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题】张英——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教学的内涵及边界
名家专题八——张英教授
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教学的
内涵及边界
为了让大家能更深入地了解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专业知识，小编每周会以我们名家讲坛的一位主讲嘉宾为主题向大家介绍嘉宾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本周向大家介绍的主讲嘉宾是国际汉语教育名家讲坛全球直播第九场的主讲嘉宾——北京大学的张英教授。
张英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92年起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先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日本京都女子大学、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日本山梨县立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任教；曾赴欧、美及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短期讲学和培训中文师资。研究领域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和文化教学及教材研究、中华文化及跨文化交际研究。曾任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国家教指委委员；现任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汉考国际继续教育课程及教师资格考试顾问。
张英教授于北京时间2019年8月3日进行了以“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教学的内涵及边界”为题的国际汉语教育名家讲坛第九场全球直播。让我们从讲坛开始一起来了解一下张英教授在汉语教学领域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吧！
全球直播现场照片
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教学的
内涵及边界
本讲的主题是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教学的内涵及边界，张英教授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内容详尽地分析，帮助汉语教师在明确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教学的内涵与边界的同时，又对文化教学有更全面的认识。在讲座之初，张教授首先对“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强调文化核心意思为文化是人们生活的要素。在明确文化核心意思的基础上，张教授又对本讲的三个关键词即：文化、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化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语言中所涉及的文化又是不可随意更改的，因而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教学，必须明确文化教学的内涵和边界。
回顾文化教学的历史有助于明确文化教学的内涵和边界，因此，张教授接着对文化教学历史的三个阶段进行详细介绍。第一阶段：上世纪90年代前后，文化作为语言的背景开始进入教学中；第二阶段：新世纪初前后，学界对“为什么教文化”进行了热烈的争论；第三阶段：2004年之后，文化教学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探讨的问题由“为什么教”变为“教什么，怎么教”。
最后，张教授围绕“学科的名实之变”、“文化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区别”以及“文化教学的内涵和边界”这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在“学科名实之变”的讨论中，张教授从学科名称与内涵、学科内涵与理论基础、学科理论基础与外延三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学科的变化。在“文化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区别”的讨论中，张教授从文化教学的定位及教学目标、文化传播的定位及传播目标、文化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文化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区别。在最后一个问题，即“文化教学的内涵和边界”的讨论中，张教授又从跨文化交际能力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如何获得以及当下文化教学的现状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着重探讨。其中张教授指出，回答“跨文化交际能力如何培养”的问题，就是回答“教什么”的问题；而回答“跨文化交际能力如何获得”的问题，就是回答“学什么”的问题；当回答出“教什么”和“学什么”的问题时，就找到了文化教学的内涵与边界。张教授还强调，当下文化教学的“乱象”是文化教学与文化传播的杂糅，而文化教学和文化传播无论在内容选取、传递方式还是实现目标都有根本的区别，因而教师要明确文化教学的层次与目标。不同文化之间的认知有三个层次，即：了解、理解和认同，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来说，其目标只有两个，那就是：了解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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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教授的研究领域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和文化教学及教材研究、中华文化及跨文化交际研究且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张英教授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成果
张英教授在日本任教期间或之后发表了多篇以日本汉语教材为研究基础或研究对象的论文，如：1999年发表的《语义与文化——兼析日本汉语教材》、2000年发表的《语用与文化——兼析日本汉语教材》、2001年发表的《日本汉语教材及分析》、2008年发表的《日本中国语教材及教学趋向研究》等。
1999年
1
张教授1999年发表的《语义与文化——兼析日本汉语教材》一文运用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分析近年来日本所出版的汉语教材中的语义问题，通过对问题的归类和分析，剖析语义问题发生的原因，阐述语义与文化的重要关系，进而提出语义与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文章指出其关注的问题是日本教材中句子或对话的“别扭感”产生的原因，如：“A：你要喝什么? 啤酒还是可口可乐？B：我要喝啤酒。你呢？A：我想喝可口可乐。那么，咱们干杯吧！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问题是语义问题还是语用问题，所以文章首先界定了语义与语用，即把语言表达式与所指之间的正、负效应作为语义学研究范畴，把语言使用过程中因语境所产生的“超概念意义”即“语境意义”归入语用学研究的范畴。文章便以此对问题进行归类，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言词达意不达意或达意确切不确切的问题；二是语言表达式与所指有两个以上的意义，即语句有歧义的问题。文章又进一步对这两种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词不达意或意义表达不确切的原因有：（一）母语词义的负迁移；（二）语素义项的负面影响；（三）词义中的文化因素被忽略，“表达式”与“所指”之间产生歧义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一）“表达式”所涉范围与“所指”范围不统一；（二）“表达式”的语义重心与“所指”语义重心不统一；（三）概念不清引起歧义。文章最后阐释了语义问题给予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一）揭示词语中的文化因素；（二）揭示语言逻辑中所蕴涵的思维逻辑特征；（三）揭示目的语与母语之间的差异。
