我们的独立思考者为何如此之少？因为他们在学院中已被逻辑学禁锢了。哦，你这机器似的教师，你就好好用你的学院逻辑学来压制你学生那健全的理解力吧；可是，一旦他们弄明白了你的手法，就能平易自然，毫无学究气地仅用三言两语复述你花一个小时老生常谈的官样文章。他们会鄙视你的！这都是你惹的祸：一千个即将长大成人的头脑中，只有十个才有胆量变得智慧；剩下的都窒息在埃及助产妇一样的学院式尘土中了。
就此而言，我们的逻辑学里囊括了令人不适的、太过普泛的规则，除此之外，就是哲学手册，一套古老论辩的学究式方法。因此，逻辑学的真理无法为造福于民而普遍化。纵然，对学者来说，它也并非工具性的科学，即便在哲学上运用这些方法，也大多会把哲学思考变为争论，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用谷堆悖论和省略推理法来武装自己。[鉴于此，]如此一个忙碌于把绳结系上又解开的任务，正像透过针眼把小扁豆扔出去一样，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它们能否变得更有益处呢？我的解答不同于学者和那些对逻辑学定律一无所知的人。当我仔细思考我们的逻辑学有何益处时，对我而言，逻辑学必须被视为形而上学，而绝不应被假定为工具性的知识，但它却不外乎成了从心理学中被完全错误分离出来的部分。我们的逻辑学以心理学中的大部分内容为前提，人们把它看作是我们灵魂的残肢，看作是尸体遍布的原野。因为，又有谁能谈论不为我知的力量所能做的事呢？然而，如果我们的逻辑学想变得有益，就必须与灵魂学的精髓联系起来。简而言之，我业已尝试要将灵魂的断肢植回躯干，并且看到了万物如何由此复苏，一阵灵气返回尸骨，使之生意盎然。
可是，这难道不过就是 [学科]安排上的错误吗？这当然也算是一个足够严重的错误了，但就这学科自身而言，也是个错误。如果逻辑学应当被视为形而上学，那么我必须要剖析思想的主观性观念和真理的客观性观念，不应用武断的方式来阐释和命名它们，而是去展示它们，譬如说，通过对观念的广泛分析，搜寻我灵魂中全部真理与科学的起源。这样，心理学的这一部分就变成一门发明的艺术，亦即一门判断力和语言表达的艺术，它把益处与坏处的哲学历史都铭刻于我当中，呈现出内在于我的能力；它作为随着错误与收获之流而运动的科学的精神，向我揭示出我的灵魂。这样一来，如果我有内在的驱动力，它就一定会藉此而被唤醒，就可以说，在关乎我自身灵魂的层面，我已然进入到了神和哲人的领域，正如彼得等人那样——证据就在我的种种发明之中。
这里我们的预设是要确定逻辑学自身——我并不会把另一门科学命名为逻辑学——有怎样的用途，那么，其对于人民的益处呢？如果有一种逻辑学，它被安放在我们偶像所具有的的理想的完美特性中，排除了一切错误，那么，它会变得更普遍、更有益于人民吗？只要有人对一门理想的思维科学的完美与否作出判断，而非让科学女神在人性苍白的粉饰下现身，我们就可以承认，运用中的瑕疵，亦是其带来益处的体现。当然，哲学思考本身是完美之物。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凭借本性而呐喊着“生存、繁衍、死亡”的人类来说，是否仍是完美的呢？对于那些国家以“行动吧！”为口号加以呼召的公民们，哲学化的思考是否适用呢？这是与我们的论题高度相关的问题。
（在严格的意义上，）最好的逻辑学能让我们达到的一切的哲学化，于国家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派人去问问计划的专家波美莱吧，并为我命名一下那些在抽象思想的膝头、而非健全理性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最伟大的行动和最优良的计划吧。战争中最伟大的功绩，国家最优良的机构，都[是]我们的保姆们植入我们心中的逻辑学最纯粹的成果，而不是我们的学院教师用来给我们烙下印记的逻辑学。如果不能容许哲学自己登上这样的一些台阶，那么人民就更不会受这些律令的束缚了。
哲学能力的最高境界，根本无法与健全理解力的最高标准共存，因此，前者的传播对人民是有害的。我们的灵魂一旦超越了需要的边界，就会欲求不满，贪得无厌；如果哲学无法在本质上确定什么是必要的事物，那么它就成为了那些好奇心永无止境的科学。如果哲学让我们产生思想，我们就会舍弃学习如何行动，如果缪斯女神喜欢宁静，她就会成为哲学女神。一旦坚守我们哲学家认真研究的那些我们自己理性的创造物，我们就不再会有热忱关注自然和社会的创造物的习惯。如果我们想成为学者，就会失去爱国者的美名。诸意见在这方面影响巨大，在别处亦是如此。但是，单凭一个更高深的思想，能够消除健全理解力带来的上千个过失、偏见和错误吗？不必说出一千个例子，请谁来为我举出一例即可。健全的理解力的缺点，必须能够被它自己克服。因此，自然无论在何处总是自我治疗，它并不是被指派来给人类看病的天使。我们的哲学理性像代达罗斯一样，为了指引路线，给自己建造了迷宫；为了解开绳结，自己先系上了结；为了扮演神圣艺术的形象，它将自己投入到刀剑交错的战斗之中。哦，医生啊，诊治你自己吧。不需要你的诊治的人民才是走运的。
