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思 | 希腊与罗马的教育理念何以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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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古罗马的教育》第二章“希腊与罗马的教育理念”（葛怀恩（Aubrey Gwynn）著，黄汉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公号推送时别拟标题并删去全部注释，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参阅原书。

现在请你们考虑一下……首先，对于自由民出身的孩子们的教育，希腊人在这方面徒然浪费了许多精力。

——西塞罗，《论共和国》，iv，3

普鲁塔克并非第一个深刻感觉到罗马教育理念之伟大的希腊人。尽管西塞罗所援引的珀利比乌斯持批评态度，但还是对罗马家庭传统的伦理价值深表敬意。民族习惯要求，在罗马公民的葬礼中，该家族祖先们的等身雕像应该列队游经广场，庄严肃穆，并据各自的级别饰之以徽章。游行之后再宣读颂辞，赞颂死者的德性和成就以及先辈们的荣耀。珀利比乌斯曾经描述过这种公共仪式的场面，然后笔锋一转，谈到所有这些壮观的场面对一个男孩的深刻影响。他说：

为有雄心和抱负的孩子提供这么蔚为壮观的场面，殊为不易。看着这些英名显赫之人的雕像列队而立，栩栩如生，谁能不为之动容？还有比这更蔚为壮观的场面吗？最要紧的是，年青人因此而受感发，为了共同的福祉而承负所有形式的艰辛，希望赢得勇士才配享有的荣耀。

罗马传统——即祖先的习俗（mos maiorum），在拉丁文献中极其重要——几乎没有受过如此名副其实的称赞。

然而，珀利比乌斯为什么要对罗马的教育方法吹毛求疵呢？他抱怨说，罗马忽视了公共教育的问题，令人想到两个世纪前亚里士多德的评论：

斯巴达是立法者关心公民教育的唯一城邦或少数城邦之一，在大多数其他城邦，教育问题受到忽略：每个人“都是自己孩子与妻子的统帅”，就像老库克洛普斯（Cyclops）那样。

或许，亚里士多德对道德力量的评论过于精明了，乃至于在直接针对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传统的批评当中，居然没有把罗马传统算在内；珀利比乌斯却没有如此谨慎。公元前二世纪的希腊政治理论主张，公共的法律应该掌控教育，对此，珀利比乌斯的个人经历本应教他懂得更好，但他并没有应用他被教导要相信的理论。

罗马的政治家根据他们的种族特征寻求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希腊理论家信仰系统的立法，罗马人则依靠缓慢发展的习俗，获取更为持久的结果。如珀利比乌斯所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总是选择最好的”，并就此建立政制，珀利比乌斯对这种政制的青睐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制，因为它更完美地符合自然。这种普遍的实践智慧获得的成功在教育领域尤为显著。罗马父亲可以自由教育小孩，只要他高兴。“就像老库克洛普斯那样”，父亲是孩子们的统帅，国家并不打算干涉他的自由。但每个罗马家庭都有自己的家族荣耀的传统，记录着自身的公职；这样，数百年来创立的保守的习俗风气足以抵制新奇的尝试。

公元前二世纪之末，人们一旦感觉到个体化的趋势，保守的政治家们便诉诸这些传统的价值。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文本保留了一项前92年的检察官颁布的一项法令，反对新风尚。其中一项决议如下：我们的先辈小心翼翼地规定孩子们应该修习的课程和应该参加的学校。熟悉早期罗马教育精神的人当中，没有谁会质疑这些说法的正确性。然而，并没有相关法律流传下来，规定这种或那种教育形式。西塞罗说得对：“我们的政制反对任何体系上详细统一、法律上强制规定的公共教育”。

Roman portraiture fresco of a young man with a papyrus scroll, from Herculaneum

为与这些早期罗马传统相对比，这里全文引用柏拉图《普罗塔戈拉》中的知名段落，或许有所裨益；较之希腊文学中的任何其他段落，该段都更为清楚地表达了一切希腊教育理论共通的某些基本理念：

从很早的童年时代开始，一直到自己生命结束。小孩子刚懂事，保姆、母亲、家庭教师和父亲，都会争相提升孩子：这孩子啥事都不会说和做，若然他们没有如此教导孩子：这个对、那个不对，这好、那坏，这样虔敬、那样不虔敬，做这、不要做那。要是听话,那就好，要是不听，他们就要像整治一根弯弯曲曲的幼树桩那样,用威吓和抽打来整治他。

随后，他们把孩子送去学堂，嘱咐老师尤其要多多致力于好的行为举止，而不仅是孩子的读写和音乐。老师们会为此操心；而一旦学生娃儿学会了读和写，开始理解成文的东西一如以前理解口头的言辞时，老师们就要给学校的学生摆出优秀诗人们的诗作，要他诵读；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训诫和故事，还有不少出自古代贤人们的赞辞和颂赋，孩子要用心学习，这样，他就会热切模仿，努力要成为与他们一样的人。

