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渠敬东《山水天地间》
68.00元,172页,50图,2021年11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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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试读
近质与远势
渠敬东
一
山水自心造,是天地幻化之象,因而不是实物实景。既非写实逼真,便无西方意义上的写生技法。或者说,捕捉山水之象,视觉并不是天然占据着首位,眼睛里看到的,是靠不住的,绝非是真象。所以说,拿视觉的尺度来观山水画,无论立轴或长卷,都会不得要领,更何况是堂壁帐屏了。
人们常说的视觉尺度,就是透视法,这是西方近代几何学发展的产物,或者说,若要准确把握视觉上的图像形态,必须得符合几何原理。透视法很复杂,简单说来有几个特点:一是要有视平线,视平线与画者的距离,便是画面的深度;二是要确定画者的眼位,即视点,这是所有透视线发出的原点;三是要在视点和视平线之间建立关联,即在视平线上选取一个心点,有了这个视觉中心,所有的透视线也就有了汇聚方向了。
可以说,透视法的其他概念范畴皆由此形成,但无论怎样,有了这三个要素,人们便可以通过透视画面来成像了,在视点和视距所限定的范围内,一个具有固定尺幅的平面,便可确切地展现出一个立体构造的空间世界。
由视觉出发而对于空间确定性的追求,是透视法的目的。可是拿《早春图》来比对这种形式的空间关系,哪儿都不对,哪儿都是不明确、不确定的。先来看所谓的视平线。
主峰的两侧深远处,似乎是有地平线在的,但却不能等同于视平线。主峰左侧,是渐次推远的平原河谷,两座远山的轮廓尽显,但山的落脚处却似乎迷雾一片,缥缥缈缈,虚虚幻幻,似乎偏不给出一条明确的地平线,以便留给观者模糊的空间感。
主峰右侧,更是无从交代,琼楼玉宇深藏于重岭之间,看似河谷上方的两座远山与最右侧的一丛峰岭处于同一条水平线上,然而主峰与这丛峰岭之间的雾霭弥漫,使得视觉上出现了错位,分不清哪里才地平线上最准确的连接点。
总之,所有需要明分之处,都被升腾的云雾锁住了,扰乱了,遮掩了,彼此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几何关系,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视平线?!
顺着透视法则,我们再来寻找视点的位置。几何学要求透视法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视点,以便观者找到最当的位点来确认画面中的空间关系。简言之,视点须是固定的,否则一切将陷入到不稳定的结构中。只有这样,连接视点与心点的视中线方可明确,借此可找到视觉中心的位置。
可是,若按此索骥,《早春图》可谓随处皆是麻烦。若观主峰,视点似乎是在对面山峰的一个平行位置;若观两侧的连绵重岭,视点则需要比主峰还要高,否则远处的重山复水是见不到的;若观主峰之前的近峰或相对较近的楼观和石崖,视点必须要在对面的山腰处;若观巨石长松,视点势必要下移一些;可对于刻画得最为细致的前石或人物时,视点应该在山脚下才最为合理……
这样一来,观者根本寻不到一个确切的视点,视觉上的空间关系必是无从判断的。不仅如此,《早春图》的视距也出了问题,只要我们将近景中的两组人物与长松和寒林做一比较,便知道画家的这种描画方式是完全不合常理的,因为人物在视觉上位于长松和寒林之间,长松如此高大也罢,可寒林亦比人物不成比例的放大,在视觉上是完全荒谬的。
更何况,从几组人物在山林中的前后布置来看,视距该是大小不一的,可郭熙笔下的人物几乎完全一般大小,怎能符合近大远小的透视要求?二
说中国山水画不循严格的透视法,不等于说违背了“近大远小”的视觉常识。宗炳《画山水序》早就说过:“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
