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塔克如何从教育的角度考察政治家的德性
编者按：本文原题目为《普鲁塔克笔下的西塞罗、小卡图和布鲁图斯》，作者为斯温（Simon Swain），蒋歆微译，刊于《经典与解释53：普鲁塔克与罗马政治》（彭磊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6月）。此次推送删去全部注释，有兴趣进一步研读的读者可查阅原书。
导言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年-120年）
对于普鲁塔克而言，希腊的“教育”（παιδεία）是人类最有价值的财富。教育是人物性格的关键，并形成那些塑造个人的品质（《论道德德性》452d）。无怪乎普鲁塔克在其伦理著作中探讨如何获得教育（《论诗人的勇敢》，《论勇敢》，《论德性的进步》）。通常他也对实践上的好处感兴趣。哲学这一更高的教育与当权者紧密关联（《哲人尤其应当与当权者交谈》，《致一位无知的统治者》）。尽管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别（参《伯利克勒斯传》16.7），二者似乎也有许多相同之处（《老年人是否应当担任公职》796d，《对政治家的谏言》798b）。
教育自然会吸引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我在别处提出：在《对比列传》中，普鲁塔克充分意识到，不同于希腊，罗马在他所涉及的那段时期里并不总是拥有教育，而且普鲁塔克更乐于将教育作为评判罗马人而非希腊人品质的手段。例如，在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那里，早期罗马在教育上的匮乏被用来标志这位英雄性格中较坏的一面；同样，普鲁塔克将马略（Marius）情绪上的反复无常植根于他对希腊教育的蔑视，而他本可以充分接受这种教育；对卢库勒斯（Lucullus）缺点的弱化也自然源于普鲁塔克选择将其呈现为希腊文化的狂热拥护者。
普鲁塔克《对比列传》书影，1727年版
一位相当早期的罗马人努马（Numa）似乎打破了这种模式。他被呈现为某种典范：按照柏拉图的构想，“神圣的命运”将哲人的思想与王者的权力和德性结合在一起，以便守护国家的和平（20.8-12）。当然，努马只能成为柏拉图之言的证明（20.8），他的学识来自他与毕达哥拉斯的交情（普鲁塔克显然极为相信这一点，见8，22.5），也源于他所属的半神话的（semi-mythological）立法者群体能得到神的建议（4.11，参《论苏格拉底的精灵》593d）。努马的这幅图像包含着理想王者的一些元素：理想王者旨在“通过德性（ἀρετή）使自己似神”（《致一位无知的统治者》780e）。尽管努马被视为是现实中的柏拉图式理想的政治家的典范（正如吕库古的立法是理想国的实现，《吕库古传》31.1-3），他本质上也只是某种政治家的理想而抽象的模式。很难使努马变得更加真实，因为普鲁塔克在《忒修斯传》第一节中适当地指出，并不存在关于努马或者其他早期英雄的可靠信息（并非偶然的是，《努马传》和《罗慕路斯传》一样，包含着关于古物和语言材料不同寻常的冗长叙述）。
当普鲁塔克陈述努马制度的价值时，他发现，在努马时期的罗马，不存在任何体系，也不存在任何制度化的希腊式教育（《吕库古与努马的对比》4.12）。努马并未打破其他罗马人传记中所呈现的希腊文化在罗马的发展模式。努马的重要性在于，表明一位罗马人可以像希腊人那样毫不困难地成为理想的统治者。作为理想统治者的典范，努马反映了某种重要的关切。无论过去或现在，无论希腊或罗马，普鲁塔克都在现实的政治家身上寻找理想的统治者。理想的统治者旨在通过德性接近神（参上文），归根结底，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理想的统治者（《论道德德性》 444c-d，《论神的惩罚的延迟》550d-e）。有望与智慧结合起来的德性将带来真正的权力（参《论诗人的勇敢》 24c-d，《狄翁传》1.3）。