代达罗斯（Daedalus）
所以，哲学家啊，要么请什么也别[做]，要么，你便教我如何思考真理，提升我所需要的健全理解力的能力吧。这件事需要促进，却不需要指导。一个人会十分自然地认为：一定存在着某种智识的逻辑学，值得我们的人民去广为传播，这是一种尚未被发明出来的逻辑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实现它比实现我们理性的规则更为困难，因为它必将安排我们的想象力和感性，它绝非由规则构成，而是一种为了实际运用而要求更多哲学精神的逻辑学。简而言之，它是“生气勃勃地为人类精神保留它的自然力量，并能适用于各种事态”的那种方法。
除了我们那爱国主义的人性之友卢梭的作品，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种逻辑学呢？他的伟大论题与我在此的论题相关甚密：他向每个拥有尚未被哲学的望远镜削弱人类之眼的人证明了“为了人类的利益，灵魂诸更高力量的发展是不可取的”，为了造福于国内的人民，造福于这些比学者更接近自然的生命，我也必须证明灵魂的哲学力量的发展是不足取的。然而，他需要伟大的哲学精神，来揭露人性的弱点和这些弱点的可悲安慰者，哲学家、同样也包括伟大的先哲们也就是必须的，以求让否定性的逻辑学付诸运作，引导人们沿着漫长且千疮百孔的逻辑的涌流，回溯到健全理解力的源头。这样，真理就会为民众的利益而变得普遍，我们的思想的科学也会变得对民众有益。
综上所述：我们的逻辑学并不教我们想得更多、想得更好（学术思维只应为学者而存在，，即便这样，逻辑学也无法实现，除非被看作形而上学的一部分）。人民不应当成为哲学家，因为那样他们就不再是民众了。这对于人民是有害的，人民需要的是引导——通过哲学——换句话说，关于健全理解力的逻辑学。
是否存在应普遍化的哲学真理，能摧毁实践性偏见的原则，让人民在道德上变好？
我们的道德理论，是关于义务的科学。它从全新的视角，展示了我们的各种责任。它以明亮的色彩，为我们描绘了种种理性，也摧毁偏见和坏的原则。它教育那些哲学地有德的人、崇高的智者，他们不再披着虚假幻想的外衣，在人群中卓尔独立。——哦，溢美之词如此之多，却怕没一句是真的。
人民真的有什么违背道德的实践性的不良原则吗？我以为不然。因为严格意义上讲，大多数的人实际上并没有遵循任何原则行事。他们遵循的是什么呢？是指引他们的缰绳。这种指引来自创造我们的自然，并不通过认知，而是通过感觉，而感觉都是好的。因为，它是我们良心的声音，是我们的引导者，是上帝送来的信息。它们可能变得微弱，但绝不会晦涩不明。我的进一步推论就是，道德理论[道德学]的原则和箴言所认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每一件事，其实是含蓄而晦涩的。假如有人为我展示一条作为人类的我并不知晓的道德理论原则，这恰恰构成一个最好的例证，说明它并不适于我。这种原则晦涩不明吗？当然是的。然而，这一晦涩不明，正是规律的威严所投下的阴影，与之可谓形影不离。哲学家照亮法则，都不过是让我先前业已明确的事情变得明晰罢了。他将此传授给我的理解力，但必须要感受这种法则的，不是理解力，而是我的心。如果法则能把人变得有德，那么衣冠楚楚就可以变成人，而哲学家就是上帝、是造物者了。当然，还有人会这样反驳我：道德理论方面最博学的人会从至高的视角洞悉真理，他知晓理性和法则，他绝对就是最有德的人。
让我运用前一节所述来说明：道德理论并不传授新的法则，也不会改善旧的法则，道德理论是为了理解力而照亮这些法则。（但是难道这样就不存在偏见了吗？理解力有多少影响尚未触及心灵，甚至未能触及哲学理性？）然而，如果良心足够造就道德之善，就会只有纯粹有德之人存在于世吗？并非如此！而无知并不足以造就邪恶。否则，自然就成了继母，以至于把如此重要的功能留给人类本身的欺骗性工作。毋宁说，自然统治着着偏见、腐败和不良品性。“对啊！这就是哲学应当消除的东西！”哦，这恰恰是哲学彻底蒙羞之处。要去颠覆那些偶像：它们宛若虚假的荣耀、不诚实的节制，依赖他人的判断，专横地统治各个民族，居于最精细敏感的神经当中，自称与我们的心灵之弦同声共气，却造成无穷无尽的邪恶——我们的道德哲学能消除这一切吗？哦，正相反，它是一种全新的障碍。一旦感觉变为了原则，它就不再是感觉。我思索、我考虑、我领悟了道德责任——我的观点与此非常不同，我学不会它的对立面：行动、践行原则。两种技能彼此对立。最伟大的道德理论教师，在最深刻的论证中，必须尽可能地避开每一声虔诚的呻吟，正如聆听布道的人想要被触动，就必须回避听到论题推演一样。一个想透过放大镜去观赏美丽面颊的学者，看到的将只是坑坑洼洼，细节被放得很大，但却无法被他的美貌触动。
