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 弗莱雷与解放性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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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参与式行动研究不仅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更是对一种新研究范式做出了承诺——不再有置身事外的研究者，不再有被动的研究课题，在社会变革的路上，我们都积极投身其中，共同为下一步的行动不断反思。
本文译自Margaret Ledwith的Community Development: A Critical and Radical Approach一书。
批判性研究有一个激进而彻底的承诺，那就是我们有机会叙说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事。（Fine, 2018:11）
弗莱雷的解放方法论根植于人们鲜活的日常生活现实之中。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方向，即用“生成主题”（generative themes）来和一个社区开展研究。人民群众自身鲜活的历史，是弗莱雷社区工作的起点：教育性的项目必须尊重当地人民的世界观。任何缺少对人民的尊重、导向“虚假慷慨”（false generosity）的参与、维护“现状”（status quo）或者“文化入侵”（cultural invasion）的利益、强加主导意识形态在被边缘化人民身上的研究，都会因此而减少。意识化（conscientisation）的方法是知识民主的核心，应该由人民从他们的文化历史和生活经历中获取自己的知识，而这又从应用生成主题开始。这些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理解：我们理解了传统的和人民一起研究的方式是如何充满了侵略和控制，正是这一洞见催生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运动。
但是意识化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是：
由人民生成议题的方法论，通过参与的对话实践（praxis）让人们能够富有批判性地投身其中。就像提问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对抗毫无生气的灌输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一样，与人民进行一种提问式的研究，能够延续一种肯定生命的实践。这种实践建基于爱、信仰以及信任，相信人们有能力生成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与他们的世界相关的主题。(Dearder, 2018:132）
这种合作式的研究方法，非常契合社区发展的实践，并且通过在解放性行动（emancipatory action）中融合理论与实践（practice），它在批判性实践（critical praxis）中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呼吁研究者在意识上要有意识形态层面的转变，这里涉及到的技能是能够全然在场，“悬置思考并对你在奔流不息的当下里的经验保持觉察”（Reason and Rowan, 1981:122）。相较于声称中立的传统研究者，解放行动研究者是作为一位和社区构建伙伴关系的共同研究者参与实践的。做到全然在场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这要求社区工作者能够有批判性和自我批判程度的觉察，反之“我们做的全都是拥抱我们自己最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情绪反应”（Reason and Rowan, 1981:123）。
在这种取向的研究里，最具挑战性的一些观念被Heron（1981）描述为这样一种状态，在研究行动汇总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有彻底的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互助，也就是研究者真正以弗莱雷的那种方式，变成共同的研究对象，且研究对象也成为共同的研究者。这不仅是要让研究者加入到整个行动的历程中，摒除中立的妄想，而且要在这个历程里通过摒弃权力，与社区同行，以收获更有参与性的体验。传统研究是以研究者掌握全然控制，研究对象没有选择且对研究目标知之甚少为典范的。这种模式是有侵略性、剥削性以及伤害性的。而解放性的方法期待研究对象几乎在整个历程的每个阶段都共享控制权，研究者则是在研究里成为一个共同的参与者。当然，在很多中间点上，参与者们会在一些研究阶段里参与得比其他阶段更多。真正的内生性研究是由属于该文化背景的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知识和价值观，让他们置身于自身文化中形成并开展的研究（Maruyama,1981:230）。这从严格意义上避免了文化入侵和霸权主义的剥削，但是，无论如何，都还是可能包含有这个文化原有的偏见与歧视。
20世纪80年代，新范式的研究者深受弗莱雷教育学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Randall和Southgate与一个社区中心的社群团体用了“问题化”（problematising）的方法进行了对话研究（Randall and Southgate, 1981:349）。它的情况在社区发展中是很常见的：在反对社区中心的目标的群体中，冲突不断发酵，然后他们就反过来责怪社区工作者。借由卡通编码，他们辨别出对话中出现的主要矛盾，将愤怒去个人化并且将能量导向新联盟的建立。解放性的研究方法常常始于“问题化”或者提问题这种弗莱雷式的方法，以此来识别议题，同时也对潜在原因提出疑问。在对社会问题和它们的结构性成因形成批判性理解的过程中，攻克问题的可能性自然成为了整体的一部分。它要求对话的发生：让研究者与那些研究所面向的人能够在同一个层面上交流，并拥抱行动与反思。换言之，相对于生成抽象的外部知识，它致力于积极、民主地投身到变革历程中来。