2000年
2
张教授2000年发表的《语用与文化——兼析日本汉语教材》一文是在《语义与文化——兼析日本汉语教材》一文对日本汉语教材中语义问题分析之后进一步对语用问题进行分析的论文。文章通过日本近年来出版的汉语教材中语用问题的检索和归类，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总结产生语用问题的原因，阐述语用与文化及文化背景的密切关系，说明外语教学不能忽视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和文化背景。文章首先对语用问题进行界定，所谓语用问题，关涉的是语言使用功能和表达效果上的种种问题或因素。并进一步对日本汉语教材中所出现的语用问题进行分类，主要分为：（一）表达习惯；（二）言外之意；（三）言语得体。而这些语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一）语言学习中的文化盲点；（二）语言对译中的文化丢失；（三）误将差异当共核。文章最后强调对外语教学来说，仅仅限定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范围内是不够的，无论是教还是学，都必须考虑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这与单独设置文化课无关，因为它是蕴涵在语言之中的，所以它应该成为外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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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2001年发表了《日本汉语教材及分析》一文，文章指出在日本，伴随着学习汉语人数的日益增加，各类汉语教材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作为外语教材，日本出版的汉语教科书在系列结构、水平等级、内容安排、教材形式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优势和不足，对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及对外汉语教材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文章综合研究了九十年代后期日本出版的各类汉语教材，分别从日本汉语教材的现状、教材结构、教材的特点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并与中国的对外汉语教材进行对比，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就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走向世界的障碍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中国对外汉语教材推向国际的过程中，在“容量”、“难度”、 “形式”和“观念” 上存在一些问题。以此，中国的对外汉语教材应该根据使用对象，取他国汉语教材之长以补短处，那么，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走向国际将不再是梦想。
2008年
4
张教授2008年发表的《日本中国语教材及教学趋向研究》一文从对比的角度，统计和考察了近十年来中国语教材在数量、结构等方面的变化，通过对教材演变轨迹以及教材中文化选点和选点标准的分析，透视出日本中国语教学的发展趋势。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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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纷繁和无序并存，其原因在于对文化教学的理性认识远远滞后于文化教学的实践。面对这样的问题，张教授2004年发表了题为《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等级大纲建设》一文，文章从现状入手，研究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所存在的问题，主要为：（一）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是缺少经典性教材；（二）教材使用对象的涵盖面比较宽，但缺少定位准确的教材；（三）教材的内容相当宽泛，但缺少科学、规范和系统；（四）教材体例自由多样，但文化教学的目标却并不十分清楚。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一）对文化和文化教材的界定不清；（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相混淆；（三）文化教材的内容和体例缺乏共识。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内容包括：（一）制定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等级大纲；（二）确立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等级标准；（三）创建文化教材独特的体例和教学形式。
2006年
6
针对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问题，2006年张教授发表了《对外汉语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教学研究》一文，文章通过对语言文化教学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的介绍以及文化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文化定义的诠释与分析使我们理解语言与文化、语言教学与语言中文化教学之间的关系。文章最后指出存在于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层面的文化是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是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教学的内容或范围；存在于社会交际规约等方面中的文化属于文化知识，是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知识教学的重要内容或范围。因此，文化因素教学和文化知识教学是相关但不相同的两种文化教学，其最终目标虽然都是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但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和教学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式都是不同的。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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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处于千载难逢的机遇期，为开创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新局面， “文化大纲”建设，适逢其时。张教授在此时期，即2009年，发表了《“对外汉语文化大纲”基础研究》一文，文章指出无论是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还是从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制订“对外汉语文化大纲”都势在必行。