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人的智慧》解析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怀特（H. B. White），李春长译，选自《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 现代编》上册（刘小枫选编，李小均、赵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本次推送已删去全部注释，有兴趣进一步研读的读者可查阅原书。
《论古人的智慧》可能是培根最隐奥（acroamatic）的作品。它曾有多个翻译版本，附在受人欢迎的《论说文集》后面，这表明人们曾视之为中小学生读物。伟大哲人若为中小学生写书，通常会标明该作品深奥难懂或用培根爱用的词“隐奥”。这部作品用拉丁文写成，解释三十一个古代寓言，另有长长的序言。因此，全书共三十一或三十二部分，略少于耶稣的寿命。解释古代寓言并不始于培根，但他批评说，很多人用自己的想法试图“随意歪曲寓言”。培根是不是这样做，我们暂且不管，我们关注培根声称自己做了些什么。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培根的书名“论古人的智慧”表明对古代的尊重，这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培根以崇尚新奇著称。培根追随布鲁诺，认为真正的古代是现代，因为现代比古代年长。古人虽有智慧，但不为人知。他们生活在希腊之前，在史前时代。最幽远的古代除了一部分保存在《圣经》中外，其余的则尘封于遗忘中，归于沉寂。唯有诗人创作的寓言才可以揭示原初事物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如果需要古人的智慧来补充《圣经》上关于原初事物的知识，那么，《创世纪》关于创立天地的论述就不够完善。因此，古人的智慧理所当然存在于古希腊之前，也存在于《圣经》之前。
然而，对我们和荷马或赫西俄德都熟悉的一些寓言，前希腊智慧则意味着对它们来源的拒斥。培根在前言中说，荷马和赫西俄德通过吟诵，使那些寓言广为传颂，但大多数寓言并不是他们本人的创作。培根假想（很难说这不是假想），在希腊之前存在一种比希腊智慧还要优秀的智慧，它更接近现代科学，特别是在天文学、代数学和一般科学方法方面。这种假想并不为培根所独有。我认为它是个假想。克莱因（Jacob Klein）已经提供了关于前希腊科学的大量证据，他声称，“不可否认，丢番图（Diophantus）的科学知识中具有希腊以外的东西”，这点显而易见不是假想。克莱因在《希腊数学思想及代数学起源》一书中，还提到了16、17世纪关于前希腊智慧的论述。
除培根之外，我们还要提到两位数学家：韦达（François Viète, 1540-1603）和斯蒂文（Simon Stevin, 1548-1620），他们展现了前希腊智慧的黄金时期，这在克莱因的著作中都有讨论。我在培根的著作及其他地方找不到材料，无法联系培根关于前希腊智慧的观点与韦达和斯蒂文的观点，因此，我只要指出克莱因及其研究对象所说的一些话就足够了。在《分析方法入门》献词中，韦达写道：
注意，我展示的是新的技艺，但实际上却是古老的技艺，只是被那些野蛮人损毁了。因此，我觉得必须设计并公开一套新术语，让它的面貌焕然一新”（Klein前揭书，页318、153）
据克莱因说，韦达与古人的关系“在16和17世纪很典型”（同前，页154）；韦达和其他人在希腊学术（如丢番图的著作）基础上进行研究，最终产生了代数学，但他们认为或声称，在丢番图之前，比丢番图的成就还要优秀的知识由于“野蛮人”的缘故而遗失了。斯蒂文明确声称，他与其他人重建的智慧时代是第二个智慧时代。他说：
在我们所说的智慧时代，人们掌握了完美的科学知识，尽管我们不清楚他们是谁，住在哪里，生活在什么时代，但通过一些表征明显可以看得出来。（Klein前揭书，页187）
至于那些野蛮人的身份及生活年代，克莱因比韦达明确，至少在克莱因援引的段落中如此：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过去九百或一千年到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称为野蛮时代，因为人们在七八百年时间内一直生活在愚昧状态中，没有任何学术和科学活动……（同前）
斯蒂文承认，人们可能认为“野蛮”时代之前的时期有较高智慧，但与我们可以看到“表征”的时代相比，他不赞成把它称为“智慧时代”。换句话说，野蛮时代确切来讲是“从希腊开始一直到现在”（同前，页188）。斯蒂文所指出的“表征”，是指早期智慧在希腊和阿拉伯著作中留下的蛛丝马迹，涉及希腊人所不了解的代数、天文和炼金术（同前，页188-189）。无论韦达是发现还是杜撰了前希腊智慧，他坚持认为希腊人属于野蛮时代，这种看法有挑起争论的意图。关于前希腊知识比希腊人的知识更为重要的观点建立了一个等级秩序：代数学和炼金术要高于逻辑学、政治哲学、生物学和形而上学。
我们必须探讨，培根是不是接受了同样的等级观念。然而，就他与前希腊智慧的关系而言，培根基本没有利用斯蒂文的“表征”说。他对天文学感兴趣，写了两篇关于天文学的短文。他在其中一篇讲到，他计划“让一切接受合乎逻辑的归纳法的检验”。培根与前希腊智慧的模糊关系在《新工具》中得到进一步说明。他在这部著作中说，自己并不在意新世界是大西岛，还是刚刚发现的世界（《新工具》卷一，条122）。然而，有一点培根似乎比较肯定：他不会像前希腊人那样匿名写作。
就《论古人的智慧》而言，三十一个寓言都有一个副标题。在这些副标题中，有二十五个似乎与人事有关，只有六个与自然有关，没有一个寓言明显与天文学、代数学或炼金术有关。我们可能认为，一些寓言，比如“潘或自然”，包含了这些科学的话题。有两点似乎比较清楚。一，培根和斯蒂文与前希腊智慧之间的关系并不一样；二，培根所做的一切，包括他在《新工具》中提倡的、希望用以指导后希腊智慧的方法，并非都可以追溯到古人那里。
潘与绪任克斯
让我们回忆一下《论古人的智慧》开篇那句话：“最为幽远的古代一部分保存在圣经中，其余的则尘封在遗忘之中，归于沉寂，后来，诗人的寓言取代了沉寂。”这种沉寂并不一定包含着智慧，虽然书名明显含有这层意思。这句话只是表明一种智慧，一种诗人的智慧。这种智慧也属于前希腊，因为培根声称，希腊没有产生出什么好东西。因此，荷马以前的诗人是哲人。
除了意图挑起论争，推翻希腊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之外，他还持有一种观念，另外有一种前希腊的方法更为贴近自然。培根对人类知识进行了大量的分门别类。在一处分类中，他把“历史归为记忆，诗歌归为想象，哲学归为理性”。他补充说，他“在这里”认为，诗是虚构的历史（《学术的疆域》第一章，页285）。亚里士多德也曾把诗当做“虚构的历史”，即普遍历史，也就是应该或可能存在的历史（《论诗术》1415b）。我们还不能确定，亚里士多德与培根表达的是否为同一个意思，因为培根把智慧赋予或假装赋予寓言。他在《新工具》中偶尔提及“我的历史和忒现表”（《新工具》卷一，条117-121）。历史，甚至是虚构的历史，都有助于实验活动，以改进新的归纳法。既然《新工具》中的方法旨在应用于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那么，虚构的历史也可能应用于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