最有名的,是王维在《山水论》中提出的画决:“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这些说法,只能说在观感上与透视法是相似的,不过言之草草,不甚精确。最有趣的说法要数沈括,他在《梦溪笔谈》中拿李成“仰画飞檐”做例子,自问自答,提出了与视觉有关的关键问题。
李成的案子暂且不表,先看看沈括的说法:“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
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此话说明,对所谓近乎透视的“真山之法”,沈括是颇有怀疑的。他说出了山水画家的真悟,如果仅按照固定的视线形成的视野,通过眼睛的视觉来观看山水的话,当然是在下无法获得在上的视域,房前看不到房后,人若站在山的近一侧,另一侧自然便为远景了。
可倘若如此,画家们就没法画画了。所以,山水之法中的关键处,并非是目之所及的“真山”,这里所循的不是视觉上的规律。透视法不是山水画的要害,不是画家们加以世界观造的要旨。换言之,山水之法真正在意的,不是视觉呈现,而是超出由感觉到理性这一认知法则之外的东西。中国山水有着别样的追求。
那么,何为“真山水”呢?郭熙说:“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取势和取质,才是“观物取象”的根本。
在古人看来,人们常说的山水,并非是静止摆置在那里的山和水。“山者,宣也”,“宣气散,生万物”(《说文》)。山乃宣发地气之所,是大地生命律动之源。唯有借助高山,地气才能得以生发,散及四方,万物才能得以促生和滋养。王充说:“万物之生,俱得一气”(《论衡·齐世篇》),何休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 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秋公羊传注疏》)。
天地以气造物,其中, 山是原动性的,其宣发积聚之气,生动蒸腾之气,总是在无形的、无尽的千变万化中,初始形塑了天下万物。气为生气,最为混沌自然,也藏于万物中,成为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换个角度看,万物只有扎根于山石之中,才能吐故纳新,休养生息。物乃气之所生,人亦如此:画中人如此,画者亦如此。故荆浩说:“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1]
物与人,画面与画者,都有着生命勃发律动的过程。荆浩说得很明确:“山水之象,气势相生。”山水不离,自有其道理。山主生,为升势,乃万物之本源。相对而言,“水者,准也”(《说文》)。所谓“水准”,亦有“水平”之意。段注:“天下莫平于水,故匠人建国必水地。”“盛德在水。”段玉裁的这种说法,是符合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意思的,也与儒家“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的说法相合。由此看来,相对于山,水则主德,为平势、和势。
这里所说的势,即指气的存在形式和运动轨迹。气的汇聚,是势的活力呈现,气的流变,是势得以运转的力度和方向。元人陈绎曾《翰林要诀》有云:“势, 形不变而势所趋背,各有情态,以一为主而七面之势倾向之也。”山水之势,在开散与聚合之中,起承转合,趋背各异,从而展现出各种物象的不同情态,以及潜在的发展路向。
因而,势是潜能,无论物或人,都蕴藏着其能动的将来形态。势的存在,本质而言是通过时间来展露可能的空间,即一系列运动的、连续的可能性,仿佛云雾的动态过程,此时有形,顷刻即可化为无形,或是任何别的形状。[2]王微在《叙画》中说:“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
