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闯关，阿根廷总统米莱的第一次大考
文丨张是之
米莱新官上任三把火，改革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这个搞法不可能没有反对声音，这次米莱就迎来了第一次大考。
米莱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烧掉了18个政府部门中的9个，直接拦腰砍。
第二把火，宣布比索贬值54%，看上去物价暴涨。
而就在前两天的第三把火，公布了⼀项紧急法令，列举了30多项改革方案，启动国企私有化进程，在多个行业全面放松监管。
并且米莱表示，这只是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他的“休克疗法”将包含300多项类似的改革，这些措施全都指向放松管制。
目前这30条总结来看，主要包括：准备让所有国企私有化；取消房产租赁价格限制，以及外国人购买土地所有权限制；放松医疗、旅游、卫星互联网、零售等行业的一系列法规和规则。
用中国话来说，步子迈的很大，基本上就是想一步到位。可以想见，米莱激进的改革措施一定会遇到反对的声音。
前几天米莱讲话前，抗议者走上阿根廷首都街头，表达对“米莱新政”的不满，呼吁“结束⽶莱的统治”。讲话结束后，⼀些居⺠在阳台上敲打锅碗瓢盆以示抗议。
米莱今天面临的局面，其实和中国当年“价格闯关”时面临的形势非常相似。
不改革就是“慢慢等死”，而改革呢，稍有不慎可能就会“死得更快”。
“慢慢等死”的原因是，社会脱离市场化轨道时间太久，积重难返缺乏生产活力。
而且市场失去了有效的价格指引，即便人们有生产的劲头，也不知道劲往哪里使。
而“死得太快”，是因为任何改革都会有阵痛，即便是整个社会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会有人的权力和利益在改革中受损，甚至是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如果步子迈的太大，改革阵痛的范围波及面太广，人们在还没有普遍尝到改革的甜头时，却先遭受了损失，既没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没有在改革的方向上达成共识，那就很容易出现分裂，甚至是“走回头路”。
阿根廷现在就这样，米莱改革承诺的好处连影子都还没有看到，却先切身感受到了物价上涨的暴击。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米莱所信奉的奥地利学派，可能对他们毫无吸引力和说服力。
大部分人更关心的是，明天收入是不是会增加，是不是能够吃到更好的面包和牛肉。
类似的情况曾经也出现在中国，那就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
“价格闯关”之前，中国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双轨制”。
简单来说就是，有两条价格线，一个是计划内价格，一个是计划外价格，这跟原来的计划经济有关。
在1985年以前，非法或者半非法的“价格双轨”就已经客观存在，相当于是合法价格和黑市价格。
但是在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将生产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
相应的，计划内的产品实行国家核定的价格，计划外的产品则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在实质上将双轨制公开化和合法化。
“双轨制”合法化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两个价格差必然会导致寻租和腐败。
有些人可以用计划价格获得资源，然后拿到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得暴利，很多高干子弟也加入了“倒爷”的行列，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民怨集聚之下，要求改变价格双轨制的呼声很高。
到了1988年3月底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会上，“双轨制”成为代表们意见最大的问题，价格改革成为一种必然。
当时，邓小平坚持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决定实施“价格闯关”，尽快把双轨并成单轨。
从1988年4月开始，一系列的价格改革措施相继出台。
4月5日，放开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4种副食品价格。5月之后，彩色电视机实行浮动。7月，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
这些产品放开后，价格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如猪肉价格上涨了50%-60%，蔬菜价格上涨了31.7%，一些名烟名酒的价格上涨了10倍以上。
很明显，价格短期内的大幅上涨，并不完全是由消费需求推动的，而是此前存在着明显的价格管制。
也就是，过去藏在粮票油票下面的隐性通胀，变成了由货币价格直接表现的显性通胀。
普通老百姓哪见过这阵仗，本来手里就没多少钱，物价的集中上涨，不断刺激着人们紧绷的神经。
1988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布公报，公布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
就在当天，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开始蔓延。
有人抢草纸，有人抢电池，有人抢食盐抢洗衣粉，还有人一下抢了500盒火柴，总之什么都抢。