第二语言文化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也为“大纲”的制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此文通过对基础理论和已有成果的梳理和研究，就“文化大纲”的性质、任务、基本框架以及与其它语言类大纲的关系等基础性理论问题进行相应的讨论。究于“文化大纲”的性质，文章强调“跨文化交际”所涉及的、不是存在于语言形式之中的那部分“文化”，是可以分项列目为“纲”的文化内容，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对于提高中、高级阶段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具有可行性，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大纲”。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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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张教授发表了题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基点与视角》一文，文章指出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对外汉语教学即汉语国际推广的教学任务，在全球化过程中增强国家软实力是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则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坚实平台。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并不是一种泛文化教学，其教学基点应定位在教授汉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及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文化（知识）；文化教学的视角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华物质文化成就的介绍上，而是要以跨文化的视角，由表层文化介绍过渡到深层文化的阐释方面，让学习者通过表层的文化成就而深入地了解进而理解中国、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交际规约以及行为模式等。通过文化教学，把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让世界了解中国及中华文化这两个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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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举办“国际汉语教育与推广高层论坛”，在此大会上张教授作了题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课程与教学实践——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报告，向大家介绍了北京大学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培养中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的探索及实践，内容分为课程设置、教学实践、北大元素及发展瓶颈四个方面，内容详实且精彩。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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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汉语学习人数的增长和学习目标的多样化，单纯的语言教材开发，无论从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目标，还是从学习者多样化需求来说，都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为解决此问题，张教授2012年发表了《海外汉语文化辅助教材开发策略研究》一文，文章指出海外文化辅助教材开发策略涉及的层面很多，既有行动方针性的宏观策略，也有教材编写方法、技巧等微观的技术性策略。而本文从方针性的宏观策略与具体的技术性策略相结合的角度，就开发海外汉语文化辅助教材的策略基础，即：第一,满足汉语国际教育中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需求；第二,通过语言文化教学,实现党和国家关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目标。教材编写的视角，具体为：首先，文化是人类所独有的创造；其次，一定的文化总是一定民族和一定时代的产物。文化观念，平等、客观的推介策略，以及平等、务实的文化内容选项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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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于2016年发表了题为《二语教学目标与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一文，文章指出二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与培养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密切相关，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也使得语言课中的难点并非仅仅限于语言的结构层面。对二语学习者来说，目的语中隐含的文化信息常常成为学习的障碍。因此文章就此探讨了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二是教师的文化教学意识与二语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在“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的问题中，文章强调文化意识是教师文化教学能力的内化或存储，教师文化意识的或强或弱、或有或无，将直接影响着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而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既包含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觉察能力，也包含自觉地把语言与文化融合起来，在提高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总目标下，使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教师的文化教学意识与二语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文章强调不论是语言教学还是文化教学，其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文章最后进一步强调改变文化教学现状和提高文化教学能力的前提是培养和提高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即具备觉察语言文化差异的能力，然后才能进入到文化教学技能层面。
如对上面研究内容感兴趣，可以下载有关文章进行学习！
国际汉语教育名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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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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