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独山400亿债务黑洞，难道是“江苏模式”的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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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某博主关于贵州省黔南自治州独山县巨额地方债务和大量公共工程的内容，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些讨论，大多浮于干部举债不负责任、盲目追求政绩。
拨开情绪的迷雾，笔者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件事反映出的复杂的国情——在一个地方十分成功的发展模式，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01
这个事给笔者感触很大的地方有一点，那就是独山当时的一把手是江苏过去的引进干部，我倒不是觉得丢人还是怎样，我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触动。
独山的这个模式在江苏是很可能做成的，或者说几乎是必然能做成的，甚至可能成为某种成功样板。
对沿海发达地区的干部，发展就和玩建设游戏一样
一个干部如果是在江苏成长的，他会很容易地把县城发展看作某种PVE游戏，我盖大学城，肯定就会有学生来拉动消费；我盖产业园，肯定就会有企业来纳税。
这地方有山有水，我开发景区肯定没错；至于像什么体育场博物馆，民生工程，盖起来肯定没错的，能有什么问题？其中当然会遇到挫折，但那都不会是主要矛盾，我发动一下干部，摊派指标，肯定能做成。
因为这里是江苏啊。中国最发达、地理环境最优越、人口最多、教育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啊。
江苏有太多这种例子了，比如前宿迁市委书记、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他的强势手腕，给地方带来的巨大发展和变化曾广泛为人称道。只不过，他最后倒在了贪腐，和触碰“大卖国企”的底线上。
“江苏模式”的典型，通过举债或土地财政获得基建资金。摘自界面新闻
这几板斧别说是干部，就连我这种稍稍关心地（地）方（域）治（攻）理（击）的吃瓜人士，都耳熟能详。甚至开玩笑说，路上随机找10个江苏人空降到贵州，少说有8个给你这么整。
问题是，这是因为江苏的干部能力强么？
你大学城能有学生，是因为江苏一个省一百多所高校，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正牌大学37家，光南京一个二线城市就关着两所985八所211。你揣着10个亿去仙林随便跑一圈至少带回来两个分校。
这事在江苏一点都不稀奇，泰州刚建市的时候没大学，没几年就拉来了南师大南理工等四个独立学院。要是以独山这种投入和决心，那可能就不是独立学院而是正牌分校了。
招商引资也是一样的，也得看禀赋。
仇和的沭阳县，人们光知道它以前穷，可知道它被京沪高速纵贯吗？背靠这么一个客货运大动脉，只要给点政策，承接一点苏南看不上的项目，发展一下物流要求高的产业，当然能成功，至少失败不到哪儿去。
但这成功，也许并不是干部天资过人，而是基本盘过硬，时机到了，给他们赶上了而已。
沭阳面貌
再比如所谓的特色旅游，江苏那么多“小镇”，那么多农家乐，游客难道都是京津或者珠三角大老远来的吗？
显然就不是，游客的主力是周末举家自驾游的长三角中产阶级。
长三角两亿人，财产估值五百万以上的家庭数量估算超千万一点都不过分，这些人每年哪怕就出来玩一次，都是一个百亿级的巨大市场。这有山有水的地方，几个亿砸个“奇观”，亏不到哪里去。
1997年落成的无锡灵山大佛
江苏的县城想成功太容易了，你承接到溢出的产业能成功，能吸引到邻城的游客能成功，祖坟冒青烟出个富豪能成功，最不济你能忽悠南京人来买房都算是全县致富了。
就连句容这么一个农业县，百强县排名50上下，放在全国看妥妥的是正面典型。
2013年，江苏就有6个地级市负债率超100%；2017年，江苏债务已破万亿，全国居首。可江苏还是江苏，依旧稳定而繁荣。
但要是当地干部把这种“负债拉动经济”的江苏模式的成功误判为产业政策的胜利，那是必然要尴尬收场的。
02
所以贵州从江苏引进干部，这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偏差的伏笔。
独山前县委书记潘志立（副厅级），生在海安长在海安，在海安干了一辈子。这样的地方干部在46岁时突然转岗贵州，难免形成路径依赖。
还记得坐电梯上楼的比喻么？三个人坐电梯上楼，一个原地跑，一个躺着不动，一个拿头撞墙，他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是靠着电梯上楼的，只会觉得原地跑/躺着不动/拿头撞墙就能上楼。
这道理不仅对企业家或者中产阶级管用，也许，对某些干部一样管用。而他们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是片面地贩卖所谓“先进经验”，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比如落地一看，这地方有山有水适合搞旅游，那就完了。可贵州缺的是山和水吗？方圆几百公里除了山就是水，问题是那几千万有钱有闲的中产，以及年年从省外涌入的新市民不是哪里都有的。
除了水司楼，烂尾的盘古庄同样很震撼
独山这几百个亿，人们再心疼，都已是过去式。但是如果一些干部对“先进经验”的路径依赖不改，那只会产生更多的悲剧。
要知道，中国地域广阔，情形天差地别，可盲目“抄同一份作业”的情形并不少见。独山不是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东南沿海各方面条件有先天优势，适合抄这份作业，于是成功了。
而对于东北西北西南来说，抄了就意味着悲剧。
也许你会说，当地执政者不可能这么僵化，他们能到这个位置，必然有其过人之处，等等……
对这种说法，只能再放一次图片了：
这是独山隔壁三都县烂尾的“七十二行”
悲剧还真就发生了，那能怎么办呢？
东北西北西南地方债务超负荷，也已经是现今普遍的现象（详见后面的表格）。
幸好，现在中央意识到发展不均衡这个问题了，要调整。但是如果这个调整还是抄作业，那也许将会制造出新的不均衡。
03
笔者现在倒也不担忧独山这种模式重演，毕竟就算在潘书记事发以前，这种模式的弊端已经被广泛讨论了。
我现在担忧的是另一个趋势，在产业升级的大势下大干快上所谓的高新技术。这是非常危险的。
比如说最近合肥模式被吹捧的很多，极有可能成为众多三线甚至二线城市效仿的对象。
最近的朋友圈爆款
为什么说危险？是因为类似的模式几乎不可复制。