教七弦琴的老师则相应地努力使年青人们举止合度，不得有失体统；此外，青年们学会弹琴后，老师们就要教他们另一些优秀的诗人——抒情诗人的诗作，给这些诗作配上七弦琴吟咏，迫使娃娃们的心灵熟悉节律和合度，让他们养成更温雅、更有内在节律感、更有韵律的言行举止；因为，人的生活整个儿来说需要好的节律和合度。下一步他们还要把孩子们送去体育老师那里，以便孩子们能有更好的体魄，可以为实践的心志效劳，不会在打仗时或其他行动中因体格孱弱而被迫退缩。

这样做的往往是那些忒有能耐的人——而忒有能耐的总是富有的人；他们的子弟入学特别早，结业又特别迟。他们从学校出来后，关注他们的城邦又会强求他们熟悉法律，并依从法律来生活[一如依从范例]，而不是凭幻象来生活。

正如语文老师要给还不会写字的孩子把着手摹写，然后给他们写字板，要求他们按字帖来写，城邦也拿古代的贤明立法者创设的法律来摹写，使年青人行为规矩，强迫他们按照这些来统治和被统治，谁要是不依从法律，就要惩罚——这名称在你们这里以及其他别的地方也有，亦即“纠正”，因为正义就是纠而正之。

既然无论在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方面人们无不致力于美德，那么，苏格拉底，你还感到惊异吗，还困惑这美德可不可教吗？别再感到惊异啦，要是根本就没可教的东西，人们才会大感惊异呢。

这里的民族理想主义，其高贵恰如普鲁塔克对老卡图的描述；然而，却是多么不同的两幅图景！一方的教育几乎完全取决于传统、榜样以及家庭生活的潜移默化之功，另一方却是系统的训练，这门技艺接着那门技艺，最后，强迫孩子顺服城邦的法律，孩子的心智教育和道德教育才宣告完满。

无论是雅典抑或斯巴达，希腊的教育史精细地彰显了希腊理想与罗马理想的总体差异。在斯巴达，婴儿期的小孩由母亲掌管，但从七岁起，法律规定，孩子不再属于家庭，而是被收编在斯巴达体制下的这个或那个有特色的知名连队和团体当中。根据不同年龄段，男孩被分为不同的小组，接受钢铁般的训练，同吃同玩同睡；尽管他们也不时被要求参与成人的组别，呆在父亲脚下，聆听长辈们的谈话，但显然的是，这些有组织、有体系的方法恰与罗马习俗相对，罗马习惯于让父子之间亲密无间。

父亲的影响力在雅典受到的阻碍甚至比在斯巴达更大，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在婴儿期，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微不足道，部分是由于女人在雅典家庭中的地位卑微，部分是由于她们过于依赖奴隶们的劳力。一旦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就会因为母亲缺乏较高的教育而出现问题，城邦习俗不会允许母亲再掌管孩子，而罗马妇女却有管教权。

父亲的影响力也不会太大。由于父亲经常不在家，忙于民众大会或自己的生意，父亲就没多少时间花在儿子的教育上，也没多少兴趣，这似乎已成惯例。因为，在雅典，斯巴达也一样，年青人的教育被视为公共而非私人的事情，专门托付专家处理。对于雅典法律是否强制规定要上学，曾经有过争议。上学很可能是强制性的。无论如何，在阿提卡，上学是很普遍的，从很早开始，城邦就规定适合上学的年龄、课时、学生的行为，诸如此类的。

雅典公民因而总是能够读写、计数和唱颂七弦琴，但这只是最基本的雅典教育成果。即便在斯巴达，正如普鲁塔克告诉我们的， 每个公民都会接受这类最基本的教育；罗马虽然并不试图规定上学，文盲的人数却极少。雅典人更为独特之处在于，把教育——即文化，或者用规范的雅典术语来说，παιδεία——普遍看成一门技艺，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勤勉程度，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习得，被提升到高于普通人群之上。

Homer recites his epic poems in a 19th-century oil painting by Paul Jourdy. 

对希腊与罗马的思想习惯之间这种根本差异的最显著例证，见于希腊与罗马的早期学校史。就我们所能追溯的希腊文化史而言，学校教师（schoolmasters）的出现成为希腊社会生活的一个常规特征。

阿喀琉斯，阿凯亚青年英雄的理想典范，在《伊利亚特》中是菲尼克斯（Phoenix）的学生，在后来的希腊传统中是喀戎（Chiron）的学生；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显然带有早期希腊封建制的特点。在伊奥尼阿和希腊大陆，规范的公立学校形成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雅典的传统把学校法归功于德拉古（Draco）和梭伦（Solon），无疑的是，雅典的学校至少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已经很常见。

在斯巴达，学校[的形成]可追溯至更早的时间。因为斯巴达的教育体制，正如我们从后来的典籍中得知的，构成了吕库尔古斯政制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共同生活的制度、该制度的“分支”、教务长和日常义务与现代学校的董事会原则没有丝毫区别。

