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解释·华夏 | 《施特劳斯学述》（温玉伟译）

施特劳斯学述

Leo Strauss zur Einführung

[德] 考夫曼（Clemens Kauffmann） 著

温玉伟  译

224页，68.00元，2022年10月

华夏出版社

（丛书：经典与解释·施特劳斯集）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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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哲学作品 

1　从政治自由主义到政治哲学

2　作品及其接受

二　作为哲学危机的现代危机

1　从马基雅维利到尼采：现代方案

2　哲学的危机：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

三　政治与政治哲学

1　政治的概念

2　什么是政治哲学？

四　政治哲学的必要性 

1　智慧与启示 

2　迫害与写作艺术 

3　历史性理解

五　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起源和复兴

1　苏格拉底问题 

2　自然正当与历史 

附录“马背上的人”：施特劳斯论柏拉图《法义》的论辩和情节

一　引言 

二　解释学方针 

三　《柏拉图〈法义〉的论辩和情节》中哲学性的身体—政治学 

施特劳斯年表参考文献

前言

[7]若是初次接触施特劳斯的作品，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即他看到的是一位哲学史家，其或多或少中规中矩的文章是用来理解欧洲思想史的。这就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表象，它——完全有意而为地——使得人们步入其堂奥变得困难。他的作品所探讨的内容以及什么问题将他的不同作品连接成为独特的完整性，才打开了第二层眼界。这个引论的目的在于，使得到达第二步的过渡变得容易。

施特劳斯作品的外型决定了本书的结构和表现形式，两个原因不允许我们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做以描述性的表达，因为这样的表达一方面无法在其肇端中描状，遑论评价施特劳斯诸多个别阐释的丰富内容，这些阐释涉及古典诗作、历史书写和哲学，也涉及中世纪伊斯兰和犹太教的理性主义、近代哲学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里的成型、英法启蒙运动的核心作品，以及尼采和海德格尔的作品；另一方面，它也会妨碍人们从哲学史的表象窥探这位思想家的哲学意图，进而剖析其言辞和意义。[8]在笔者看来，唯一有意义的可能性似乎是，揭开施特劳斯作品背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并用它本身的旨趣来对付它：即哲学在宗教、科学以及历史的政治权威面前所做的辩护。对此问题的认识便会把我们引向恰切地阅读施特劳斯。对核心问题的表述只基于施特劳斯的作品，并且有意识地抛弃了任何历史化的分类。

第一章勾勒了施特劳斯作品所处的外部环境，施氏生平背景及其作品接受的对话性语境。二到五章是按照哲学观点安排的，这些章节专注于对哲学的可能性、哲学的政治维度、以及哲学必要性的辩护，以便最后暗示出内容上的选择。出于精简的考虑，二到五章的脚注以缩略形式给出，读者可以从施翁作品缩略表中查对，脚注指出了索引的出处和在施特劳斯原文中的位置，这有助于深化所讨论的内容。为了便于理解，文中的引文都是德文形式，它们都来自目前能够看到的施特劳斯德文作品或者作品德译本。出自施特劳斯英文作品的引文由笔者译出，译文更注重字义上的精确，而非风格上的优美。

感谢迈尔先生，是他在多次私下谈话中使我有机会细化对施特劳斯哲学的理解。

◭ 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

施特劳斯的作品及其接受

施特劳斯至今为人所知的出版作品约160部，其中约30部成书，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他的作品开始于1921年的博士论文《雅各比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一开始关注的问题的是犹太教主题和“犹太问题”。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作为其圣经学基础》，该书作于1925年至1928年犹太教科学院任职期间，出版于1930年。斯宾诺莎试图调和哲学与犹太正统及中世纪犹太理性主义——就此而言——即哲学与启示之间的矛盾，[24]同时也在世俗威胁之下为哲学辩护。施特劳斯认为斯宾诺莎的批判不够令人信服，而且他也未能驳倒正统宗教。在他看来，有必要重返迈蒙尼德及其前辈，并检审如何论证哲学与——斯宾诺莎所批判的——宗教之间的统一。

