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后悔伤害过父亲

女儿心目中的父亲饶漱石

陆兰沁

我出生后就被寄养在出生医院的附属婴儿所里。直到1949年，我11岁才被母亲带回中国。

到达上海那天，我被直接送到父亲办公的大楼。我走进办公室时，父亲正在和几个人商谈事情。我因见过父亲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他面带微笑地从办公桌后面走了过来。他中等个子，身体微胖，一头浓浓的黑发，双眸大而炯炯有神，嘴上留着他那标志性的胡须。

我胆怯地站在母亲旁边看着他越来越近。突然，也许是本能吧，我向前一步，踮起脚，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我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洋礼节”使父亲不觉一怔，但很快他和在场的其他人一起会心地笑了起来。这情景仍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据母亲后来对我说，她把我这个独生女儿带回到父亲身边的那些日子，是她见过的我父亲心情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当时，我一句汉语都不会讲，父女沟通，只能靠母亲做翻译。当母亲不在跟前时，不管我和他用法文讲什么，他总是微笑着回答：“好好好。”后来我发现他不仅对我说“好好好”，而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会常说“好”、“好好”，所以我曾多次开玩笑地叫他“好好爸爸”，而他总是以笑容和慈祥的眼神回应我。

我回来后不久，他就开始抓紧对我的教育。他和母亲在一个练习本上工工整整地给我写了四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作为练习汉语的字帖。母亲手把手教我一笔一画地写，父亲抽空检查我的作业，他们边检查边给我解释每个句子的意思。就这样，我边接受父母的爱国爱党的启蒙教育边学习汉语，这四句话便成了我最早会写会念并能理解的汉语句子。我虽然在法国学校已念到初中，但由于不懂汉语，回国后不能立即上学，他们就托人在机关里找到了懂法语的秦老师，给我上汉语补习课。从此父亲又有新规定：凡是我学过的汉语口语，都要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着说，不许我再用法语讲，也不许母亲再给我做翻译。在他这样严格的要求下，紧张的学习使我落下了头疼的毛病，但我的汉语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很快我就进了华东保育院小学部5年级插班上课。

父亲是华东局一把手。刚解放时，因为实行供给制，他要求大家办事都要按规定按制度办，不能破例，不能搞特殊化。他对自己严格，对母亲和我也是如此。记得我们搬到北京之后，有一次母亲用自己的津贴费给我买了几个橘子。等到晚饭后她拿出来给我吃时，父亲看见了很不高兴。他批评母亲破坏制度、搞特殊、不注意影响，弄得那天晚上家里气氛很紧张。花自己的钱买几个橘子吃都要受批评，这样的事放在今天，真的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作为党的重要干部，他真的是率先垂范，都有点不近人情了。

父亲从不愿意对我讲他革命的过去，怕我出去炫耀，所以过去我对他的革命经历了解很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从母亲那里听说了一些。

1953年，我随父亲到北京后，依然住校，周末才回家。1954年我读初中，暑假期间，刚刚入团不久的我，和学校其他共青团员一起去公安部礼堂听传达中央文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听到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一直以来被大家称赞为“党性最强”、“原则性最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父亲，竟然一下子变成了“阴谋家”、“野心家”、“反党分子”！但结论是党中央、毛主席做的，在那个年代，它是不容怀疑的。我向党、团组织明确表态：坚决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和父亲划清界线，我甚至将自己的名字饶兰沁改为了陆兰沁。

据我和母亲当时了解的情况，上面在对父亲的“反党”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教育之后还是准备保留他的党籍的。然而，这期间又先后冒出了扬帆、潘汉年的“内奸”问题，父亲随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1955年，他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入狱。从此，我们父女真的一刀两断，再没有见过面，也从此杳无音信。

同一年，母亲也因受牵连，第一次被捕接受隔离审查。文革期间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近7年之久。从此，背着家庭包袱的我，也开始不断地经受种种考验。记得文革前夕，我工作单位的一位领导曾试探性地问我：“想不想见你父亲？”我心里一怔，想这是不是组织上在又一次考验我的立场，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见。”“如果他想见你呢？”对方追问。我坚决地说：“也不见。”这个回答确实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一直到文革后，偶然从一些材料中得知，被关押10年之久的父亲于1965年才被判刑，而后有一段时间被假释出狱。从时间上来看，正好是我被询问见不见父亲的那段时间。难道真的是他在那时提出过要见我？那位领导已经去世，详情已无从得知。

文革结束后，全国掀起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然而一位中央领导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为了“顾全大局”，我和母亲决定耐心等待。这期间，我爱人曾主动与我商量决定：父亲革命一生又久经磨难，一定是年老体衰之人……即使不能平反，只要他被假释出狱，就接他回家和我们一起生活，安度晚年。等我们想到这样做时，父亲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公布的为刘少奇平反的材料中，我看到了文革中父亲为刘少奇写的一份证明材料。从其中一条注释里，我才得知，父亲早已于1975年3月屈死狱中。一刹那，我欲哭无泪，只觉得自己那颗对父亲的亲情已几近麻木的心，一下子被一股强烈的刺骨的悲凉紧紧裹住而无法跳动，我感到窒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在那份写于1967年6月1日的证明材料里，父亲以当年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和代理党的满洲省委书记的身份，证明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人因此被捕。证明里写道：“我只记得他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候工人党员接头谈话，被敌人把他当作小偷而被捕的。因为敌人未得到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少奇只在监狱住了十天左右即获释放。”刘少奇出狱后随即来到饶漱石家。“当时，我们对秘密工作都缺乏经验，故发生刘被捕后，我仍未立即搬家……”

这份证明，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刘少奇没有叛变。这当然不会被当时的专案组采用，但却成为后来为刘少奇平反的有力证据。尽管父亲自己当年在“高饶反党联盟”中，被扣上的罪名就是反对刘少奇，可是他不计前嫌，即使身陷囹圄，在文革高压之下和全国上下一片打倒“叛徒、内奸、工贼”的叫喊声中，也没有落井下石，仍然能够实事求是地写出那样的材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党史军史工作者和一些熟识了解父亲的同志，或公开或内部撰文介绍他的革命经历。中央的正式文件里，也已将“高饶反党联盟”改称“高饶事件”，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和扬帆也早已相继正式平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近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年7月—2011年6月）》里，把1955年全国党代会上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改称为“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

多年来，我母亲和我曾先后分别给党中央、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写过申诉信，大多无人理睬，但2004年6月4日，中组部一位副部长率中央纪委同志到我母亲家里，答复我母亲2001年4月的申诉信时，连称“饶漱石同志”，并历数了他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然而，这位副部长最后还是说：“可惜，他后来附和了高岗，反对了刘少奇同志，故原来的基本结论维持不变。”这说法实在叫人寒心和难以理解。而后来再写信，就都石沉大海了。

今年11月是我父亲的110周年诞辰。千言万语，我最想说的是：我为过去对父亲的误解和伤害感到内疚，更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

文章转自陆兰沁的“一溪寒冷自生烟”。如涉及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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