本文的三位主角西塞罗、小卡图和布鲁图斯传统上被认为拥有崇高的理想。此外，他们都由于与哲学和希腊哲人密切关联而与众不同。考虑到这一点，也考虑到普鲁塔克对他笔下的罗马英雄受到的教育的普遍关心，从教育的角度来考察他们的弱点和优点并不奇怪。
西塞罗的教育无疑受到了仔细审查，他未能吸收教育被视为他个人危机和公共危机的原因。西塞罗并没有因为声称自己信奉柏拉图的教诲而被原谅，因为在普鲁塔克看来，他没有从柏拉图的教诲中收获任何益处。小卡图是行动德性（active virtue）的更好典范，他对希腊教育的吸收主要来自廊下派学说。普鲁塔克当然完全不赞同廊下派，他批评廊下派的这一主要倾向：从不实践他们所倡导的东西。在《小卡图传》中，普鲁塔克暗示，效仿廊下派正是小卡图的错误，而他的优点大多来自品行高尚之人的自然德性。布鲁图斯和小卡图一样信奉廊下派，但传记极大淡化了他的这一偏好。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富有崇高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的英雄，而这些高尚的原则源于学园派。
普鲁塔克在《布鲁图斯传》中的做法略为不同于《西塞罗传》和《小卡图传》：布鲁图斯与柏拉图主义的关联明显映射了与之对照的英雄狄翁（Dion）和柏拉图的直接来往；而在《西塞罗传》和《小卡图传》中，我们所关心的主题并未如此明显地呈现在与之对照的希腊人中。然而，《布鲁图斯传》中柏拉图学说的地位并未被过度彰显，布鲁图斯本人实际与努马这样的理想政治家拥有相似之处；西塞罗和小卡图具备属人的缺点，布鲁图斯与之不同，他和努马一样被呈现为某种道德抽象物，只有对于他，普鲁塔克通过指出他人的错误而赦免了他的重要错误。
西塞罗
普鲁塔克显然有理由在《西塞罗传》中关注教育，这一主题很早就被提及。普鲁塔克说：“完成幼年时代的学习后，西塞罗便去听学园派哲人斐洛（Philon the Academic）的讲学。”（《西塞罗传》3.1）当时是在罗马（约公元前88年），斐洛时为新学园派的怀疑论者领袖，他在米赛瑞达底战争（Mithridatic wars）时期迁居罗马（参西塞罗的《学园派》）。
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约前30年–40年)
在辛纳（Cinna）和苏拉（Sulla）的内战时期，西塞罗从政治中抽身而出，与“希腊的爱言辞者们（φιλόλογοι）”交游（3.3），正如他后来在凯撒时期所做的一样（40.1及以下）。在公元前80年为罗西乌斯（Roscius）辩护后，西塞罗来到雅典，问学于阿斯卡隆的安提奥库斯（Antiochus of Ascalon），尽管他并不赞同此人的学说（4.1-3）。由于苏拉大势已去，安提奥库斯“强烈建议他参与公共事务”（4.4）。在回罗马的途中，西塞罗接受了更多的希腊教育，包括跟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学习哲学，跟罗德岛的（Rhodes）阿波罗尼乌斯·摩隆（Appollonius Molon）学习修辞术（4.5）。普鲁塔克告诉我们，由于阿波罗尼乌斯不懂拉丁语，西塞罗用希腊语在他面前发表演说：
西塞罗的演讲结束后，周围的听者大感惊讶，争相赞美。但阿波罗尼乌斯一直坐着听西塞罗演说，并没有改变神情，演说结束后他陷入沉思。当西塞罗为此感到难过时，阿波罗尼乌斯说：“我深深地钦佩和欣赏你，西塞罗；我只是为希腊的命运感到悲伤。教育和言辞（λόγος）本是我们仅剩的荣耀，如今你却使它们同时也属于罗马。”（4.7）