◭ 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

by Leo Strauss, 1965

在这些研究背景下，施特劳斯发现了研究文本的双重面相，它们借助于启蒙运动以来被遗忘的隐微写作技艺传达两种学说，一种是显白的，它符合该时代的一致性要求，而另一种是隐微的，则隐蔽地向那些能够阅读它的人说话。这一发现——或曰重新发现——使施特劳斯声名鹊起，但其影响也极具挑衅性，因为一旦施特劳斯的阐释学是合宜的，那么，19、20世纪哲学史中整个僵化的阐释学都成问题了。

施特劳斯的发现拓展了他的问题域，并且决定了1935年《哲学与律法》的进路，这部作品的引言赋予《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中一些问题以不同的视角。通过细心阅读希伯来和阿拉伯原典，他逐渐获得了对文本更为深层的理解，这一理解不仅在内容上意义重大，而且也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先贤哲学作品之所以具有隐微的雅努斯面孔，原因何在？为何哲学隐蔽地传达自己的知识？施特劳斯的毕生事业便萌芽于这些提问中。令他疑惑的是，我们究竟能否从今天的视角——即从历史研究和实证科学的角度出发——得出对传统以及由传统所处理的对象恰切的理解。[25]继而，他不得不厘清现代立场的前提，并将其与比如迈蒙尼德的前提相对比。

◭ 《迫害与写作艺术》施特劳斯著，华夏出版社，2020年

在施特劳斯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满腹狐疑以及可疑的附庸中（卡西尔指导的博士论文）解脱出来之后，当时的他受海德格尔和尼采影响极深。从传记生平来看可以极为肯定的是，施特劳斯在这方面正处于一种重新定向，其首次的文本表达便是1932年的《施米特<政治性的概念>评注》一文。从此，一部具有惊人一致性的作品，一本大书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它的章节由一本本作品和文章组成，其内容和意图只能从整体得而知。这部作品只蕴含了唯一一个问题，即追问哲学的理由。对哲人的自我认知、对哲学生活的辩护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使他洞见到，面对“宗教”和“政治”这些源初事实，哲学只能作为政治哲学来进行自我辩护。因此——当时几乎无人注意到这一点——政治哲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哲学，它完全不同于从事政治事务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引人深思的是，政治哲学在时下学术界只扮演着边缘性的角色，而且它几乎只关注为政治建制和“伦理”方案提供理据。

按照布鲁姆的划分，我们可以把施特劳斯的作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不过这三个阶段并非毫无关联的时期，而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的阶段。布鲁姆称第一阶段为“前施特劳斯时期”，[26]该时期以1936年《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为限，此时期包括了上文所提到的所有作品。在第二阶段，施特劳斯确定了前启蒙时期哲学隐微品质的根基，他形成了自己的解释学并从向他重新敞开的文本中解读出政治和哲学意涵。十二年间，施特劳斯未出版任何专著，而是发表了大量书评和文章，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迈蒙尼德、阿尔法拉比、阿巴伯内尔、色诺芬以及写作技艺的政治维度等的研究。对色诺芬的研究最能说明隐微写作的发现对于解读前现代作品有何等的裨益。19世纪以降，色诺芬鲜有人问津，因为在人们看来，较之柏拉图，色诺芬——说得好听些——资质平平。1939年的文章“斯巴达和色诺芬的品味” 和1948年在《论僭政》中对色诺芬《希耶罗》深入的解读，重现了这位被历史忽视的思想家在哲学上的重要性。这些文章在实践中展现了对哲学作品的解读技巧，文本不会被不加反思的历史思维方式的偏见毁掉通往本质性理解的门径。施特劳斯与科耶夫有关哲人与权力之关系的论争亦与此书相关。1963年的德文版记录了这次论争。1952年的《迫害与写作艺术》一书收录了有关隐微写作的问题和对此类文本的解读文章。