势是气韵的表现,且万物皆有生动之处:山有势,水有势,树有势,人亦有势。画论中常有“形”与“无形”、“似” 与“不似”的讨论,道理便在此处。有形者,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相似者,有形而无势。荆浩说过:“似者,得其形,遗其气。”山水之象,过于逼真,反倒失了生气。在诸物的呈现中,要因势利导,形随势变,方为自然造化。
三
《早春图》中便可看到,山水物象,皆是由“气”所生发的,由“势”来开展的。气因势而成形,势因气而无常形。所谓“气势相生”,说的就是画面之中,万物生机勃勃,画者亦随之性生情动,象之心物两造交相互动,共同生发的状态。山有脉动,水有流转,石有沉重,树有争荣……如遇随形,气象万千。
从细部看,《早春图》的远望之势,可从山水的开合升降入手来理解。首先, 主峰立于远处的中轴位置,近处则是层层叠叠的丘状圆岗,依然守踞于中轴线上, 随地脉盘旋而上,向主峰渐次推进,至近峰,再右转升至山峦耸立的侧峰,跨过山崖再回到中轴线上,继续蜿蜒曲折而上,最终达至主峰,并徐徐右转,最终湮没于云雾里。
在画面整体的局势中,如同西方绘画中的视平线起到的位置作用一样, 中轴线似乎是《早春图》的基础坐标,圆岗、岗上长松、近峰及主峰,连同与此关联的侧木、侧岗、侧峰,沿着四、五道S 线攀缘爬升,形成了最为明确的中央布局,主势逶迤雄壮,大有千回百转、气吞山河之势。从总体看,整幅画面的三条山势,回应了王维的画诀:“定宾主之朝揖,列群峰之威仪。多则乱,少则慢,不多不少,要分远近。”主峰尊居中位,侧峰协立两旁,各自成系,且彼此通连,俨然是一个大写的“山”字,《林泉高致》提及的“相法”,便在此处。
同理,笔画之象与图画之象亦于此处结合,我们也就此明白,所谓“山如山、气如气、形如形,皆画之椎论”的意思所在。如果再细致研究一下山势布局,会进一步发现,三条纵向系统就结构而言,皆为三段,各自形成了层层递进的关系。
由此,整个画面横纵区隔,恰好三三得九,纵为三三,横亦为三三。横向来看,三层布局中的每一层也同样构造完整。
第一层,近处三重圆岗,结体清晰,分布得当,像个大大的“品”字,但因圆岗之间存在明确的连接关系,故实则为“山”字。
第二层,主峰前的近峰,左侧桃状山岗及右侧一丛山岭,又因明确的连理关系,形成了一个“山”字,横置于画面中间。
第三层,主峰与右侧群峰, 以及左侧仅由树木枝叶表征的峰峦,三者再次构成了一个“山”字。
由此,三山叠合,构筑了大写的“山”字及山形,步步婉转递进、层层曲折攀升,充分证明了“先定气势,次分间架”(王原祁《论画十则》)的造势之理。
《林泉高致》中说:“山以水为血脉……故山得水而活。”山水两势,本为一势。水因山而有形,山因水而有体,水源于山,山养于水。
山为宣气之地,水为降平之所,山取上升之势,水取下降之势。山在高,在于伸张,水在平,在于收敛,山水相生相容,才会有大千世界。
《早春图》中,山势以主峰为首,端居于中轴上方,而两侧的水流最终汇入的湖泊,则是位于画面底端,平静如面,除了与堤岸激起的波纹外,则是空白一片。
对于全幅画作来说,若“远望之以取其势”,那么,山势必起于主峰,水势则收于平湖,纵与横,高与低,远与近,动与静之间反差互补,构成了画面的结构化的全势。两侧的水流由主峰分离,逐级曲折落降,最终汇入一处,恰好也构成了一个“水”字。由此,“山”“水”相嵌,一气贯通,“置陈布势”方得以完成。
说到此,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山水之势,是一种远望的体会。对于壁画、屏画和立轴来说,由于宫殿和和厅堂的具体空间布置等关系,一般而言都是以先远望、后近观的次序来品鉴的。[4]四
郭熙关于远势与近质的讲法,在更早的荆浩看来,与体用之理有关。他讲到:“学者初入艰难,必要先知体用之理,方有规矩。其体者,乃描写形势骨格之法也。运于胸次,意在笔先。远则取其势,近则取其质。”(《画山水赋》)由此来看,画者着意,以意带笔,首先要识得山水之象的大体,有了体,“笔墨虚皴之法”才有了用武之地。
远取势、近取质是其中两个最为本质的环节。取势与布势,可以造就整个画面的气势、气象和气局,山水中的生命律动和阴阳转化得以达成。
▲ 五代 荆浩 匡庐图 轴
纵185.8厘米 横106.8厘米
