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夹缝中生存

知青的贡献是什么？

© 徐尔新｜文

现在说知青，都一概而论，其实一样的身份，有霄壤的差别。有人下去一年甚至数月，走马观花般转上一圈，便又招工回城或参军去了部队。有人却滞留数年乃至十年，年近三十仍不敢谈婚论嫁。

我下乡第一年，即全程参与劳作，包括革命工分，挣了3000多分。我是9分一天，全劳动10分，这1分是体力与技能的差异，表明我不能与全劳动同工同酬。这样的工分标准，在男知青中算比较高的，一般也就8分7分，女知青则还要低些。如此一算，3000多分已经是我一年能挣工分的极限。

插队落户时，我问过一个劳动单价（10分）的工分值，会计说，高的时候有9角，少的时候也有7、8角。按此标准折中一算，扣除口粮款，我少说也能收入170多元。但实际年终决算，劳动单价却只有4角6分，到手的现金仅仅70多元。这让我大失所望，也突然明白靠劳动养活自己，难乎其难。至于结婚生子，供家养口，更是想都别想。

当时的农村，像我落户的生产队，生活水平还算中等偏上。往下，一个劳动单价仅只3角的，2角的，也有不少。甚至极个别的生产队，干一天的工分收入，只能买一包售价8分的经济烟。如果再加上口粮不够吃，那可真是雪上加霜。生活一旦困窘，人便不顾亲情。有对兄弟，同奶吊大，结婚后吵闹分家。父母一人一个，东西也是一人一份，绝对平均。分到最后，单余下一口大缸，不能拆分，两人各不相让，索性司马光砸缸，也不便宜对方。

所以一般的知青，你要让他们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养活自己，不但不现实，也绝无可能。特别是炎夏季节，酷日当顶，在田里栽秧打谷，水都是烫的，人如置身蒸笼之中，汗流如注，连裤腰带都拧得出水来。我干了一季，回了一趟城，我母亲看见我说：“你怎么变得又黑又瘦，像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怕她难受，没过夜，又回到乡下。我之能够坚持，是因为从小就生活在困窘之中，读小学时，常常吃不饱饭，甚至一天就吃一顿。12岁即到水泥厂挑黄泥巴挣钱，16岁做临工修王浩儿码头。无此历练，农民这碗饭决然吃不下的。

当然，农村也有相对轻省的工作，比如有的生产队，办有面坊，蚕房，大队有小学，医疗站，供销社，工分天天有挣，还躲了太阳躲了雨。不过这些工种，本地关系都不够照顾，通常轮不到知青，但偶或也能雨露滋润。刚下乡时，公社抽调我写朗诵词，歌颂新修建的“通北京桥”。到区里录音时，需要一男一女组合，我去革命大队找王功平，她已经分在小学教书。回忆起来，她恐怕是最早担任教书的知青。老岗坝的何可和吴振威，先是在队里干活，一举一动林妹妹似的，索性安排到蚕房养蚕。再后来，见何可读报口齿伶俐，报上的字没有不认识的，又把她调到学校去当老师。和我下在一个生产队的杨宗遨和冯玉文，没有这份优待，年年补钱，拿不出口粮款，生产队就扣着口粮不称。两人要吃饭，只好缠着队长，队长走到哪儿，两人跟到哪儿。队长没办法，找到会计说：“告诉保管员，称。”

曾经踏水公社，发生一桩口粮血案。有知青找生产队称口粮，生产队要他先补交口粮款。他没钱补交，生产队就不给称粮。他拿了块石头去砸仓库锁头，队长和社员上前阻拦，他就拼命，农民也不相让。打斗中农民用锄头扁担捣他，将他打倒在地。后来半天不见动静，队长才察觉有些不对，赶忙招呼人用箩筐把他抬到场上医院。一检查，早已经没有了呼吸。这件事闹大之后，许多知青跑到县政府静坐请愿。最终追究刑责，队长被抓捕判刑。

得此教训，生产队也不敢对知青太过分。相反倒是有些知青，一段时间里时兴相互串门，在来去的路上，随身挎个书包，见田埂上有鸡寻食，便将预先准备的米粒撒在路上，诱使那鸡走近前来，乘其不备，一把抓住脖子，迅疾一扭。有知青描述到这儿时，会很得意的说：“那鸡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已经放进书包里了。”再顺手于农民的菜地里摘点蔬菜，一顿丰盛的晚餐就什么都不缺了。当时有个特定术语，形容这样的聚餐叫“跳丰收舞”。最疯狂时，有扬言学威虎山举办“百鸡宴”的，幸而后来跳丰收舞没有进一步扩散，并渐渐收敛而至消失。

知青与农民的矛盾，说到底，是分口粮差钱又不补款。上面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公粮统购却一斤也不减少，等于直接将城市负担转移给了农村，这都罢了。知青干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农忙就躲，农闲才回，生产队也罢了。但口粮款即便农民也人人得交，没挣够口粮款的倒差户，也要暂扣口粮，等补交了欠款才称给粮食。如果知青欠款可以不交，照样分粮，生产队何以服众？何以向社员交代？