◭ 《自然正确与历史》

施特劳斯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

紧接着，1953年的《自然权利与历史》是对施氏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瓦尔格林基金会系列讲座的扩充，[27]许多人视其为施氏的主要作品，而且它也是最具盛名的。由于这部作品论题之复杂，所以很难把它归为某个确定的论点。尽管它给出了整个哲学史的概貌，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部历史性的作品。它是对现代思维的哲学分析，在现代思维暂时的终结之处，历史替代了哲学。施特劳斯在书中描述了政治性的中立化，而哲学的根据便寓于政治性的语境之中。为了辩证地揭开古典哲学的内核，他从当下主流的信念出发。在1953年4月29日致沃格林的信中他如是说，“我开始缓慢地写一本有关马基雅维利的小书”。五年之后，施特劳斯最大部头的作品《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问世。这是他最后一部有关现代哲学的大部头专著，他在书中对现代哲学的诸原则进行了条分缕析，这也是他对启示宗教最为集中的哲学探讨。

在布鲁姆看来，这部作品标志着第三阶段的开始。此后，施特劳斯完全转向了古典哲学，以求更好地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理解整全意义上的哲学问题。自此之后，他较快速地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城邦与人》，1964）的研究，对阿里斯托芬整个作品的解读（《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1964），对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著作的分析（《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1970；《色诺芬的苏格拉底》，1972），以及对柏拉图最具政治性的作品《法义》的释解（《柏拉图<法义>中的论辩与情节》，1965）。这些作品都不同寻常，而且不那么具有学院气。因其朴实无华的表达形式，它与所谓的“学术（wissenschaftlich；译按：也译为科学）”惯例相去甚远，以至于毫无准备的读者乍看上去可能会视其为复述性的报告。[28]如果与所疏解的文本对照来看，它们会为读者敞开一个有关政治哲学事物的对话，并将读者引向一次施特劳斯本人也许不会再次折返的旅程。

◭ 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

施特劳斯在美国是政治和哲学上的挑战。他的隐微写作论、对当代政治学以及其貌似价值无涉的客观性的坚决批判、作为德意志移民者在美国能够激发起影响巨大且延续几代人的学派的能力、他那似乎对自由民主的“古典”辩护的立场，等等一切都引发了诸多论战。施特劳斯最具影响的遗产则是他对现代的闭塞性展开的多方面进攻。由此造成的不安超出学术界从而成为美国的公共事件，这在德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比起德国，美国民主的自我理解更强烈地建立于启蒙的理念和科学进步乐观主义的根基之上。

据皮平称，比起施特劳斯似乎对后启蒙时期“文化”的自足性、对技术文明的“善举”、对公众面对宗教和面对突然以新面目粉墨登场的政制时对自私自利的权力的信赖等的怀疑，和对所谓“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社群主义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等论调的影响而言，施特劳斯在美国的接受更为不可思议而且更令人困惑。美国和加拿大政治理论的主要论题是重新发现的“现代性问题”，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29]在施特劳斯生前业已形成的巨大影响在进一步强化。至少从事实来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的焦点就是施特劳斯，这样的争论为重新理解施特劳斯的地位提供了吸收力强大的框架。

时下出现了上百部解读施特劳斯作品的作品，这些作品很难分门别类，因为似乎没有什么是人们不能批判施特劳斯或者以其为傲的。论敌——而这只能从政治视角来理解——认为他是启蒙和现代的敌人、反平等主义者、反民主者、宗派主义崇拜的教主，人们应警惕，甚至应该奋起反击。直至晚近，普林斯顿大学的坎特普在一次由德国历史协会在华府举办的会议上称：“阿伦特和施特劳斯对美国政治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并不愿意否认，他们作品的巨大影响力为他们赢得了如今的地位。然而，他们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不安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二人都流露出对现代民主的敌视……我希望提醒投身于现代民主的人们在对抗这两位德裔美国哲人的影响时不要完全受其传染。”从某种纯粹政治的视角来看，当“欧洲式理论”蛮横无理地对待“美国式实践”时，这一声“反抗”的号召也许是 “民族”自豪感受辱的后果。而另一方面，与这一极端对应的是热情的施特劳斯崇拜，崇拜者从施特劳斯身上看到了新的苏格拉底，看到了与非人性斗争的革新者，并盛赞与之[30]私下交往中他发散出来的给人带来幸福的力量和灵感。无论人们的施特劳斯是何面相，他总是唯一的：即政治哲人。