绢本水墨 台北故宫博物院不过,荆浩更要强调的是:“势有形格,有骨格,亦无定质。”势总是在形态流变中,不能单纯决定物象的完整本体,每个物象还需要自身独特的本质加以呈现,得以化成。
势是气势,质是性质。人之性,即是生之质,同样,物之性,也是生之质。质为朴也,指的便是每种事物本来具有的样子,每个事物本身具有的性质。万物各有不同,人亦互有差异,画也每有殊分。
势,是大局观,代替不了每个物象本身的特质,而每个物象,虽然有各自的文理,却需要气势来带动和转化,在朝暮与四季里,在不同的地理、方位和气候中,都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样貌来。
郭熙数次谈到上述条件所影响到的势与质之关系的问题,如:
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疎薄,冬黯淡。……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可得不究乎?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
“四时之景不同”,物象也是气势有别,形态各异,而作画和观画之人内心的观感和性情,也随之起落沉浮,畅神而感怀。
同样,在地理上,东南之山与西北之山也有着明显的差别。
东南地势低,雨水足,众流交汇;西北地势高,雨水少,水流常常出于山岗陇原深处。东南地薄水浅, 多出奇峰峭壁,直冲霄汉,瀑布垂挂千丈,飞泻于云霞之外;西北地厚水深,多见山丘堆阜,连绵不绝,大山顶盖雄浑,山脉逶迤千里,耸拔于旷野之中。
因而,“ 东南之山多奇秀”,“西北之山多浑厚”,即便是东南也有浑厚者,“亦多出地上而非地中也”;纵然西北偶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
郭熙说,天地并没有天然地偏爱哪个区域、哪种类型的山水,“嵩山多好溪, 华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别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天台、武夷、庐、霍、雁荡、岷、峨、巫峡、天坛、王屋、林庐、武当,皆天下名山巨镇,天地宝藏所出, 仙圣窟宅所隐,奇崛神秀,莫可穷其要妙”,这些都是天造地设的产物,自在之然, 造化之功,哪能有所偏私呢!唯一的办法,便是“饱游饫看”,遍览游观,“历历罗列于胸中”。
《早春图》中的天时与地利,自然也有着独特的质朴之性。我们无法从文献中寻得证据,来说明图中的山水之象有何地理方位上的具体所指,但从他出身于太行山区的河阳温县,以及大致的创作经历来看,北方山水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高山深壑,大开大合,是《早春图》的体质。众山石质坚硬、扭结、卷曲,“石如云动”,这是郭熙从李成那里学来的笔法。在《林泉高致》的分类里,图中石山,不属于“土山戴石”一类,而是“石山戴土”,具有“林木肥茂”的特点。
同样,在“木有在石”和“木有在水”的不同类型中,画中的松乔,则是明显在石状态,随山势而立,高耸挺拔,根深叶茂。“在山者,土厚之处,有千尺之松。”近处圆岗之上, 几株长松姿态各异,或苍劲顶立,或虬曲折腰。两侧峰岭亦石枯松老,一片萧疏之境。▲《早春图》细部
五
此图最为关键之处,便在“早春”二字。从时令和节气上说,所谓早春,正处在冬春两季交替时节,乍暖乍寒中,天地依然凝冷沉重,万物则刚刚苏醒,待机而发。白居易就曾以《早春》为题写到:“雪散因和气,冰开得暖光。春销不得处, 唯有鬓边霜。”这样的体味是非常复杂的:寒冬将过,暖春未到,一切都在等待之中,却迟迟不来,耗了光阴。早春时节,总是在昏沉与清朗之间,“欣欣”与“寂寂”同在,黯淡中含怡而笑,如睡梦方醒,依然空白。
郭熙对早春山水的气势和质性把握得极其精到:山石沉冷有力,却曲折突进, 昂首上扬,一派峥嵘之势;水流突破了冰封,或平淌,或下泻,暗藏着春机。特别是林木的表达,更是早春的征兆。