那么，何为道德哲学呢？它是一系列太过笼统、无法用于个别情形的原则，并且总是绵软无力，无法对抗一连串的不良倾向，形成一套完整的思维方式。没有什么事情比听到一个孱弱的哲学家——ex grege communi [出自普通民众]——喋喋不休地讨论道德理论的至高力量更滑稽的了。除非，他有另一门科学的帮助——不论是形而上学，还是政治学，甚至是可悲的经济学——否则，他不过是一名空谈者。如果你拿开他所站立的哲学木桶，如果你取走他言辞中那冠冕堂皇的粗鄙，那么他就会被嘘下讲台。
因此，[哲学]的第二部分，也不过是一部关于技艺的术语的词典，它把道德理论变为了一门争论的技艺。但凡去询问那个写了十二篇关于至善的论辩文的老师，他是否比他所要指导的人更占有至善，就会得到“这两者毫不相干”之类的回答。
而我知道，有些实践哲学的教师声称，汲汲于教化之事将大有裨益。我并不想去研究要实现这件事是否应当以哲学为条件，因为，比起穿透到道德理论的根基，道德教化本身要容易得多。因此，我只想指出，在这方面发出声音的并非哲学家，而是一切人类——人类也会理解道德理论，并从中获益，但是，在别的一切方面，我都需要成为一名哲学家。就此而言，我们看到，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先前的立场：为了理解道德理论，人民就必须要成为哲学家。但是要付出什么代价呢！那就是：他们不再是人民了。tanti poenitere non emo！[我不会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去改悔!]
简而言之，我们看到，道德理论为了继续作为哲学而存在，就必须仅仅作为一种意志的形而上学而存在，不断探索感觉，力量，道德感受和基本驱动力如活力、精神、神性的深邃和无限的明晰之类。它必须要从这些驱动力中建立我们的义务，使之上升为道德和律法的至高的第一观念。它必须要达到形而上学论证的精确性。它不能只是指出罪恶却不对其加以解释，诸如此类。尽管我以下这些话题谈了很多：我们的道德理论是否已经到了可明证的程度、它在何种程度上混淆了边界等等，但在此我只是指出这些观点，暂且不管它。我在处理的问题并不是“哲学如何造福于哲学家？”
人民需要哲学，既非为了思考，也不是为了更好地去感受。因此，哲学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可有可无的。于我而言，这条路太为艰辛。因此，你们这些想使哲学变得普遍的哲学家，也要注意到它的弊端。倘若不然，好吧，你们就仍会被它虚假的幻象之类所蒙蔽。撕开它吧，用人类的双目看待它，它会向你呈现一位维纳斯，但并不是智慧的姐妹、属天的维纳斯，而是属尘世的维纳斯，是学问的姐妹，是人类与她的父亲通奸后产下的畸形的后代。但如果你认识她，那就太好了！我以我能叫出名字的最神圣之物、以你自己的名义恳请你：作为一个人类，与那些比你更出色的兄弟同情共感吧，他们以自然的方式健全明智地思考，而不会在无休无止的怀疑与谬误的迷宫中走失，他们坦率而诚实，不会产生数以百计的理由和疑惑，以及这数以百计的疑惑中数以千计的谬误。看啊！你已然是哲学家了，哦，那就做一个人类吧，为会行动、会快乐的人类而思考。这样，你可以为世界而牺牲自我。哲学并不是普遍的，它的领域更为狭窄，万幸的是，它也就正因此而更加有益。
维纳斯（Venus）
被视为目的的抽象哲学的真理。它们应当普遍化吗？
就此观念来看，它们仅仅是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并与快乐的无知为敌。
然而，好奇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灵魂驱动力，因为，正是好奇心，让人类的平面变为了学者宽阔的球面，使动物的需求转化为人类的需求。好奇心已成为哲学之母，她的儿子们又习惯性地向她回馈以极大的好感。他们称她最初、最简单、最有效的推动力，甚至是全部愉悦的根基。宽泛地说，他们是对的，然而，事实上，好奇心并非最初的根本驱动力，她的父亲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她是一种由自我保护和自我防御构成的驱动力，在自然的范围内，她仅仅是防御性的，从不具进攻性。当可怖的调查船驶来的时候，霍顿都人也感到好奇，但却未能企及更为精致的好奇。后者是一种人为的驱动力，它以愉悦为旨，因此是灵魂的所有动力中最低等和最表面的。当人们允许它肆意驰骋时，它越过了自然，为它自己而创造新的世界和理念的王国。在此，它变得贪得无厌，没完没了。它超越了我们的能力，要么为自己凭空捏造出谬误与假想的想象之云，要么体验过万物走向暗淡的整个过程，让我们大呼：“一切皆是虚空！”因为，即使是在它愉悦的激情之中，色彩[于它而言]也不过是光与影所构成的，[因为]它只攀附在事物的表面，未曾深入到其内部，因为它的本性反复无常，它所迷恋之物变化多端。因此，它并非最主要的愉悦，而是最低等的愉悦。可以肯定的是，凡是愉悦之物中都能发现它的身影，尽管它在让人愉悦方面只能排在最末。
