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研究丛编”历史主义与民族精神
——启蒙语境中的赫尔德
冯庆 编
姚啸宇 包大为 等译
78.00元，2021年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
赫尔德是欧洲启蒙时代著名的“自由知识人”，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民族精神”观念的理论奠基人，其哲学、美学和政治思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也芜杂含混，长久以来未能获得准确定位。20世纪以来，赫尔德对历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独到贡献得到西方学界的充分把握，同时他与启蒙主义的关系开始淡化，甚至被人视为“反启蒙”的先驱。
本书汇集了西方当代赫尔德研究的典范性成果，通过回溯启蒙时代的基本语境，试图从不同角度，挖掘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及民族观念的理论资源和政治诉求，呈现其思想整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阅读本书，不仅将帮助我们更透彻地理解西方思想史的整体脉络，还将使得我们做好准备，对近代中国的激进文化运动开展进一步的反省。
/目录/
编者前言
自然法和赫尔德的历史理论 斯皮茨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和18 世纪晚期自然科学的不均衡发展 帕尔提赫尔德与培根 奈斯比特赫尔德与斯宾诺莎 佛斯特赫尔德与卢梭 伯纳德希伯来人与赫尔德的政治纲领 伯纳德赫尔德与旧约 维德纳赫尔德与贺拉斯 施密特野性的优越：赫尔德与惠特曼的民族主义 布鲁伊斯坦当代赫尔德研究综述 赞米托 等
/内容试读/
赫尔德与斯宾诺莎
佛斯特（Michael N. Forster） 撰 姚啸宇 译
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
众所周知，在18 世纪晚期和19 世纪早期的德意志哲学中，斯宾诺莎主义异常兴盛了一段时期。莱辛、赫尔德和歌德，德意志浪漫派的施莱尔马赫、施勒格尔和诺瓦利斯，德意志唯心论者谢林与黑格尔——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赞同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与决定论的形而上学。
这一兴盛期的源头是什么呢？人们倾向于认为雅各比和门德尔松功不可没，他们在1785 年挑起了一场著名的公开争论，论题是：莱辛是否成了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因为雅各比声称莱辛在1781 年去世前不久对自己承认了这一点。
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
然而雅各比和门德尔松都并不欣赏斯宾诺莎。在《与门德尔松先生商榷斯宾诺莎学说的书简》（On the Doctrine of Spinoza in Letters to Mr. Moses Mendelssohn, 1785）一文中，基督教虔信派（Christian deism）的拥护者雅各比认为，斯宾诺莎哲学是哲学由于依赖理性而造成的所有最大错误的缩影。根据雅各比的观点，斯宾诺莎的哲学比其他案例更清楚地表明这种依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无神论和宿命论。诚然，门德尔松在早年作品《哲学对话录》（Philosophical Conversations, 1755）中，为了挽救斯宾诺莎的声誉，试图把他的哲学说成是纯正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的重要先驱，虽然斯宾诺莎并不够格。后来，门德尔松撰写了他那更加声名遐迩的对雅各比的答复，即《清晨》（Morgenstunden, 1785）和《致莱辛的朋友们》（To Lessing’s Friends, 1786），此时他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态度本质上也是不友善的，并且根本上同意雅各比的指控：斯宾诺莎哲学意味着无神论和宿命论（虽然他也为斯宾诺莎哲学的“净化了的”版本留下了余地，使之能够避免诸如在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精神指引下被彻底改造的这类危险）。至少乍看上去，在我刚才提到的积极借用（appropriations）斯宾诺莎哲学的大潮中，雅各比和门德尔松似乎配不上多大的赞誉。这波浪潮的主要源头想必更可能来自它最早的典范，即莱辛、赫尔德与歌德那里。此三人与雅各比和门德尔松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他们都是斯宾诺莎哲学的狂热拥趸。一旦认可了这一事实，我们很快就能认识到，其中的中心人物非赫尔德莫属。
赫尔德《神：对话数篇》
因为，在赫尔德的《神：对话数篇》（God: Some Conversations）中有着显著的对斯宾诺莎主义的陈述，在这种强烈的映衬下，莱辛后期对斯宾诺莎主义的私下表白简直暧昧不明，在哲学上也不成熟——尽管雅各比发现了他的态度，并且使之绽放光芒。此外，歌德最初对斯宾诺莎的钟爱可以追溯到1771 年在斯特拉斯堡接触《神学政治论》的时候，后来，他在1773 年4 月又频繁地接触《伦理学》，此事更加广为人知，并且这种接触十有八九是受到赫尔德的启发。他们1771 年在斯特拉斯堡的首次会面改变了彼此的人生，那个时候的赫尔德对《神学政治论》已经产生浓厚的兴趣，在1773 年4 月时，他对《伦理学》及其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也兴致勃勃。因此，歌德后来情愿在赫尔德的指引下对斯宾诺莎进行解释，那时候是18 世纪80 年代初，他们在魏玛一起重读斯宾诺莎。歌德也热情地服膺于赫尔德在1787 年《神：对话数篇》中对斯宾诺莎的解释。总之，赫尔德在这方面是一个核心人物。
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
贝尔（David Bell）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斯宾诺莎在德意志：从1670 年到歌德时代》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虽然是通过多少有些不同的路径）。赫尔德1787 年的《神：对话数篇》中为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宗教的（metaphysical -religious）一元论与决定论的改进形式所作的辩护，在后来的斯宾诺莎主义大潮的产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贝尔密切注意到了这点。然而，正如贝尔（受到较早的德意志学者福尔拉特［Vollrath ］和林德的启发）所表明的，赫尔德对斯宾诺莎的兴趣在时间上远远发生在那部作品之前，至少要追溯到1768 年9 月，那时他开始对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形而上学产生兴趣（尽管那兴趣一开始是粗糙的，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则带有显著的批判性）。我在这一点上与贝尔的看法完全一致。可是，贝尔接下来却主张，直到18 世纪70 年代中期，斯宾诺莎才对赫尔德产生最早的积极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来自斯宾诺莎的伦理价值观领域，早年的赫尔德发现它非常契合于基督教的价值标准。但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影响早在1768 年9 月就开始了，而且它体现在其他三个更重要、更令人感兴趣的重大方面：首先是在某种解释学的（例如解释的方法论）方面，尤其是圣经解释学方面；其次是在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方面；最后是在一种与众不同的心灵哲学方面，这种哲学是功能一体化的（faculty -unifying），是反二元论、反理念主义的，并且是决定论的——简言之，是自然主义的。我还要说明的是，赫尔德早在1773 年5 月（大约和他接受上述心灵哲学同一时间）就已经接受了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宗教方面的一元论。事实上，我希望表明，斯宾诺莎施加在青年赫尔德身上的这些积极影响组成了一条渐增的序列，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体现了斯宾诺莎思想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18 世纪60 年代末的解释学作为开端，接着进入到70 年代初的政治哲学方面，然后在大约70 年代中期的心灵哲学与形而上学-宗教的一元论方面达到顶峰。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不会谈论贝尔已经讲过的整个故事中相对无趣的那部分，也就是赫尔德早年对斯宾诺莎似是而非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的发现和赞同。但是我将试着一一讨论赫尔德对斯宾诺莎思想进一步的借用……
/编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