这一点似乎始终贯穿整个传记（参《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的对比》1.3：西塞罗植根于希腊文化，“博学的”［πολυμαθής］）。他倾向于柏拉图的学说（参《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的对比》1.3：“受到学园派学说的教育”）。他可以很自然地对希腊著名作家发表评论（24.5-6）。在生命的最后，他被描写为在图斯库卢姆（Tusculum）用拉丁语翻译希腊哲学（40.1-3），并计划“结合许多希腊材料，写一部关于他的祖国的综合性史书”（41.1）。在尤维纳尔（Juvenal）时代写作的普鲁塔克，显然意识到了对希腊学问的敌意。他告诉我们，当西塞罗返回罗马时（公元前77年），由于不愿意担任公职，他被称为“希腊人（γραικός）和学者（σχολαστιός）”，这是“罗马的平民阶层最现成、最常用的侮辱人的称呼”（5.2）。但在38.4，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段落中，普鲁塔克提供了西塞罗在庞培军营中的一些戏谑之言：
莱斯波斯人（Lesbian）忒奥法尼斯（Theophanes）是军队的工事主管，罗德岛人的舰队作战损失惨重，忒奥法尼斯前往慰问，一些人赞扬他措辞得体，西塞罗说：“能有一个希腊人做长官，真是多么好啊！（ἡλίκον εἶπεν ἀγαθόν ἐστι Γραικòν ἔχειν ἔπαρχον）。”
西塞罗在此使用了普鲁塔克在5.2所指责的侮辱性语词。普鲁塔克反感西塞罗的打趣（5.6，25.1，27.1，《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的对比》1.4），并且通常都要求开玩笑时适当得体（见《会饮闲谈》II. 1，631c-634f）。西塞罗由于忽视了“适当”（τò πρέπον）（《西塞罗传》25.1，《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的对比》1.4）获得了“坏脾气”（κακοήθεια）的名声（5.6，《对政治家的谏言》803c；参《论谄媚者和朋友》［de adul. et amico］67f-68c，《会饮闲谈》631c）。
意大利罗马司法宫前的西塞罗雕像
普鲁塔克似乎将西塞罗对尖刻评论（无论戏谑还是侮辱）的偏好与爱荣誉联系在一起（25.1）。西塞罗也拥有某种对名声持久而有害的渴求（6.5，参5.1）。这种雄心壮志和对名声的渴望有时引出了普鲁塔克关于不充分的教育的评论。对于罗马英雄们尤其如此（参《科里奥兰纳斯传》15.4，《马略传》2.3-5，《大卡图传》23.1，24.1）。基于这一点，尽管《西塞罗传》中没有明确的评论，我们仍然可以猜测，普鲁塔克或许认为西塞罗的刻薄、不得体和情绪上的反复无常与某种真正深入的学习并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普鲁塔克强调罗马风俗、历史、公民的善辩和学识，他却几乎不称任何罗马人为“哲人”（哲人不同于对哲学感兴趣或学习哲学之人）。小卡图无疑是个例外（见下文）。对我们而言，如果非要在罗马英雄中找一个“哲人”的话，只有西塞罗担得起这个称号。然而，普鲁塔克只将他称为“演说家”（rhetor）（参《西塞罗传》27.1，39.7，《德摩斯梯尼传》3.4，《凯撒传》31.1，59.6，《小卡图传》32.8）。普鲁塔克很少描述西塞罗作为一个哲人的行动，仅在40.2和《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的对比》1.3中提及这一点。他显然知道西塞罗《卢库勒斯》（Lucullus）中的基本观点（见《卢克勒斯传》42.3-4）；但是，鉴于他本人对这部作品的了解过于含糊不清（他完全不知道《晚期学园派》），可以说他几乎不可能熟知西塞罗的其他哲学作品。
《西塞罗传》三分之二的内容都在正面处理西塞罗的教育问题。我们已经得知，西塞罗将演说术视为获取政治权力的工具（ὄργανον，4.4）。在32.6，我们读到：
他时常要求他的朋友不要称他为演说家，而要称他为哲人，因为他以哲学为本务，修辞术不过是他成为政治家的工具。
普鲁塔克看起来并不相信西塞罗的话，因为在他记录这段话的上下文中，他说西塞罗的教育不足以使其忍受流放（32.5）——这意味着教育的严重失败，因为一个人正是在不幸中才显示出其真正价值（参《优门尼斯传》9.2，《阿吉西劳斯传》29，2，《论亚历山大大帝的幸运或德性》II.337c）。普鲁塔克继而暗示，比起严肃的政治事务，西塞罗更为关心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激情，尤其是名声（32.7）。作为一名交谈者的成功使他为名声所捕获：