◭ 列奥·施特劳斯

美国的两极化接受状况以其特有的方式证明了施特劳斯对哲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美国的施特劳斯接受首先是施特劳斯的嫡传弟子或者与之共事过的人，以及他的徒孙和学生的同事。人们或许可以将施特劳斯和克罗波西所主编的《政治哲学史》的作者以及克罗波西主编的施特劳斯纪念文集《古代与现代》的作家归入这个圈子。这些人有布鲁姆、伯纳德特、伯恩斯、布吕尔、古列维奇、吉尔丁、贾内尔、雅法、肯宁顿、勒讷、潘戈、罗森以及塔科夫。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遍布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另外一些人则供职于政府和高级政策顾问。

据说，图尔敏（Stephen Toulmin）曾称，比起国际政治事务来，国务院国家政策顾问中的一些人更了解施特劳斯的著作。这个圈子的中心是芝加哥大学的克罗波西，众所周知，他与施特劳斯很亲近并且管理着位于芝加哥的施氏文学遗产。他的一部分任务就是看护其作品，体现在比如将施特劳斯重要演讲和文章结集出版，以《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为例，该书书名以及文章次序都是施特劳斯亲自编定[但未来得及出版]；《解释学》杂志为人们讨论施特劳斯的哲学提供了平台，并且不定期发表至今未刊的演讲和类似材料的原文。[31]另外一个任务在于弄清他与其他思想家如科耶夫、克吕格、库恩、洛维特、施米特、沃格林以及阿伦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等的关系。通信集的出版就属于这个范围。破译施特劳斯极度复杂的手稿也非易事，因为施氏生前尽可能都用德文通信。除了对施氏作品的维护之外，某些作家对施特劳斯无声接受的关心也是对其延续，这些作者虽然很少谈及施特劳斯但从他那里却获益良多。比如，以施特劳斯的阐释学思想重新释读、或者以细腻的编订和翻译来理解政治哲学史。在这一点上，范围几乎没有限制，无论色诺芬、迈蒙尼德，还是莎士比亚、斯威夫特、柏拉图、荷马、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都值得一提。

◭ 《政治哲学史》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

施特劳斯作品探讨的是前苏格拉底哲人至海德格尔以下的整个哲学史，但决不泛泛而论。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和讨论也相当复杂，在思想上很难总结。不过可以提示一些涉及主要的哲学提问及对其前提的提问。一方面，它是对当代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科学理论的批评，它针对的是研究实践中天真的实证主义和韦伯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另外一种更为重要的批评针对的是法国大革命以降至尼采和海德格尔特定的历史思维形式。除了科学理论之外，施特劳斯阐释学的独特形式[32]也是人们讨论的对象。坎特尝试将其想法应用到文学中，来对抗主流的解构主义模式。但是哲学、政治以及宗教关系的研究则是基础性的。在上述的政治背景中，人们讨论了施特劳斯同自由主义民主、美国开国元勋以及联邦党人的关系，这方面的探讨都收在各个文集中，可参本书文献部分。

“施特劳斯学派”绝非一个统一的“运动”，对施特劳斯哲学意图崇敬的共性并不能掩盖对施特劳斯评价的分歧。最为显著的是雅法和潘戈关于潘戈为《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所写导论的笔战。这次论争讨论了理解施特劳斯中的基本问题，比如是否施特劳斯意在修复圣经与哲学的道德，何谓哲学中的“苏格拉底转向”，应该如何定义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关于美国建国的讨论也紧随其后，其背后潜在问题是，施特劳斯更近于苏格拉底抑或尼采，可想而知，这是个极具张力的二选方案。正如罗森在《作为政治的解释学》中明确为自己声张的，正是潘戈为尼采站队的“嫌疑”。