原初事物即寓言打通了历史与远古的联系，但读一读《论古人的智慧》，要想弄清楚这些寓言的意思则困难重重。想一想“墨提斯或商讨”中的副标题。商讨是不是原初事物之一呢？培根认为，人类的许多发明，比如字母、面包和酒类，在历史上要先于哲学（《新工具》卷一，条85）。然而，作为寓言之一的俄耳甫斯神话应该说展现了培根以前最为完美的哲人形象。培根的原初事物包括哲学，旨在维护他的下述观点：要不是希腊人，准确地说，要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伊壁鸠鲁和忒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捣乱，完美的哲学可能会自然地向前发展（《新工具》卷一，条71）。培根要做的就是完成自然之光本来要让前希腊智慧去做的事情。若《论古人的智慧》论述的是原初事物，它们有些像追随培根的霍布斯等人研究的原初事物。它们还像自然状态，但自然的先决条件没有得到展现，因为培根认为它们是不可知的。
在三十一篇寓言的主题中，五篇论述自然，二十五篇论述人事，一篇论述亚人类事务。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包含在人事寓言中。在人事寓言，有两篇论述神人相遇，十篇论述政治，其余十三篇则内容各异。尽管只有一篇讨论亚人类事务，但其在整部作品中排在十六位，也就是处于中心位置。在专门讨论政治的十篇寓言中，有八篇讨论严酷的政治。第二篇讲造反，第三篇讲恐怖，第五篇讲（迫不得已才遵守的）誓言，第七篇讲战争，第九篇讲流言（恶意的流言），第十九篇讲暴力，第二十二篇讲世事无常（强调境况由好到坏的转变），第二十三篇讲作战。若说这部著作是政治作品，那么它基本上是马基雅维利式的。
为了对第一篇寓言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明白它为什么要放在第一位，就必须谈一谈前言部分。培根断言，远古尘封在沉寂之中，带有前希腊智慧的诗人寓言可以帮助人们深入到这一片沉寂之地。这在些断言里还暗中掺杂另一种观点：寓言创作是一种写作方式。
即使在当今，任何人若希望让别人明白关于某课题的新发现，他仍然必须遵循同一种方法，要借助于比喻，否则，会招来敌意或批评。
这是培根的重要声明之一，它明确指出，寓言写作就是培根的方式。无论如何强调这个声明的意义都不为过（《柳林中的和平》，前揭，页108-110）。第一篇寓言对这个声明作了补充说明。前言部分探讨隐藏问题，而第一篇寓言讨论的则是坦白问题。这篇寓言是“卡珊德拉或实话实说”，它支持并完善了前言。
前言中还有一点可以提一下：“创作人若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并运用比喻去掩饰，那么它就伟大……”。伟大的东西看起来是虚构历史、运用“比喻”的结果，这暗示出一种华丽的文体，一种精心打造的文体，旨在掩饰它要揭示的内容，也就是隐奥文体。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神话是想象的结果，而不是突发奇想的产物”。无论培根与黑格尔是否为同一个意思，培根发现的或他声称发现的，准确来讲，正是想象的稳定性。
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一篇寓言“卡珊德拉”。寓言的开篇是“据诗人们说……”；前言的开篇是关于过去的断言：“最为幽远的古代尘封在遗忘之中，归于沉寂。”这明确承认，要弄清远古时代决非易事。然而，第一篇寓言却把握十足。就历史准确度而言，“据诗人们说”显而易见基本没有说服力。而且，前言部分关心的是隐藏问题，第一篇寓言关心的则是隐藏的反面，即实话实说。这篇寓言不是荷马式的，因为它包含了“预言能力”。然而，它的主题却是我上面的提到的实话实说，不是预言，这不同于培根的随笔“论预言”。人类的判断无论如何深邃，他们也必须顺从和谐之神阿波罗，“学习怎样注意事情的分寸，掌握所谓言谈的轻重缓急，分清鸿儒与白丁”。卡珊德拉得不到别人的信任是因为她的话说给了白丁即俗人。因此，这篇寓言是关于实话实说，而非预言。培根在告诉马基雅维利如何言说，才能让白丁听不到。
在讨论中间那篇寓言之前，应该指出一点，以“据诗人们说”这种方式开始讲述寓言决不表示其稀松平常。下面是关键主语和动词在三十一篇寓言起首句中分别出现的次数：
他们说 4；诗人们说 5；古人说 1；据传 5；诗人告诉 1；古人告诉 1；古人写道 1；寓言据说 1；它们据诗人说 1；古人描述 1；诗人传言 1；诗人记得 2；这故事家喻户晓 1；有个众所周知的寓言 1；用最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 1；（没有来源的寓言）4
总计 31
有三组特别引人注目：两篇含有“记得”一词的寓言；三篇含有“通俗”字根的寓言（［译按］指列表中最后三个寓言）；四篇没有来源的寓言。如果诗人引起了人们的回忆，那么，前言中的观点，即寓言比诗人要古老，就得到了突出。其中有篇寓言讨论流言，无疑与政治有关，它肯定出现在荷马之前。具有远大前程的青年捺不住性子，试图成就力所不及的事业，结果造成英年早逝，这个寓言也必定出现于荷马之前。
有三个寓言被认为是比较寻常（我把vulgata译为“通俗、平常”，因为我认为，译成“平庸”过于极端）。司提克斯指必然，俄耳甫斯代表哲学，塞壬指享乐，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没有新颖之处。如果一篇寓言的确平淡无奇，它与古代有没有关系还重要么？为什么说它平淡无奇呢？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么？唯一可以信任的誓言是那必然无法破坏的誓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么？然而，俄耳甫斯这位“完美”的哲人，可能也是培根之前最完美的哲人，俄耳甫斯失败了，仅仅因为他捺不住性子，培根肯定认为，他明显是推论得出的结果，证明了以往哲学的弱点。最后一组尤其有意思。它们含有“他们说”或“诗人说”等字样，却被当做事实。它们不能被称为平淡无奇，至少在开篇处不是。它们不需要别的显而易见的来源作证，培根说它们真实就够了。它们包括亚克托安和彭忒乌斯冒险偷窥秘密以及伊卡罗斯的例证：政治上应该避免中庸之道。然而，培根所做的不正是在重复亚克托安和彭忒乌斯的行为么？