合肥一有长三角核心区的外溢效应（换句话说苏南地价房价太高），二有孵化企业的能力，三是合肥因为有顶尖的高校院所的存在（不止有中科大和科学岛，合工大拉出来都有一些省份旗舰校的水平，关键是专业还对口）。
这就意味着，当地决策层比绝大多数三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更容易获得更有效的信息，换句话说就是容易找到懂行的。
再加上，当时合肥有一位旗帜一般的孙书记，许多工厂是慕名前来投资的。除此之外，安徽省在发改委系统的影响力，也使得安徽能第一时间获悉一些高精尖项目的价值。
可以说，全中国范围内特例有且只有合肥一个，所以合肥能“翻身”。其他城市要是也想学这个模式“翻身”……咳咳，南阳的水氢汽车就是个教训。
南阳水氢汽车项目最终成了堪比“水变油”的闹剧
考虑到经济水平和人才水平的显著正相关，真正具有对高新产业项目鉴别能力的，往往都是已经较为发达的二线及以上大城市。
甚至于大城市也未必有足够的能力。比如成都国资委投资引进罗永浩的锤子手机，结果血本无归……
事实上，三线城市政府鉴别一些比较传统的工业项目还是可以的，高新技术就真的勉为其难了，不可能也无必要。
而独山，竟然还有偌大的高科技产业园区，连同香港科技城，耗资超12亿。
如果说，地方治理的“抄作业”思想继续存在，那很多小地方的政府就很有可能被鼓励甚至被强迫去上一些他们根本不懂、本地也根本不适合的项目，到时候造成的损失比独山县只会多不会少。
面对地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一定不能追求“天下大同”。尤其是“江苏模式”的滥用，不仅不能复制江苏的繁荣，还会造成巨大的副作用。
2019年3月19日，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消息：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贵州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4
除了“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外，独山县还有一个问题，“新时期”的发展模式不再适应“新时代”。
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里，GDP成为考察地方发展情况和干部升迁的重要指标，甚至一度有了“唯GDP论”的说法。
在“唯GDP论”指导下，各地政府采取拉投资——建基建——招商引资——提升GDP的方式发展当地。为了招商引资，各地政府争相开出各种优惠条件，甚至在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也大开后门。
各地政府间对招商引资的争夺如同市场上企业的竞争。这种现象之普遍与影响深刻，使得有人专门研究“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并将“地方竞争”作为中国能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
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在招商引资中竞争力，倾向于进行大规模基建。完善的基建是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基建进行中带动的大量工程相关产业也可以吸引企业到来。
各地大规模基建的风气早已存在，例如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的各地“小白宫”式的政府大楼。
但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是上面提到的地域原因。这些基建在东部发达地区，基建完成后当地有能力把基建运用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行程”，过去这些大基建发生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21世纪初。当时经济总量不大，但增量巨大。只要投资，就能从巨大的增量中分一杯羹。
而且，当时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不明显，不同地区对产业的吸引力差异不大。落后地区可以通过优惠的政策和宽松的执法力度弥补资源、人才或交通方面相比于发达地区的劣势。
当时还是一片蓝海，只要地方政府能拉到投资，建起基建，就一定能引来企业拉动GDP。
哪怕拉不到投资，靠举债基建也能吸引企业并借着经济高速增长的东风“回本”。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可是，随着经济发展，经济总量增大的同时集中程度也大大增强了。很多产品的生产被少数地区垄断、其他地区难以与之竞争。
产业集中的也例子，河北一省粗钢产量超过后面三省之和
此时，产业集中的规模效应带来的优势足以碾压落后地区政府能给出的政策优惠。这意味着，即使建好产业园，也很难吸引到企业了。
而且，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大部分实体企业处境困难，想到地方投资也有心无力。即使成功投资了，错过了高增长时期的企业也未必能盈利并为当地创造税收。
此时，产业已经进入红海，垄断巨头之间进行着高度内卷的竞争，而其他人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
对于独山县这种自然资源、人才、交通无一优势的地区，如果还按过去的思路发展，就会陷入举债基建——吸引不到企业经济形势恶化——更需要发展经济——举更多债基建的恶性循环中。
2018年的政府债务余额排行榜及负债率一览
所以，自2012年以来被一直强调的“转变增长方式”和改变领导干部选拔标准，才是根治过度基建的方法。
如果说有什么“先进经验”是全国通用的，那有且只有“因地制宜”这四个字。这非常考验决策者的智慧，也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些只会抄作业不会动脑子的决策者扫进历史垃圾堆。
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是否存在某些人，明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却还是闭着眼睛大步向前呢？
以及，参与者们也许也知道这是错的，可为何还能借到这么多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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