处在知青一面，早该自食其力的年纪，吃饭穿衣还在依赖父母，情何以堪。典型如福建莆田的教师李庆霖，痛感于知青儿子状况之惨，冒险上书最高当局，坦陈其子处境艰难：“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

这封信写于1972年12月20日，直到1973年4月25日才转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26日即复信李庆霖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封信后来在知青中广泛传说，最直接的变化，是上面要求各生产队上报知青欠款情况，由财政买单，一律免除。杨宗遨和冯玉文的欠款，从此一笔勾销，生产队也松了口气。甚至有知青欠款已经补交的，生产队也替他申领了一份，让他喜出望外。我因为年年进钱，自然不在补贴之列。

这项知青政策普惠的同时，却没有人问过，李庆霖的儿子终年劳动，都口粮不够吃，年终无分红，一年中有半年时间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穿衣零用全靠家庭救济；请问当地农民何以度日？其境况之惨可想而知，又该如何救济？

我插队落户的公社，属鱼米之乡。知青处境因李庆霖上书最高领导后，引起重视，逐步有所改善。考虑到知青在生产队挣工分确实艰难，适逢区里规划修建沫江堰，在各公社抽调人力，各公社再摊派到大队，大队再落实到小队，生产队就安排知青参加。这样一来，天天都有活干，工分自然不成问题，还多多少少有点收入。又考虑沫江堰远在几十里外，几百人的施工队伍需要文艺生活，于是成立宣传队，将能歌善舞通晓乐器的知青纳入其中。这样的革命工分，比起在生产队挣工分要轻松许多，农民称之为“挣工分”。这些知青每天聚在一起排练节目，到工地演出，间或也回区所在地安谷场汇报表演。过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跳丰收舞的现象，也就自然消失。

我虽然没能被第一批招工，但大队发生的一场纠纷，却意外地把我送进了医疗站。当时大队医疗站刚办一年，有一男一女两个医生，年终决算，大队给男医生评了3600分，女医生2900分。依据是男劳力每天的工值是10分的标准，女劳力是8分，全年按360天计算。女医生没有意见，男医生却不认同，认为应该评4000分才合理。大队书记说：“一年就365天，怎么可能算成400天。再说大队的公益事业还有学校、供销社、打米厂，如果医疗站评了4000分，左邻右舍如何兼顾？”男医生威胁说：“那我不管。反正评不了4000分，我就不干了。”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遂成剑拔弩张之势。朱书记问：“你想好了？”男医生答：“是的。”大队书记点点头说：“好！一个月后我找人来替你。”

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当天我在田里插秧，早晨收工回来，正吃早饭，大队书记突然亲自来通知我：“吃完饭去公社医院，找王院长，一个月后回来，到医疗站上班。”说完不做任何解释，掉头就走。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全区乃至全县，医疗站的标配就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如果不是因为谈判破裂，我进不了医疗站。我的知青生涯，将艰苦得多。大队书记当时也是逼上梁山，必须在一个月内找到顶替者，他环视周围，相信我能胜任，就如同数年后恢复高考，大队很多人参加高考，他断定只有三个人能考上，果然一个不差，我即其中之一。在当时，我是一个特例，全区一百多个赤脚医生，就我一个知青。我在公社医院学习了一个月，回大队上班，才知道男医生已经妥协。这样一来，医疗站便由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这在全区乃至全县，又是一个特例。也是从此开始，不再有人争议工分，我的标准是3300分，因为我从生产队带过去的标准是每天9分。

我吃过饭上午就去了公社医院，找到王院长。一说明身份，王院长即说：“你们书记来打过招呼了。你要努力噢，快点学！”他拿出一本900多页的《农村医生手册》，说：“你先看，我上午下医疗站巡视，下午回来给你讲课。不懂你就问，这医院里都是老师。”有了他这句话，王院长不在的时候，医院里所有的医生我都可以请教，中西药房我都可以进去实习。当时有种急迫感，恨不得什么都学，什么都会。有病人来，我就去医生旁边站着，听病人叙述病情，看医生如何处方，不明白的地方就请医生赐教。没病人时，我就去中药房辨认中药，学习包扎，或去西药房看仿单（介绍药品性质、用途、使用方法的说明书）。后来，我买了一本陈新谦主编的《新编药物学》，查阅起来就更方便更全面了。