从第一篇寓言转到中间这篇寓言（第十六篇）看起来顺理成章。第十六篇寓言的题目是“朱诺的求婚者或羞耻”。有意思的是，题目中没有给出求婚人朱庇特的名字。换句话说，寓言关注的不是众神之王本身，而仅仅是他的求婚行为。为了求婚，最伟大的王变成了可怜巴巴的生物。但是，王要谋求两次，一次谋求王后，另一次谋求邻地（参见第二篇寓言）。王后与领地之间存在着某种类似，因此，把赫拉或朱诺等同于领地并不奇怪。在傲慢者的王国里，统治者伪装低下的样子。因此，培根在这里又一次谈到了信息的传达，而且又一次告诉马基雅维利如何远离那些“白丁”。
从第一篇和中间那篇寓言转到最后一篇寓言，我们会发现，最后一篇的主题完全不同于前两者。它的题目是“塞壬或享乐”。培根主张自我克制，严厉禁止享乐。严格的理性享乐主义基本上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表达。高翔的哲学使享乐显得下贱。培根得出结论说，有三种方法可以避免极端享乐。一个是尤利西斯的方法，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二是通过哲学话语，让人对诱惑漠然置之。这两种被认为是哲学方法，但最好的还是俄耳甫斯的方法，他歌颂众神，淹没了塞壬的歌声，因此听不到她们的歌唱。赞赏用哲学话语克制极端享受，这与卢克莱修惊人的相似。题目虽然标明享乐，但培根在文中明显没有谈论如何享乐。无论中间与最后这两篇寓言来自何处，它们要传达的信息似乎是，要把人类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这也是培根的首要目标）必须做到三点：言语谨慎；深藏不露；雷厉风行。
笼统一点讲，作品中的引文值得稍作探讨。引文共有二十三处，全部是拉丁语，但并不都是引自拉丁文献。有两处培根没有标明来源，但可以在维吉尔的作品中找到，另一处也没有标明，可以在奥维德的作品中找到。培根似乎故意不让读者轻而易举地找到古人智慧的出处。加上没有标明来源的两处引文，作品共引用维吉尔的著作六次；引用《圣经》五次，其中有三处来自于现在或曾经认定是所罗门（培根的宗教英雄）的著作；引用塔西佗三次，西塞罗两次，卡图卢斯两次，伊菲克雷特斯、卢克莱修、奥维德、塞涅卡、赫拉克利特各一次。
在二十三次引用里，有十四次引自拉丁作家，而这十四次中有九次引自诗人。有意思的是，远古人不包括荷马和赫西俄德，却包括维吉尔、奥维德和卢克莱修。培根似乎在故意抬高罗马，贬低希腊。讨论培根这样的哲人时，仅仅知道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人喜爱罗马诗人、普遍同情特洛伊、仿效罗马帝国，显而易见是不够的。培根认为，罗马是伟大的学术时代之一（《学术的进步》卷一，章2，条9；《新工具》卷一，页78）。但谁会比较罗马学术与希腊学术，或罗马艺术与希腊艺术呢？通过比较，可能让罗马占上风的毫无疑问是政治领域。有人可能补充说，在法律上也是如此，但培根大概也把法律归到了政治之下（《学术的进步》中没有独立的法学）。然而，从字面上说，原初事物既不可能是罗马的事物，也不能笼而统之地说成是政治事务。
从整部作品来看，刚才提到有五篇寓言论述自然，有一篇论述亚人类事务，有两篇论述神人相遇，有十篇论述政治，其余十三篇则内容各异，但都论述人事。如果神人相遇不是原初事物的话，那么神肯定是。在讨论原初事物时，按照以下顺序探讨其余寓言似乎比较合情合理：神人相遇类、自然类、与政治无关的人事类、政治类。
神人相遇类寓言分别是“亚克托安和彭忒乌斯或好奇心”与“狄俄墨得斯或宗教狂热”。第一篇寓言具有双重性，因为亚克托安的好奇出于偶然，而彭忒乌斯的好奇则是有意。亚克托安看到裸体的狄安娜，显然与神有某种际遇，但裸体是自然的。彭忒乌斯却是有意去揭示禁止他参加的宗教仪式。培根告诉我们，亚克托安发现的秘密是君主或政治秘密，而彭忒乌斯发现的是神的秘密。偶然发现政治秘密和有意发现神的秘密的行为都受到了惩罚。至于有意发现政治秘密和偶然发现神的秘密的行为，培根只字未提。当然，彭忒乌斯闯入私密区域，其罪行要大得多。一般来讲，没人竭力去发现神的秘密。这样的发现，即使有，也纯属偶然。亚克托安和彭忒乌斯都受到了惩罚，一个死亡，一个疯狂，这表明，即使是偶然发现秘密也会招致危险。看一看培根特意用亚克托安的寓言讲述“君主的秘密”，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然而，狄安娜不仅是皇族，而且还是神。
亚克托安突然出现在狄安娜面前
（让.弗朗索瓦.德.特鲁瓦 绘，1734年）
另一个涉及神人相遇的寓言集中在狄俄墨得斯身上。狄俄墨得斯在雅典娜（Pallas Athene）的怂恿下伤了维纳斯。培根在这里以及其它一些地方用希腊名称呼智慧女神（参寓言2、7、30）。如果神有罗马名的话（如朱庇特、朱诺和维纳斯等等），培根通常用罗马名。他曾在一篇寓言中交替使用“巴克科斯”和“狄俄尼索斯”。他的作品始终都用阿波罗这一称呼，但阿波罗既是希腊神也是罗马神（维吉尔的《牧歌》和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有多处提到）。培根在一篇寓言中用密涅瓦，而在四篇寓言中用帕拉斯，这一点有着重要意义。的确，他没有采用希腊文全名，称其为帕拉斯雅典娜，而确凿无疑的是，他采用的是希腊的智慧女神。维吉尔也是如此。因此，培根可能追随自己引用的先人。即使没有标示其雅典身份的名字雅典娜，帕拉斯仍然是希腊文。因此，似乎是希腊智慧唆使狄俄墨得斯刺伤了维纳斯。培根特意强调，狄俄墨得斯是神话中唯一伤害神的人。这个寓言的副标题是“宗教狂热”，因此，狄俄墨得斯攻击女神是出于宗教狂热。
然而，要知道培根非常厌恶宗教战争，因此，要么挑起这场战争的帕拉斯不明智，这个寓言也因而仅仅是对希腊智慧的又一次攻击，要么在这个寓言里寻找智慧必然另有缘由。培根的大多数论述都是批评狄俄墨得斯这类人，他们由于宗教狂热而非本性邪恶才走向极端。这一点虽然经过充分表述，但除了培根在别处的议论之外，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培根声称，古人没有宗教战争，这点倒是新的（参卢梭《社会契约论》卷四，章8）。古人的智慧是预言智慧。这里牵涉复杂的认识论问题，它毫无疑问影响了人们对培根的普遍看法，即培根是个经验主义者。如果古人（希腊人或前希腊人）能够不经历宗教战争而知晓宗教战争，他们也可以知晓其它事情。他们可能也知道宗教战争赖以产生的预言宗教的本质。培根似乎根本无法知道，在天地创立和有历史记载之间是不是有关于宗教战争本质的真正知识。与此相反，必须要重视的是，的确有预言知识或预言智慧这类东西。对于古人的知识，这一点告诉我们的东西并不比培根知道的要多。假如能够声称，古人不经历宗教战争也会了解它的本质，那么培根也可以声称，自己虽然没有亲历宗教战争，也可以知晓避免战争的方法。
关于预言性知识，有两点可以提一下。一，这种知识是关于尚未被创造，但将会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的知识；二，避免宗教战争要采用某种形式的公民宗教取代预言宗教，这在《新大西岛》中可以看到，但具体细节却被故意掩饰起来，因为全部的知识只有随着公民宗教的建立才能出现。这才是真正的神人相遇。现在，我们在接近神的同时，已远离了原初事物，走向了最终或将来的事物。