圆岗上的双松,如“宗老”般,堂堂伫立,所谓“长松亭亭为众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萝草木,为振挈依附之师帅也”。长松左侧,一株阔叶绿树,偃卧低垂,伸向水泊,枝叶繁密舒展,恰好与双松劲拔的骨骼相映照。
长松背后,分列两株低矮的枯松和干裂的枯木,一左一右,死寂沉沉,充满寒意。在近景中,圆岗上方和右侧,数棵干木寒枝向右倾斜俯倒,尚未发苞绽芽,枝桠碎枝像蟹爪一样张开,有些密密地垂挂着干枯的藤萝,似乎还存留着秋天肃杀的意象。
由此,近景林木的布置,以双松为核心向着周边辐射,淹没于云雾之中。在中景中,苍松、枯木和绿树相互交错在一起,依山势生长和延伸,倾斜的角度却与近景恰好相反,左侧右倾,右侧左倾,由边缘向中心靠拢,主次与轻重、高低与前后、曲直与浓淡相互映衬,形成了一种向着居于中央的双松不断积聚的态势。
远处,主峰和侧岭,以及深远的山谷里山脚、山腰及山顶,亦相应地做了长与短、干与湿、直与曲、枯与荣的不同程度的点缀,峰角处则用长条苔点匀落布施,清朗华秀,生机无限。可以说,早春的意象有其矛盾之处,但也因如此,才蕴涵着最为丰富的人情和天机。冬春之交,乍暖还寒,天地轮转,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这种不确定的状态, 恰恰也是生命周而复始的契机,是自然造化的表现。天地之间,生气宣发,最重要的山水之象莫过于明晦不分的烟云雾霭:从地出,与天接,山水由此相容,草木由此重生。
郭熙说:“山无烟云,如春无花草。”只有烟云,才能将山水之大物融汇、充盈于整个世界之中,延展为无限。只有烟云,才能将实体置于虚空,或伴或随, 或遮或掩。因而,只有烟云,才能成为山水的灵魂。
早春天气,春寒料峭之时,云是淡的,雾是低的,雾气中有水气,水气中有寒气,因而近景中,只有在湖面与堤岩接触处,才有一层浅淡的水气慢慢浮动起来。
不过,随着画面推向远处,在近峰与主峰、主峰与侧岭之间,在左侧山谷深处,则是浓厚的云雾生发蒸腾,将峰峦中下部重重淹没,产生了“云深不知处”的迷幻效果。
正如《林泉高致·画诀》关于画题的讨论中所讲,“云横谷口”“云出岩间”, 惟有在高山峡谷处,云层最厚,云势最强。郭熙说:“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
烟云雾霭之积聚和流动,可以产生特别的心理效应,山峰不知根底,才会让人感觉到高不胜高。同样,在画面右侧的平远河谷那边,因地势舒缓开阔,云雾易于蒸发扩散,山谷中的层层漫坡便显得清晰可见,进而可以推进到极远的深度。不过,到了最后,两座远山再次陷入到厚重的云雾之中,仅露出顶峰的轮廓,冲融消散,这便是平远的意境了。
“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 得烟云而秀媚。”山水有势,亦有质,山水有体,亦有神,山水为天地造设,也滋养了松石草木、世间万物。郭熙拿山水比人,不过是告诉我们,只有人意在,气韵才能生动起来。
注 释
[1] 荆浩指出的“六要”:气,韵,思,景,笔,墨,气为最先。见《笔法记》。
[2] 沈宗骞说过:“万物不一状,万变不一相,总之统乎气以呈其活动之趣者,是即所谓势也。”见《芥舟学画编》。
[3] 对于《早春图》的对称布局及其形成的律动和秩序关系,研究上亦可参见:Stanley Murashige,“ Rhythm, Order, Change, and Nature in GuoXi ’s Ear ly Spring”, Monumenta Serica, vol.43 (1995), pp.337-364.
[4] 参见扬之水:《终朝采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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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舒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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