故而，我们的好奇心绝不是不加限制的有益，如果人们接受这样的驱动力，去扩大我们的理念，把它作为灵魂的第一准则，那么，即便是有悖常情的理念，仍然会虏获我的认知，而人民，为了成就为人类，必须将这种抽象极尽最大的限度。一种悲哀的命运将陷我于永恒的谬误中，将我从我自己那里剥离。的确，这是哲学家的首要原则，但是好奇心是你的幸福吗？[如果你紧随它，]你就如同患了水肿，贪得无厌，即便你饮着纯净的甘醴，你仍是不快乐的。
那么，我们又为何要唤醒那些不懂哲学之人的耳朵，让他们去听塞壬之歌呢？这歌声会使他们越来越偏离他们自己的航路，把他们推向万劫不复。为什么我们想让他们解渴，却要先让他们口渴呢？为什么我们想把那些尝过好奇之苦涩的人，从快乐的无知中带走呢？哦，你啊，想要徒手撕下自然编织在万物上的面纱，愿你的手颤抖着缩回来吧。你这学院的教师啊，逼迫你的学生学习抽象哲学，你的工作违背了自然——狂热却无用，其实你是自然的毁灭者。
温克尔曼（Winckelmann）
事实上，全部形而上学同样不值一提，因为它仅仅说出了健全的理解力所想的。往上一层则是一连串术语，再往上则是诸多假说。我们的哲学史是寓言：我在其中听到过一些最多关于人类的事情是说得过去的；我在格言和事迹中听到的则是愚言；或者，如果我得以看到哲学家如大衮一般残破不全的半身像，和大多数罗马雕像一样，他的双手和头颅是被现代人的善心加上去的。这些[雕像]欺骗了很多人，但不包括温克尔曼，前者或许并不认识他，但那些健全的理解力对此等事又如何做想？哲学家们是否差不多总是形成一个派别吗？向来不是同一个，向来不是正确的那个——或许现在仍然不是，或许到现在，与其说是他们真正的博学本性，不如说是三个伟人的工作，只是出于旁人的附和。如今，我们虔诚地应和他们三人，每个人都像他们那样思考。第一个人是数学家，健全的理解力明智而自然地思考的一切，都充溢在他脑海中。另一人是神学家之辈。第三类是神秘主义者和诗人等。本体论能断言什么真理呢？它正吻合了古代人对它的称呼“术语学”，它至今仍然是一匣语词。谁将[进入]这场争斗呢……？全部的宇宙学，除了一点属于自然神学的部分，难道不是一系列特定的语词吗？它用世界解释偶然，用偶然解释世界……谁又敢于投入到关于身体的交流（自然神学）之中展开一场休谟式的争吵呢？[在这方面，]对于人类的理解力而言，几乎没有吸引力，除非它堕落了。幸运的是，大自然并没有赋予人类这样的倾向。他们是凡人，而非哲学家。
总体而言，哲学对人类是无用的，对每个人都是无用的，对社会也是有害的。当它如此这般时，人民也就失去了它“人民”的美名。当它牵涉到自身的根基时，就会忽略对那些琐事的注意。休谟同样也谈到了商人。至少，当他们工作地时候，他们不会[怠慢]。
近年来，政治学已经融合了他的见解与谬误。要么，一场革命必须进行，而考虑到我们当前奢靡的弱点，这是不可能的，或不协调的。去除这些更糟糕的契机，颇有裨益。[这]要求我们的学院与女性教育的实施。造福于人民。
02
第欧根尼（Diogenes）
哦，人民啊，所以你们要往哲学的圣所进军。拆除所有的偶像，在那儿修造国家的厅堂并集合起来，那里拒绝哲学的胡言乱语，却欢迎健全的理解力向国家和人类出谋划策。从哲学家身上撕下第欧根尼的斗篷，教会他们何谓国家的栋梁。
不，哦，共和国啊！通过这种毁灭的行径，你们会将自己投入野蛮人的口中；为了避免微小的伤害，你就让自己溺亡在埃夫里普海峡中。在你周围潜伏着的成千上万的人，即使常以你的方式思考，他们现在也会反对你的想法。
对于哲学的好奇心使我们陷入的所有邪恶而言，只有哲学才能是解药。
当然，把一个国家移入到更精巧的环境中，也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传播不幸。但还有一种情况是，只有哲学自己才是解药。哲学为百万人而思考，从而他们得以去行动；它教育人们，并非使他们自我促进，而是它亲自来提升他们——纵是自己无家可归，陷入迷途，它却学会将别人引向正路；它依照更好的原则去教育人，教育公民。如此，为着人民的福祉，它变得有益。在他的兄弟中间，爱国的哲学家成为了一位光荣的诗人；人们都会听从他的一言一语；他以哲学布道。
的确，我们的哲学必须要从天上降至人间。它的抽象要素必须保持未受攻击和破坏的状态。但除此之外，难道没有一种对人民即刻有效的哲学吗？我必须用它的语言、它的思维方式、它的论域与人民交谈。它的语言是事物而非语词；它的思维方式是生动的，而非明晰的的，亦非证明性的；它的论域是在日常事务中实实在在的好处及其根据，或是生动的愉悦。看啊！这就是哲学为了成为平民百姓的哲学所必须做的事情。谁还能在这幅图景中辨认出我们的哲学?