讲述神人相遇的两篇寓言以悲剧告终。第一场悲剧的发生是因为探询神的东西就是探询秘密，这表明，探询神的东西会导致毁灭。第二场悲剧的发生是因为人类，尽管是受到神的教唆，伤害了神。寻找原初事物时，我们不能向后追溯过远。我们找不到神的东西，找到的只是把神与历史隔开的面纱。
因此，我们恰当的做法是转向讨论自然的六篇寓言（第6、12、13、17、21、29篇寓言）。第一篇寓言讲的是“潘”，副标题为“自然”，在所有寓言中排在第六。众所周知，《圣经》中的创世是六天的工夫。培根称《新大西岛》中的机构为“六日工程学院”，尽管其习惯上被称为“所罗门学院”。既然所罗门学院的任务是研究自然万物，那么选六作为寓言潘的序号可能不是偶然为之。其余五篇寓言的序号可能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培根采用了数字象征。下一篇讨论自然的寓言是第十二篇：“卡卢姆或物质的起源”。十二可能指六天工作的两倍，或一天的结束。十二和十三（寓言13）讨论的可能是幸运与灾难，即耶稣和十二门徒，也就是第十三个人。至于17，我在别的地方曾指出其在毕达格拉斯数字象征系统中的重要性（《柳林中的和平》，页191-192）。
培根把数字十七运用到《新大西岛》里去暗示健康与自然知识之间的关系。其意义来自于希腊语辅音的数目。十七人一组，共三组人，据说曾经守卫在哈兰城门，而哈兰城一度是毕达格拉斯学派的中心。
拉斐尔《雅典学院》中的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
这六篇自然寓言可以看作一个整体，但这并不能削弱他们各自的重要性。在拉丁文《学术的进步》的扩充版中，培根还用寓言“潘”阐释“寓言诗”（《全集》卷二，页226-239）。在另一部作品中，寓言十二“卡卢姆”和十七“丘比特”有了新版本。二者结合在一起，成了《论起源》一书的基础（《全集》卷五，页289-346）。这五篇寓言的的确确参与了对原初事物的探求。我们了解到，诗人们把卡卢姆（乌拉诺斯）看作最古老的神。诗人们（这些诗人与上句中诗人是否一样我们无从得知）还说，丘比特（爱若斯）是最古老的神。据称，还有另外一个丘比特，是最年轻的神（《全集》卷十三，页22-25）。这就使得原来的问题更加复杂。
让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个古老的丘比特：“聪明的古人在寓言中讲到丘比特没有父母，也就是没有原因。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肯定不是，但我们不清楚，它是否最伟大”（《全集》卷五，页291）。丘比特是不是古老得没有父母，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培根声称自己不清楚，但对于原初事物的关切显而易见。这些寓言确实在探讨原初事物，但可能很难确定这些事物。然而，丘比特如果不是原初事物，卡卢姆或乌拉诺斯这位最古老的希腊神或天就有可能是（《全集》卷十三，页15）。关于这一点，培根声称不清楚，后人也不会清楚，因为他们并不能比培根更能接近这些原初事物。因此，一个说法是，原初事物可能最伟大，另一种说法是，最终的事物最伟大（《新大西岛》，页13，行1-2）。我们一会儿将看看，这两种观点是否能够调和。
我们有必要先讨论卡卢姆，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丘比特。在组织《论古人的智慧》时，培根首先或详或略地讲述一篇寓言，然后做出解释。在讲述与解释之间常有一个过渡句，比如：“寓言的意思似乎是……”在两篇寓言里，这个句子似乎有些含混，但在二十二篇寓言里，它类似于“（寓言的）意思似乎是……”。在七篇寓言里，“似乎”一词明显不存在，培根不再含糊其词，比如他说“寓言可以这样解释”，在“卡卢姆”寓言中就是如此。换句话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培根似乎满足于表面的解释。在七个寓言中，其中包括“卡卢姆”和“丘比特”，他声称自己知晓现实情况。“卡卢姆”寓言的副标题为“物质的起源”。
人们通常认为，卡卢姆或乌拉诺斯是众神中最古老的神。寓言讲到，卡卢姆的儿子萨杜恩割掉了父亲的生殖器。培根说，这篇寓言表现了万物产生的过程。“寓言可以这样解释”。培根似乎坚信，卡卢姆是包含着所有物质的凹形空间，萨杜恩是物质本身。萨杜恩割去生殖器表明，天已经失却了产生物质的能力。这个观点并不是培根的独创，他让我们注意到寓言与德谟克利特的思想之间的类似之处（《全集•论起源》卷五，页290；比较亚里士多德《论天》277b，27-30）。培根的意思是，物质而非世界才是永恒的。要让物质取得形式，似乎需要某种欲望。在这篇寓言中，培根提到了维纳斯；在另一篇中，则提到了丘比特。维纳斯或丘比特的出生意味着制造和谐的力量取代了制造冲突的力量，占据了优势地位。
我们现在回到寓言“丘比特”上来，看看另一类起源。培根似乎对两种起源都确信不疑。对于“丘比特”寓言，他说：“这个寓言讲述了自然世界的童年（[译按]直译为‘摇篮中的自然’）并做了进一步探讨。”摇篮显而易见不是，也不会装着原初事物。然而，因为这是第十七篇寓言，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与自然比较接近。实际上，原初事物不是爱欲；爱欲是物质的一种欲望。因此，“卡卢姆”和“丘比特”寓言只是在表面上不一致。无论是否有装载物质的容器，也无论培根是否像往常一样遵从《圣经》的观点，如果不存在有欲望的物质，即如果爱欲不能战胜分裂欲，世界就不可能形成。在“卡卢姆”寓言中，培根承认，爱欲可能不会永久占据上风。他援引了卢克莱修的原话。后者认为，我们从理智而非事物本身可以推断，将来会回归到混乱状态（《物性论》卷五，行106-107）。作为进步思想的提出者之一，培根竟然得出了这样奇怪的观点。对于我们而言，这种观点让人感到沮丧，但并不奇怪。
即使爱欲为物质固有的属性，也就是说，即使卡卢姆先于丘比特，丘比特也不必有父母。回想一下培根曾经说的话：知道丘比特没有父母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过去最败坏哲学的事情，莫过于探询丘比特的起源”（《全集•论起源》卷五，页291）。培根接下来说，这就意味着，哲人的哲学原则不是来自于自然，而是来自于争论（不仅包括辩证法，还包括数学）。换句话说，丘比特的父母不可知，探求不可知的行为会误入歧途。必须要探索的是丘比特之后的东西，也就是，要研究“六日工程”；这需要相信实证。一些培根的追随者有时会忘记，相信实证仍然是信仰。
培根为这篇寓言找出的根据至少可以追溯到赫西俄德，后者声称，最初是混沌，然后出现了世界，最后是爱欲（《神谱》行116-122；参《形而上学》984b 27-29）。