政治家必须依靠言辞说服他人，但热爱、渴望由言辞带来的名声却是不高贵的。（《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的对比》2，参《论德性的进步》80e）
西塞罗对荣誉的热爱表明了他作为政治家和哲人的失败。西塞罗的修辞术凸显了他在公共生活上的失败，因为他的修辞术粗俗又不得体、更糟糕的是爱慕虚荣。作为一个工具，它被错误使用了。普鲁塔克的西塞罗缺乏真正的教育，因此他不能有效地节制他的演说，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本人也没能达致真正稳定的性格。32.5-7对西塞罗流放时期的行为的评论为他余下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定下了基调（参37.2对于选择庞培还是凯撒“感到痛苦”；41.1对与特伦提娅[Terentia]离婚“受苦……自愿地”[πάθεσιν……αὐθαίρετα]；41.8虽有哲人们的慰藉却仍对图莉娅[Tullia]之死表现出过分的悲痛；45.1对安东尼[Antony]的憎恶和由于渴求荣誉而支持屋大维；45.6屋大维利用了他对权力的热爱）。
在《布鲁图斯传》中，普鲁塔克似乎避免追究布鲁图斯由于坚持政治原则而导致的不幸结果，而他在《小卡图传》中没有这么做。这部分是因为布鲁图斯是学园派而非廊下派的信徒。在《西塞罗传》中，普鲁塔克却并未因为西塞罗是一个柏拉图的信徒而为其辩护。西塞罗的哲学不能为其政治上的失败提供任何辩护，因为西塞罗的哲学并不真正成功，而最后几节所描写的西塞罗最终的政治失败也同样是其学说的失败（例如45.1，6），这一点清晰呈现在他并不高贵的死亡中（《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的对比》5.1；上文所引用的《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的对比》2也说到西塞罗公共生活中的不高贵。
小卡图
我现在转向另一个与哲学具有重要关联的罗马人，亦即小卡图。对于我们而言，小卡图或许是典型的廊下派罗马人；对普鲁塔克而言，小卡图是少有的被赋予“哲人”头衔的罗马人——无论政治家还是学者——之一（《老卡图传》27.7，《布鲁图斯传》2.1，《庞培传》40.2）。然而，在关于小卡图本人的传记中，普鲁塔克并未明确地这样描述他。小卡图与哲学和哲人的关联固然重要，但普鲁塔克显然并未对这位哲人-政治家进行圣人式的描绘。
小卡图（Cato the Younger，约前95年-前46年）
小卡图的政治生涯与哲学之间的关联从一开始就清晰呈现。在相对照的福西昂（Phocion）传记的开头，普鲁塔克引用了西塞罗对小卡图的评价：他在政治中的表现就像是身处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中，而非罗慕路斯的污水沟中”（《福西昂传》3.2）。公元前70年代小卡图成为阿波罗祭司之后，“他与廊下派哲人泰尔人（Tyre）安蒂佩特（Antipater）成为朋友，而且他自己尤其专注于伦理和政治学说”（《小卡图传》4.2）。成为军事护民官后（公元前67年左右），小卡图又引起了另一位廊下派哲人绰号柯迪利奥（Cordylion）的雅典诺多罗斯（Athenodorus）的注意（10.1-3），他将这位哲人带回罗马，在那里他们一起度过了很长一段时光（16.1）。小卡图像哲人那样穿着（甚至在公元前54年担任法务官时也是如此，44.1）。他赤足出门，不穿长袍（6.6）。他通常步行而不骑马（5.6-7，9.4）。从6.3、20.2、54.8、57.4、69.1中可以看出，小卡图对哲学感兴趣，关心哲人并给予哲人荣耀。从21.7、65.11、67.2中可以看到廊下派对小卡图的特别影响，在对小卡图担任财务官时期的叙述中（16-18），可以充分看到廊下派的显著特点，即崇高的原则与痴迷琐碎之事的结合。他在自杀之前也无疑阅读了柏拉图的《斐多》（68.2）。