正是这种具有哲学精神的哲学，而非逻辑学和道德理论，在独立的思想中、在德性的感受中，教育了人类。是它，而不是政治，塑造了爱国者，真正行动的公民。它并非一门无用的形而上学科学，而是向公民展现真正令人欢愉的科学，它即刻……瞧瞧，为了我之前说过的诉求，我得实现什么啊！幸运的是，它大部分的远景，已经能被我最热衷的计划所勾勒。
不，人民啊，你没有借着哲学装腔作势，从而保持了你的光荣。而哲学家涂上科学的油膏，亦可以有更高的荣耀。他大概已抵达人类精神自我提升的至高水平，他为了培养自己的灵魂，放弃了如此多的欢愉，他为了理解力的快乐，抛下了生活的乐趣，他为着你而光荣。
然而，他不仅[作为]不凡的天才，理应[接受]赞美之词，而且身为真理的殉道者，也应请你向他的阴影祷告。因为，为了指引你走一条轻松的道路，他自己却踏上跋涉之途；因为他博学笃思，踽踽独行，发现如此不堪的境遇摆在自己面前，是为了让你免于陷入其中；因为，他为使得你的理由正当化而辩护，让自己的心灵在思辨之网中更艰难地穿行；因为他勘探着政治学的第一原理，以使你把开采出的金子，用作你市政厅的装潢；因为他为了将自然科学的经验做更准确的区分，而迷失在形而上学的原野——亲吻他额头的汗珠吧，他是为你而殉道的。人们不会伐倒一棵雪松的；它倾倒时，会占据大片空间，压倒一大片矮小的灌木。
有谁能将哲学与其他科学划界分疆呢？一旦哲学被驱逐，野蛮的来袭便不可避。人类理解力的最高水平遭到剥夺，它将受到限制，损折羽翼。野蛮将会发酵。为了展示我的观点确凿无误，让我们考虑科学的当前状况和哲学在所有科学中的统治性基调吧。神学家与法官、医生和数学家一样，都需要抽象哲学做他们的理论根基，实际上却混淆了它的边界。如今，尽管这大多基于错误的表征和经院哲学的残留，但为了免于不具哲学家资格者对成为哲学家的渴望，这场革命本应率先发生。事情仍将会持续……
当然，我承认，神学家之类可以在健全理解力之上，构建他们最重大的原则。然而，当他们的敌人从似懂而非的哲学那里取得了对抗他们的武器，潜入黑暗，用树叶[掩盖]自身……那么哲学家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战斗诡计，以此防御。这样，即便对方全副武装地作战，他也能战无不胜。
你们这些哲学家，你们这些平民，为了实际的用途，建立一个共同联盟吧。[这个联盟]能对每一个公民抱有期望，同理，你[这哲学家]，作为长久以来品味这个国家的精髓、且总是带来含混不明的利益的人，应成为一个好的榜样。
03
然而，迄今为止，哲学家所造福于人民的，在总体上仍然不多。即使这些哲学家坐拥矿山，他们也总是社会关系中的幽灵，无法将他们的全部发现置于宜人的光芒中。从教师到普罗大众，从学院派到潇洒的隐秘精神……他们的语言、方法、思维方式，或许的确还包括他们的行动，形成了一道藩篱，这是一个必然关涉到每个哲学家的头脑和每个人道之友的心灵的问题，我如何能[使哲学真理变得更为普遍且造福于民]？那些野蛮人会要求攀登科迪勒拉山脉的学者去搞清楚他的奶牛在哪儿，多数时候，人们期待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好处，也正与此一样。如果确如我们所想的那样，这属于哲学家的领域，如若功用性能够决定哲学，哲学便有祸了。为了变得有用，哲学家将学习如何写作、如何计算，胸中无物却滔滔不绝。然而，哲学家仅仅为他自己而活，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不！哲学家自己必须明确他的益处（他是他自己的至高法庭）。让他问问凡人、爱国者，也问问哲学家自己。人民不过是人类和爱国者而已，对哲学没有什么裁判权。知道你是否是一剂毒药的，正是你这[哲学家]，而非人民。知道你是否是解药的，同样是你自己，而非人民。
我在此将人民与哲学家划分为了两部分：对一部分人来说，哲学仅仅能把他们塑造成行动的机器；而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哲学家的确能够启发注意，使他们自行展开思考，但是却不能让他们进入哲学家的行会。前者以一种艺术的形式的哲学来完成；后者则由一门技术科学的形式的哲学去实现。
那些只会行动的凡人，除了男性与女性，对其他的范畴一无所知，如果说哲学家能够塑造灵魂，那么，他们之中为何不可能出现男性–哲学家与女性–哲学家呢？
如果哲学要有益于人类，那么它就应当把人作为自己的中心问题。哲学，由于极为过度的扩张，它削弱了自己，当它将自己牢牢限制在中心时，便会强壮起来。让一个哲学家——无论是普通人、公民还是智者——在哲学特产的杂货铺里逡巡，那些大而无当的名目是毫无用途的，即便它们满足了他们的全部心愿。塞涅卡曾对着所有华丽的服饰感叹，“有如此之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啊！”——为了安全抵达港口，让我们轻装上阵，将四分之三的学问扔下船。一个富人若不想太过忙碌或太过贫穷，挥霍的技艺便是他的家政学必要的组成部分。