然而，出于寓言和哲学上的原因，培根还需要一个爱欲。从寓言方面讲，众所周知，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个裸体带箭的小家伙也是生育而来，他是维纳斯的儿子。从哲学上讲，有些东西尚未得到解释，这就是物种。因此产生了另一种欲望，另一种爱欲，因为物种必须出现，而且物种的欲望可能不同于物质的欲望。二者的确不可能相同，因为，如果无机物有爱欲，它也没有意识。没有物种，就不会产生小丘比特。但在“卡卢姆”寓言中，没有物种，据说也不会产生维纳斯，她似乎也在履行同样的功能（《全集》卷十三，试比较16页和25页）。
培根在“丘比特”寓言末尾给出了解答：维纳斯挑起欲望，丘比特具体实施。雄猫爱雌猫，是因为维纳斯；某一只特定的猫爱另一只，是因为丘比特，这样的推断似乎很难让人满意。而且，这篇寓言不是培根的创作；正如撒旦对于《圣经》那样，培根必须修改它，以符合自己的目的。但物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人类又发生的什么事呢？它们产生于欲望，这种欲望类似于物质欲望，但又不完全相同。培根不知道，在混沌、物质、爱欲出现之后创造出来的人，在原初事物之后的历史中为何会成为孤独的角色，而且，这个孤独的角色以后可能再次回到混沌状态。
维纳斯的诞生
（波提切利 绘，1487年）
从第一个无父母的丘比特可以清楚地看出，自然并不是全部可知。此外，自然也不可能被全部揭示，因为它与历史之间有一层面纱。在丘比特的起源问题上，傲慢的怀疑主义必然会让我们放弃探讨。我们可能再一次会问，《论古人的智慧》到底是不是在探询原初事物。在论述自然的其它寓言中有几点应该提一提。尼普顿的牧人普洛透斯能够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他能够知道过去，像培根在《论古人的智慧》中一样；他还是个先知，能够预言未来（《全集》卷十三，页17-19）。“普洛透斯”寓言的副标题是“物质”。因此，正是物质像普洛透斯一样在三方面都非常伟大（培根本人可能在三方面都比较伟大），能知晓过去、现在和将来。培根在这里重复了他在别处的说法：物质居于天的内部。但他又补充了一点，物质具有普洛透斯的形式，能够变成多种形状。然而，培根不能明确地声称，具有普洛透斯特性的物质知晓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就有了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句子之一：
如果人明白了物质的条件、性质和发展过程，他肯定也通晓所有事物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数目和普遍问题，但我不是说他能够知道局部和个别问题。
两种东西不可知：自然之前的东西和个别问题。我们很难确定，培根是指哪一类个别问题，特别是当他要求“科学”必须“俯身研究个别”的时候（《新工具》卷一，条22，102，103，118）。然而，对我们有意义的是，物质的历史和将来是可知的，关于它们的知识对于理解物质的“性质”和“发展过程”又是必要的。因此，即便不研究原初事物，也应该研究丘比特以后的原初事物，并且还要研究将来的事物。自然即使不完全可知，也完全可以被征服。
让我们回到“潘”寓言上来，这个寓言在拉丁版《学术的进步》中被当作寓言诗范例来解释（《学术的进步增补版》卷二，《全集》卷二，页226-239）。潘指代大自然。关于恐慌（Panic terror），培根指出，自然赋予所有生物以忧虑和恐惧，使它们能够保护自己。这里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埋下了伏笔。然而，寓言中有一种东西让我们超越自然，看到了人事。在《学术的进步》增补版中指出，培根就这个寓言指出：“幸运之神是庸俗世界的产物，只取悦那些比较平庸的哲人”（同前，页230）。但这是关于命运讨论的一部分，而且培根区分了运气和命运。尽管卢克莱修受到培根的崇拜，但是，使卢克莱修受益颇多的伊壁鸠鲁对培根却毫无价值。那段关于运气和命运的话接下来说：“伊壁鸠鲁似乎不仅用语低俗，甚至愚蠢，因为他说，相信关于众神的寓言胜过坚信命运”（同前，页230）。这段话表明，愚蠢比亵渎神灵更应该受到谴责。坚信命运就是愚蠢，并且，命运又似乎等同于运气，而相信关于众神的寓言仍然旨在使解脱人类困境成为可能。对于培根和他之前的马基雅维利而言，运气并不支配世界。然而，命运女神却是潘的姐妹，即自然的姐妹。
培根批评的是，伊壁鸠鲁不愿意接受任何扰乱心灵的东西，以及命运比运气更令人头疼。这似乎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说，伊壁鸠鲁让他的自然哲学适应他的道德哲学。培根的做法当然与此相反，至少在方法论上如此。征服自然不会囿于运气的羁绊，但可能被迫接受命运的束缚。显而易见，我们现在正从自然转到人事上来，或至少正转到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交汇处。
我们已经看到，培根把丘比特、卡卢姆以及维纳斯等同于事物的本性，因此，我们要回忆一下卢克莱修著作开篇对维纳斯的赞美（《物性论》卷一，行1-43）。就卢克莱修的思想而言，正如施特劳斯所说，“罗马人是女神维纳斯的后裔，而维纳斯独自支配着事物的本性”。从自然哲学转向道德哲学可以看作是从维纳斯转到了罗马。培根没有像卢克莱修那样从维纳斯转向自然（同前，页83）。《论古人的智慧》中的话语根本没有以比较的方式来展开，但解释的顺序似乎从自然转到了人的本性。我们刚才把寓言“潘”与那些论述自然的寓言归为一类。然而，该寓言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与政治有关联。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潘据说与“一切”都有关系。潘手持两种标志性东西，一种表示和谐，另一种表示帝权（《全集》卷十二，页445）。比这更适合罗马的标志寥寥无几。
普遍存在于物质中的欲望是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和谐和帝权即使看起来与大自然互相关联，也显然不属于自然（《全集》卷五，页63-64）。人类创造帝权，也可以创造和谐。我们再回到潘这边，他的笛子代表和谐，七根芦苇表示七大行星。这当然不是人创造的和谐，但培根谈起另外一种标志物时，他显然把神创的和谐和人创的和谐联系起来。表示帝权的牧羊杖由于“间接或迂回的方式”才成了弯曲的形状。同样，在人为统治中，采用托词和间接方式也比较恰当（《全集》卷十二，页445-446）。在“卡珊德拉”和“朱诺的求婚者”这两篇寓言中，我们已经看到间接方式与统治之间的关系。在前言中，我们明白了间接方式在知识帝国统治中的重要性。看起来是从自然过渡到权力的一段话竟然强调自然的奥秘或权力的间接性，也就不奇怪了。