这一形象的来源无疑可以在帕伊图斯（Thrasea Paetus）和鲁福斯（Munatius Rufus）的作品中找到。但普鲁塔克对小卡图自然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何等程度上是政治家？在何等程度上是哲人？让我们首先考量哲学方面。在因同父异母的兄弟凯皮奥（Caepio）之死而导致的个人危机中，小卡图似乎表现得更为看重感情而非哲人的修养（ἐμπαθέστεπον ἢ φιλοσοφώτερον，11.3）。普鲁塔克叙述了小卡图的过度悲伤和过分盛大的葬礼，随后指出有些人指控小卡图的行为不符合他在别处的朴素（ἀτυφία）（11.4）。面对这些指控者，普鲁塔克为小卡图辩护，认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小卡图性格中的“顽固和刻板”混合着“温顺和柔情”（τὸ ἥμερον καὶ φιλόστοργον）（11.4）。
有人认为，对小卡图表现出的悲伤的批评（认为这种悲伤对于一位哲人而言是不适当的）和对这种批评的驳斥（认为这种批评对小卡图缺乏理解）大多照搬了穆那提乌斯（Munatius）的评论。事实上，这些内容完全是普鲁塔克本人的观点。普鲁塔克认为个人的危机会带来情感（τὰ πάθη）的过度（《论道德德性》450a）。过度的悲伤正是这样一种情感，而普鲁塔克并不容忍这种情感（《致妻子的慰问信》608c，609b）。唯有依靠“正确的理性”才能抵御这种情感（同上611a；另参《致阿波罗尼乌斯的慰问信》102e，112c）。对小卡图的批评是普鲁塔克本人的观点。
普鲁塔克的典型做法正是从教育的角度考察身处个人危机中的英雄（例见《西塞罗传》32.5-8，《提摩利昂传》［Timol.］6）。他也经常为英雄的错误辩护（他很少简单否认英雄的错误）——例如《格拉古兄弟传》（Gracchi）40.4（柯内莉娅［Cornelia］的缺乏悲伤），《亚历山大传》（Alexander）50.1-2，《布鲁图斯传》46.2-5（见下文）。此处的辩护很大度，但它同样也是普鲁塔克本人的观点（参《卡米卢斯传》11.3），因为不同品质的结合（刻板和温和）是小卡图和福西昂性格的特点（见下文）。
普鲁塔克强调，小卡图并不具有学习所要求的禀赋（1.6）。然而，这对小卡图的教育并不重要，也对考察教育对小卡图性格的影响并不重要，因为大体上小卡图并不需要与类似爱荣誉（φιλοτιμία）这样的破坏性激情进行抗争（不同于西塞罗）。同样存疑的是，普鲁塔克参考的材料是否认为小卡图的生平（和政策）受到希腊文化的很大影响（但注意4.2）；小卡图首先是一位罗马元老，一位罗马廊下派。普鲁塔克本人选择将小卡图的品质呈现为天生的而非教育的成果（参《小卡图传》2-3中小卡图少年时代的事）。他和福西昂一样具有某种“强硬”（hard）和“柔软”（soft）德性的结合（《福西昂传》3.8；参《对政治家的谏言》809d-e），二者传记中的诸多轶事和格言表明了这一点（参《福西昂传》10.4-5），而《小卡图传》37.10对此做出了解释。
因此，尽管小卡图被描绘为对哲学抱有浓厚兴趣，谋求与哲人交流，他的品质显得更多出自天性。尽管普鲁塔克丝毫没有表达天性与哲学相互竞争的观点，小卡图毕竟并不首先是一位哲人。普鲁塔克即便详细描述了小卡图之死（67-72）——一位真正哲人的天鹅绝唱，却仍旧批评小卡图著名的自杀并不必要（72.3：“看起来，小卡图不会使自己的声誉受到损害，只会提升凯撒的威望”；参《凯撒传》54）。在其他地方，比如在《哲人尤其应当与当权者交谈》776f-777a，小卡图处于伯利克勒斯、狄翁、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这样的政治家中；在《致一位无知的统治者》781a中，他是和厄帕米农达（Epaminondas）一样的真正政治家，因为他为了确保那些在乌蒂卡（Utica）跟随他的人的安全而自杀，“教会了我们统治者该为了谁的利益着想和该蔑视什么”。