塞涅卡（Seneca）
我想埋藏起九十九磅，只好好利用那第一百磅。除了那些想使自己有益于不知道也无需知道何[为]正确的人民的人，还有谁更该说这句话呢？如果哲学指引他，让他教人民行动而非思考、正直良善而不自知，成为不用为国家的根本原则而思虑的公民，成为无需理解神学形而上学的基督徒，则幸莫大焉。
逻辑教化
哲学若想有益，就必须由消弭伤害而始，并且首先是在人类的教育[Erziehung]中。当孩童仍然仅仅是动物状态时，哲学家所做的不过是让他们停留在人类的手上而已，这样的人类已经借由他的原则得到了提升——他们鲜为博士，更绝非宗教的教师。他会塑造孩童的身躯，而不加以强迫；他塑造孩童的感官，并使之保有动物的全部自由。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些高级才能的熟习必须越晚越好。在各个方面，都要始终记得如下的原则：在你教化完凡人之前，不要去教化哲学家。
胚胎发育后，哲学家便可以藉由成千上万的经验，来进行第二步指导：教人去品尝哲学的精髓，而无需去辨识它，让他们仅仅消化这营养丰富的琼浆。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语词，而是大量的行动，以供其观看而不是阅读，不要企望教化他们的头脑，而是让他们自我教化，并免于错误教育的影响足矣。所有大张旗鼓的方法论筹备，关于理解力的专业哲学方案，都不过是错觉，它带给人们的是关于这一神圣名号的错误的观念。
试着在他心中烙下哲学精神之印，这样他便不会再想成为职业哲学家。愿你以自由为重要律令，独立自主，不作被迫的自我观察，不依赖旁人的判断。哲学家只能教授却不能做到的所有事情，那些接近自然的、朴实的乡野居民都会去做。这些人是最伟大的自然观察者，是身为农奴却最自由的人，他们瞧不起暴君的荣誉，也从不让旁人的判断优先于他们自己的想法。简而言之，哦，哲学家啊，回归乡村吧，去学习农民的处世之道，将这样的图景化为理想，抛弃那无关哲学的生活方式，推倒那偶像吧，它把哲学当成腐败世界的东西向你展现，但并未通过哲学本身。那个带着哲学之眼审视人民的人，有多少未被理解的观念……当凡属哲学之外的都不被教授时，我们学到的仅仅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去和家庭教师说出这一切吧，如果他们也是哲学家，就能提升整个家庭；向村民说出这一切吧，向宗教的教师说出这一切吧，从他们那里我们也不幸地学习如何思考；向那些教育人民中谦卑的那批人的老师们，说出这一切吧。
道德教化
如果哲学能指引出数条无须科学参与便能够使人向善的道路，它就变得有益。或许，这些方法便是：
人们不应过早地养成美德。在灵魂的所有状态中，道德最晚发育。如果有些抽象观念即便对那些单纯去行动的人也终归必不可少，那么它们就是道德的观念，甚至是那些由于误用而引入的观念。然而，请把所有阶层的人民打量一番吧：从没有什么未被理解的主题像他们当中出现的那么多。哦，还有我们神圣的宗教自身，在人们的口中，变为了一些粗俗之语的汇集，他们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些语词属于东方）。我实在太过卑微，不能说他们的导师自己也未曾理解，也无法说若非出于顺应，它们于我们就毫无意义。我只能说：它们或许是作为偏见而传授给人们的。的确存在着一个没有道德的年代，如果要让德性灌注于其中，就等于是要让心灵永远保持着变异的态度。但是，德性几乎是最理想化的图画，在这副画上，人人都为自己描绘出一位托波索的杜尔西内亚，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德性与我们对美的感受几乎承受着相同的命运，后者是通过感性而非理性而植入我们内心的，又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它过早地发芽了。我思考，我拥抱德性，而它原是被感性所采纳的一种严苛或甜美的态度，invito genio meo [有违我本性]。