古人认为，政治包含人事。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和谐和帝权与政治息息相关。然而，研究一下《学术的进步》的结构安排就会发现，培根区分了政治领域与道德领域。因此，我们必须转向非政治方面。培根说，亚里士多德对“情感”论述得很好，却放错了地方（那是修辞而非伦理，情感不同于欲望，这在下面会论述到）。当培根说这番话时，我们可能希望他把美德和罪恶以及情感和激情全部放到一部道德哲学著作中去论述。《论古人的智慧》是这样的一部著作么？它看起来并没有全面论述道德哲学。实际上，培根自己认为完成这样的著作是不是可能，还令人怀疑，因为他觉得，当时的科学还不成熟。然而，虽然不可能知晓希望知晓的东西，但可以知晓有哪些缺陷阻碍了人类追寻希望的进程。
想一想寓言主要描写的那些缺陷。培根认为，它们不是政治缺陷，但我们必须要从另一角度来理解。那喀索斯的缺陷是自恋，培根基本上把自恋看作是阻碍科学的缺陷：“这种人最终百无一用，像海中行驶的船只，留不下一丝痕迹。在古人看来，他们应献给阴间及阴间的神祇”（《全集》卷十二，页439）。俄耳甫斯的缺陷在于没有耐心，这明显是科学进步的绊脚石。“厄尼克托尼俄斯”寓言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缺陷，培根也再次谈到了缺乏耐心对于科学的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与“坚忍不拔”的伊壁鸠鲁做一比较（《全集•学术的进步增补版》卷二，页230）。门农的缺陷在于狂妄自大；亚克托安和彭忒乌斯的缺陷在于爱管闲事；普罗米修斯寓言强调的缺陷是心神不宁。培根和卢克莱修一样，认为哲学能使心灵免于烦扰。
除了这些缺陷外，还有两篇寓言讨论欲望。在培根眼里，欲望也是一种缺陷，它指的不是所有的“情感”（培根语），而是紊乱的情感。一篇寓言是“提托努斯或腻味”，另一篇是“狄俄尼索斯”，其副标题为“欲望”。在拉丁版《学术的进步》中，狄俄尼索斯的寓言也被当作寓言诗，只是其版本略有改变（《全集•学术的进步增补版》卷二，页245-250）。这个寓言尤其重要。寓言虽然只“似乎”与道德有关，却是“至今创立的最好的道德哲学”（同前，页246；《全集》卷十三，页37）。尽管不像丘比特无父无母那样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但至少与最好的道德哲学不分轩轾。它对于道德哲学正如丘比特之于自然哲学那样关键。
此外，它的“创立”让我们了解到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差异。寓言当然可以创作出来，但这意味着，道德哲学也有可能被创作出来。因此，道德哲学不可能是原初事物，但想一想“狄俄尼索斯”寓言的副标题是“欲望”，那么各式的欲望就有可能属于原初事物。显然，培根一直留意着别人如何批评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欲望”的论述，因为在这里，欲望包含在道德哲学之中。的确，这些寓言看起来即使不是道德哲学的全部，也是其精华部分。要想知道是否存在着与欲望无关的美德，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下其它寓言。
目前创立的道德哲学，其精华之一是什么？巴克科斯（在这个寓言中，该神的希腊名与拉丁名相互换用）代表欲望或情感和烦躁（《全集》卷十三，页37），而情感与烦躁融合在一起，就是外在善的目标。这里没有涉及任何无烦扰的情感。人类可能会追求内在的善：舒心、友谊、正义和智慧。培根讨论了各种躁动的欲望及其与酒、缪斯和常春藤之间的关系。
然而，对于欲望的讨论揭示了情感的一些本质。按照培根的解释，它不仅仅是欲望，还是彻头彻尾的情感。它看起来在沉睡，失去了活力，但只要条件和时机成熟，它又可以恢复生机（同前，页38）。此外，情感非常善于找到激发自己的东西。它发现酒最能够激起欲望。换句话说，所有情感都会发现滋养自己的东西，但是欲望发现了酒。整篇寓言都区分了情感和欲望，这是培根道德学说的基石，但就培根而言，很难说情感比欲望的要求要高。美德也是一样。明显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烦扰。
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寓言中最晦涩的一段话。这段话讨论的是情感，并不一定就是欲望：
毫无疑问，欲望追求的东西都为经验所摒弃。处于热烈追求和纵欲中的人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会不惜任何代价，要让所有这些人明白，无论追求的目标是名誉、财富、爱情、知识或其他东西，他们只是在讨好被遗弃的东西。在历史上，很多人尝试过这些东西，发现它们令人憎恶，于是就把它们抛弃了。（《全集》卷十三，页39）
这段话可能是培根在调侃世俗的虚荣，但他又称这篇寓言特别具有教育意义。培根有着伟大的抱负，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学术的进步，以解脱人类的困境，因此，他不可能认为，知识甚至追求知识的情感，应该受人憎恶。在俄耳甫斯寓言中，俄耳甫斯之所以失败在于其急欲求成，这一点在本寓言中可能也有暗示。就目前来看，我可以进一步说明的是，情感有误导作用，人类应该追求知识，但要克制情感，因为情感可能引导我们接受被经验遗弃的东西。
“狄俄尼索斯”寓言的解释显然不完整，但我们要先把它放在一边，转到美德问题上来，这可能会更清楚一些。副标题为“哲学”的俄耳甫斯神话描述的可能是典型的沉思生活（同前，页11-14）。实际上，俄耳甫斯被称为“完美的哲人”，培根以前历史上的哲人还没有人获得这样的称号（《柳林中的和平》，页207-217）。俄耳甫斯想找回妻子欧律狄刻（Eurydice）。他在回到阳间之前回头观望，结果失去了妻子。俄耳甫斯转而用琴声驯服野兽和石头。由于急欲求成，他在自然哲学上失败了。但他却在政治哲学上成功了，因为他驯服了野兽和石头。最后淹没他琴声的是狄俄尼索斯的女信徒制造出来的喧闹声，也就是宗教冲突的声音。人类急于找到完美的自然哲学，结果走向了政治哲学，并在政治哲学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有个问题政治哲学一直没有解决，那就是宗教冲突。这表明，如果自然哲学以培根的方法为基石，保持耐心，它的成功将会带来政治哲学上的成功，并避免宗教战争，像在新大西岛上一样。
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
俄耳甫斯很可能是作品与政治哲学之间的纽带。然而，在直接谈及政治之前，还有一篇寓言需要讨论，即“普罗米修斯”寓言。普罗米修斯指代神意，非常典型的资产阶级美德。然而，培根认为，这篇寓言最重要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着眼于目的因，人似乎应当作为世界的中心”（《全集》卷十三，页44）。目的因即万物所归的善，曾经远远高过人类，如果我们想不到这一点，上述句子的革命性就可能被忽视。若人是与目的因相关联的世界的中心，那么目的因就不存在于自然，而存在于人类，也就是说，不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而存在于人的创造之中。另外，若人是世界的中心，目的因就是人为的目的因。上帝创造了宇宙，所以可以把握宇宙，同样，人创造了这些目的因，也可以把握它们。然而，培根的话表明，真正能让人理解的还是人创造的东西。这样，对原初事物的追寻就有了界限。的确，像丘比特无父无母的这类原初事物对于追寻目的因必不可少，但这种追寻只有到此为止。