与“内部”争论相伴随的是来自外部批评的密集进攻，鉴于上述反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取向和“施特劳斯派”在美国神秘化的影响之间的两极化，这丝毫不令人诧异。批评一方面来自以实证主义为导向的社会学，[33]它们拒绝非科学性的哲学思路。沙尔和沃林早前就火药味十足地批判过，这促使施特劳斯对此进行了回击，这是一次罕见的回应。另一方面，哲学界批评施氏的阐释方法，比如来自厄文、桑德斯、尤顿、伯恩叶特或波考克，他们批评施氏作品的浅薄并且是非历史性的。我们在这里无法详谈，相关内容可以从德鲁里《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一书得以把握。德鲁里的作品之所以在德国众所周知，主要是因为其作品是为数不多的对施特劳斯整个作品（有意地略去了一些）的解读，她从几篇文章黏接起来的描述是最为极端的解读中的一个，她的施特劳斯是尼采化的马基雅维利。皮平认为德鲁里的作品是“不幸的夸张”，并指责其隐去了许多特定的视角，尤其是关于“自然”以及晚期作品的关键视角。德鲁里的研究完全是论战性的，她堆砌并将施特劳斯哲学的某些因素编织起来，并形成与哲学意图完全相反的东西。同样意义上，霍尔墨斯将施特劳斯“理解”为政治性的尝试更具启发性。类似的“文献”之所以极富教益，是因为它们毫不含糊地使人们看到，严肃的、基于文本认知的解读对于严肃的政治理论而言必不可少。一个确定的解读是所有评判和政治性分类的前提。

施特劳斯在德国——施特劳斯将其思想的“塑造”归功于这个国度——的接受，更为一目了然。除了几个例外，哲学界几乎 [34]不重视他。这些人大多是施特劳斯大学期间认识并看重的同时代人，如克吕格和洛维特。伽达默尔与施特劳斯在追随海德格尔学习时相识，二人一生都保持着联系，伽达默尔对施特劳斯阐释学有过研究。库恩很早便认识到《自然权利与历史》的意义，但视施特劳斯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施氏对此明确作了反驳。后人如沃尔夫冈·维兰德，他论柏拉图的作品就带有施特劳斯阐释学的特点。更为广泛的接受则来自战后重新建立起来的政治学界，与阿伦特和战后在慕尼黑工作过十年之后又离开德国的沃格林一道，施特劳斯在此语境下被看作是某些政治学家的代表，他们未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路向，也对乏味的、收效甚微的行为主义浪潮感到不满，尽管这一浪潮的影响超出了美国本土。所以，“施特劳斯”的大名无不出现在如今几乎所有辞书中的“规范-本体论学派”语境之中。

施特劳斯之所以一开始成为一种取向的原因，可能是施氏研究的是古典政治哲学，由于它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政治学和伦理学，这对于德国政治灾难过后的新开端而言是适合的。但是至于他以何种方式接受古代，人们并不很理解。不久之后，“里特尔学派”的政治学便能够纳入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阐释，该学派致力于“重建实践哲学”并获得广泛影响。[35]比如，当里德尔同时提及了“里特尔与施特劳斯受新人文主义影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时，影响有时候也会变成完全的六经注我。

除此之外，当时在汉堡的海尼斯1952年在芝加哥与施特劳斯相识，并向德语世界介绍了施特劳斯的作品。因此，施特劳斯指导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德译本于1956年问世，《论僭政》于1963年问世，这本书收录了卡恩翻译的色诺芬《希耶罗》对话，施特劳斯于1948年对此对话的释读，以及紧随其后与科耶夫的重要论战。1965年，《霍布斯的政治学》德文版问世，此书1936年出版于英国，施氏为德文版扩充了前言，并附加了《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评注》。在海尼斯和沃尔夫冈·维兰德推荐下，施特劳斯获得汉堡大学名誉博士头衔以及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与此同时，汉堡大学为施氏提供了大学教职。1968年以前人们都努力召回流亡的大学者，比如慕尼黑的沃格林，得到法兰克福和弗莱堡大学聘用的基尔希海默，诺依曼与柏林的联系，被召回海德堡的弗里德里希。海尼斯一开始似乎对施特劳斯毫无二心的尊崇慢慢地变成疑惑，至少起因是施氏对韦伯的批判——这件事与沃格林对韦伯地位的不敬一同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对施特劳斯思想在德国的接受，由不温不火逐渐地变为销声匿迹。