公社医院规模不大，九个人的编制。院址在公社机关旁边，毗邻杀猪房。从外观和内部布局看，应该是过去某个大户人家的四合院改造的。医生大多是本地人，有不少是全挂子医生，中西医内外科儿科妇产科都来。有的医术相当不错。因为出身不同，行医方向各有侧重。乡下人看病，对本地本方的医生都很了解，譬如儿科找谁，妇产科找谁，都心中有数。他们称呼医生有细微区别，西医出身的称医生，中医出身的叫老师，当然也可以不加区别的混称。九个人中，唯独有一个人，既不叫老师，也不称医生，全公社上上下下都称她“伍嬢”。她的职务是接生员，在医院从不坐班，也不参加政治学习，但谁家的女人什么时候生产，她一清二楚。整个公社一万多人，几乎家家户户的小孩，都是她给抱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公社医院，当时称卫生院，和大队医疗站组成了一个网状医疗系统，负责全公社的防病治病，卫生院更承担有对医疗站的培训指导任务。像栽秧打谷季节钩端螺旋体病的防治，夏秋季节根治疟疾的三日疗法，消灭血吸虫病中间宿主钉螺的喷洒药物，都是公社医院布置安排，由医疗站具体实施完成的。

王院长开始还每天下午给我讲一小时的课程，后来事情一忙，他就叫我自己看书。这时候我已经和医生们比较熟悉了，遇到提问，他们都有问必答。西药房的邓老师，遇到输液或注射针剂的患者，会叫我过去实习，告诉你操作规程。刘医生是志愿军下来的老医生，看儿科很有一套，内科妇科也来。他性格风趣，态度随和，和病家交流，相处融洽，询问病情，也聊家常。我看他治病，收获不少。他对我特别关心，有比较典型的病例，见我不在旁边，会特别招呼我过去讲解。

王老师出身外科，能炼制丹药和自制膏药，与王院长是同门师兄弟。治疗疮疖肿痛是他专长，病家有言：“要得松，找王本东。”有天我向他请教如何中药处方，他递给我两本书，一本《汤头歌诀》，一本《药性歌括四百味》。他说：“中医治病，先要懂药性，处方时，要依据汤头，随症加减。”要我先去背诵药性和汤头。我后来买了一本《新编中医学概要》，才发现中西医各有特长，兼收并蓄，中西医结合，对基层医院处理门诊大有益处。医疗站是最基层的防病治病机构，面对的是常见病多发病，早发现早治疗尤其具有临床意义。

如果说文革中有诸多恶政，那医疗站却是它唯一的善政。它的运作方式是合作医疗，以大队为单位，从生产队的公益金中每人提取1元，再自费缴纳1元，作为每个人全年的医疗费用。譬如1000人的大队，每年能收取上来2000元的医疗资金，医疗站拿到这笔款项之后，必须保证每个参保人全年的免费医疗。每次治疗只收取挂号费5分，出诊则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距离远近，都只收1角。

医疗站也对外开展诊疗。外大队或外公社来看病的，挂号也是5分，但拿药则要付费，药品按进价再加价15%计算。这就是说，看一个外来病人，如果他（她）的药费是1元，那么加上挂号费，医疗站可以有0.2元的利润。对医疗站来说，能够有这笔收入，一则表明医疗技术高人一等，二则医疗资金也会更加充裕。当时的药品价格都是公开的，同一规格别无二价。譬如中药材，专门印有一本《中药材价格表》，明码标价，我在医疗站将近九年，从未见它涨价。医疗站包括医院，计算药费，也是严格按15%的利润加价，不可能随意多收。过去有专门的机构核收你的价差。别问我从前的人为什么这么诚实，要问的是今天的人为什么变得如此没有底线。

我自小受父亲影响，很喜欢医生这个职业。我父亲12岁便在亚欧药房学徒，1939年日机轰炸乐山，药房被毁，老板胡乾书回苏稽避难，父亲失业。后来在一位涂姓姻亲的资助下，自己开了一家药房，又在成都春熙路、五通桥分别开设分店。1950年代公私合营，父亲去了成都，进入医院工作。我曾问过他学医好还是教书好，他答复说：“教书是冬瓜运，越老越起冬瓜灰；行医是海椒运，越老越红。”这话对我影响至深，终生不忘。

我一生中，最梦想的就是能读医科大学，能进一流的医院进修实习。再不济，能到县级医院接受培训也好啊！但这一切最终都成了奢望，十年中，仅有过一次，对全区赤脚医生分两期进行轮训，为期一月。我安排在第二期。给我们上课的，有区医院的王开发老师，上海医大毕业，也有从安谷医院、太平医院抽调来的中医老师。培训结束时举行结业考试，有老师说：“我这科你免考。”

几年后，恢复高考，我进了大学。回头一看，我在农村十年，许多人都不同程度给过我帮助，让我心怀感激。扩大而言，我也感谢大队书记，是他选择我当了赤脚医生，让我在经历了一年艰苦卓绝的田间劳动之后，担任了众人羡慕的医务工作。否则，十年的知青生活将形同深渊。十年后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农村，当时曾以为，我是同批下乡知青中最后一个返城的。直到前些年退休参加同学会，才知道1969年和我同一批下乡的知青，居然有比我在乡下呆得更久的，而且还是女知青！返城时年纪已经接近30或30出头，一直未婚。中国知青对国家的贡献，其实不在战天斗地改造山河，而是计划生育，他们因为迟迟不敢结婚，有效延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