在罗马，民族传说——至少在他们后来希腊化的形式中——表明，学校从罗马城历史的第一日起已很常见。普鲁塔克说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慕斯（Remus）在伽比伊（Gabii）的学校[上学]，远古罗马的其他故事经常提到这类上学，其中最著名的是韦尔吉尼娅（Verginia）的经历。

这类传说是否可作为历史真相的尺度，抑或仅仅反映了后来时代的社会状况？不可能回答；但普鲁塔克的《罗马问题集》（Quaestiones Romanae）有一段话值得留意。“罗马人”，他说，“很晚才开始收费教学，他们当中第一个开办识字学校的是斯普瑞乌斯（Spurius Carvilius），此君是卡尔维利乌斯（Carvilius）——第一个与妻子离婚的罗马人——释放的自由民”。

卡尔维利乌斯是前235年的执政官，故他[释放的]这个自由民的学校在公元前三世纪中期，因此（如果普鲁塔克的说法字字真实）学校在罗马的起源相对较晚。[30]然而，有很好的理由表明，无需对普鲁塔克的说法太当真。读或写的知识当然在非常早期的罗马史中就很常见了，而且西塞罗提到一种习惯：要求每个罗马小孩都应该用心记习十二铜表法。这些事实尽管不能证明，但意味着有规范的学校教孩子们读和写。况且，普劳图斯（Plautus）笔下多次提及学校生活的场景，这些场景似乎反映了日常的罗马习俗，而非仅仅原版照搬希腊。倘若学校起源于如此晚近的时期，如前面的引文所表明的，那么，在普劳图斯当时的罗马社会中，学校能够是非常熟悉的景象吗？

折衷这些权威典籍的冲突证据，并不容易。有一两个学者通过简单拒绝普鲁塔克的说法而解决这个问题。但普鲁塔克通常是很好的权威，他的信息有惊人的精确性，表明他这里遵循某些广为人知（well-informed）的来源。

一位法国学者提出了更为可靠的解释。我们许多古代的典籍提及一种习惯，根据这种习惯，罗马的小学生在全年的特定节日带礼物给老师们，尤其是密涅瓦庆典。假如——这是非常自然的——这种习惯可追溯至罗马学校生活的起源，普鲁塔克的话可以解释为是因为他误解了其信息源的说法。

斯普瑞乌斯兴许是第一位收取班上学生们固定学费的学校教师。这就意味着，在他之前的学校教师要靠学生家长的慷慨解囊，正如共和制下罗马律师的收入总是——至少在理论上——有赖其顾主的慷慨解囊。苏埃托尼乌斯在其《文法教师》中提到，有位文法教师保留了这种自愿支付的方法，直到公元前一世纪都是如此；爱尔兰树篱学校（hedge-schools）史提醒我们，一个良好的民族教育传统可存在数个世纪而无需任何形式的固定资助或国家调控。

The Orator, c. 100 BC, an Etrusco-Roman bronze statue depicting Aule Metele 

不过，在罗马，教师阶层的整体地位要比希腊的任何地方都要低。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兴许可以扇学校老师的耳光，但希腊人一般而言几乎都是对“智慧者”恭敬顺从，“智慧者”能教授他人如何成为有德性和聪明的人。罗马的老师没这么幸运，而希腊的传统对罗马社会的渗透很慢。苏埃托尼乌斯记录了大多数“杰出的”文法教师和修辞术教师的名字，他们或是奴隶，或是被释的自由民。他们的名字也（如今名字早已被遗忘，俄尔比利乌斯[Orbilius]是例外）常常脱离了希腊的来源，希腊奴隶的总体声誉在罗马几乎丝毫不能提升学生对他们的尊敬。

其中有个教师据说作为看门人而过活，镣铐把他锁在主人的门上。另一个叫达夫尼斯（Lutatius Daphnis）的，被卖了七十万塞斯特（sesterces），创下罗马奴隶市场的价格记录。那是在希腊影响的高峰，价格飙升，而苏埃托尼乌斯说，这些博学的奴隶在市场上的价值与他们的主人向班级收取的费用同样高。这种奇怪繁荣的必然结果带来一种贸易：买卖有学识的奴隶。

这做法当然使学生和教师都蒙羞，尽管我们听说过一些幸运的例外。苏拉（Sulla），庞培（pompey），阿提库斯（Atticus）和凯撒（Julius Caesar）各有一位老师，他们是老师的顾主，而尼奇阿斯（Curtius Nicias）作为朋友出现在西塞罗的书信中。这类文法教师（grammatici）中的一位吹嘘说，他曾提供材料给撒路斯特（Sallust）的历史著作，给珀利奥（Pollio）介绍[写作]风格。

不过，那是罗马教育史后来的事情了。卡图对待其奴隶基隆的态度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典型；即使那些并非奴隶的教师，也没有充分的社会地位。俄尔比利乌斯是个自由民，博学出众；在他去世后的那一代人当中，贺拉斯把他的名字写成格言。但俄尔比利乌斯终其一生都在极其贫寒中工作，他写过一本书，关于家长如何逃避他们儿子接受教育所应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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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俊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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