追寻的顺序似乎很清楚了。我们不应该继续向前寻找，因为在物质和共同的欲望之前不可能找到什么东西。然而，在我们真正转向目的因之前，自然哲学必须利用培根的归纳法，完成自己的工作，必须俯身研究个别。尽管自然哲学必须先于政治哲学，但它从未像后者那样容易掌握，因为深奥的自然与明晰的自我创造的人类正好相反。
在培根的叙述和解释中，“普罗米修斯”寓言最长。然而，我们还必须提一提“忘恩负义”这个令人奇怪的美德。据说，人类并不感激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而且他们的忘恩负义使他们获得了更多好处。对培根来讲，忘恩负义在研究技艺和本性中是一种美德。人应该不满于现状，要永远有所追求。对技艺和本性的指控产生了科学。注意，也就是这么一个培根曾经认为，比起国王和政治家的功绩，发明应该受到更高的赞扬。此外，对于培根常常附和的马基雅维利而言（《论李维》卷一，章2），感激是首要的政治美德。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发明或所有科学中，感激是一种美德，因为给人们带来益处、使人们脱离困境的人，当然也包括培根，永远值得赞扬。不过，忘恩负义也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促使科学进步。在政治上会不会是一样呢？培根肯定知道，在政治上也会存在同样的矛盾。想一想“美国革命之女”这个名字。毫无疑问，这个组织的成员非常感激她们的先人，却憎恨所有后来的革命。真正的革命者是忘恩负义的。不用说，这是一个危险的矛盾统一体。
寓言“斯芬克斯”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区别（《全集》卷十三，页54-57）。斯芬克斯的谜语有两类：自然谜语和人性谜语（同前，页57）。答对谜语的人会获得两种帝权：统治自然的帝权和统治人的帝权。第一类帝权必须战胜敌对的经院派，并且皇帝最可能就是培根自己。第二种帝权俄耳甫斯曾经获得过。掌握这种帝权最杰出的代表是恺撒。恺撒“在生活中成功解答了许多关于人性的谜”。这就把我们带向了政治寓言。
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
柏拉图式的学者知道，政治有严酷的一面，也有温柔的一面。在《新大西岛》中，希望之舟到达了未来的乌托邦。除此之处，培根关注的基本上是政治的残酷面。在《论古人的智慧》中，政治基本上全是残酷的，仿佛是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政治。然而，其表达更为谨慎，用培根常常强调的诱人智慧去减少政治的严酷性。在专门论述政治的十篇寓言中（当然，如上所说，也有其它寓言涉及政治，比如寓言“潘”），有七篇或明或暗地讨论了君主制。另外三个则非常明显。在解释寓言“堤丰”、“赛克罗波斯”和“墨提斯”时，“王”这个字都出现在解释的第一句。在寓言“司提克斯”、“恩底弥翁”和巨人妹妹中，“君主”一词也出现在同样的位置。寓言“涅墨西斯”中不存在这样的首句，但从上下文明显可以看出，它也注重国王和君主。
第一篇寓言“卡珊德拉”已经讨论过了，但它也可能是政治寓言。就政治方面而言，它的背景是罗马共和国，主张共和的卡珊德拉就是加图。加图预见了罗马共和的灭亡，但他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没有任何益处。培根援引了西塞罗的话，大意是“加图讲起话来仿佛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而不是在罗慕路斯的粪便上”（《全集》卷十二，页434）。共和国比君主制更可能具有实话实说的特点。
培根把寓言二的副标题“造反者”和寓言三的副标题“残酷大臣”都与君主制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简要看一下这两篇寓言（同前，页434-437）。反叛明显不只是在君主制下发生。然而，培根认为，政权的命运变幻不定，国王与国家是一种婚姻关系，就如朱庇特与朱诺的关系一样。置国家于不顾的国王会成为独裁。这像朱庇特一样，没有朱诺的配合就生育出帕拉斯。朱诺于是让地球生出怪物堤丰，后者向朱庇特发动战争。不信任国王政策的培根，教授国王罪恶的统治手腕，力图否定古人的大部分传统，包括基督教和苏格拉底传统。他非常担心会发生国内战争，但他清楚地知道，国内战争常常是由双方造成的。国王变成了独裁者，但他却提到“平民本性固有的邪恶和敌意”（《全集》卷十二，页435）。培根用“平民”（plebs）而不用“人民”（populus）或“贱人”（vulgus）表明，他可能专指罗马的普通民众。培根在涅墨西斯的寓言中也使用了类似的话：“那些贱民嫉妒恶毒的本性”（《全集》卷十三，页34）。在这里，培根采用了“贱民”而非“平民”。这篇寓言也从罗马找到了诸多例证，另外还有特洛伊和埃塞俄比亚的例子。就堤丰来说，它似乎在谈论罗马式的叛乱。培根非常担心发生内战，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此，他害怕平民的斗争。然而，他也知道谁要镇压平民。
第三篇寓言继续重点关注君主制。培根认为，在这篇寓言中，朱庇特对待赛克罗波斯的态度与马基雅维利笔下切塞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对待奥尔科（Remirro de Orco）的态度大体一样（《君主论》章7）。国王们雇用了残酷的大臣，但他们知道这样的工具还有很多，就把他们交给法律、朋友或人民来处置。人民因此赞颂国王。那些残酷的大臣则被处死，这种罪有应得的刑罚来得实在有点晚了（《全集》卷十二，页437）。培根没有说国王不应该雇用残酷的大臣。如果有什么的话，培根也是在教国王如何利用残酷的大臣。虽然他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极端，把奥尔科被处死和肢解作为效仿的榜样，但“姗姗来迟的罪有应得的惩罚”这句话指的是大臣而非国王的命运。施特劳斯建议，我们应当把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普通君主和特殊君主作一比较。博尔贾就是特殊君主，他先是利用，后来又处死了他的残酷大臣。对马基雅维利了如指掌的培根不会不知道这个差别。