人们不该传授德性，而是将它印刻在人心之中。在所有的观念中，道德的观念极为微妙，有鉴于世界的当前状况，它们可能是唯一的最不可回避的抽象观念。即便[遍]视所有的阶层……甚至我们的宗教之类。另一方面，如果我在抽象概念的外面建起围栏，那么，就能让我的哲学尽可能地变得有益了。如果我并不是向人们的理解力宣扬美德，而是向其良心宣扬其已经理解的美德，那么我不过是给自然搭了把手而已。在良心的基底当中，整片原野一直处于长眠状态。我将它唤醒。我在人们心中留下不会消亡的印象，但并没有以艺术为援。没有什么智术能骗过他，他习得这一观念，所依赖的并非智术。如果我只需在此提供足够响亮的声音，能够唤醒我们的可敬的德性导师，当他们为德性而布道时，也会成为哲学家，并把哲学搁在一边！我听说，有人会把天真的羊群引入那岔路重重的迷宫，要么羊儿会依然懵懂无知却感到遭受威胁，要么它们会在荆棘中迷失，无论怎样，它们都会受伤。哦，你这宗教的教师啊！有多少年轻的灵魂被你用那些他们不能理解的语词所糟蹋，并在他们的心中滋生了再也无法拔除的偏见！哦，把方法放到一边，做个孩童吧。抑或，如果你保持沉默，情况本该会更好。大多数人不足以成为哲学家，因为对别人而言，他们……而你啊，用半小时向我宣扬一堆不明所以的道德话语，它们脱离了上下文，于我们而言就如同东方人的咿咿呀呀，而你却花了一整日的时间来自我解释。我敢打赌，这种解释工作你至少还能再持续一年。
不应当以过度严峻的职责对人们加以训诫，不苛求对他来说内心不欲的外来的义务，而是向他的本有之光彰显真正的职责。我们的时代毫不严苛，反而满是奢靡享乐。对其他时代来说适合的，可能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正相反。粗野质朴的时代，以强力判断美德和恶行，而如今则以柔弱来论。他们有数不胜数的阿尔喀比亚德）、特米斯托克勒斯和大卫，而我们则太过柔弱，以至于无法以行动触犯那些让他们负疚的错误。我现在若是朝着那些粗鲁的多余内容加以进军，便等同于在进攻外邦的堡垒，重点在于，敌人却安然无恙地隐藏了起来。哦，为了变得有益，让我们从人类内心中、而不要从不适宜的时代那里学习道德吧。但当然，除了哲学家之外……任何能在德性方面成为我的老师的，便是我的哲学家。哪里有不需[借助]布道者的追求美德的人民的聚会呢？没人能够回避这样的一些哲学家。最大的益处来自于他们。而[他们必须]也是哲学家。他们为男人和女人布道，所以，他们为何还要像不识女性的僧侣那样布道呢？他们为人民布道，为社会布道，所以，他们为何还要像使用外语的僧侣那样布道呢？为何不用德性布道呢？哦，如此多的伟大良机……告解室……集会所……为何你皓首穷经于哲学？用上帝的威信武装……那便是人民的利益——恒久有益。
政治学教化：哲学如何造福于那些作为公民的人民
在此，哲学必须创造奇迹，哲人成为政治家的时代定会到来，国家定将在如下方面得到改观：
要么，哲学家教化作为人类的公民——每个人生而自由，不仰仗他人。所有的社会都是契约，如若这些契约一方被撕毁，那么他们便不再继续遵守另一方。我必须真正实存于社会之中。然而，人必须坚守信念。若有一位君王[统治][他的臣民]，那么人民就必须授予他力量。这难道不会带来人民的不满吗？并不！甚至是农夫也会他以粗俗的特点所容许的方式，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我并没有什么光辉灿烂的苦难。你也拥有你所需要的。
抑或，哲学家将公民教化为爱国者。让这股火焰蔓延开来，自行燎原。埋怨者已无容身之地，唯有发展……在共和国当中……社会……过早地教育[Erziehung]……书籍……艾伯特……布道词……家族精神……理解与我相关的一切……冷酷的农民……更有教养的家族精神。因此高贵之人在战士的学校中，在商业城市的商人中，在共和国中的市民中。这种社会并不至于太冷酷。行动激发着行动……这里，哲学家不再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当他们伸出援手时，人们便会受到鼓舞。
如果，哲学家教化公民，而非诡辩者。布道者之为农夫—哲学家。
我们的共和国与古代的共和国的区别。当众人为我们思虑的不利条件。
受书籍熏染的人
女人是人民[的一部分]。哲学家确实应当考虑去培养她们。这至关重要。博学男性与女性之间有着差异。她们没有财产、没有学院、没有学校、没有协会、没有著述。她们可以首先取得进步……作为学院的伟大[功绩]……愿她们不要成为哲学家，不要博闻强识，忽略掉一些科学，愿她们不要死记硬背，愿她们不要习得男子气的一切外来内容，如战争和政治。愿她们学着美妙地思考[schön denken]。要为女性提供关于美学的研习计划，愿她们学习感受德性——这非常容易。要为她们提供道德的计划，愿她们习得社交和趣味。其方法是：更好的家庭教师；[两性]之间更好的社会化；将更多的书籍交到女性手里；提供编排得当的书籍；提供关于女性的职业；从母亲的方面提供途径；从年轻人的方面提供途径；进而在社会之中提供途径。
