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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划成右派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Author 徐敏

好人曾彦修

© 徐敏|文


曾彦修


“人间自有真情在,并非如纸张张薄!”


在文革后的一次高层会议上,主持人说:我们大家都挨过整,也整过人,希望大家放下个人恩怨向前看。听到这儿,上将张爱萍昂首挺胸,插话说:“我这辈子就从未整过人!”话音一落,全场肃然。


无独有偶,文化界也有一人,铁骨铮铮,一辈子问心无愧,从不整人。这人叫曾彦修,人称“罕有的好人”。


曾彦修,四川宜宾人,1919年生。1937年在成都石室中学读书时,离开成都去了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他离家出走时没有告诉母亲,母亲一天到晚哭喊儿子,最后把眼睛哭瞎了。1964年他回家看望母亲,从政治考虑,没有下跪。他后来为此万分自责,90岁时还在忏悔,他在回忆中说:想想看,去延安,不辞而别,母亲为你把眼睛哭瞎了,你回去,想到自己是革命干部,不能下跪,说明我的灵魂脏了。我九十岁了,没有什么事情能在我的心里引起这么痛苦,但只要想到这件事,就觉得自己太卑鄙,抬不起头。……我在母亲面前永远是罪人,现在谈起来就要哭……


在延安,曾彦修有过被“抢救”的经历,影响了他一生。他是搞人事工作、搞组织工作的,结果自己也挨了整,无缘无故被打成“特务”。从此之后,他知道随便给别人戴一顶帽子,是天大的事。


1957年反右运动,曾彦修所在的人民出版社迟迟没有行动。别的单位都在忙着划右派,曾彦修却一直下不了手。他看来看去,没觉得什么人应当划为右派。但上面追得紧,而且还明确规定了百分比。曾彦修作为出版社领导,又是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实在没有办法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想来想去,只有把自己也作为右派报上去。其他四位小组成员都不赞同,曾彦修劝大家说:你们就别反对了,这种事,报谁谁遭殃,我没有什么大问题,报我比报别人安全。如果我们“五人小组”再顶着不在社内抓出一批“右派”,很有可能要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导致本社领导层全军覆没。就这样,曾彦修说服了大家,在他的主持下,出版社连同他一共报上去了三四个右派。


要划右派,当然要找材料,但曾彦修没有“右派言论”,只好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有一次,曾彦修在与编辑谈话中,引用了杜甫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说明过去时代的统治者掌握政权后,会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共产党人要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在山泉水清,出山也要泉水清”。但现在有些人好像不那么清了。这句话后来被无限上纲,成了“右派言论”。据说康生对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了杠杠,批示说:“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


曾彦修划为右派后,被开除出党,不再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职务。从党的八级高干直接沦为了资产阶级右派,他度过了二十年的“右派”生涯。


1985年,曾彦修已经退休两三年了,新闻出版署人事司一个女同志打来几次电话,叫他到新闻出版署取回自己的“材料”。当时曾彦修住在前门,坐公交车三四站路就到新闻出版署了。人事司催了他一年多两年,他一直没有去拿。最后一次他说,留着吧,将来说不定还会有用处,有什么运动再来,就可以写简单一点。


曾彦修之所以不去拿,是因为他的检讨材料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他被打成大右派后,从没有为了减轻自己的“罪状”,检举揭发过任何一个人。他调侃说:“我这一辈子,当然是个‘大作家’了。这个作家,就是写检查交代,从延安到文革结束,恐怕在百万字以上。我到现在敢说,那里边没有一个字是损害到任何人的……我收回‘材料’做什么,哪有工夫去销毁它?”


晚年的曾彦修活得坦坦荡荡,正如他自己所说:运动高压下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诬陷别人的话。这条界限,我一生从未逾越过。


资料来源:
李晋西《怀念曾彦修老师:微觉此生未整人》
曾昭华《曾彦修:最冤枉的“右派”》
《曾彦修访谈录》
鄢烈山《曾彦修:仁者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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