普鲁塔克《道德论集》（第14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正是小卡图与哲学的关联使普鲁塔克在三个地方称呼他为“哲人小卡图”（《大卡图传》27.7，《布鲁图斯传》2.1，《庞培传》40.2），不过，这一称呼并没有多么重大的实际意义。在《大卡图传》和《庞培传》中，它看起来是别人而非普鲁塔克赋予小卡图的头衔。在《布鲁图斯传》中，这个称呼被用来强化布鲁图斯与哲学的关联。在《对比列传》和《道德论集》（Moralia）诸多提及小卡图的地方，普鲁塔克仅仅称之为“小卡图”。显然，对于普鲁塔克而言，小卡图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可以确定的是，普鲁塔克并不希望将他的英雄和这位英雄所选择的廊下派哲学过于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以免引出与职业的廊下派的对比：在《论廊下派的自相矛盾》1033a-1034b，普鲁塔克批评廊下派宣扬却从不实践自己的学说（参1043a-1043b）。小卡图毋宁是将理论付诸行动的人，因而或许可以成为政治家效仿的典范。
在《小卡图传》中，普鲁塔克如何塑造作为政治家的小卡图呢？小卡图和福西昂身处的政治危机都要求严肃（τὸ σεμνόν）和适度（τὸ ἐπιεικές）的艰难结合（《福西昂传》2.8；参《尼西阿斯传》[Nic.]2.4，《科里奥兰纳斯传》15.4，《伯利克勒斯传》39.3，《伽尔巴传》1.3）。两者都拥有这种品质，但小卡图比福西昂更难以保持这种混合。他习惯某种老派作风，拥有一些不适合于时代的伟大德性（《福西昂传》3.3）。因此，虽然普鲁塔克在两个地方声称小卡图的德性是真正获取民心（popularity）的基础（《小卡图传》9.9-10，44.12-14），但显然民众更喜爱凯撒这样的民众领袖（demagogues）（例如26.1），而小卡图仅仅使他们感到厌烦（44.4，49.5-6，50.2；参《福西昂传》3.2）。他对政治理论和政治演说的学习（4.3-4）没有带给他什么益处（但参看54.8-9，60.1）。
《福西昂传》为我们呈现了一位总体而言成功驯服了民众（δῆμος）的有原则的政治家。《小卡图传》远为复杂。普鲁塔克不但考察了小卡图本人的品质，还审视了小卡图所处时代的特征，从而揭示出小卡图是一个不合时代之人（anachronism）。普鲁塔克既被他的德性吸引（尤其参9.10），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德性的缺陷（《福西昂传》3.1-3）。小卡图的观点被认为过于极端。普鲁塔克并未因为小卡图喜爱的廊下派哲学而直接批评他；但正是廊下派哲学（对于具有伟大天性的人们而言，这种哲学极为危险，见《阿吉斯与克利奥米尼斯的对比》23.6）导致了小卡图实践上的失败，因为它不允许做出原则上的任何妥协，而政治家必须做出妥协（见《给政治家的谏言》24，817f-818e）。
福西昂（Phocion，约前402年-前317年）
小卡图在政治上也并不总是不知变通（26.1分发谷物救济品， 47.4同意任命庞培为唯一的执政官），也并非不通人情（29.4对待梅特卢斯［Metellus］的方式）。他追求“一种对正义很严苛、不因仁慈和偏好而有所动摇的高贵”（τὸ καλόν）”（4.2），尽管这种高贵有时令他做出高尚之举（在16-18节中，在叙述他担任财务官的时期之前先讲到了他与雅典诺多罗斯的交往），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令他受到误解（12.3-6），比如因像哲人那样穿着而“侮辱”了法务官的官职（44.1），比如在竞选执政官时理所当然地拉票失败（49.6，50.2，《福西昂传》3.2）。小卡图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正走向何处。他更像是在发表预言而非颁布政策（35.7，42.6，52.3），他的政治才干显得是某种神灵凭附的德性（26.5）。普鲁塔克甚至暗示，小卡图的高尚原则迫使庞培同凯撒站在一边，从而加快了内战的爆发并颠覆了整个国家（30.9-10）。