学校和学会中还有更高贵的男性。他们也要变化。没有什么需要死记硬背，不应该有争辩，书籍应有不同的编排，应有更加开放的交际。他们是最容易获得进步、最接近哲学家的。这里的哲学是美好享乐的一部分，是闲暇，是好奇心。
04
概述
我们的哲学长久以来始终缺乏一项教育计划。让人类从哲学中脱离吧，着手从事所有其他的事情。
人性的历史——而非人类（政治、历史、断片）的历史；不是人性的法则；不是人性的作品；而是自然自身；其核心是灵魂学以及……伟大的时期……
身体的多样性和心灵[Gemüter]的多样性，意见与趣味的多样性，感觉的多样性等等。宏大的进程。
进而就是人性的事功，和作为人类的一切。他身为人类而享用这果实。
关于责任。主观的伦理教诲……万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缺失……
关于宗教
关于思考——人类的学术史；哲学史的核心。
关于政治体制——正如孟德斯鸠的书——将哲学限制为人类学——享乐应当被推行……
为了这项计划，为了将教师隐匿起来，为了将全部印象化为劳作以外的任何事，处处都呼唤伟大的天赋。对于这项计划，需要来自父母与学生两边同样适宜的环境，社会内外同等友好的联系，还有教师那大量的经验、趣味与仁爱。简而言之，最出色的哲学在于它力图成为对最出色那部分人最有益的哲学。
为了建立这样的哲学，难道不需要将哲学家引荐到女性的居所与聚会中去吗？与女性交谈，从她们里借鉴、展现最出色的见解，并用如此可贵的部分充实哲学，人民之中的女性[部分]的知识必须成为其教化的基础：为了人类、男性、社会和孩童！
05
哲学如何为了人民的福祉而提升他们的趣味？
荷马（Homer）
在杂耍游戏的乐趣以外，人民也需要哲学家取悦他们，他们着重要求哲学家们的著作，应当与其时代和思维风尚相一致。人们的著作须不[仅]为学问家所作，也同时为了他的邻人百姓而写，只要这被公认为基本准则，那么，注意打通与人民脾胃相通的入口，便是责任所在。
在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上古时代，作家与普通人所用的语言并无二致。正如布莱克维尔所述，甚至天才荷马在他的史诗中用的也是同时代的散文，又或是当时的民众皆能出口成诗，人人都如歌手那样吟唱。这情况在我们看来可谓吊诡，但朗吉努斯如此断言，布莱克维尔也如此辩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诗歌比散文更悠久。这也就是为何最早的作者是诗人，最初的法是歌谣，最古老的宗教是神话，它们所用的皆为感性之人的语言，这种语言对我们来说晦涩难懂，就好像我们目不能辨他们的象形文字，耳不能解他们的音乐。
随着更加精致的文化的演进，诗歌中发展出了散文，斯特拉博为我们保存了那些成为合乎新近庶民口味的文体创造者的名字。随着历史的进程，诗歌与散文渐行渐远。到了托勒密和奥古斯都的时代，两者最终分道扬镳，只有散文与少量体裁的诗歌留与人民。或许这也是晚期希腊人与晚期罗马人难以创作出崇高悲剧与更精致喜剧的缘故了。
长久以来，我们无数次遗忘了民众，遗忘了作为市民的人民和作为学者的人民。我们的祖先曾是战士，他们的吟游诗人会为他们吟唱往昔的历史；当他们自我发展、进入城邦之后，这些人成为立法者，而从这一变形以来，谁能细数将“人民”一词从我们身上扯下的所有的入侵和转化？这一语词已经从剧作诗人那里扯下，霍尔伯格的喜剧自人民的劣处生发，狄德罗和盖勒特则从其良好一面着手，但他们同时都试图向剧场中平凡的观众屈尊降贵。然而，我们哭哭啼啼的布尔乔亚悲剧清晰表明，我们与古人的悲吟几无相通。自从哲学家们不得不为自己营建蚁冢而住，自从这学者的世界与人民共和国形成天壤之别，“人民”一词便已从他们那里绝迹——二者成了同一硬币的两面。
苏格拉底
所有理应归于人民的哲学，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若哲学的立场发生如此这般的变革，如同哥白尼体系由托勒密体系进化而来那样，如果我们的整个哲学成为人类学，那还会有什么卓有成效的新发展不会出现呢？或许正有一些人渴望回应我在整个这节里所讨论的问题，故而我必须尽力将这一切予以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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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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