而在晚近，新一代学者重新燃起对施特劳斯的兴趣。奥特曼[36]和巴勒施特雷姆在其《20世纪政治哲学》中收入了由索尔讷所撰的施特劳斯条目。明克勒对霍布斯哲学的表述中试图衔接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论争，并采用了施特劳斯的霍布斯研究。伯伦德新近也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修辞学特点做了研究。在沃格林研究中，人们也会对施特劳斯感兴趣。格普哈特详细探讨了施特劳斯哲学方案中的关键因素。负责慕尼黑沃格林档案馆出版事务的赫尔茨虽然承认施特劳斯的政治哲人地位，但是由于受德鲁里影响并且将苏格拉底哲学排除在外，他认为施特劳斯想要建立的是“马基雅维利式”的立场。

◭ 亨利希·迈尔（Heinrich Meier）

当前对施特劳斯作品研究做出最重要努力的非迈尔莫属。1988年，他在《隐匿的对话》中与施米特一道展开了关于“政治性的概念”的“对话”，该书对此对话既详细地作了记录也做了细致的分析。1994年，迈尔从施特劳斯视角出发对施米特学说进行了探析，敏锐地区分了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1996年，他发表了题为《施特劳斯的思想运动》的系列报告，他先后在美国和德国各所大学做了报告，文中附有目前最为完整的施氏作品文献。1996年迈尔主编的《施特劳斯文集》卷一（预计6卷）出版，同时附有迈尔随笔一篇。该文集使人们重新接触到施氏早期的重要作品，还有诸多德文首译，并从遗作中出版了此前鲜为人知的文献。因此，毫无疑问，迈尔为德语界[37]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文集》第一卷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说明，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更为广泛和切实的讨论如今得到了早该属于它的认可。

新一代学人毫无偏见地转向施特劳斯，他们不承负学术立场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的负担，重新阅读施特劳斯的作品。另外一个积极因素——改变了的学术和历史环境——也值得注意。政治学已从意识形态之争和“学派”思维——这一思维在80年代仍影响着政治学——解放出来。自由主义在东-西对抗结束之后再也无法通过与社会主义的对峙来定义自身，人们进入了自我反思的阶段。自由主义模式的前提、目的、可能性等必须不带成见地受到检验，也就是说，要不仅仅从由于拥抱了西方民主制而必须应对重重困难的东欧社会吸取经验教训。对此，施特劳斯可以给人们提供重要的借鉴。

不会存在一部施特劳斯哲学的“导论”，因为没有哪个作者的作品像他的那样，拒绝任何简化的表述或者对其中心思想的提炼；没有哪一部作品像他的作品那样拒绝大众化，没有哪一部论施特劳斯的作品能够代替对施氏作品的阅读并消减其困难。因此，接下来的章节不做阐释，甚至也不对施特劳斯哲学进行描述，它只试图[38]遵循施特劳斯思想运动的路标，引导读者进入施特劳斯作品所提出的问题。谁带着对这一问题的设想——无论多么精准——开始阅读施特劳斯作品，就会更清晰地辨识他的意图。那么，就让我们从可能的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开始、以进入政治哲学问题的导引开始吧！

◭ 列奥·施特劳斯

作者简介

考夫曼（Clemens Kauffmann，1961-2020），先后在弗莱堡、明斯特、慕尼黑等大学研习哲学、古典考古学以及历史学。1991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8年于雷根斯堡大学获得教职，生前为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观念史、政治理论。出版作品有《施特劳斯与罗尔斯：政治的哲学困境》（2000）、《政治理性的形式与道路》（四卷，即出）等，曾担任《政治思想年鉴》杂志执行主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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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许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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