我们已经看到，第一篇寓言只是部分地涉及到政治，而其余两篇则全部与政治有关。这些寓言旨在打破远古的沉寂，这个任务本来只有《圣经》才能完成。想到这一点，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圣经》闭口不提政治。
我们还应该稍微提一下第四篇寓言“那喀索斯”（《全集》卷十二，页438-439）。这篇寓言不讲政治，但它间接地批评了淡漠的行为。那喀索斯喜欢独处，他在培根的版本里代表亚里士多德或伊壁鸠鲁，或二者兼而有之。第五篇寓言与第二、三篇有关，因为它提出了一些残酷的行为，供君主效仿，但是提出的方式不同。寓言的比喻是司提克斯河，主题是誓言。我们从其它一些地方知道，培根不相信誓言。“孩子因糖果而受骗，成人因誓言而受骗”（《学术的进步》卷二，章22，条45）。这是吕山德（Lysander）的话。
然而，有一种担保可以迫使人们遵守誓言：由司提克斯河象征的必然。智慧的古人意识到，只有对司提克斯起的誓言才可信赖。只有必然才能约束住君主。“只采纳了一种无法改变的独特的起誓方式，而且不是对天上的神灵起誓”（《全集》卷十二，页440）。实际上，起誓的对象是地下或阴间的神祇，至少在象征层面上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培根超过了马基雅维利。他忘记了雷古拉斯（Regulus），也忘记了共和时期，那时，罗马人的话是完全可以信任的。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人民留在意大利是因为他们被迫发了誓。他认为，那是信仰努马（Numa）的结果。培根怀疑协约及所有誓言的神圣性，但前提是，这些誓言是君主制下的产物。有些类似于共和国的新大西岛对待誓言则非常严肃。
第七篇寓言“珀修斯”讲的是战争。既然培根明确要探讨和平，要描述本撒冷的和平统治，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第七寓言的论述明确程度如何，该寓言占用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数字七，使这个问题尤其突出。然而，这篇寓言的论证与马基雅维利如出一辙。它断言，既然战争必然事出有因，这个原因应该是赢得大众的支持，但推翻专制则是最正义、最崇高的原因。还有其它原因，特别是在国王方面。寓言“墨提斯”旨在说明，国王把所有荣誉归于自己，把全部灾祸归咎于大臣（《全集》卷十三，页62-63）。朱庇特吞下怀着孩子的墨提斯，因此生下全身盔甲的帕拉斯。据培根说，这篇寓言包含了统治的秘密。然而，培根把它揭示了出来。国王召集他们的大臣开会讨论事务。问题快要解决时，国王就不再让大臣们讨论，如此以来，事情仿佛全部由国王一人完成。培根没有说国王是独裁者，但他们有这个倾向。培根当然了解他们的虚荣心。作品中间那篇寓言（第十六篇）已经讨论过了，其中提出，要赢得那些傲慢的恶意的人，政治上要采取低下的姿态。
然而，虽然《论古人的智慧》对君主制批评有加，培根最根本的共和思想却只出现在《新大西岛》这部分（有意）未完成的乌托邦作品中。培根有两篇去世后发表的短文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尤利乌斯·恺撒的政治形象》和《奥古斯都·恺撒的政治形象》（《全集》卷十二，页27-44）。第二篇明显没有完成。对于尤利乌斯·恺撒，培根写道：“祖国、宗教、军队、亲属以及友谊都不能阻挡他的命运”（页27-28）。不仅如此，“他谋求地位和荣誉，并不以此为目的，而是把它们当作权力的工具”（页28）。这一方面是在指责权力欲，另一方面是对节制的赞颂。培根在其它地方称尤利乌斯·恺撒是“世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全集•〈学术的进步〉增补版》卷十三，页45）。对奥古斯都·恺撒的颂扬就没那么多节制：“若人间存在伟大的心灵，它就属于奥古斯都·恺撒：镇定、平静、明晰”（《全集》卷十二，页33）。
奥古斯都·恺撒
（Gaius Octavius Augustus，前63–14）
如果说《论古人的智慧》中有英雄，那肯定是奥古斯都·恺撒。在涅墨西斯的寓言中，培根告诉我们，他认为奥古斯都·恺撒是最幸运的人（《全集》卷十三，页33）。培根在普林尼的作品中发现了奥古斯都所受的灾难时，就谈到了涅墨西斯。尽管如此，在奥古斯都的思想中“根本看不到自满、轻浮、软弱、迷惑和忧郁的迹象”。正如上面所说，在斯芬克斯的寓言中，我们知道，奥古斯都把斯芬克斯作为他的徽章；他正确解答了谜语，关于人性的谜语（同前，页57）。马基雅维利从半人半兽的喀戎（Chiron）那里获取知识（《思索马基雅维利》，前揭，页78），同样，奥古斯都和他之后的培根从具有多种形状的怪物身上学习。当然，他们的学习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个尚未被战胜的怪物可能毁灭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培根交代了古代的一个事实：新思想应该秘密传授，否则会自取灭亡。
斯芬克斯的寓言在赞颂奥古斯都之前，引用了维吉尔提醒罗马人治理自己帝国的话：“让这成为您的专长”（《埃涅阿斯纪》卷六，行851-852）。我们已经看到，作品引用罗马人的次数最多，而在所有作家中，作品引用维吉尔的次数最多。维吉尔与奥古斯都的关系人人皆知，这里勿需赘述（《埃涅阿斯纪》卷六，行790以下；卷八，行678-681）。我认为，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就《论古人的智慧》而言，罗马是最受推崇的古代，但这个罗马是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而非共和时期的罗马。培根这位哲人不指望从荷马和赫西俄德那里发现伟大的东西，从而把眼光投向远古，却在荷马和赫西俄德以后的时代里发现了一部分古人的智慧，这的确具有讽刺意味。
然而，人们会对这个结论会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尽管那些好战的人们在他一时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培根最终的目标是和平，预示着霍布斯的到来。像马基雅维利一样，他也提倡一种公民宗教，但本撒冷的宗教就比较平和，其神祇似乎是伊希斯和俄赛里斯，而非朱诺和朱庇特（《柳林中的和平：培根的政治哲学》，页168-179）。然而，怎么会让人人都接受遥远的、平民难以理解的本撒冷的和平宗教和科学政治呢？培根也清楚这一点。但君主政治战胜了爱国主义。培根推崇的和平不像后来者霍布斯的和平，它可能通过帝权获得。否则，《新大西岛》所罗门学院的院士们为什么会有他们从来不用的毁灭性武器呢？
推荐阅读
▼ 购书请点击图片（出版社官方店）
● 张志扬 | 宗旨维鉴：《知其白守其黑：西方历史的白与黑》跋
● 新书推荐 | 《历史主义与民族精神：启蒙语境中的赫尔德》
（编辑:肖炅焘）欢迎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