就这样，参与式行动研究运动的先驱备受启发，将弗莱雷思想视为新范式的基础。这对社区发展的几个方面至关重要：（1）它与那些基于科学研究的异化人的方法划清了界限；（2）它为我们向一种整全性（wholeness）迈进提供了方法，而这种整全性对我们疗愈日常生活里的异化经验必不可少；（3）它提供了一种整体观（holism），并能够涵容碎片的思考和想法；（4）它支持了一种建基于集体行动的批判教育学；以及（5）为研究提供了一种语言和结构，“呼唤一个更为深刻，也更具有延展性的事实”（Rowan, 1981:105）。Reason用“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这个概念，直指超越智性与经验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在于西方的观念里常常重“思想者”而轻“行动者”，将理论与实践区分开来。因此，行动中的知识投身于这个世界，而非从中抽离。
疗愈意味着整全：如果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只能将这个世界作为整体来理解；一旦我们试图置身事外，我们就被分隔开了。相反，整全必然意味着参与：参与式世界观的一大特点是个体的人会回到社区圈和人类共同体中，再回归到更宽广的、自然世界的脉络中去。整全还意味着神圣化；参与式世界观的另一大特点是意义和神秘重新被纳入人类经验中，如此，这个世界再度成为了一个令人感到神圣的地方。（Reason, 1994b:10）
Peter Reason，加州整合学院兼职教授
Michelle Fine识别了两个问题，它们在她的研究、教学，还有在学校、社区、监狱和青年与社会运动的倡导行动中被反复提及：
“在身体、家庭、文化、国家和全球范围内，不同的悲伤如何在进步的阴影下肿胀、溃烂？
然后，那些遗失的、关于渴望的话语又该依归何处？”
在我传记的开始，我便回看、辨别“我自己皮肤上的褶皱，还有我的肌肤、渴望、痛苦与其他人变得亲密的接触点”；去诉说，再诉说，并且从一个批判性的角度去扰动那些既定的故事，某些人费大代价去“正常化”的不义的故事；去搜寻那些光明不曾照耀的地方；去记录关于排斥与羞辱的黑暗历史。还有，将这份工作视作批判性的、公共性的科学事业，投身其中。（Fine, 2018:9-10）
思考到这里时，我想起了Wilkinson和Pickett的观点为这本书做出的贡献。他们认为精神上的苦难（mental suffering）是直接由富裕国家中的收入不平等所激发的。个人价值由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优劣势所衡量，由此产生了普遍的焦虑，进而增加了压力、心理疾病。这揭示了现存的焦虑如何以各种方式潜藏在我们的肌体中，并引发了不论是儿童、青年还是成年人的普遍性精神与生理健康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去处理碎片式的症状，我们就不能看到它们整体上是如何系统性地与结构性歧视的暴力相联系的。Fine从她的研究中认识到环境恶化的内化与低自我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生理和心理环境的压力源不仅会影响学业成就，还会引发年轻人的消极和愤怒情绪。复杂、系统性的歧视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使人非人化（dehumanise），破坏生命，有些时候还更甚于此。
当时我还不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规模的监禁渗入了纽约州最黑暗的街区中。州政府的金库悄然调整预算，将资金和有色群体从学校转向监狱。（Fine, 2018:15）
随着大学新自由主义化，转而成为盈利性的机构，质疑其扮演的角色就变得非常关键。它们曾被视为批判性辩论和知识生产的场所，但现在它们不仅将知识商品化，按市场需求出售，使那些因为不得不购买教育而背负终身债务的学生陷入贫困，最近的新闻头条还引起了人们对它们限制言论自由的关注，因为它们禁止那些被视为投身有挑战性思想的外部演讲者——其中包括像Germanine Greer这样备受尊重的学者和Peter Tatchell这样的人权活动家（2 February 2018, www.guardian.com）。知识民主运动还被那些新自由主义大学所限制，它们审查聚焦在不平等上的研究：“国家日益从资助关于公众利益和公共教育研究的责任中退位。因此，民主作为研究中的学术自由和其它教育性的实践受到了高度的限制”（Torres and Reyes, 2011:2）。作为实践的研究，备受知与行分割的挑战。Torres和Reyes指出，不仅仅是传统研究分割了研究与社会行动，其它质性方法论也有相同的问题，这“削弱了组织社会变革的紧迫性，使组织分崩离析，并将解放和解放的政治愿景视为不可能和不切实际，从而阻碍了这些愿景的实现”（Torres and Reyes, 2011:3），批判从变革行动中被剥离了出来。
自由市场的真言已然成为通向成功与繁荣的新“常识”。然而，“紧缩政策”的烟幕造成的“不平等高峰”（Dorling, 2018a）——通过掩饰贫困，不仅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福祉造成的损害，还使得我们由内而外地非人化，削弱和破坏了我们的情感和身体健康——仍不断推进着极右翼议程。参与式行动研究不仅是一个研究范式，还是一个委身于人类和环境繁荣的承诺。这个承诺建基于实践：不仅是解释这个世界，还要改变它。在这个意义上，扎根于激进的、参与式的民主，参与式行动研究使得当地的人民重归人性，并成为共同研究者，更好地理解通过社会行动带来变革意味着什么。它始于对话性的相遇（encounter），在这里“大众与学术的知识相遇了，并且互相增进”（Torres and Reyes, 2011:4），以改变历史进程为最终的目的，为了一个更好世界的到来而变革。你可以带着它，作为实践的工具，与你一同前行。
作者 / Margaret Ledwith 译者 / 陈彬华审校 / 十七编辑 / 陈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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