《小卡图传》和《西塞罗传》相当不同。普鲁塔克认为他笔下这位英雄的原则真正影响了其政治生活。普鲁塔克描绘的画像并不简单：一方面，普鲁塔克拉开小卡图与哲学的距离，将他呈现为具备坚韧的自然德性的政治家；另一方面，普鲁塔克从不让廊下派哲学过于远离我们的思考，因为小卡图的原则为政治现实带来破坏。这幅画像显然与西塞罗在《为穆瑞那辩护》（61-66）中对小卡图的廊下派哲学和政治活动的评论形成对比（参《小卡图传》21.7，《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的对比》1.5）。但普鲁塔克并不是在攻击小卡图。相反，他所选择的方式证实了他对这位在《道德论集》中、在所有罗马人中除大卡图（Cato Major）之外最常被引用之人的赞赏。
布鲁图斯
《小卡图传》必须与《布鲁图斯传》进行对比，因为两位英雄都处于相同的政治处境，并都展现了相似的对原则的不妥协。布鲁图斯“通过哲学使自己的性情混合了教育（παιδεία）和言辞（λόγος）”，并“被认为对于追求善而言具有最为和谐的调和”（1.3）。布鲁图斯自然熟知大多数希腊哲人，尤其了解柏拉图，并遵循阿斯卡隆的安提奥库斯和老学园派的教诲（2.2-3）。事实上，他使安提奥库斯的兄弟和继任者阿里斯图斯（Aristus）成为了他的朋友和密友（συμβιωτής，2.3）。布鲁图斯和他的朋友们谈论哲学（24.1，34.8，37.2-6，40.1，48.2，52.2），而他死时的图景也具备哲人自杀的传统要素（52节中的告别、鼓励和对原则的重申等等）。
鉴于我们在《西塞罗传》中看到的内容，布鲁图斯的严肃哲学对话被忽视并不奇怪（当然它们或许并不为普鲁塔克所知）。相反，普鲁塔克表明布鲁图斯与哲学的关联是实践上的关联（1.3），至少在他学生时代之后（3.3）。布鲁图斯像卡图那样性格刻板（6.8，29.3，《狄翁传》2.5）。卡西乌斯曾批评他这一点（35.3）；与阴谋者同伙的内在对比强烈地烘托了他的正直（9-19，29［比较《狄翁与布鲁图斯的对比》3.11］，35等）。和卡图更深刻的对照在于，在普鲁塔克看来，布鲁图斯通过自己的德性获得了民心（29.3-4，参《狄翁传》中17.6-7对狄翁的描写），尽管《布鲁图斯传》的重要主题之一事实上是包括布鲁图斯在内的阴谋者们缺乏民众的支持（参《狄翁与布鲁图斯的对比》2.3；并参见《狄翁传》）。然而，不同于卡图，没有任何地方暗示布鲁图斯的错误源自他的哲学原则——即便在18.4，布鲁图斯没有杀掉安东尼被普鲁塔克说成是对正义（τὸ δίκαιον）的坚守，尽管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错误（参《狄翁传》47）。
对小卡图和布鲁图斯的不同处理的原因之一，无疑是二者选择跟随的学派不同。在普鲁塔克的描写中，布鲁图斯显然和小卡图同样具备的廊下派特征被极力淡化。布鲁图斯被塑造成和狄翁一样的学园派的忠实信徒——注意普鲁塔克虽然在《西塞罗》4.2中饶有兴致地评论阿斯卡隆的安提奥库斯的廊下派倾向，却在《布鲁图斯传》中对此保持沉默。布鲁图斯追随的教诲和他的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似乎并未引起普鲁塔克的担心——布鲁图斯毕竟没有使柏拉图的教诲蒙羞（不同于西塞罗）。可以与此比较的反常现象是卡西乌斯的伊壁鸠鲁主义。普鲁塔克并未将卡西乌斯呈现为一位彻底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参39.6，40.6，9在腓力比［Philippi］之战前；《凯撒传》66.2-3在暗杀行为之前）。但在37节中，邪恶鬼魂（δαίμων）出现后，普鲁塔克却让卡西乌斯用那些所谓的真正的伊壁鸠鲁学说（37.2）来安慰布鲁图斯。事实上，卡西乌斯所说的内容偏离了伊壁鸠鲁的学说，尤其在否认感官-知觉这一点上。普鲁塔克对此不动声色，这无疑源自这样一种感受：这些情形要求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理性主义者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普鲁塔克对罗马人的哲人身份缺乏兴趣，而卡西乌斯本人背离了伊壁鸠鲁的学说，这两点或许意味着，普鲁塔克并未感觉到这一矛盾（更不必说去强调这种矛盾）。