有的地方因为抢购还出现了骚乱，有的商店不敢开门，只能通过门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抢购风潮爆发的同时，还出现了银行挤兑，有的地方因为银行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推倒，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8月30日，国务院做出了稳定物价的决定，第一次“价格闯关”仅仅11天就宣布失败。
（1988年抢购香烟的人们）
“价格闯关”失败后的1989年到1991年，是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
这期间的思路并不是进一步放开价格，而是加强了对价格的管制，甚至还一度出现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
市场化改革的主张，也受到了官方主流媒体的批评，改革的方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原来已经放开的价格，也退了回去做了各种限制。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才重新确定了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并在十四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价格改革的措施重新回到“以放为主”上。
1992年底，生产资料的价格几乎全部放开，粮食价格也放开了。
到1993年，除了电力、通讯、石油等少数实行政府定价的产品，其他绝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都完成了从双轨价格向单一市场价格的过渡。
与第一次“价格闯关”相比，这次价格制度的放开，并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动荡，更像是悄无声息地完成的一套动作，直到1997年通过的《价格法》，才算是完成对改革成果的最终落地。
究其原因，一方面，人们对市场和价格的认识，不再像之前那么恐慌，居民收入上涨，对物价上涨也基本上有了一定的心理预期。
另外一方面，经济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前几年最为紧俏的产品出现了大量滞销，部分商品市场价格回落，导致计划内外价格差的缩小，也使得价格调整比较顺利。
高层也吸取了1988年价格闯关的教训，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价格调整是低调开展或者只做不说，从而没有突然刺激涨价的预期。
市场供应也做好了准备，消费者也不再跟风抢购囤货。
另外国家也提高存款利率，实行保值储蓄，1993年五年期存款利率高达12.06%，降低了居民对存款贬值的担心，也就防止了挤兑。
价格机制改革的成功，也为后续更全面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
如今证明，改革开放、拥抱市场的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只不过中间过程的“阵痛”谁痛谁知道，绝对不会一帆风顺。
中国成功的经验表明，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稳定仍然是第一位的。
中国改革成功的另一个经验，是在具体路线上的“渐进式”和“边际式”，允许基层大胆试错，尽量在原有基础上通过市场增量迅速释放“改革红利”，让大部分人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
（1988年9月10日，武汉青山友谊商店，人们隔着铁栅栏抢购黄金首饰。）
1980年，波兰放开食品价格，结果引发工人大罢工，总统被迫下台，团结工会崛起，执政党失势。
波兰后面又反复折腾，经济几近崩溃。阿根廷目前面临的形势，比中国复杂的多，可能比波兰稍微好一点。
从阿根廷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稍有不慎，重蹈波兰或阿根廷自己的覆辙，也不是不可能。
阿根廷面临的首先是稳定问题，虽然目前抗议行动还比较和平，但如果持续爆发大规模抗议游行，那就很难说了。
米莱很清楚自己的政策会招致反对，他明确表示允许抗议，但不允许阻塞交通要道，也禁止携带棍棒、遮盖面部或带孩子参加抗议活动。
其次，阿根廷是一个多党制国家，米莱所在的自由前进运动党，在总共257个席位的众议院只占38个席位，在72个席位的参议院也只有8个席位。
根据阿根廷宪法，米莱可以颁布紧急法令，而且除非国会两院投票废除总统的“紧急法令”，否则这些法令都会一直有效。
也就是说，虽然米莱的这些强硬激进的改革措施，虽然有些来自民间的舆论压力，但是真正的“王炸”还没有出手。
如果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米莱政府得不到突破，无法让改革的成果迅速见效，并惠及更多民众，也无法在国会那里得到大多数的支持，那么他颁布的这些紧急法令，将来可能会遭遇更多变数。
第三，就是民主选举的周期问题。即便是最乐观的看，留给米莱的时间，最多也只有四年。
四年之后，米莱还需要再次面临“大考”，所以留给他试错的机会并不多。
他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最快的成效，但很显然并不是那么容易。
米莱的改革如此高调和激进，已经不可能像中国第二次“价格闯关”那样悄无声息地进行了。
他现在急需做的，一方面是维持稳定，另外一方面则是发挥他多年“脱口秀”的优势普及经济学常识，让更多民众理解他改革背后的理论依据。
即便是民众短期内无法理解，也需要尽量争取国会的理解，坚定改革的方向和信心，形成共识。
如果没有这种共识，米莱的改革恐怕将无法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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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6日，本文首发《南方周末》，有改动。
题图：Nikolo Balkans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