普鲁塔克从未暗示布鲁图斯对柏拉图的教诲有任何偏离。布鲁图斯廊下派的特征完全被忽略。将布鲁图斯呈现为一名柏拉图主义者最重要的原因（尤其在《狄翁传》1.2，《布鲁图斯传》2.2-3）在于和狄翁进行对比，因为非同一般的教育（尤其是柏拉图的教诲）是《狄翁传》和《布鲁图斯传》的共同主题。狄翁与柏拉图有直接的交往（1.2参4.7，17.1及以下，47.4，52.3及以下）。布鲁图斯与柏拉图教诲的关联却更加难以评测。布鲁图斯受到柏拉图学说的“培育”（《狄翁传》1.2）。“培育”暗示着此前对这种学说的引入（参《论诗人的勇敢》32e，《皮瑞斯传》26.21，《阿拉都斯传》1.5）。但《布鲁图斯传》1.3并未提及柏拉图，尽管我们在那里得知：
他通过哲学使自己的性情混合了教育和言辞，他又以实践性的事务激励自己严肃而温和的天性，因而被认为对追求善而言具有最为和谐的调和。
这些言辞与《科里奥兰纳斯传》15.4形成对比：
严肃和温和是最主要的政治德性，而他（即科里奥兰纳斯）并没有通过言辞和教育来混合这两者。
科里奥兰纳斯和布鲁图斯一样具有某种廊下派式的麻木（1.4，《布鲁图斯传》14.6，29.3），如果他听从柏拉图的教诲，他本可以做得更好（15.4，《阿尔喀比亚德与科里奥兰纳斯的对比》3.3；同时参照1.5和《马略传》2.3-4）。然而，除了此处对柏拉图的提及，没有任何地方暗示了普鲁塔克用“教育”和“言辞”特指柏拉图的教诲。对于《布鲁图斯》1.3也是如此。进而言之，我们不应当忘记，当普鲁塔克在《布鲁图斯传》2.2-2.3声称布鲁图斯“尤为推崇柏拉图学派”时，他同时也指出布鲁图斯并不排斥所有的希腊哲人。尽管普鲁塔克的确淡化了布鲁图斯的廊下派特征，但他并未夸大其柏拉图学派的特征。
除了与狄翁的对比之外，布鲁图斯的柏拉图主义无疑与普鲁塔克对布鲁图斯本人的看法有关。可能的原因在于，普鲁塔克将布鲁图斯视为一位具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理想的哲人-政治家要素的人。对于普鲁塔克而言，布鲁图斯无疑是一位崇高的罗马人。一个很好的例证是他对布鲁图斯在腓力比的第二场战役之前对士兵的承诺的评论：布鲁图斯允许士兵掠夺忒萨罗尼卡（Thessalonica）和拉刻代蒙（Lacedaemon），
这是布鲁图斯一生中唯一无可辩护的错误，尽管安东尼和凯撒在胜利之后给军队更为残酷的报酬：他们将几乎整个意大利的古老居民全部逐离，以便他们可以获得他们本没有权利拥有的土地和城邦。（46.1-2）
Numa Pompilius Giving the Laws to the Romans
普鲁塔克没有试图为布鲁图斯的许诺辩解；相反，他指出战争对于意大利的后果，这种后果比布鲁图斯所承诺的希腊地区更为惨烈（参《庞培传》70.6，《凯撒传》55.6）。这似乎是唯一一处普鲁塔克没有为一位英雄的污点辩护，而是指出与之无关的其他人的错误的段落（对比《亚历山大传》50.1-2，59.7，《凯撒传》51.4，《伊米留斯·包拉斯传》30.1，《泰摩利昂传》33.2）。因此，布鲁图斯或许可以和努马进行对比，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塔克也将努马与柏拉图间接地联系起来。布鲁图斯当然与努马有别，他只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缺乏神的关照（参《布鲁图斯传》47.7，《狄翁与布鲁图斯的对比》2.2）；但普鲁塔克将布鲁图斯呈现为试图建立一个有原则而自由的政府，从而让布鲁图斯回应了一个相似的类型。
延伸阅读
● 新书 | 《普鲁塔克与罗马政治》
（编辑：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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